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中的宗族问题

  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330003南昌,信箱[email protected]

  [摘要]本文根据对50余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宗族对村政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对乡政的影响力,对治理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对选举的影响力。这表明:宗族的影响力与其所处的区域面积成反比,并与村民行动的自主性之间成反比。不过,宗族在乡村选举与治理中的作用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性质却都有着双重的特点,既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并成为农民抗拒不法侵害而保障自身权利的武器。因此,对宗族应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引导的政策。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民主

  “宗族”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在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宗族不仅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存在,而且还以一种政治和社会治理机制而存在,毛泽东同志曾将族权称为统治农民的四大权力系统之一。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来年间,在持续性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宗族在乡村的治理者角色业已丧失,而沦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那么,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随着宗族组织的重建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两者之间究竟会发生何种性质的互动?这已成为实现农村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实际上,这些年来对宗族是否影响乡村选举和基层民主,人们的看法一直争论不止,对宗族势力干扰的担心一直长期占据着社会舆论和政策的主导地位。这里,笔者试图根据近年来本课题组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本文主题略作一个综合性分析,重点研究宗族在村治和乡政中的实际影响。

  一、宗族复兴的一般状况

  在研究宗族在基层民主中的角色和作用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当前宗族在中国大陆农村的一般状况。

  众所周知,宗族在大陆农村的分布体现着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一般地,南方地区的宗族状况要比北方地区要浓厚。对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情况,笔者曾根据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作过分析,提出:近十余年来农村宗族的重建较为普遍,尤以南方地区为突出,只有东北三省和西北少数边远省份不多见,如在江西省,除了婺源等个别县外,其他县市农村的宗族都已普遍出现重建的情况,有六成左右的姓氏已修族谱或建祠堂(肖唐镖,1997)。时至今日,在国内外研究者中还没有人曾对全国农村的宗族状况作过大面积的抽样调查,作区域性调查的人也不多,多数人仅是作个别村庄、个别宗族的微型调查或文献分析,所以还不能对全国农村的宗族状况给出令人信服的定量分析。这里,笔者依据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新成果,对宗族复兴的新近状况作些补充介绍。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根据钱宗范先生等人的研究,“农村中的家族意识及家族组织活动也有一定的发展势头”。如,寻宗续谱;联宗祭祖,一些城镇人口甚至也加入进来;修庙宇建祠堂,很多村寨都建有造型各异、规格不等的庙宇祠堂,一些农民家中的神位、神龛、香火炉、香烛等祭祀品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奢侈:“宗族和家族恶势力亦有抬头的趋向”。(钱宗范、梁颖、陈雄章等,1997:622-628)

  在云南省,其汉族地区在1949年前普遍存在宗族组织。在1949年后,传统意义上的宗族组织已不存在,但宗族观念仍然根植于云南广大汉族地区。迄今为止,云南各地的大多数汉族农村还保持有祠堂,在受汉文化渗透的少数民族家庭中也供有天、地、君、亲、师和祖宗牌位,凡逢年过节或庆典时都要进行祭祀。家族会议、家族宗谱修撰、修葺墓志、祭祀祖先等宗族组织活动仍不同程度地根植于云南各民族社会中。如在滇西南的契丹后裔在700多年来仍保留着严密的宗族组织,同时还保存着全宗族和分支部宗族集会的规定,其宗族活动主要有宗族会议、族谱修撰、墓志修葺、宗祠盖建、节庆祭典等。1997年清明节七百年祭祖时,滇西南片契丹后裔的宗族长老和代表工千余人,集中在施甸长官司村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王正华,2000:44-47)

  在河北省,按照吕红平、王俊祥在1997年组织的对77个村庄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家族观念有所强化、家族组织有所复活、家族势力有所抬头。在77个村庄的250多个姓氏中,有2个姓氏有族长,其余多数家族虽无明确的族长,但有比较固定的“家族事务主事人”,起着隐形族长的作用;有27个姓氏续写了家谱。另外,以家族为特征的娱乐活动、祭祀祖宗等家族活动也明显增多。(吕红平,2001)

  在广东省农村,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的调查发现,自80年代至今的20年中,农村宗族出现了复苏,如成立宗族理事会,修复祠堂等等。(黄淑娉,1999:435)

