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文〈另一种「美国例外论」的产生──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与美共「美国例外论」的产生〉中,笔者已经指出美共的「美国例外论」是受莫斯科的影响才产生的。那么它的命运如何呢?既然其根源来自外部,那么其命运必然也受外部因素支配了。当导演出这一场戏剧的布哈林命运转变时,美共那似是而非的「美国例外论」便风雨飘摇了。

一 莫斯科再起风云

(一)布哈林的倒台

  这一次轮到布哈林与斯大林对阵了。事情的起因是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这一次危机将是否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问题又尖锐地提了出来。

  本来斯大林还对新经济政策有些容忍,对于农村市场的繁荣导致一批富农的出现这一情况也不太感到忧虑,在1927年12月3日联共(布)等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在抨击左派反对派们要求通过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观点:「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1十五大决议一致谴责了托、季等人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观点,并将他们及其追随者近百人开除出党。

  但大会闭幕没几天就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农民尤其是富农抵制出售粮食。斯大林的立场开始有所转变,他怀疑新经济政策是否仍然有效,怀疑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允许农村保留资本主义确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了。但富裕起来的农民却不想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不是同新经济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吗?社会主义建设能够看资本主义小农的脸色行事吗?不能。在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农民为何抵制粮食收购时,斯大林就本能地立即指示粮食收购人员用「非常措施」,即各种强制手段去收购和没收富农的粮食,并要求干部们不要手软,否则就「把所有不中用的一律撤换,而以忠诚老实的苏维埃人代替他」。2在此之前斯大林还赞成米高扬的观点,后者说「必须排除任何强制措施,诉诸强制手段的人是工人、农民的敌人」。但现在斯大林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还不够,为了今后免除征收粮食的麻烦,斯大林决定抛弃蜗牛爬行式的且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新经济政策了。代替它的是以全面的、干净俐落的行政手段指导的集体农庄,这正好符合斯大林那专断、粗暴的性格,他说:「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能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呢?不,不能。……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铲除一切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根源并清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3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做这种设想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马克思列宁那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无限完美、和谐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有条不紊,一切活动都被安排得不差毫厘。没有矛盾,没有怨言,一切都是天使、圣人,他们在被指定的位置上永不厌倦地劳动著。整个社会就像一架设计精密的机器,在一道无声的命令之下正确无误地高速运转著。此时的斯大林想要做的就是以不受限制的国家的力量来建造这样一个社会。无处不在的行政命令将会消灭一切的反抗和报怨,把整个社会组装成一架社会主义机器,每个人都将被制作成其上的一个零件。只要设计者一声令下,机器轰然运转,就会生产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巨人。

  布哈林和李可夫竭力反对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计画。他们认为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富农以及新经济政策的责任,而是由于国家制定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不平等的价格体系以及征粮人员的方法所致。对农产品不利的价格体系以及征粮人员的粗暴态度是农民不愿售粮的主要原因。克服危机的办法应是调整价格体系以及工作人员的态度,而不要以行政强制手段向农民进攻,甚至抛弃新经济政策。强制措施只会破坏工农联盟,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

  鉴于布、李二人的反对,以及农村中许多党员干部仍支持新经济政策,再加上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所批准的,斯大林还不敢贸然抛弃它,于是双方达成妥协,于1928年4月通过决议,规定要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取消非常措施的使用,但同时要进一步「向富农展开进攻」,推动集体农庄的发展。

  然而从整个形势上看,布、李等人愈来愈处于不利地位。从前面我们对布哈林思想的本质所做的分析以及最近双方的对抗来看,布哈林与斯大林属于同一种意识形态,他们都同意最终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匹配的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不同只是通达这一目标的过程、所用的手段和时间。本来两人都同意用新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手段来逐渐消灭个体经济,最终使农村与城市一起融入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是粮食危机使二人出现了分歧,他们所制定的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内容大体一致,但其操作顺序却截然相反。斯大林认为,在农村,「(一)首先,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二)其次,出路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三)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布哈林则认为:(1)工农联盟由于强制手段的使用正处于破裂的前夕;(2)目前必须恢复商业和市场贸易的自由,缓和国家的控制和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进攻;(3)不要过高估计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意义,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包括富农经济在内的个体农业上。4

  分歧一出现,斯大林就悄悄地施展宗派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了。在1928年4月,他就指出党内存在「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的「傻瓜」,这自然是指布哈林等人。6月他又粗鲁地斥责布哈林的支持者、代理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致政治局的信是「知识份子式的哀鸣」,是「失掉理智,张惶失措。……『疑心生暗鬼』」。他还明确指出这封信「集中体现了右派的政治路线」5。这是斯大林首次对布哈林等人上纲上线。

