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政治哲学    2009/10/01  
  一、关于恐怖主义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国外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早就开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恐怖主义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9·11”事件后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根源、类型、特点以及国际反恐对策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深化了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一)恐怖主义定义的共识与争议

  恐怖主义的定义是研究恐怖主义的逻辑起点。要有效打击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必须首先明确界定恐怖主义。至今,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探讨已成为分歧最多的研究课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恐怖主义的概念有109种之多。数量繁多的界定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定义恐怖主义时的种种分歧,这些分歧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恐怖主义具有政治性。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往往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正义或非正义的争论。“一方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说法就是这种国家或民族利益对立的绝妙写照,也凸显了各方在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时难以调和的对立。

  有学者指出,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体系的结构决定于各行为体对自身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将这一假设用于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上一种被普遍使用并且适用的政治手段。广义的恐怖主义应该包括所有具有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其中应该有国家暴力行为、团体暴力行为和个人暴力行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权逐渐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体垄断,一般定义为团体或个人的反政府、反社会的暴力行为。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随着国际公共权力进一步向美国集中,美国基本掌握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权,并借此领导国际反恐运动,进一步巩固其霸权地位。美国垄断恐怖主义定义权的目的不是达成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定义,并进而建立一个巩固的反恐怖联盟,而是为了实现至高无上的美国利益。[①]

  我国学者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也多有尝试,比如: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暴力实施者基于政治目的的对非武装人员(包括军队非战斗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目的是以特殊的手段把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逼迫其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情。”[②]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以非法、非理性、违反人类社会公认准则的方式,用暴力、威胁或其他破坏性手段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或其他非纯利己目标的思想逻辑和实践活动。”[③]

  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由于各自的立场、观察角度和利益不同而对恐怖主义的概念有形形色色的解释,但对恐怖主义的几点本质特征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④]

  其一,恐怖主义具有暴力性,或曰破坏性。恐怖主义具有的暴力性是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暴力相区别的,它是违法的,首先是一种刑事犯罪。这点共识是当前国际反恐立法的基础。

  其二,恐怖主义具有政治性。政治性是将恐怖主义同一般意义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的标志。恐怖主义往往怀有某种政治或宗教信仰,希冀实现某种政治或宗教诉求,其政治动机一般是为了影响或改变一国的国内或国际政策,而暴力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政治性也是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难以解决的焦点所在。

  其三,恐怖主义具有恐怖性。恐怖主义行动往往是通过精心准备,对打击目标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而且手段残忍。恐怖行为还着重在公众中制造一种心理震慑效应,这些都会在社会上制造出极大的恐怖气氛。恐怖主义正是利用这种气氛来达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换言之,“恐怖主义是个剧场”。

  其四,恐怖主义具有工具性。恐怖主义针对的对象是非战斗人员和非军事目标,即特定指向无辜平民。恐怖主义者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是为了制造恐怖,然而制造恐怖并非其最终目的。制造恐怖仅仅是恐怖主义者的手段或策略,是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恐怖主义不像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策略,是任何持各种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以利用的工具或策略。

  国内外政界和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的分歧:[⑤]

  第一,恐怖主义是否应该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否定者认为,“给国际恐怖主义下一个客观、中立和一般同意的综合性定义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极强的政治性决定了界定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甚或偏见性,目前已经制定的12个与恐怖主义的具体行为有关的国际公约,虽然没有包含综合性定义,但是并没有影响它们在打击相关形式的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作用。肯定者认为,为了便于打击恐怖主义时准确锁定打击目标,确立一个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第二,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判断有明显分歧。以西方为主的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判定主要基于袭击行动的后果,亦即从司法与犯罪的角度进行判定,并不注重从政治角度去深究行动者发动恐怖袭击的动机;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强调要关注恐怖主义的动机。

  第三,具有政治目的是否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必要条件。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全球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性的共识就非常明显。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将非政治性的恐怖活动排除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范畴之外,无疑会将关于恐怖主义活动的解释狭隘化,不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向恐怖主义做斗争。

  第四,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价值判断各不相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主要从人权和国际安全的角度完全否定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为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和宗教信仰而发生的恐怖性袭击行动仍然持肯定态度。

  第五,国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问题,尤其是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直接相关的国家恐怖主义问题。国际社会的各主权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判定,无不取决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一些国家对直接危害自身战略利益的恐怖主义持坚决反对态度,而对于直接或间接有利于自身战略利益的恐怖主义行动,则往往态度模棱两可甚至与国际社会唱反调。

  第六,各国在对恐怖主义进行界定的主体认同方面存在分歧。对界定主体的认同实际上关系到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以谁的判断为标准的问题,是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还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联合国?

  第七,关于是否将恐怖主义界定为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西方国家往往将恐怖主义仅仅界定为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总是把国际恐怖主义等同于弱小国家或势力针对西方大国或强国的恐怖主义,而把强国针对弱国或小国的暴力攻击活动(如暗杀、轰炸民用目标)仅仅视为一种报复性行动或军事打击行动而排除在恐怖主义范畴之外。弱小国家当然不可能赞同这样的双重标准。

  总体上讲,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与类型,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虽然倾向于与国际社会“接轨”,但尚未在这个问题上清楚地体现自身所要维护的价值观念与国家利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恐怖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恐怖主义”(terrorism )之说,最早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种革命手段而出现的。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封建贵族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当时的封建贵族就把雅各宾的措施称为“恐怖主义”,是“恐怖统治”的同义语。后来,恐怖主义逐渐被用来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而对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使用强迫手段造成社会恐怖的犯罪行为的总称。如果这种恐怖不限于一个国家,而是与两个以上国家有利害关系时,就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恐怖主义的萌生期。从18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乃至其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激化。于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纷纷以恐怖主义行动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和殖民入侵者。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恐怖主义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其始作俑者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演化而来的革命党人。1881年3月13日,俄国“民意党”人在彼得堡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起事件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典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此后的一段时期,恐怖主义又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工具,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便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的杰作,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之后,恐怖主义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恐怖主义的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恐怖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当代恐怖主义的大爆发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般把1968年作为当代恐怖主义的元年。1968年后的恐怖主义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多,而且由于新闻媒体和科技革命的作用,在打击目标和手段等方面上也与过去有质的不同。此间,在两大阵营对峙、冷战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许多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了恐怖主义的热点。明显增多的劫机、爆炸和绑架等,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恐怖事件,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和范围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其手段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化,从而酿就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大爆发。

  第三阶段是恐怖主义的猖獗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趋势。[⑥]

  (三)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原因

  在对当代恐怖主义性质的认识上,世人的基本共识是: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是对全人类安全的共同威胁。这一基本共识也是世界各国反恐统一行动得以实施的基础。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恐怖主义是对西方文明和“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理念的挑战。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左派还是右派,西方人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⑦]在分析恐怖主义的根源方面,国外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学以致病理学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起来看,对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的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1)导致恐怖主义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背景;(2)恐怖主义的动机、目的及意识形态;(3)作为手段的恐怖主义;(4)恐怖主义分子的个人背景和心理。[⑧]