  在江苏省,据笔者于2001年初组织的对该省H 县20个村委会各姓氏的普查,在该县传统的村庄概念正在消失,农民甚至已不清楚宗族、家族为何物,在被调查的数百个姓次中仅有1个姓氏修有族谱和祠堂。

  在江西省,笔者在1999年10-12月间对省内C 、T 两县各20个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宗族已普遍重建,活动较为频繁。C 县20个村的252个姓次中,大约40个姓次有宗祠;165个姓次有族谱(其中新修、续修的159个),占姓次总数的65.48%.T县20个村共322个姓次中,大约120个姓次有宗祠;150个姓次有族谱(其中新修、续修的119个姓次),占明确回答是否有族谱姓氏总次数(233个)的64.38%.这与笔者在此前对江西农村调查的情况(肖唐镖,1997)是一致的。

  至于重建后的宗族在结构和活动方面的情况,笔者已另文作过详细介绍(肖唐镖,2000),本文不再复表。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复兴后的宗族对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实际影响力究竟怎么样?

  就此问题,在2001年及其前几年间的研究,除了下文将要引介的几种外,主要有:前述孙秋云的专题调查、吕红平的局部调查与笔者主持的较大规模调查,以及笔者组织召开的“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①].在这里,笔者试图根据近年来本课题组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本文主题略作一个综合性分析,重点研究宗族在村干部选任、村治和乡政中的实际影响。资料主要来自:1997-2001年对江西和安徽两省10个宗族与村治关系的研究,1999年10-12月对江西省C 、T 两县40个村选举的观察研究。[②]

  二、宗族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

  村民自治是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一个整体。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宗族在其中的实际作用。

  1.宗族在村委会选举中的作用状况

  我们对江西农村40个村选举的观察研究发现[③],宗族只要一经重建,就往往会对选举发生影响力。宗族对选举影响是以选举对宗族的刺激为条件的,两者呈现出一种互动状况。不过,宗族对选举的影响是非正式的非组织行为,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它主要表现为选民的投票心理与倾向,以及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将宗族或房分作为竞争的资源与手段之一,而不是以宗族或房股的组织形式来影响选举。与影响村选举的多种因素相比较,特别是与强大的政府行为和乡村干部的操作行为相比较,宗族因素的影响程度很低,全然不象一些人所宣称的那么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对选举的影响虽有负面功能,但也有正面功能,有助于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有宗族因素的存在,就断言村委会民主选举以及村民自治不可行,它已不能成为缓行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的恰当理由。就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来看,村委会选举越是公平、公正、公开,选民的选择取向就越是理性化,越能跳出宗族血缘的视野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当然,也不能仅仅因为宗族对选举有积极性功能,就认定它是推动民主选举与村民自治中可借用或应借用的民间力量和资源,因为这要取决于宗族本身的价值追求,它能否与民主自治的价值目标相对接,而这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的问题。

  2.宗族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

  宗族对村治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村干部选任的影响外,还往往表现为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④]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⑤],对于全村性的事务尤其是政务,包括宗族在内的各类非正式组织一般不会插手干预。换言之,“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全面负责村内公共事务,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宗族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仍有影响,这集中表现在对村干部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及其工作方式的影响上。

  在各村,由于宗族和房族大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份量便有所不同,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职位的制度安排。如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尽管不一定居于主要干部的位置,但往往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总会自觉地规避或忍让。在村务的管理与执行上,来自大族大房的干部工作时往往会雷厉风行,胆子大,气更粗,态度硬,敢于也不怕得罪人;而来自小族或小房的干部则往往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得罪人,工作缩手缩脚。因此,在村民中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不让大姓大村庄的人来当村干部,就很难管好村。我们注意到,宗族对村干部工作的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村民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与否来达到的,不过,有时强势宗族也可能进行直接的抵制甚至暴力围攻或殴打。但总体而言,宗族的这些影响主要是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是村民的自发行动,一般不会采取有组织的集体性行为。因此,对村委会权力的安排与运行来说,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资源。

  3.宗族对村级组织职能的影响

  对村治与宗族的互动关系,既应看宗族与村干部选任和工作的关系,也应看宗族与村级组织之间的职能关系。分析宗族与村级组织在职能上的关系,实际上即考察相互间权限与治域的分工与合作(或冲突)关系,在理论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是宗族与村组织在运行中是相互协调的还是相互冲突的?第二个角度是宗族与村组织(村政)是合一的、从属的还是平行的关系?