  面对斯大林的步步进攻,布哈林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况且托、季等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布哈林不得不想办法阻止斯大林的疯狂行为。1928年7月,他与加米涅夫进行了会谈,其间布哈林说道,「斯大林是无原则的阴谋家,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把持著一切,他的主张是根据排斥异己的需要而变化不定的」6。布哈林此举是徒劳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加米涅夫等已被打成反对派并被开除,他们实际上已不具有甚么号召力了,同他们缠在一起只会为斯大林提供打击异端的理由。不过布哈林的话有利于我们理解斯大林的行为方式,即他的言行并不只是根据客观要求而做出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争夺权力而做,而且他常常是为反对他人而反对他人,不管其说的、做的对错与否。不久他又获得一次打击布哈林的机会。

  1928年9月又出现了粮食征购危机,这次危机又是靠强制措施来解决的。当愈来愈多的中央委员相信只有靠强制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时,他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观念:新经济政策已然失效了,唯有以制度化的强制手段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才能彻底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再对农民心慈面软了,也不能容忍右倾分子再为农民说情了。他们开始埋怨中央「只讲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对右派则保持沉默」7。在这样的气候下,斯大林决定向布哈林宣战了。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报告。不过他只指出在中央委员中有右倾分子,而政治局内则没有。联席会议最后只解除了几名布哈林的追随者的职务。斯大林要待时机成熟后再动布哈林。

  1928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通过了《关于1928-1929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斯大林的观点占了上风。决议认为造成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组织上的,而非如布哈林所说是经济上的和工作态度上的,所以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就是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提高产量和建设新的国营农场。为了对付日益增加的国外军事威胁,当务之急是在经济技术上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无论是国外威胁还是国内经济困难都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决议还指出,在当前经济紧张、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党内出现了右倾,托洛茨基主义也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但右倾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次全会表明苏共整体的意识形态神经愈来愈敏感了,「左」的情绪在全党上下开始弥漫,斯大林则要充分利用这种气氛来达到他的各种目的。

  粮食危机为斯大林再次将全党引向「左」的路线提供了理由。究其原因,粮食收购危机大部分是强制措施引起的,而斯大林却认为是强制措施不够严厉造成的,如此便成了恶性循环:强制手段越频繁,农民反抗也越频繁,而反抗又促生了更多的强制,最终的结果将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苏共此时对农民的态度就像两个人打架,一方打了另一方,却又以另一方的反抗为理由要消灭对方。在苏联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它作为真理的化身永远正确,任何反对的举动都会被它视为对真理的污辱而被压制或消灭。任何的反对和异议都只是不断刺激它的征服和进攻的欲望而不是使它自我反省。常挂在它嘴边的自我批评是它自认为完美的骄傲显示而不是甚么谦逊的标志,因为这样一来它更容不得任何外来的批评。因此它从不会平等地看待他人,他人总是它征服或统治的物件。对农民是这样,对一切人都是如此。仅埋怨斯大林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是片面的,可以说每个同他有著同样意识形态、同样思维模式的人都是他的同路人,不论是正统派也好,还是反对派也好。

  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ABC》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作者,布哈林更支持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只不过他认为不能求快,而是求稳。他对农民并无特殊的好感,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平衡理论,而农民是他的平衡理论中的一颗棋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块垫脚石。无论在斯大林还是在布哈林眼中,人并不成其为人,而只是一件工具,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来使用这件工具。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布哈林在阐述富农政策时所用的措辞,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布哈林最终会同斯大林讲和了。他说:「富农的合作社巢穴,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到这个体系上面;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那些富农领导的合作社以后将变成甚么样呢?……这个富农合作社如果要能够发展壮大,同样必需像其他一切合作社那样,与国家的经济机构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它会把自己的闲置的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便取得一定数量的利息,即便这类的合作社成立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也非得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的信用机构联结在一起不可,因为后者掌握著国家的主要信贷资金。富农和他们的组织反正无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以及这一专政的经济组织的已经相当强大的力量早已规定了总的发展范围。如果富农(不管愿不愿意)必须把款子存入我们的银行,如果他(不管他是否愿意)通过各种关系同我们的经济机构联系起来,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著重号为笔者所加)8既然这位最「右」、最开明的革命家都预设了富农们的「异类」「巢穴」的「无路可走」,而且「不管他是否愿意」,那么还有甚么理由反对斯大林消灭因不公平待遇而反抗征粮队的富农呢?还有甚么理由不支持集体农庄这一「专政的经济组织」呢?