  我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应该承认,恐怖行为的原因在于国际、区域或国内政治生态的失衡,社会经济结构的缺陷甚至非正义性,以及非暴力解决途径和正义伸张渠道的缺失。但也必须看到,当代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确有其特殊性,包括其动机的颠覆性,其信念体系所蕴含的普遍征服、绝对统治和不容异端的绝对主义特征。”[⑨]“恐怖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是与特定的国际体制、与某些国家的特殊政策和做法有联系的,正是这些特定的国际体制和国家政策,比如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与政治制度,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及在美国庇护纵容下发展出的以色列对待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对待巴勒斯坦)的铁血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众多矛盾和冲突,成为各种国际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主要温床或催生剂。”[⑩]具体讲,可归纳成几点:

  1.政治上的不合理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野蛮主义潜藏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品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暗面。恐怖主义则是野蛮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恐怖的因子。

  有学者指出,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无外乎两大原因:第一种原因,当某一个国家的政权体制出现意识形态危机时,各种反对团体便应运而生,它们为了达到自己通过正常渠道难以达到的目的,极可能不惜采取暴力行径,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将自己的意志传播出去,进而向社会施压,向当权者讨价还价。第二种原因,是在跨国间权力斗争出现不均衡的时候,一些力量弱小的集团或个人,为了向国际对手“讨取公道”,很可能通过极端暴力手法制造血案,要么“报一箭之仇”、“解一时之恨”,要么显示存在,表达心声,引起国际关注,促使事件的早日解决。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诱发了大量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国家之间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极大悬殊,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与微弱小国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同时并存,这些都是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简单说,恐怖主义是国际政治旧秩序造成的恶果。

  2.经济上的不公平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南北关系恶化和最不发达国家贫穷加剧是产生恐怖狂热势力的温床。进入新世纪,发达国家已进入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有些甚至还是落后的农业国或矿业国。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体制性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发挥恶劣作用的结果。这个旧秩序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种旧秩序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无法得到应有的体现,它们的发展权受到严重制约,导致这些国家资金不足、债务负担加重、贸易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二是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同时并进的,它从整体上加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战略、发展道路、实际利益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允许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同时进入场地比赛的拳击规则。经济全球化如果按照现有的方式推进,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全球化既给了富人和想成为富人者以机会和想像,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新的反抗手段。

  3.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是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

  战后国家间的政治斗争残酷激烈,阶级、种族和宗教矛盾日益尖锐,同时现代世界在造就物质辉煌的同时,也使信仰、宗教的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这是恐怖主义泛滥的文化根源。由于许多民族矛盾未能获得很好的解决,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目前,全世界在文化问题上存在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某些国家为维护它们的霸权地位,不断鼓吹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而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国家为了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而陷入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这两种倾向导致了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文化以普世文化自居,不能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自然会引来人们的反感与拒斥。

  4.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开放性和民主制度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延伸,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往更加便利和频繁,这种更加便捷和宽松的环境,也为恐怖分子的活动和存在创造了便利条件。有学者指出了民主社会的困境:人们有选择居留地的自由,有信仰自由,有结社和组织活动的自由,有通讯联系的自由,有买卖武器的自由,人们在无“合理根据”时免于检查,并且不承担“合理根据”的举证责任。于是,一群青年人走进美国社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准备为“圣战”献身,不承认一切道德规约,他们相信邪恶的西方政府所干的邪恶勾当要由这个社会的民众负责,因为是他们通过民主选举制造了这样的政府,他们把杀害民主社会的妇女儿童视为扫除邪恶时不可避免的牺牲。你要限制他们的自由吗?那么根据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你必须投票限制全体公民的自由,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有的学者提出,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逻辑上来讲,恐怖主义大多是强者压迫弱者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弱者反抗强者的产物;从社会原因来说,恐怖主义者之所以要搞恐怖主义,通常是因为他们对一个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绝望情绪和不满情绪;从心理原因来说,恐怖主义者对自身生活与成就的不满,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即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献身于恐怖主义活动。另外,有人指出,恐怖主义的盛行和恐怖组织的壮大,美苏两国的冷战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仇恨存在,以暴力行为为特征的恐怖主义就会存在。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或宗教之间多种矛盾尖锐化、极端化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斗争方式。[11]

  6.恐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渊源

  其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是源于欧洲的一种思想传统,即臣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曾对恐怖主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冷战后,对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极端社会思潮是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潮。[12]

  7.有学者对现代恐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

  现代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发生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二者都含有批判、否定、摧毁和非理性的意义,特别是现代恐怖主义在决策上具有非常规性,在目的上具有反中心性,在方法上具有非理性,在后果上具有破坏性,这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二者也有区别,如恐怖主义体现着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绝望情绪和价值取向,而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则抱有深切的关怀。对二者的同异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恐怖主义及其产生的文化背景。[13]

  对于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也存在不少分歧。大体而言,主要的认识分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否是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少数“无赖国家”和极端势力对美国和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反对与仇视,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内在原因,因此,只要美国和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存在一天,只要“无赖国家”和极端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国际恐怖主义就不可能被消除。

  第二,宗教与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关联性。有人认为(特别是西方不少政要和学者),宗教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还有人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混同,认为伊斯兰教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但是,相反的一种意见认为,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主张和平的,坚决反对把宗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宗教极端主义恐怖活动只是利用宗教或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宗教无关。与此相关的一个分歧是,是否存在“邪教”恐怖主义的问题。

  第三,恐怖主义是否是文明的冲突所引起的。西方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根源,从而在实质上把恐怖主义归因于伊斯兰文明的反西方文明性质。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不赞成将恐怖主义归因于文明的冲突,而强调现实世界的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因素是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

  第四,贫穷、南北经济矛盾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贫穷是恐怖主义滋生的经济根源,南北经济矛盾的不断扩大是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经济根源。但是,也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政治问题,它滋生的原因只能从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因素中去寻找。

  第五,新闻传媒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有的意见认为,新闻传媒是恐怖主义的“氧气”,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构成了恐怖主义的最核心要素。但不少人认为,对新闻传媒消极作用的评价要客观,虽然它的宣传报道存在传染效应,但是决不能说没有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恐怖主义就不复存在。[14]

  (四)恐怖主义的类型

  出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各国的学者在恐怖主义组织的分类方法及恐怖主义类型等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认为目前国际上对恐怖主义有7种分类方法:主体分类法、性质分类法、政治目标分类法、特点分类法、目的分类法、内容分类法和手段分类法。不同的方法自然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令人眼花缭乱。尽管世界上的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林林总总,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分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以什么标准或出于何种视角,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基本类型的划分大致为以下三种:1.极端民族、种族、宗教类恐怖主义组织;2.极左、极右型恐怖主义组织;3.邪教型恐怖主义组织[15].