  按第一个角度,在我们调查的10个村中,多数村的宗族与村政是相互协调的,相互之间比较协调,未发生冲突。但在江西庙上村,宗族与村政之间却出现严重冲突:在宗族性老年人协会刚建立之初,村政组织并未感到什么威胁,觉得能够平行相安。但到后来,在黄氏宗祠建成庆典大会间,由于老年人协会将收取礼金的争夺过去,并未将之转给村政组织,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后来,老年人协会还主动了解、质询村民负担及村里财务等情况,发现不当后就会向村政组织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带头采取抵制行为,以致村政组织觉得很难应付,所以就向乡里建议取缔老年人协会,他们之间发生冲突了。

  再从第二种角度来看。宗族与村政的关系就可能呈现四种类型:

  1)两者合一型,即宗族与村级组织是合一的。在这样的村,宗族头人同时又是村级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既行使村级组织的管理权力,又行使着对宗族事务的管理权力。如,湖南省某村赵氏宗族以多数票推选本族族长为主任,同时用武力驱赶彭姓族长出村,并打伤多人(毛少君,1991)。广东博罗县阳镇黎村管理区,自1992年后被地方宗族势力把持,酿成震动南粤的“黎村事件”,管理区党支部和村级基层组织长达2年多处于瘫痪,一度成为“独立王国”(肖唐镖,2000)。

  2)宗族主导型。在这种村,宗族头人并未直接跻身村级组织,而是向村级组织安插自己的“代理人”。宗族头人凭供自身在辈份、权威、年龄及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在幕后操纵和指挥其“代理人”。如,湖南武冈县某村李氏宗族规定,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务是抓生产,而家族内部事务和对外打官司则由该家族委员会负责(毛少君,1991)。在江西三江村,族长由辈份最高的长者担任,堂正则在众卸任的党支书或村主任中择年长者担任,房宗也要求有过村组长的经历。宗族头人们对村级事务既顾又问,每年正月初一,总要同三个党支部、村委会召集全庄知名人士及村民代表举行盛大的团拜会。会议由族长主持,先由他向全庄人士慰问一番,继而由村主任们轮流作工作报告,经大家讨论后,汇总到族长那里,由他向村支书和主任提出批评与要求,并制定下年的计划(王沪宁,1991:571-572)。

  3)村政主导型,宗族从属于村组织、或被村组织利用型。

  4)相互平行型,宗族与村政互不相属,互不干涉。

  从笔者多年调查的情况看,常见的是第三种、第四种,而第一、第二种则少见,特别是村组织从属于宗族(“宗族主导型”)这种案例尚未见过。在我们课题组调查的10个村治个案村中,也没有出现“两者合一型”和“族权主导型”两种情况,但出现了“相互平行型”与“村政主导型”(前者有8个村,后者有2个村)。

  一般说来,在那些宗族组织化程度较弱、族内未能出现强人式头人的村,或在那些宗族间势均力敌或大体均衡的村,族权就易于与村政平行,各自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尊重,各不相扰(肖唐镖,2000)。如在华村,没有哪个宗族拥有对村级组织的垄断权,各宗族只是自觉地管理着族内及村落的事务,村级组织也只是履行着自身的行政职责。田段自然村的宗族组织不仅负责族内修谱、祭祖等事务,而且管理村落相当部分的公共事务,如开展狮灯龙灯等传统文化活动,经管村落集体山场、水面等资源,执行着村庄内部的“民约”。对这些事务,村级组织实际上并不干扰,而是任宗族自我管理。另一方面,该村庄宗族对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性事务,也不进行干预,如农业生产经营、计划生育、缴纳税赋、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以及教育等,依然是村级组织的工作,族权与村政形成了各不相扰的格局。江西上饶县桥下村的情况也同此。该村属下15个自然村大多是同族聚居,都重建了宗族组织,其中大姓郑氏宗族虽也想推选族人进村班子,但因镇党委政府的作用而一直不能成功,至今仍无一人进入村班子,村班子始终由村内小姓小族人氏担任。宗族管理族内事务,村级组织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各宗族并不干扰行政性工作,村级班子也不愿插手族内事务。

