在平等中构建和谐社会

放在历史的视野中来看,从鸦片战争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会”。《礼记》中把“大同”作为理想来追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孤废疾者,皆有所养”。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追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大同社会,倡导“天下为公”。毛泽东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是“大同”理想的尝试。 

这种理念坚持了100多年,到邓小平时代发生了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小康”这个词也出现在《礼记》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小康不仅仅意味着温饱,已经隐含着分化,但是人们提建设小康社会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邓小平当然没有把“小康”当做最终目标,那时他的“小康”指标很单纯,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算是达标了。后来,1983年他去了趟苏州,当时苏州人均收入已达到800美元,他继而认为人均800美元就足够了,可以实现六个目标,即解决人们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住房问题(人均20平方米)、解决城乡就业问题、解决农村人口外流问题、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基本公共福利、改变人们精神面貌使犯罪率大大减少。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期,“小康社会”的提法用得并不多,那时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 

到1990年代末,当我们回头盘点时,不免有一喜一忧。喜的是,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达到9%,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在欣喜的同时,也产生了忧虑。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上述六个问题中除了前两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之外,其他几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了。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口袋里面的钱可能多了,但是空气脏了,要花更多的钱清洁空气,清洁水源,还有其它一大堆恼人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之所以强调“全面”是因为以前对“小康”的理解太片面。 

新一代领导人现在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这个词在中国人听来并不特别,但译为英文“harmonious society”则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传统很讲“和”字, 钱穆先生将中国的文化精髓总结为四个字: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平、和善、和解、和蔼、和缓、和谐,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再到和谐社会,都是中国传统的延续。现在之所以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社会中有太多怨气、戾气,缺乏和气。 


建设和谐社会的三个基础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很可能整个饼做得非常大,但是这个饼的大部分被非常少的人拿走了,而大部分的代价被大多数人承担了。这个社会虽然发展了,但未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并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高压或其它因素的存在,可以使一个社会保持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未必很和谐,人们的气不是很顺。所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要让这个社会里的人气都比较顺,没有太多的怨气,心态平和,彼此交往谦让有礼、互敬互助。 

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三个重要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所谓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如果一个社会严重分化,两极尖锐对立,人的气就非常难理顺。人是有嫉妒心的,如果社会差别太大,人的嫉妒心难免非常强。他想要和你平等的愿望没能实现,他也会有强烈的受挫感。 

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还必须有一个政治基础,即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正式的机制。不是让人成天进京或到省城上访,然后被遣送回乡,又回来再上访,又被遣送回乡。而是他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时,有正当的渠道可以说话,他的诉求可以被整合成一定的意见,这个意见在整个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可以被听到。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一套政治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各个国家可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这么一套机制。 

和谐社会的建立还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这个社会仅仅是靠从第三方,或者从外部进行调节的话,这种成本太高,而且未必能把各方面的事情都调节清楚。 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人们都接受同一个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我们不是一个狼的群体,不是每个人相互为敌的群体。我们是一个人的群体,所有的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社会如果不好,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不和谐,大家的利益都会受损。今天的世界,要找一个标准的和谐社会很难,但是有些社会比另外一些社会更为和谐。比如说北欧,是比较发达的,也比较和谐。有些不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和谐,比如不丹。调查显示,在亚洲,不丹人民感觉最幸福。尽管他们的国家不太发达,但是很和谐。不丹有传统的协调机制,社会不那么分化。 


在寻求平等中构建和谐社会 

就中国而言,我们追求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够和谐。中国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现在都还不尽完善,在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比如社会分化,也许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难免变得更加复杂化、多元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阶层报告》,从1952年到2000年,社会阶层由简单到复杂,目前分十个阶层,可能还有更多),但是职业上的不同,并非必然导致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严重不平等。 

联合国开发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是讨论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我们一般关注的不平等仅仅是收入方面的,但是实际上有太多其它的不平等,比如教育、医疗方面的不平等,社保方面的不平等,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等方面,然后才是财富方面的不平等,等等。把方方面面的不平等汇到一块,这个图是很难看的。就是说,中国社会是很不平等的,不光和中国过去比很不平等,而且和世界其他很多国家比也不平等。我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和转机》,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世界191个国家评卫生公平指数,中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名。这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很难看的排名。 

常听到一个说法,一个社会发展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避免了这种情况,比如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 

除了收入差别,还有基本的安全方面的差别。最近国际劳工组织公布了一个报告《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专讲安全感。我们以前讲的安全都是公安部门打击各种犯罪,实际上安全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你有没有安全感,怕不怕突然因为生病失去收入,怕不怕失业,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就业无门。还有,中国存款率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全。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将中国排在最不安全的国家那一类。报告呼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公平的规则、具有团结精神的全球化、对人民更加负责和从本国治理做起。 

目前的利益调节机制也很有问题。以前社会比较简单,没有明显分化,有一个党愿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和谐并不是不可能。而在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仍希望有一个组织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就非常难了。这个时候就要建立一整套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使不同的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并得到协调。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中国的社会分化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跟我们政治体制里没有一整套利益协调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那么一套机制,普通民众、工人、农民、下岗工人、贫困人口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能够被整合到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话,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变得如此分化。所以,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相互关联的,二者同样重要。思想基础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如此不公平,却还要把气理顺,假装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则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认同到了一定的阶段会非常重要,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民众是有这种感觉的。 


和谐社会需要共同体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建立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讲的是纲常伦理:君要贤,父要慈,子要孝,等等。每个人强调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权利,这是旧时保持和谐的思想基础。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毛泽东时代,官方推行的思想基础也被大多数人实践。开始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后来讲大公无私,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最大利益,提倡这些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但这个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但我们又不信上帝,所以就没有人为大家了,这样就难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学生中有大陆人、香港人、美国人、欧洲人,其中欧洲学生共同体的感觉非常强。比如我讲需要有公众税收,增加一点个人所得税,中国学生总是很为富人担忧,说这个会不会影响投资呢?欧洲学生认为这不是问题,说40-50%的税收是应该的,用于再分配,使这个社会可以和谐,成为一个共同体。讲到东西德合并以后,彼此发展差距很大,西德拿出几千亿马克援助东德,若是在中国,上海市民可能会说,我们凭什么拿钱援助贵州?他们效率那么低下,还不如把钱花在我这儿,效率要高得多。这说明,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非常弱。这种意识,大陆比香港弱,香港比美国弱,美国比欧洲弱,大陆比欧洲就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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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开庭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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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的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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