  目前,国际社会采用较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类方法。据统计,全球的主要恐怖组织有1000多个,按其性质不同,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极端宗教恐怖组织;二是极右翼恐怖组织;三是极左翼恐怖组织,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四是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五是黑社会恐怖组织。

  (五)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16]

  1.恐怖主义国际化或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和活动也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在当今世界上,已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来的负面现象之一。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在于:一是目标的国际化,二是行动的国际化,三是组织系统的国际化。恐怖主义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破坏性加大。另外,恐怖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日趋多元化、规模化,有从传统的走私、贩毒、绑架勒索等向新经济领域渗透的迹象。

  2.目的政治性和思想狂热性。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消灭和摧毁行动目标,而是要制造恐惧和惊慌以影响公众的心理,造成特定的恐怖气氛和政治压力,从而对政府和特定的社会团体形成压力和威慑,迫使对方(通常是政府、社会团体)做出让步,以便达到政治报复、破坏统治秩序或影响政府内外政策的目的。恐怖活动大多具有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动机,有着强烈的信仰支撑和精神动力。恐怖分子的行为动机与一般暴力犯罪不同,其行为特征也不相同。他们思想顽固,精神狂热,行为极端,根本不受法律、道德、传统和舆论的约束,具有反人类的特点。

  3.主体组织性。现代恐怖主义活动通常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出现。因为只有依靠严密的组织,才能拥有充足的人力、财力和必需的犯罪装备,才能进行经常性的、持久性的恐怖活动。恐怖组织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活动诡秘,其人员的募集和训练、目标的选择、方案的制订、手段的运用、工具的使用、力量的组织以及逃跑的路线和方法,一般都经过精心准备和密谋策划。

  4.恐怖手段的高科技化。高科技的发展像一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更有利的武器,也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向高智能、高科技方向发展,以致传统的暗杀、爆炸、绑架、劫机、施毒等手段不断被使用的同时,利用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也渐露苗头,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可以预见,一旦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控制和掌握了城市生活的命脉和毁灭性的武器和技术,形成能够对环境、对人类、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能力和手段,其危害将无法估量。

  5.恐怖方式的暴力性、残酷性。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范围和对象在不断地扩大,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趋势。如果说传统恐怖活动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死”的话,现在的恐怖活动是“既要更多的人死,也要更多的人看”。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他们抛却了传统的恐怖活动尽量不伤及一般平民的顾忌,而企图以大规模屠杀平民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或以此打击政府威信,或破坏其国际形象。现在恐怖主义在活动方式上已有重大变化,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用,恐怖活动从以前的小规模袭击,转化为大规模的进攻。“9·11”事件的发生已经把恐怖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恐怖分子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有能力攻击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所以有人说这不仅是对美国的攻击,而且是对现代文明的攻击,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恐怖主义已成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也有人把它和政治腐败、环境污染并称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

  6.目标象征性。恐怖活动的袭击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些目标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所在的地点或者其活动,象征着恐怖分子要反对、破坏或报复的制度、政权或秩序。恐怖活动者与其具体侵害对象之间往往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和现实联系。

  7.以美国为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愈演愈烈。冷战结束以后,将美国当做袭击目标的恐怖活动呈上升趋势。

  8.恐怖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共谋“发展”,恐怖主义组织间有进一步联合、合作的倾向。冷战结束后,中东、南亚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引发的恐怖活动出现了许多爆发点。有学者将与宗教矛盾或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恐怖主义活动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与民族分离主义相结合的恐怖主义,历史最久而又最典型的就是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活动;二是以宗教极端主义为主的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烈的恐怖活动,并且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代表;三是宗教膜拜团体的恐怖主义,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可以称之为邪教恐怖主义。

  9.现代大众传播系统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刺激作用。大众媒体是影响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它与恐怖主义的各自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伙伴关系”。某些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对政府开展反恐行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大众媒体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已为各国所认识,媒体也成为政府反恐行动中的特殊武器,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媒体也被某些国家视为制造“恐怖主义”标签、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

  10.极左翼恐怖主义式微,极右翼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在冷战时期,相当一部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在极左思潮指导下从事活动的,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些组织及其恐怖主义活动日渐式微。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新纳粹为代表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势力却在某些西方国家死灰复燃。它们不断掀起极端种族主义的排外浪潮,宣扬新法西斯主义,制造种种恐怖事件。

  (六)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的暴力现象,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恐怖主义组织采取恐怖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对政治进程(国内的和国际的)施加影响,改变政治现状。其行为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滥杀无辜制造恐怖气氛,间接影响政治进程;另一种是通过打击既定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当然,对恐怖主义的影响也不能高估,因为从长远来看,恐怖活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进程的。[17]

  有学者认为,现代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阻碍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引发外交争端,激发军事对抗,制造民族分裂,扩大民族矛盾,加速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经济上,通过直接攻击经济目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破坏正常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混乱。一方面,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和需求心理,加速市场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促使生产者和投资者出于安全的考虑改变投资倾向和投资收益预期,影响全球性的资本流动。另外,世界各国的某些反恐措施在客观上也限制了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使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从而放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军事上,现代恐怖主义不仅成为现代武装冲突的诱因,而且在电子战、信息战、核子战、化学战、生物战技术和物质储备达到相当高程度的今日,对世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对一系列军事理论和军事安全理论提出了挑战,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恐怖主义已经从“软安全”的思维框架发展到“硬安全”。这不仅强化了全球合作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为建立国际合作安全机制提供了历史性前提。

  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斗争也导致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趋突出。在整个反恐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称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另一方面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搞单边主义,自行制定全球反恐游戏规则,企图按美国人的意志维持世界秩序。第二,大国关系得到积极调整。国际反恐斗争毕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美国不可能独家来完成,因而它也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并以此为基础,改善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同时,在国际合作反恐斗争中,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它们也愿意与美国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充分的合作。第三,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反恐斗争使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东的地区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第四,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作用增强。在这场反恐斗争中,世界主要大国大都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仅靠国家同国家之间的磋商是不够的,因此,世界和地区性大国大都加强了多边磋商,重视发挥联合国、区域组织和专门组织的作用,以共同协调处理跨国问题,从而加强了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在国际和地区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的安全观也有了重大变化。“9·11”事件后,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日益提高。[18]

  (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中国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相对较少,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也比较小。但是国际范围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屡屡发生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中国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

  1.中国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地缘联系”。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的刀口浪尖上。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三股恶势力在中亚地区迅速膨胀使这里已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和“大本营”。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经联合,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2.“疆独”和“藏独”——中国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恐怖活动呈活跃、上升势头,除了受境外“三股恶势力”的影响和策动外,还缘于这一地区所固有的复杂民族问题。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呈现出极端的色彩。“东突”势力的分裂恐怖活动逐渐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藏独”近年来也呈现出暴力倾向。达赖集团中的激进组织,如“藏青会”和“藏妇会”等,极力主张开展暴力恐怖活动。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民族分裂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与恐怖相联系的趋势,将使中国边疆地区安全形势和社会治安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3.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利益的再分配、贫富不均、失业问题以及腐败现象等极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也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不少恐怖主义的“苗头”,发生了不少带有恐怖色彩的事件。近年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社会基础。[19]

  据《中国国际形势问题报告》称,当今中国的恐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分裂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进行的恐怖活动;二是以极端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攻击性恐怖活动;三是以个人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恶性恐怖犯罪活动;四是帮派及黑社会势力所进行的恐怖活动。[20]