  但在岱村与藻苑村,我们却看到另一种类型:宗族从属于村政,成为被村政利用的资源,村政精英在宗族活动中也起着主导性作用。在这里,宗族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操作者是村干部,如前曾叙,岱村修谱时村、组干部是谱局的主要成员,在工作中,村干部也充分地利用自身亲族势力强大的优势,并借助宗族资源来推动工作。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藻苑村,村干部积极参加宗族的日常活动,主持其中的重大仪式。

  三、宗族在乡政中的作用状况

  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宗族在乡镇政权建设和乡镇管理的实际影响力的研究,迄今仍是严重的空缺。这里,我们拟根据寥寥无几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对此略作探讨。

  1.宗族在乡镇选举中的影响

  除了村委会选举外,乡村社会的选举主要还有乡、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乡镇长选举(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选民直接选举),乡村党组织的选举。因此,要研究宗族在乡村选举中的影响力,就应当全面考察宗族在后几类选举中的作用状况。然而,直至如今,我们尚难见到相关的实证资料。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由于这些选举尚是“控制性选举”、缺乏自主性,因而宗族在选举中难以自如地表达意志并展示力量。实际情况如何,有待于经验材料来验证。

  不过,当选举的自主性程度提升后,当选民在选举中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时,如在乡镇长直选中,宗族的作用会如何呢?从目前国内已试行乡镇长直选的几个点的情况看,仅有步云选举的经验材料有这方面的情况反映。据介绍,步云所在的中区党政班子在选择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单位时,就曾“考虑到家族问题的影响”,提出“应该找一个家族问题比较小,各个族姓之间能够相处比较好的地方进行这样的试点工作。步云乡没有大的家族问题,虽然有些不同的大姓,但多年来相处比较和睦,没有出过家族之间的大的争执。”(李凡等,2000:121)因而选中了步云作为试点单位。该乡有大姓蔡姓,其人口占全乡人口的30%—40%左右,不过蔡姓虽然很大,但是代际差别很大,延续有近10代,除了同村的以外,彼此关系和来往不是非常密切,即使是在辩论中家族问题基本没有反映出来,也没有明确提出来。所以出现了“有大姓但是家族影响问题不大的局面”(李凡等,2000:139)。结果,来自大姓蔡姓的候选人蔡云辉并没有取得选举的最后胜利。据此,有学者认为,宗族势力并没有大到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地步,“宗族势力并不构成推广地方民主化的障碍”(何包钢、郎友兴,2001)。

  应当注意的是,就宗族影响力的研究而言,步云选举的经验意义是有限的。正如上述,步云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试点地,而且,选举委员会对可能出现的家族问题非常重视,专门开了会,并在事先做了一些安排,还找蔡云辉本人谈了话,要他在竞选中不能动员家族力量来为自己的竞选服务。蔡云辉本人也表示同意,他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干,他有信心和能力战胜谭晓秋。“这样家族问题在选举中就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出现。”(李凡等,2000:139-140)依此而言,宗族在步云选举中的“缺位”,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县乡组织强力控制的结果。所以,问题就在于:如果选举在一个宗族色彩浓厚的地方举行,如果组织控制的力度较松,那么,是否可能会出现另种局面呢?这有待以后的经验研究来说明。

  2.宗族在乡镇治理中的作用

  乡镇是中国大陆农村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层次,由于它的范围较大,也由于政策的限制,使得再强大的宗族组织既无力、也无法影响或控制到乡镇政府,成为乡镇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乡镇政府,宗族组织一般能予以服从,表现出一定的“亲和性”,但也有宗族影响到乡镇政治的例子,如;江西省乐平市文山乡的居民以张、胡两个大姓宗族为主,因两族有世仇,市里在选配干部时就不能以这两姓的人来担任乡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否则,遇到两姓纠葛时,往往令人退进两难。不过,更多的情况是,重建的宗族组织总是以一种近于“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而出现,努力谋求(及扩张)和维护本族共同利益,为此,一些宗族也会对乡政府的管理行为构成制约。乡镇政府一旦遇到工作对象是强宗大族时,往往格外小心,尤其是乡镇干部进村收粮收款、开展计划生育等工作,总要谨慎从事,不敢象在其他小村庄那样少有顾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乡镇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在另一方面,强宗大族的小团体利益如果不加约束而膨胀,就有可能流为“法外之地”,成为狭隘的地方恶势力,而与乡镇政府(甚至县政府)发生冲突,甚者围攻、冲击政府。宗族组织一旦成为称霸一方的恶势力,它们就有可能为了一些与政府并不相干的问题而冲击乡镇政府(肖唐镖,2000)。这种情况表明,在当前的乡村关系中,宗族一般能服从于乡政,与后者表现出一定的亲和性。但是,当涉及到村民与村社区的利益问题时,宗族却会成为制约乃至冲击乡政的力量。