  事情的发展愈来愈有利于斯大林。粮食收购危机之后,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秘谈一事又被揭露,斯大林正式向布哈林发起了进攻。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作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报告,要将布氏彻底打翻。布哈林奋起反击,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的是军事封建剥削,工业化政策是杀鸡取卵,又攻击党内缺乏民主,共产国际官僚化严重。然而一切都晚了。布哈林等人的反抗只是促使中央委员会更快地清除了他们。

  4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全会,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他以其特有的粗暴方式咒骂布哈林等人,称布氏「充当了人民敌人的尾巴,」「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徒」,布哈林的理论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布哈林派的宣言是「无耻的粗暴的造谣」 等等。当布哈林想用个人友谊来使斯大林缓和其态度时,斯大林不屑地说,这些「牢骚和喊叫连一个破钱都不值得」9。这就是斯大林对待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的态度。在意识形态和利益面前,其他一切一律免谈。布哈林被全会撤销了职务。常常专政他人的布哈林,在被专政时发出的要求民主的脆弱的声音,招来的只能是对其自私和虚伪的谴责。

  1929年4月23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斯大林的路线取得了全面胜利,性急的革命者们都支持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面贯彻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一座全国性的强制劳动营即将出现。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布哈林开除出执委会主席团。1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头衔。

  11月26日,布哈林等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有义务声明: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在一系列政治和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在这个论争中正确的是党和中央委员会。」10这是不奇怪的,布哈林再怎么造反也不会反出他的意识形态,不会反对他的党及党的专政。况且集体农庄政策一出,粮食危机立刻就解决了,因为反抗的力量都被强大的国家力量压制下去了,没有人认为这有甚么不对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也纷纷拜倒在斯大林的脚下,因为他给予他们的比他们所需要的还要多,他们要求「左」,而此时的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手腕更铁、更残酷。11连麦德维杰夫都支持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政策,还有甚么办法呢?既然都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下,既然人们都喜欢命令和奴役,谁又能挡得住呢?人人都呼唤铁的手腕和极权统治,斯大林又等甚么呢?至于那必然的镰刀会临在一些人的头上,那也不过是他们为必然的事业所作出的奉献而己。他们应该含笑接受这一命运的眷顾。

  苏共内的地震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共产国际路线的变化,而共产国际又会将这种震动传到世界各地,美共能够逃脱吗?

(二)共产国际的转变

  随著布哈林的每况愈下,由布哈林主持的共产国际愈来愈听命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路线也开始向左转。

  早在1928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评价联共(布)十五大时就讲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不仅仅是对苏联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最初几年的『稳定过程』也结束了」,12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就要来临。这是对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的观点的修正。执委会还将托派同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系起来,将他们视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主要威胁。这是对布哈林关于要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观点的修正。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左翼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他们以同情和『有条件地』支持的谎言隐藏他们针对苏联的斗争,……这些所谓的左派机会主义领袖是共产主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最危险的敌人」。会上还提出要英国共产党利用向左发展的群众运动去反对劳工党,并以革命工人政府的口号取代劳工政府的口号。这就要求各党工会政策迅速向左转,以共产主义革命工会取代改革主义工会。13联共(布)十五大上的左的观点已全被共产国际接受了。而「左」的趋势仍在发展。

  随著布哈林与斯大林争吵的加剧,共产国际的路线愈来愈偏向「左」,布哈林的观点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掉,到了1928年7-9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布哈林被迫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并承认右倾是主要危险。

  布哈林对斯大林最为明显的让步是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这一论断的修正。他明确提出,「这种相对稳定,相对稳定的估计在很多方面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形势了」。他推翻了他以前的论断,「过去曾认为,我们只在这一或那一国家看到生产的某种增长,并且这还几乎是个例外。这种增长并不特别典型,它仅仅被看做是偶然的『特定的』的状况。明天或者后天将会出现另一种过程。如果今天我们在某个国家里看到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增长,良好的市场情况,那只不过是『经济蜉蝣』,是不能当真的。」这等于说他的关于「美国仍处在上升阶段」的论断是胡说,「不能当真的」。布氏轻巧的一句话就抽掉了「美国例外论」的基石。由于他是被迫出尔反尔的,他仍在暗中与斯大林相对抗,以致他的言论中矛盾重重。他在逐个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时得出的是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但在总结其普遍特征时又向斯大林妥协,莫名其妙地得出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在继续著,甚至在发展……这种变化必然使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切矛盾成千倍地尖锐化并最终导致它的灭亡。」14还有,他既主张加紧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但又不放弃统一战线策略;他既认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是正确的,又承认官僚主义弊病严重,党内生活和共产国际支部活动不正常,干部队伍素质低下,工作和斗争方法粗鲁、卑劣;他承认共产国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但这个右倾却是无所不包,从「极左」派到右派全被辩证法统一起来。15