  (八)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与合作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美国单极霸权的膨胀埋下了“非对称冲突”的种子。“9·11”恐怖活动其实就是在无法与美国进行正常交锋的“非对称冲突”下采取的极端行为。苏联解体、冷战终结造成了美国的单极霸权,而“9·11”则揭开了“非对称冲突”时代的序幕。可以预见,伴随着“非对称冲突”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非但不会减少,反而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敌对力量。人类将不得不面对恐怖主义这一顽症的严峻挑战。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恐怖主义活动就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稳定和安全的致命威胁。“9·11”事件犹如警钟长鸣,促使世界各国日益重视恐怖主义问题,纷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恐怖主义的防范与打击。

  1.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

  (1)一些主要国家把反恐斗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不少国家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并据此调整相关领域的战略。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澳大利亚等甚至相继提出“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在各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美、俄两国调整最全面、最深刻,影响也最大。

  (2)采取强力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各国重视对恐怖主义的防范与打击,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推进反恐立法,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

  第二,在加强、扩大传统情报机构职能与权力的同时,组建新机构和设立新职位,肩负反恐情报职能。

  第三,调整工作方式,服务反恐怖情报需要。

  第四,加大经费投入,为加强人力情报、技术情报以及提高情报分析质量提供资金支持。第五,不断拓宽国际反恐斗争合作领域,使恐怖分子无处藏身。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恐怖分子藏身之地越来越少。[21]

  有学者对西方国家反恐怖主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首先,在反恐怖主义原则方面,西方国家的反恐怖主义原则可以归结为:(1)法治的原则,就是反恐怖主义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在坚持法治的原则内开展。(2)不妥协的原则,因为从理论上讲,对恐怖主义的任何妥协都将会招致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并为未来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3)无差别性对待的原则。实践中,很多西方国家是把恐怖分子作为普通的刑事罪犯来对待的,他们并不享受政治犯的待遇,不能享受任何特权,也不存在赦免的问题。其次,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从法律制度、反恐怖主义的机构设置上着手:(1)从法律制度上,针对恐怖主义,西方国家大多制定了相应的反恐怖主义法律。(2)制度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在机构设置上进行了调整。为此,西方国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全国性的反恐怖主义的领导机构;二是建立专门同恐怖分子做斗争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队。例如,英国“第22特别空勤团”、德国“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俄罗斯“阿尔法”部队等。[22]

  2.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

  国际社会在开展反恐怖斗争的过程中,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有的分歧仍然很难调和。大体而言,在反恐怖问题上的分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军事手段在反恐怖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意见认为,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犯罪问题,因此反恐怖主要是警察机关的事,军队一般不应介入,即使情况严重到军队必须介入,也必须明确军队只是辅助作用。但也有的意见认为,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打击对方的不对称战略的当今时代,恐怖主义已不再只是一般性的犯罪问题,而是越来越上升为一种弱者打击强者的军事战略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军队在反恐怖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摧毁恐怖组织基地和反恐怖战争中,军队甚至处于决定性的关键地位,其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对于打击国家支持型恐怖主义,军队的地位与作用则更为突出。

  第二,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军事力量打恐是否需经联合国授权。有的意见认为,对于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的暴力袭击,主权国家有权进行自卫,而无需联合国授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特别是对于没有国家背景的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进行军事打击,应经联合国授权。与此问题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地位,也存在不同看法。普遍的一种意见认为,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主导与协调作用,推进国际社会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反恐怖合作。但也有人认为,联合国与安理会只应是推动国际合作的一个协调场合,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只能起协调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他们不赞成让联合国与安理会来主导自己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怖斗争。

  第三,关于反恐战争中恐怖分子的惩处及其待遇问题。有的意见认为,既然是反恐战争,那么参与其中的恐怖分子应被视为战斗人员,被俘后也应享受战俘待遇,应在军事法庭中进行惩处。但也有意见认为,恐怖分子是非法战斗人员,可在军事法庭中惩处,也可在地方法庭中惩处,但无论如何不能享受战俘待遇。

  第四,关于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对策。普遍的一种意见认为,反恐怖重在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而这种根源就在于贫困、贫富两极分化、民族不平等、宗教偏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平与不合理。但也有意见认为,恐怖主义并不源于贫困,而是源于不民主;国际恐怖主义不是源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南北经济矛盾,不是源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是源于一些国家和人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仇视。因此,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应是致力于推进全球社会的西方民主化,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政治经济制度改造那些非西方国家与社会。

  第五,关于因打击恐怖主义而引起的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倾向性不同的分歧意见。有的意见认为,恐怖主义正是想通过恐怖活动来制造恐怖气氛,破坏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在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关系中,要更多地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方面倾斜,或者进一步说,打击恐怖主义要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此而可能对公民权利产生的不利影响与冲击。有的意见认为,应在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关系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既保障安全,又不过多地影响公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但也有的意见认为,自由与安全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办法是非常困难的。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安全是第一位的和基础性的,没有安全就谈不上自由。所以,在因打击恐怖主义而引起的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关系中,应首先向安全方面倾斜。[23]

  第六,“9·11”事件后,打恐已成世界政治的最大焦点。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对如何打恐和通过打恐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歧见颇大。是否尊重国家主权、是否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是否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和是否遵循国际法是两种秩序观的分水岭[24].

  3.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努力方向

  后冷战时期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说明恐怖主义的治理不是一两个国家所能做到的。要在全球消除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但就目前的国际反恐合作来说,形势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第一,合作反恐的认识基础十分脆弱。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国家利益、价值观的不同,各国不仅在什么是恐怖主义问题上缺少共识,而且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治理的方法也严重缺乏共识,这是导致难以展开有效国际合作的根本原因。第二,现行的反恐条约体系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缺乏一个具备普遍权威的反恐合作的条约机制。第三,美国反恐战略单边主义行为,对国际合作反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切实有效地推进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社会仍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25]

  (1)转变安全观念,摈弃双重标准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同样影响到了人类的安全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人们就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安全理念。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合作安全”等概念,人们对安全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恐怖主义的泛滥恰恰表明确立这种新的安全观的必要性。尽管人们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实际行动中,仍沿袭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就目前来看,“9·11”事件使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上,但其安全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仍然是国家,并且借反恐之机行一家之私,致力于实现其力量的全球部署,目的在于防止出现任何敢于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而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也同样不利于国际反恐合作。尽管联合国已经把车臣非法武装、“东突”等组织列入了恐怖组织黑名单,但是一些国家在实际操作上的行为还是让人感到疑惑。

  (2)建立国际合作反恐机制

  由于恐怖主义在国际上的蔓延,倡导以全球整体安全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反恐机制成为一种必然。建立国际合作反恐机制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完善国际反恐法律体系;建立国际合作反恐的组织体系。

  自从恐怖主义出现以来,国际社会就为根除这一国际政治中的恶疾而进行了不懈努力,目前已经制定了12个与恐怖主义的具体行为有关的国际公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现行的国际反恐法律框架内,基本上都回避了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只针对特定行为制定公约,将恐怖主义具体规定为各种行为,从而给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恐怖主义行为带来了困难,也使一些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成为可能。

  有学者指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统一国际恐怖主义的认定标准;二是反恐行为必须遵守相应的国际法规范。否则,不仅反恐难以展开,还可能导致国际秩序更加混乱。打恐要符合国际法规范,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打击的主体(谁有权打)、打击的客体(打击谁)以及打击的方式、方法及程度(怎样打)。这里既涉及实体问题,也涉及程序问题。