  从我们在多个乡村调查的情况看,在与乡政(及政府)的关系上,宗族对农民的要求一般是“积极配合与服从”。在绝大多数宗族所新拟定的《族规》、《家训》等成文条款中,一般能看到“急课税”、“遵法纪”之类的要求,至今笔者尚未发现宗族要求族民对政府行为进行质疑、甚至抵制的成文族规。但实际上,在村民、村社区与乡政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时,宗族却往往站在本村及村民利益这一边。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宗族组织的重建,其内聚力与集体行为已能影响到乡政行为,包括县以上的司法人员进村依法逮捕人犯,往往也得进行“大兵团”的群体性突击,要不然不仅抓不到人犯,相反连司法人员也出不来(肖唐镖、幸珍宁,1997)。在安徽汪庙村,曾出现农民不满乡政对该村债务处置办法的集体上访活动,在其中,宗族关系成为农民是否参加上访的重要分水岭:与现村干部同族或关系良好者一般未参加上访,反之则主张或参加了上访。在江西什村,村际之间的械斗,最后却导致对市乡政府及其人员的冲击,宗族在其中起了主要的组织、动员作用。1992年,什村樟树坞自然村与刘家坞村对一山地发生权属纠纷,并发展为群体械斗,双方都把对方的人抓了几个回去,刘家坞村党支部书记肋骨被打断。第二天,上饶市常青乡请来公安干警六七人到樟树坞要人,但又未先将樟树坞的村民放回,惹怒了樟树坞刘氏村民,六七名干警全部被绑,武器也全部缴了。为了解救困在樟树坞的派出所公安干警,上饶市70余名公安干警全部出动,企图用强制力量解救人质,但这时的樟树坞刘氏宗族象是激怒的狮子,男女老少全部操戈上阵,把70余名干警全部围得不能行动,警车也被砸烂几辆。1996年底,市里下文宣布该有争执的山权属归刘家坞村,樟树坞村刘氏宗族群情激愤,并扬言,只要刘家坞村有人上山,市政府市委有意偏袒一方,就杀他几个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了解情况后,又下文拆消了原下发文件,这一片土地又一直处于权属不清“公共管理”状态。在这些案例中,宗族俨然成了村社区特别是村民利益的代表,成了抗拒乡政的力量,有的甚至直接组织村民进行群体性抗议活动。

  四、讨论与小结

  总结全文可见,宗族在农村基层治理与民主建设中的作用体现着明显的分层特征。一方面,宗族在村政和乡政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在村级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在乡级的影响力。这种状况应与乡、村在组织规模和范围上的差别有关。在村中,宗族组织即有可能成为左右村政的力量,其影响力能有相对直接的反映;而在乡级,众多宗族的同存必然使得单个宗族的力量难以凸现,加之行政力量的相对强大,因而宗族的影响力就难以有明显的表现。这表明,一旦超越村庄社区的界限,宗族的影响力就要缩小。地域面积越大,宗族的影响力就越小。换言之,宗族的影响力与其所处的区域面积成反比,其中的决定性变数在于:区域内宗族力量的大小。

  另一方面,宗族在选举和治理中的作用也不一致,在选举中的影响力明显弱于在治理中的作用力。宗族在乡村选举中的作用方式皆是非正式的、非组织的,体现着显著的个人性、自发性;而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宗族的影响却是直接的,有时还以组织的方式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同选举与治理本身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如在选举中村民的行为(如投票)一般是个人的、秘密的,因而就有可能是自由的,能够相对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宗族在其中便难以介入;而在治理中人们的行为既是直观的,也是公开的,让人“一目了然”,相对缺乏个人的自主性与自由性,宗族便易于介入。这说明,宗族影响力与村民行动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是反向的。