  这种混乱是他同斯大林斗争的结果,但是从这个大杂烩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整体趋势是向左倾斜的。事实证明,在六大之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影响是一落千丈,斯大林开始控制共产国际,并在共产国际内展开了清扫右倾的运动,积极支持布哈林的美共书记洛夫斯顿不幸撞在了枪口上。

二 美共的反应以及「例外论」的命运

(一)六大前的较量

  当共产国际于1928年初向左转时,洛夫斯顿等已有所察觉,但并未太在意。驻共产国际的美共的老朋友佩珀也建议他们不要放在心上。佩珀对共产国际的新路线不以为然,他认为共产国际根据欧洲的状况制定的政策不能被机械地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与欧洲有著根本不同,如:美国的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阶段;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仍在增长;美国工人阶级比欧洲要优越得多;美国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群众性政党;左倾路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市场等。所以适合美国条件的仍然是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就像英国的劳工党一样。16佩珀的「美国例外论」看起来比洛夫斯顿的还要「例外」。所以,他在莫斯科受到的猛烈攻击可想而知,只有布哈林对他表示了宽容。

  在苏共的矛盾公开之前,洛夫斯顿并不感到依靠佩珀和布哈林会给他带来甚么麻烦,他认为跟随他们也就是跟随著国际。在他于1928年2月写的《1928:总统竞选和工人》这一小册子中,他仍在提倡要建立一个农工党,而不是革命工人党,因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未激进起来。17

  与洛夫斯顿相对的是福斯特集团的观点,福斯特对共产国际向左转持赞同态度,他正好可以借此来打击洛夫斯顿的悲观论调,可以批判他「低估群众的左的动向」,「缺乏斗争的眼光」。18为福斯特集团打气的是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A•洛佐夫斯基。他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洛佐夫斯基对洛夫斯顿在美国工会政策上的态度很不满意,在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他就指责美共的「坐等的态度」,批评其「拯救工会」的口号是「无用的口号」,乞求工会官僚去组织未被组织的工人是错误的。他要求美共立即离开路易斯的美国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另建新的矿工工会。洛夫斯顿明确拒绝了洛佐夫斯基的要求;毕特曼同意建立新矿工工会,但拒绝抛弃「拯救工会」口号;福斯特则建议同莫斯科继续谈判。最后的结果是,美共不同意离开矿工工会和劳联另建新工会,但同意在矿工基层中建立共产党人控制的支部。19

  洛佐夫斯基仍不满意,在第九次全会后不久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向以比尔·邓恩、本杰明·吉特洛和杰克·约翰斯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经过十天的软硬兼施,美国代表团终于同意以三种方式来组织未被组织的工人,即通过加入「反动工会,通过在旧工会中建立新的支部和建立全新的工会的形式」来组织工人。20

  然而美共仍然对洛佐夫斯基的政策阴奉阳违,连福斯特都加入洛夫斯顿的行列来对抗红色工会国际。因为福斯特一直是反「双重工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而且此时莫斯科的斗争还不明了,布哈林和佩珀对洛夫斯顿的支持力量仍不可小视。福斯特便不敢贸然跟随洛佐夫斯基。这一切使洛佐夫斯基大为恼火,他不得不动用莫斯科的权威来压制美共。在六大前美共接连收到共产国际的两道命令,一是命令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纺织工会,一是命令建立一个新的矿工工会。这就使得美共无法推诿了。

  虽然洛夫斯顿等人有些顺从了,但洛佐夫顿基不会忘记他们的怠慢之处,他要让他们在六大上付出代价。

(二)六大上的妥协

  如前所述,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迫使布哈林全面向「左」转,不过在他那份被斯大林等人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报告里,布哈林还是在尽量保持自己的声音。再加上双方胜负仍然未分,在表面上他们仍维持著一种团结的假像,如在六大期间当有些代表提到的苏共政治局中的分裂问题时,他们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声称:政治局内部没有意见分歧,并对散布政治局内部有对立的谣言提出抗议。21因此在六大上当洛夫斯顿等受到洛佐夫斯基以及美共中反对派的攻击时,布哈林为他们做的辩护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得双方达成了妥协,洛夫斯顿安然过了这一关,下面简要阐述一下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这些分歧可能带来的后果。