  由于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治理恐怖主义需要全球的合作。有效的反恐合作离不开当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联合国理应起到反恐的主导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联合国自身的性质和局限性,其作用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全球性反恐机制仍有待在联合国主导下,以国际公约为基础,逐步建立、发展与完善。这是因为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趋势,需要联合国迅速有效地采取整体措施;同时,仅用军事镇压手段尚不足以根除国际恐怖势力,必须借助政治途径才能最终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而联合国在政治解决方面又具有独到的能力。但是,从国际反恐合作的现实来看,美国主导的反恐国际机制占了压倒性优势,联合国机制在反恐斗争中却被边缘化了。

  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该组织在2001年6月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做了明确的界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还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各级执法、情报和军事等机构的合作机制。到目前为止,该组织是所有区域组织中在反恐合作方面机制最为完善的组织。有学者提出,透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成功的模式,我们不妨设想建立这样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机制:第一层次是建立并加强双边与区域反恐合作;第二层次是在区域反恐怖主义合作联盟之间展开打击恐怖主义的情报、执法、军事等机构的合作;第三层次是各区域反恐怖主义合作联盟在联合国展开对话,通过联合国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总体战略,并由联合国负责监督落实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这样一种全球反恐怖主义合作机制,符合当前全球一体化与多极化发展趋势。

  (3)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彻底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2001年9月14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哀悼“9·11”事件罹难者的活动中指出,“防止恐怖、暴力和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公正的果实将是和平的到来”。当前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也是由西方制定的,南方国家在这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不断被边缘化。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冷战后美国和西方试图建立的代表大国和富国利益而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加深了国际社会成员间的鸿沟。2003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发言指出: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是反恐的基础,只有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铲除恐怖主义孳生的根源。只有缩小差距,推动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使恐怖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真正实现共赢、共享、共存的全球发展战略,才能让恐怖分子失去藏身之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要尊重多样性,实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主导国际政治舞台的西方大国,要在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负起更大的责任。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打击恐怖主义应注重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把重点放在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上。特别是当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必须得到改变,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应尊重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以反恐为名随意对别国发起战争,或以其他方式干涉别国内政。(邵峰执笔)

  二、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

  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全球化”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视角相对于过去更为宽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深入。2002年的全球化研究对全球化的再认识、全球化中的文化因素、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和反全球化现象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内涵认识的加深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及两重性上,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这一阶段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广泛确立为前提,以世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塑为基础,以生产要素的全球规模的循环流动为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可以用世界贸易额的增长和各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资本国际化的程度、生产的国际化程度、劳动力国际流动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在缺乏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构成一定的风险,提出某种挑战。[26]

  第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又是与资本主义相伴随而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内在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也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其未来发展前景将会是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奠定基础。[27]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形势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发展,使时代具有了一些新特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信息技术正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国际分工逐步由垂直转向水平方向;全球化由经济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扩展;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非零和游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基本规则。[28]经济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能否持续,深受世界形势的影响。世界和平是经济全球化得以继续深化的重要条件,而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对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要使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必须改革现行国际规则,最终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9]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一,国际层面上南北差距扩大。全球化过程中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在扩大,由于技术鸿沟、数字鸿沟的出现,发展中国家缩小这种差距的努力也变得更加困难。[30]其二,各国内部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扩大。除了表现在财富占有上,更主要的表现在信息占有上。要解决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带来的“现代性隐忧”问题,必须重新确定一种全球化道德。[31]

  第五,提出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呈现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具体说来,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有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之间的矛盾、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因素、文化差异、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国际债务以及区域经济集团等。[32]

  第六,对全球化的认识更加全面丰富。对于“全球化”的概念,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方法论,人们所给出的定义也不一样。一般理解,全球化的发生首先来源于经济领域,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因此全球化实质是经济全球化,其含义是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它是对经济新发展、新特征的概括,虽然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同时有学者提出,全球化的内涵决不止于经济的层面,因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并不能孤立地、单向地向前发展,它必然要外溢至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所以对全球化的认识不应停留于经济层面,而应有宏大的理解框架。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这一概念有“现代性”或“全球性”的含义。全球化的本质要求确立这样一种意识以及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即世界日益趋向于一个单一的社会空间,但同时也越来越包容了各种多样性的事物,这种多样性反对强加的同一性。这种趋势集中反映了目前这个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它本身要求一种广泛的世界性的视野以及围绕着一整套共同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来改造世界。因此全球化本质上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关怀下的多样性。有学者提出,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全球化,应特别注意四个理论症结:全球化绝非单一的全球化,而是全面的全球化;全球化区分为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的全球化;全球化具有主客双重性;全球化体现为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并存。[33]

  (二)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销蚀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正在各个方面改变民族国家的面貌。

  第一,全球化带来国家职能的变迁。“全球化时代国家职能至少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再是包揽一切、统管一切,而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力管它该管、应管的事务;其二是某些国家职能淡化甚至从一些领域退出的同时,某些职能又强化了,或者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增加了一些新的职能;其三是国家的对外职能相应强化,外交活动对国家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但国家职能的这种变化只是相对的,全球化更多的是改变了国家作用的方式,国家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化给国家还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职能增加了新的内容,国家的对外职能趋于强化,外交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34]“国家职能的对外延伸是形成国际制度的基础,表面上的选择却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国家职能不断强化的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不同国家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出现更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增加了国家职能的重要性,而不是弱化了国家职能。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发展中国家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弱化国家职能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强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全球化的干预和管制自然是应该被淘汰的,但必须代之以新的手段和职能,这些新的手段和职能又应该是可以向国际延伸的。”[35]

  第二,全球化加快了国家边界的消融。“依其边界,民族国家维持着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至高地位。”“然而,全球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它无情地销蚀民族国家的边界,从而使民族国家赖以成就现代规划的基础遭到了缓慢但几乎是致命的颠覆。”由于国家边界日渐模糊,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分别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全球公共观念和共同安排的增长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而逐渐超越边界的限制。[36]

  第三,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呈现相反相成之势。由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对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国际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将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维的。[37]

  (三)全球化所带来的广泛的国际政治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

  第一,全球化促进了国际机制的发展。全球化理论是探讨国际机制的理论大背景和根本基础。“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国际机制理论与全球化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球化理论为国际机制理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背景和良好的发展机遇,提供了验证条件和手段,对国际机制理论的整合深具启示意义。“国际机制理论是一种发展中的理论,全球化理论也如此。这两种理论在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中的指示和启示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且,它们也将互相辉映、互相促进,为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的出现提供参照。”[38]

  第二,全球化强化了公共性的需求。公共性首先是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应该成为一种争取平等权利的战争呼唤。现行国际秩序仍然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之上,从而违背了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建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国际新政治必须以公共性的建立为依据,以主权平等为原则,承认差异的政治和多元的文化,并建立国家间的集体友谊与互助体系,以寻求全球化环境下最大可能的国际合作与世界秩序。[39]