  不过,宗族在乡村选举与治理中的作用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性质却有着相似之处,都有着双重性质的特点,既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现阶段的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中,作为传统的、本土性资源的宗族,在一定条件下却能成为提升选举竞争性和公平性的工具,成为农民抗拒不法侵害而保障自身权利的武器和依靠。对于无法绕过传统、回避传统的民主实践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因此,从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对宗族的担心和恐惧心理走出来,从长时期以来对宗族的打击和摧毁政策中走出来,代之以相对平和的心态与积极引导的政策,或许是我们应取的科学而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何包钢、郎友兴:《“步云困境”:中国乡镇长直接选举考察》,《21世纪》(香港)2001年总第64期。

  2.黄淑娉,1999,《广大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3.李凡等著:《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

  4.毛少君:《农村宗族势力蔓延的现状与原因分析》,《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5.钱宗范、梁颖、陈雄章等著:《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孙龙:《宗族文化背景下的村级治理——湖南省秀村调查》,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8.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王正华,2000,《从无序到有序——云南民族社会组织》,云南教育出版社。

  10.肖唐镖。:《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5期。

  11.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2.肖唐镖:《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7期。

  13.肖唐镖:《宗族》,载熊景明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14.肖唐镖:《村委会选举中的宗族因素》,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2001,3.16-18香港)。

  15.肖唐镖:《宗族与村治、村选举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16.肖唐镖等著:《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7.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肖唐镖,《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治学》2002年第6期。

  19.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岳村与南村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0.朱秋霞:《宗族、网络宗族和宗族网络在村庄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总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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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前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与村级自治问题研究》(98BZZ014)的总结报告之一,已发表于《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

  [①]该次研讨会的论文,以《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科学的研究与对话》(肖唐镖、史天健主编)为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于2002年10月出版。

  [②]详参笔者两著(肖唐镖等著,2001;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等著,2001)。

  [③]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论证,可参笔者的《村委会选举中的宗族因素》(肖唐镖,2001)一文。

  [④]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分析,可参笔者的《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肖唐镖,2002)。

  [⑤]《村治中的宗族》一书提供了9个村的案例研究及详细分析(肖唐镖等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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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人都怕竞争。不论是摆小摊的小商小贩,还是做大买卖的跨国公司,概莫例外。人家的东西价格比我低,质量比我好,当然会把我的生意抢走。所以商界种种纠纷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对竞争者的抵制,或者对垄断的保护。国内贸易如此,国际贸易也如此。    我们仔细想一想,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经济之所以能够繁荣,其实都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种种物质文明,从电子计算机、喷气飞机、到彩电、冰箱,都是通过竞争淘汰才有今天的价格和质量。乃至于生物的进化,我们人类自己,也是竞争出来的。自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竞争表现得格……去看看

平等、简洁与力量

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遍给学生讲解《祝福》了,五遍?六遍?我也说不清。我只记得每一次给学生上课之前,我都会仔仔细细的将原文阅读一遍。记忆告诉我,每次阅读时,我都感觉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文本,此前似乎从没有接触过——实际上,小说的基本情节甚至一些句子早已烂熟于心,可我却总是能从这熟悉的情节与语句中感受到此前从没有感受过的东西,我的内心充满了新鲜的阅读期待-----这是不是伟大作品的特征,她总能使自己在读者的心目中全部陌生化,以唤起迥然不同的阅读感受?——其结果便是,我每次给学生的讲解切入角度均不相同,如果是同一群……去看看

统治者

原载南方周末(12/30/1999)  人类对动物和普通成员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对统治者的驯化堪称进展缓慢,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但是与这一进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却较少受到关注,而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得多。一个社会,不论它把动物驯化得多么好,只要这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野性未脱,这个社会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  统治者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去看看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一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的合法传言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的趋势,以至于某些教会权威人士声称,基督教将……去看看

有感于“非法”生存

许志永的调查报告“一个民营企业的‘非法’生存”,描述了河北省大午集团的成长过程和孙大午的不幸遭遇,读后令人哭笑不得。这件事情反映的,是我们国家的缩影,是所有民间部门的生存状态。1,“非法”生存种种在我国,“非法”生存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种。由于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改变用途是要国家批准的,即使是荒山荒坡,不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私自决定使用是“非法”的。由于金融活动是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的,民间金融是“非法”的,各种各样的互助会(如标会、抬会、摇会等)和私人钱庄都在取缔之列。合作基金会被……去看看

我们都是杂种:如何断裂?