  第三,全球化对反恐的双重作用。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一方面为消除全球性恐怖主义创造了各种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极端倾向。现代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既根源于全球化的背景,又影响全球化自身的发展。[40]反恐战争是一场世界范围的,以军事为主导,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手段相结合,广度和深度空前的战争,这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反恐战争的特点是,作战对手有可能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恐斗争中,坚持建立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协商机制,实施合作安全战略,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除此之外,全球化还产生了很多具体的国际政治经济的问题,如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收入分配问题、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重构、发展中国家汇率问题,等等。[41]

  (四)全球化中的文化因素

  全球化虽然首要体现为一个经济过程,但同时也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产生强烈的渗透和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而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现今世界仍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只是与以往依靠武力手段不同,全球化中的权力扩张更为隐秘,更具欺骗性,文化方式也因而成为主要手段之一。[42]

  第一,全球化加剧了民族文化间的激荡。全球化使各种文化更加接近,通过传媒相互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各种文化原有的特点,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传统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但另一方面,世界各种文明之间、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发生碰撞和冲突,深刻冲击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同质化与异质化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将同时并存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是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也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43]在对待文化领域的全球化问题上,一方面要承认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和融合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决不能忽视文化交流中的副作用及其危害。

  第二,国家对文化主权维护的强烈诉求形成了国家回应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多彩文化世界里保持和强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仍是新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个国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国文化之长,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全球化既成为一种历史潮流,那么正确的策略是对其因势利导,使全球化朝着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方向发展。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对于中国来说,应特别注意:(1)以先进文化抵制文化的“西化”,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抵制西方殖民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2)以先进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44]

  第三,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中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盛衰交替的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中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1世纪,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三种意识形态都要回答不同的问题,面临不同的挑战,从而展现不同的发展前景。[45]

  (1)全球化的发展导致民族主义日益复杂。民族主义是国际政治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复杂性的主要因素。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由于民族主义存在的顽强性与复杂性以及它的反抗与抵制,全球化进程是艰难曲折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全球化中获得传播的。但同时,民族主义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带来了某些民族主义意识和信念的淡化与消解,强化了全球主义的趋势。可以这样说,在民族主义方面,它不仅抵制全球化,也在利用全球化;在全球化方面,它在弱化民族主义的同时,又在促进民族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简单对立起来,它们并非只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全球化确实限制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全球政治经济行为体。但民族国家包办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将与非国家的种种力量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46]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倡导和寻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维护经济的独立、政治权力的不受侵蚀和民族文化的完整,是21世纪的民族主义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将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且在地区、民族、国家间深化合作与加强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47]

  (2)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代表发达国家整体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垄断资本势力统一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成为核心支配边缘、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性工具和意识形态,它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假全球化之势与自由市场之名运用自身优势去畅通无阻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张和渗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照抄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改革模式,结果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进一步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48]

  (3)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化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前提,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契合全球化进程。如何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方向,将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长期和艰难的挑战。全球化在向社会主义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准备着实现的条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49]

  (五)反全球化问题

  反全球化运动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原因,同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大框架中形成的全球化潮流本身所包含的各种缺点和消极因素有密切的联系。[50]反全球化运动是冷战后发达国家内部积累的各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是世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不仅仅是全球化“自我矛盾”运动的产物。反全球化力量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加剧了贫富不均,恶化和污染了环境,侵犯和危害人权,威胁着现存的民主政治。[51]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化是相生相伴的一个进程,它更多的是反对全球化的消极面,要求一个更加公正的全球化。

  反全球化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运动的范围和规模日趋扩大;运动的参与者的成分构成极为复杂;运动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组织性。反全球化的观点更多的是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反映了时代变革中思想的冲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只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在同时却不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源自西方发达国家,而反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也源自西方发达国家。

  今后一个时期,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前景可能是:(1)目标更为集中,行动更为协调。(2)逐渐向理性化发展。(3)进一步走向国际化。(4)亚洲有可能成为反全球化运动冲击的目标。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并未解决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势力的对立进一步加剧。这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当今全球化的弊端和实质,客观、理性地认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52]

  从本源上看,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悖论表象之后,隐藏的是深层次的认识论歧见。经济全球化日益使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一体化,经济自由主义也被认为能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与最大幸福,相互依赖成为时代发展一大趋势,而现代化则成为欠发达国家的一大追求。与此相反,许多人认为,国际政治分裂化现状难以改变,国家仍是人类正义的最好政治安排,经济保护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一大选择,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往往是外围对核心依附的不断再生产,国家与民族传统特性的保持或许比现代化更为重要。这种认识分歧,根本上源于全球化导致的在秩序和正义上的不同要求间的矛盾与冲突。[53]人们对全球化的矛盾态度也主要在于全球化演变过程中异变性的困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异变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一般表现是差异化,隐性表现是销蚀化,显性表现是滞退化。[54](主父笑飞执笔)

  三、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综述

  国家安全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深受时代和国际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时代会对安全有不同的要求。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更加紧密。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参与国际体制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形势也更加错综复杂。对如何认清目前新的国际环境和矛盾,更新我们的安全观,处理好迫近的问题,维护中国安全等问题,2002年国内学术界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现将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中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是建筑在对国内、国际战略形势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使得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变量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参与世界事务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安全利益和安全边界在不断扩展。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领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存在着许多隐患、面临着诸多挑战。要想解决好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仔细研究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从而找出应对的策略,确保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安全利益不受侵犯。

  第一,从大背景来说,全球化在促进世界融合和发展的同时,也对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造成了挑战。“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而相互依赖的确可以产生某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作的可能性,对战争也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但由于这种依赖是不均衡或不对等的,因而难以摆脱大国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各国依然面临着‘安全困境’。”[55]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均衡的相互依存即意味着一种难以摆脱的依附性。不确定、不安宁的因素依然存在。“从当今世界的情况看,起因于经济利益的矛盾是基本的、广泛的;起因于领土争端的冲突是长期的、棘手的;起因于民族、宗教问题的纷争有膨胀的趋势,利用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制造事端的危险性不可低估。世界的热点问题,都是不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汇点。”[56]

  第二,具体说来,经济和科技地位突出、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全球性问题的涌现等都对国家安全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1)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使传统的以地理为界限的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一国的内政外交也很难明确地区分开来,传统作战方式随之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现代军事战争的胜利越来越依赖于高新技术,经济实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因素不断增多且有加剧趋势。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人口膨胀、恐怖主义威胁、传染性疾病传播等全球性问题直接危及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其安全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增加了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难度。(3)规则竞争日趋激烈。“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它标志着某种利益分配模式的正式建立,大国不仅可以凭借实力而且可以凭借制度本身的惯性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和长期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交往,这就为制度霸权提供了条件,当然更使得关于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57]

  第三,就中国自身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中国国内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的和平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21世纪初,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这使得中国内政外交上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连锁反应,同时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处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处在国际斗争的前沿位置,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58]

  (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安全战略,包括确立怎样的安全目标和战略方针、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手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成败。我们不仅需要继续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传统的国土安全,更需要注意新形势下,在日益深化和扩展的相互联系和交往中,以更加巧妙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种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选择之一:“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即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自主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合作就是融入全球的利益,坚持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社会的辩证统一。[59]其基本内涵为:坚持独立自主,同时要与时俱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要实现自主合作,必须把握好独立自主和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的关系以及融入并改造国际制度的关系,正视中国面临的一些难题,比如国际规则中某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也要在地区范围内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21世纪初,中国实行自主合作战略的关键在周边及亚太地区。