理论并不要求总体化,它只是一种实现繁多化的工具,并且还将其自身繁多化……总体化是权力的本性……而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反对权力的。  ——吉尔斯·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  一  断裂——是个文学事故?抑或文学事件?!  为什么不是文学事件,而是文学事故?这是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一书一开始就让我正视着的一个问题。事故的说法,显然是指文学本身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大了,是这样吗?或者,毋宁说是出了故障——中国现代文学之船驶出将近一个世纪,老是缝缝补补显然与事无补,不出故障倒是要让人惊奇的。只因文学制……去看看

经济绩效和省级领导人的政治升迁

主持人(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薄智越教授。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许多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他现任教于圣约翰·菲舍大学。他今天学术演讲的题目很有意思,在国内研究得还比较少。天则所今天请到薄教授来作这个演讲,表明我国现代研究领域已经推进到这个层次,即在对政治学及政府研究方面能不断的突破各种禁区,不断的往前推进。下面欢迎薄教授作演讲。时间为一到一个半钟头,然后是评议和讨论。  薄教授的发言  我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是“浪费的一代”(笑)。在部队干了四年,80年从……去看看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提要: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 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关键词:城市化;撤村建居;农民;安全经济学  *本文隶属国……去看看

村委会选举中的乡村关系和乡村民主的治理化

本文从村庄选举以及选举后治理的角度研究乡村关系,并进而理解乡村民主的性质。展开论述前,交代这样一些前提假设:一是在村级选举和选举后治理中,乡政府力图贯彻自己的意志,它是村级选举中参与博奕和选举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方力量。二是乡、村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明显不同,这是乡、村之间关系在选举和选举后治理中存在复杂面貌的现实基础。三是乡、村关系是现实中展现出来的关系,而不能仅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有关乡镇政府的一些法律规定中获知。  以上假设,是从现实的乡村调查体验中抽象出来的,它有意简化故事中的角色特……去看看

民主如何界定了政府与国民的分工合作关系

一、民主的定义性概念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正面社会价值理念,正如麦肯在《紧张世界中的民主》中所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宣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当今世界,当一个政治理论指责另一个政治理论时,经常说对方是“反民主”“非民主”的,而总是会强调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对民主的世界性认同,标志着大家都同意: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所有国民的福祉(Mckeon,1951)。虽然大家都认同民主的价值,但“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又是很多的,所以可能虽然大家都主张民主,但实际上主张的是不……去看看

贫困和反贫困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标题注释」本文是Ka Lin的"Vulnerabilities and Social Provisioning :Patterns,Changes and Tre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一文的改写和扩展,该研究为芬兰科学院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项目所资助。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贫困类型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贫困群体的特征和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它以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的过程,阐释了导致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从而为读者展示中国贫困及反贫困变迁的一般途……去看看

民主仅仅是一种立法和决策程序

一、为什么需要立法程序在每一个社会体中,其社会政治规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和维护博弈各方利益的各自最大化。那么,如何确立这样的规范呢?一种做法是一个一个地具体确立。婚姻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如何安排?让每一对夫妻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博弈一段时间,让他们既感到对方的珍贵,又感到对方的可恶;既感到如胶似漆,又感到不共戴天;既有火焰般的热乎,又有海水般的冰凉。成千上万对夫妻,经过成万上亿次博弈,终于达成了绝大多数夫妻都认可的一系列婚姻规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益如何安排?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中央和地方……去看看

警惕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前不久有媒体透露,日本右翼的领军人物之一、发行60万册美化侵略战争的连环画《战争论)的作者小林善纪和他的同伴称,他们不愿意戴上“右翼”的帽子,但愿意人们称其为“民族主义”者。据分析,这是因为一提“右翼”二字,日本民众很容易联想起“青岚会”等团体的暴力形象,很反感。同时,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更具感召力,凡事冠之以“维护民族利益”,便会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这反映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抬头,值得世人警惕。“新民族主义”的要害之一,是“侵略有理”论。1994年,时任环境厅长官的樱井新公然宣称:“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去看看

以革命的名义

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