  战略选择之二:“自助”与合作,即从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相统一的角度来维护国家安全。[60]

  第一,立足于内部安全。国家除了加强国防建设外还必须改进和完善各项职能,巩固内部安全,防止外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比如,政治上要加快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经济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外交上实现多元化,减少对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同时在资源问题上开源与节流并重,走资源消耗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一个国家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与世界紧密相联。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应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国家的安全应从封闭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具体包括: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吸引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文化意识,互相交流;与世界各国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实施预防性外交;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及环境、能源、气候等全球性威胁,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合理分担义务,才能有效地维护各自的安全,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还有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考虑做了一个确切的解读,从对中国安全行为的历史回顾与中国目前安全战略的本质、理念基础及未来做了一定的分析。[61]总之,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中国需要国际社会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日益强大。现在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中既有内忧,又有外患,两者交织在一起。而内部是最重要的,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关键还在国内。所以,我们要在增强国力的基础上,审视和制定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

  (三)我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注重的关系

  第一,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维护我国安全利益。“多边安全合作”,既指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所建立的、用以规范和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安全关系的国际安全制度,也指地区性多边国际安全合作安排。我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符合维护自身安全的利益,同时还是自身实力有限性所决定的战略选择。

  第二,拓展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仍在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实行分化和“西化”政策。我国应该灵活运用外交谋略,把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手段。

  第三,加强国防建设,推进军事领域变革。要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质量建设。

  第四,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日益与国家实力相辅相成,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我们要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扩大我国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五,提升国家实力。我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等“硬实力”的同时,还要利用外交等手段来增强“软实力”。[62]

  此外,新形势下我国安全战略谋划中要处理好六对关系,即国际形势中的变与不变的关系,安全环境中角色转变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对外交往中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维护战略稳定与讲究战术进攻的关系,国家安全建设累积式推进与跨越式发展的关系,保持稳定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这六对关系就是六对矛盾,是推动中国安全战略在新世纪有所作为的内在动力。中国在安全战略设计上必须有所跨越,吸取历史教训,力争走出重复传统模式的怪圈。[63]

  (四)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问题、新形势,中国需要适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策略,用符合时代特征的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观念来指导实践。

  第一,新安全观的内涵主要包括: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新型安全观的指导原则,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8个字;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相互开放,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谋求共同繁荣;以对话协商促进并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寻求和平与安全。[64]

  第二,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念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安全边界扩大化。“在国际政治中,安全观念是随着国家利益而扩大,而不安全是随领土而扩大。‘领土安全’与‘国家安全’是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65]国家的安全利益范围不断扩大。(2)安全主体多元化。国家安全主体不再只限于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等)的作用日益突出,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3)安全要素综合化。除了领土、主权等传统要素之外,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因素都成为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新安全观的产生和发展。许多问题也因此成为全球性问题,使得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和战略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4)安全手段多样化。单凭军事手段已不能保证国家的绝对安全,一个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种手段来保障和维护本国的安全。[66]

  第三,国家安全的新模式。中国明确宣布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对外战略中的基本手段,强调经济合作是安全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支持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活动,以推进多边安全合作。在新安全模式中,中国实行透明度原则。中国提出“综合安全”设想,认为维护安全的途径是多样的,加大了与有关国家在经济、金融、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努力为保持亚太地区长期稳定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

  (五)中国国家安全中的海权问题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展,中国的发展利益越来越存在于领土边界之外而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对海外资源,特别是石油能源的依赖日益严重。从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纯石油进口国。因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必须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中国捍卫属于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和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利益,并不想排斥其他国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国家利益。中国不称霸,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外交选择,它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用强力自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第二,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虽然当今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但对一个国家而言,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际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67]因此,中国应当积极加大国防力量的提升,特别是海军武器装备、快速反应和作战能力的大幅度改进和提高,以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主父笑飞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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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家栋:《恐怖主义的概念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②]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2页。

  [③]张家栋、沈丁立:《恐怖语境下的恐怖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第16页。

  [④]参见:王军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实践与困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毕云红:《试论国家恐怖主义及其威胁》,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李建平:《恐怖主义的界定与解读》,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王树友:《恐怖主义概念体系研究》,载《武警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白桂梅:《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董士昙:《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特征》,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⑤]参见以下文献:金卫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与界定》,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胡联合:《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理论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6期;白桂梅:《从国际法角度看国际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刘美珍:《关于恐怖主义问题国内研究综述》,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⑥]周仁华:《恐怖主义的根源》,载《咸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王军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实践与困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⑦]周穗明:《当代国外恐怖主义理论研究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⑧]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13页。

  [⑨]石斌:《试析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59页。

  [⑩]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引言”第2页。

  [11]以上参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30页;周仁华:《恐怖主义的根源》,载《咸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王艳雯:《现代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王新刚:《世纪之交全球恐怖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卢丽芹:《面对恐怖主义泛滥的反思》,载《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徐晖:《关于国际反恐斗争的理性思考》,载《求索》,2003年第6期。

  [12]张淑贤:《国际恐怖主义问题透视》,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3]吕川:《恐怖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14]胡联合:《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理论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6期。

  [15]于俊平:《现代国外恐怖主义及组织的基本类型》,载《辽宁警专学报》,2003年第5期。

  [16]参见如下文献:左吴:《恐怖主义活动特征和反恐对策》,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郑宝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新特点及反恐对策》,载《理论学刊》,2002年第1期;王祥:《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未来对外战略走向》,载《嘉兴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王明进:《后冷战时期恐怖主义的特点与国际反恐合作》,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l 期;徐立忠、王金成:《现代恐怖主义活动的特征及反恐怖对策》,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苗懿明:《当今国际政治的特异现象——恐怖主义》,载《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胡炜:《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遏制策略》,载《学术探索》,2002年第1期;周燮藩:《恐怖主义与宗教问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杨勉:《全球化、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肖欢、江心学:《浅析当代恐怖主义中的媒体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17]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2~35页。

  [18]杨保筠:《国际反恐斗争任重而道远》,载《新视野》,2003年第2期。

  [19]蔺丰奇:《恐怖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载《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0]宋国涛、金歌:《中国国际形势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21]以上参见:李伟:《2002年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综述》,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1期。

  [22]刘汝方、梅建明:《西方反恐怖主义的经验及其启示》,载《公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3]以上见胡联合:《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理论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6期。

  [24]钱文荣:《反恐与国际秩序》,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3期。

  [25]参见:王明进:《后冷战时期恐怖主义的特点与国际反恐合作》,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l 期;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王运祥:《国际反恐析论》,载《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3期;郑宝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新特点及反恐对策》,载《理论学刊》,2002年第1期;罗刚:《统一标准规范行动——国际反恐的首要问题》,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年第1期。

  [26]林水源:《论经济全球化》,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2期,第19~27页。

  [27]李玉珂:《试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第68~72页。

  [28]王和兴:《经济全球化及其时代特征》,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第9~13页。

  [29]李长久:《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形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20页。

  [30]钱箭星、肖巍:《论经济全球化中的南北差距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29~34页。

  [31]唐任伍:《论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及其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42~46页。

  [32]徐松:《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十大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61~65页。

  [33]蔡拓:《全球化认识的四大理论症结》,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第29~36页。

  [34]丁志刚:《全球化与国家角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9~14页。

  [35]雷达:《经济全球化和国家职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第39~44页。

  [36]简军波:《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43~47页。

  [37]刘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48~53页。

  [38]门洪华:《全球化与国际机制》,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46、48、50页。

  [39]刘晔:《全球化与公共性:国际新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4~8页。

  [40]张东升:《全球化与反恐斗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46~50页。

  [41]具体内容可参见陈惠雄:《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34~38页;华民等:《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39~42页;张幼文:《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收入分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41~45页;武心波:《全球化与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58~60页;申卫平:《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与解决方案——金融全球化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66~71页。

  [42]沈惠平:《全球化中的权力扩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第29~33页。

  [43]张静:《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第56~61页。

  [44]李郁香、杨俊英:《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维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第43~44页。

  [45]仲崇东:《全球化与三大意识形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3~8页。

  [46]庞中英、彭萍萍:《关于全球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关系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第4~11页。

  [47]陈燕谷:《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

  [48]吴茜:《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1~6页。

  [49]仲崇东:《全球化与三大意识形态》;许立群:《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第30~33页;彭萍萍、李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专题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第63~67页;汤文曙:《全球化与人的全面发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第53~55页。

  [50]陈德照:《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若干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第1~5页。

  [51]郑国栋:《反全球化视野中的全球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第45~48页。

  [52]王永贵、蔡连国:《“反全球化”运动:当今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新热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第70~73页。

  [53]潘亚玲:《全球化:一项侧重认识论的分析》,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44~48页。

  [54]韩健鹏、周琳:《全球化与中国:异变性及其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60~65页。

  [55]胡剑萍、江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选择》,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9页。

  [56]章沁生、李大光:《世界秩序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载《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5期,第11页。

  [57]胡剑萍、江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选择》,第11页。

  [58]孟祥青:《论中国的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第13页。

  [59]江凌飞:《关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9页。

  [60]胡剑萍、江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选择》,第12~13页。

  [61]唐世平:《理解中国的安全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28~135页。

  [62]杜永明:《信息时代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38~40页。

  [63]江凌飞:《关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若干问题》,第10~11页。

  [64]李晓敏:《中国的新安全观》,载《和平与发展》季刊,2002年第2期,第45页。

  [65]张文木:《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第5页。

  [66]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杜永明:《信息时代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第37页。

  [67]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张文木:《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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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的石油消费与进口分析与展望

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总量在世界能源需求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近1/5,成为了造成世界能源需求飞速增长的最重要地区。中国的石油消费去年第一次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已达32%; 日本居世界石油消费第三位,并几乎是一个石油纯进口国;韩国也是居世界排名前列的石油消费大国,而且是完全依赖进口。从石油进口地区来看,东北亚地区的石油进口都是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中、日、韩三国在能源领域已具有了共同的弱点。这种石油消费与进口格局将给东北亚各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带来重大影……去看看

从苏/俄政治转型看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苏联政党政治经历了多党合作,权力共用到苏共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转变。残酷的政治运动和卫国战争又从不同的侧面强化了集权政治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的强大,却因为强力控制而不能为其持续的繁荣提供政治保障,反而窒息了人的创造性,导致了苏联走向衰亡。俄罗斯复兴了多党政治,虽然前途曲折多棘,但它已经走上了一条为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的发展道路,顺应了现代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一 从联合执政到一党统制──十月革命和 苏联成立前后俄/苏政党政治的演变 (一)一党一元制的形成   前苏联的一……去看看

在民主与权威之间

原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在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马来西亚[1]的政治发展模式十分独特。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起飞阶段都以某种方式实行着直接和变相的独裁或军人统治,马来西亚却在国民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即将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门槛时,依然还能保持住自己形式上的民主政体,这不仅在第三世界急速发展的国家中是个例外,也对自60年代以来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来西亚发展本身的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去看看

论净明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

内容提要:盛行于宋元时期的净明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宣扬“由真忠至孝,复归本净元明之境”。一般认为,净明道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笔者通过细究《净明忠孝全书》等道书,认为净明道不但热切地奉行儒家的忠孝观,而且还吸取了佛教的修行解脱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儒佛道相融会的新道派。本文将通过对净明道如何以“忠孝”为修道之基、“净明”的内涵以及达到净明之境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分析,来说明净明道通过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而促进了传统道教的更新与发展。   宋元时期在江西南昌西山兴起了一个奉许逊为祖师、……去看看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正如许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义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文化"定义的歧异往往发生在外延方面(而这往往又只是由于观察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对"文化"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内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见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迹,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最广义的文化包括人改造过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谓物质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经济、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分为实物、风俗习惯和制度,思想产品和心理意识等多种层次。至于文化的特点……去看看

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

原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摘要:现有独生子女父母空巢期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很多缺乏实证资料的支撑,某些结论是否反映客观现实需要验证。通过对12个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城市1245名在职青年社会调查可知:目前处于空巢期的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大约在36%,独生子女父母在48岁左右进入空巢期,空巢期平均为23年左右;独生子女父母空巢期开始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晚,空巢期持续的平均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短;特别是,他们的空巢期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之间的长短差别也没有现有……去看看

邓小平理论和长江三峡工程

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其中一条,就是将邓小平理论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的弊病,许多文章已有论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把邓小平理论进了宪法,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也就得到宪法的保护。任何反对邓小平理论的行为,也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五十年来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工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据说这是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既然这个工程这么重要,邓小平作为政策决策的总设计师,对这……去看看

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原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  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 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去看看

解读“新左派”

扫描时下中国思想界,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形成的思想格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足鼎立,已经演变为二元对垒:对阵的一方,是做派上显得十足的道义凛然的新左派。(1)另一方,则是依据时代要求与学理回应而呢喃言语的自由主义。对阵态势则明摆着:新左派对自由主义采取的是攻势,它依赖西方学术化左派集聚的学理资源,仰仗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主张和“全球化”时代潮流凸显的民族性问题意识,将过去激进左派的主张做温和的处理,对自由主义加以严厉的指责。似乎时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弊害均由自由主义导致。自由主义……去看看

“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提要: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变化外,还有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去看看

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  目录:  一、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当前国际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二、历史运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  三、账房里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国家安全  四、没了祖国,个人再有才华,也没有用  五、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精髓的部分  六、苏联解体后,在欧洲地区雅尔塔体系的两个支点坍塌了,但在亚太地区则大体维持  七、“埋葬雅尔塔遗产”可能同时也埋葬了亚太和平  八、台湾问题折射出的亚太大国战略博弈 ……去看看

民主主权:政治理论中主权概念之演变与主权理论新取向

前 言   主权是研究国家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同为政治与法律概念的主权,开始时仅指涉欧洲君主国的君主享有至高的权力,而后乃渐渐被用为描述和界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因此,除了成为建构国家理论的重要基石外,随着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主权很快的也成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概念。但是,二次大战后,由于民主政治与人权观念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和复杂性日渐升高,传统主权理论于是受到挑战和修正。然而在国家依然人类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参与者的情形下,主权概念与个人、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