  借六大提出反右倾危险之机,美共内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的英美秘书处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党中的「右倾危险」》的报告,除白劳德外,反对派的主要人物约翰斯顿、邓恩、坎农、福斯特、毕特曼等都在上面签了名。此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控告洛夫斯顿过高估计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而低估了美国激进化的发展,因而形成了美共内的「右倾危险」。洛夫斯顿不知有多悲哀,点燃轰击他的「美国例外论」的炮火的竟是他的战友。反对派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就要达到它生长的顶点了」,在工厂中则出现了普遍的激进情绪。22所以美国「极有可能」爆发一场「带有革命特点」的斗争,尽管美国不是欧洲。但美共应采取「阶级对抗阶级」的策略。23

  洛夫斯顿当然不愿意被说成是右倾,他同佩珀一起批判反对派的「成长顶点论」和工人阶级已经激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承认美国资本主义仍在发展的事实,不等于过高估计其实力;他们也承认工人阶级会出现普遍激进化的情况,但不是现在。现在改良工会领袖和资产阶级政客仍能欺骗大多数工人;劳联在今后也仍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会瓦解。不过,洛夫斯顿也做了一些让步,声称美共已开始著手创立新的工会,他也不再认为共产国际针对欧洲党的策略并不适用于美国。24他还承认美共在对待社会党问题上有些「右倾」,在工会工作和黑人工作中不够积极。但从总体上看,美共并不比其他党犯有更严重的错误。25

  不过反对派并不是要听洛夫斯顿的分析和辩解,他们只想推翻他的领导,为此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连共产国际的洛佐夫斯基、罗明那兹和英美书记处的皮特罗夫斯基都加入了反对洛夫斯顿、佩珀的行列。洛佐夫斯基批评洛夫斯顿派「甚么也看不见,只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罗明那兹则对佩珀的个人品质及其既往历史进行了抨击,嘲讽他会在「一天或一小时之内」改变立场。洛夫斯顿则极力为佩珀辩护,他讽刺洛佐夫斯基,说「他总是将他所碰到的任何事情弄糟」。不仅如此,激动的洛夫斯顿还批评了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代表对布哈林的不尊重。26洛夫斯顿如此公开对抗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并维护布哈林,使他在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仅如此,反对派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他们想让大会给美国党发一封公开信,督促其改变政策,也就是要改换领导人。但大会拒绝了他们。此后福斯特获取了一个同斯大林私下会晤的机会,这使反对派喜出望外。福斯特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来扳倒洛夫斯顿,他将与斯大林的谈话写成了一封信寄回国内,以使自己一方的力量有所增强。信的内容大致是:斯大林反对一击之下就清除洛夫斯顿集团,而且这也不能由共产国际来做。福斯特说他们并无此意,他们只是想让共产国际发公开信给美国党,要其批判中央委员会以及洛夫斯顿集团的「右倾」路线,并规定在总统选举过后两个月召开党的大会,福斯特还告诉斯大林说布哈林没有批判美国党内的「右翼」危险。福斯特的结论是:斯大林坚决支持他们而反对洛夫斯顿集团,光明是属于他们的。27

  这封信给我们传达出了很多信息。首先让我们理解了斯大林打击对手的手法,斯大林不会在一两次的批判之下致对手于死地,而是放手让对方犯更多的错误,这就使斯大林最终彻底清除对手时不仅使局外者心服口服,就是对手也无话可说,甘心认输。其次,斯大林从不会让自己陷在宗派泥潭之中,他不会让任何人牵著鼻子走,同任何个人或宗派结成亲密联盟,他始终保持自己能够脱身的自由,这使他既可以支持任何一方,也可以打击任何一方。所以他最反对支持他的人自称为斯大林派,他不能是一个宗派,他要代表的是中央,是真理。只有这样他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前面的权力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不会对福斯特许诺甚么,更不会让福斯特把他拖下水。因此当福斯特打著「斯大林派」的招牌去招摇时,他得到的是斯大林的一通痛斥和责骂。不过,从信中我们仍能看出,福斯特已判断出了苏共内的斗争趋势,即布哈林已输给了斯大林,所以他才毫不顾忌地攻击布哈林,讨好斯大林。

  不幸的是,福斯特这封信被留在美国的洛夫斯顿的战友吉特洛截获了。吉特洛立即将此信以电报形式传给了莫斯科的洛夫斯顿,洛夫斯顿试图让斯大林批评这封信,但没有成功。于是洛夫斯顿等公开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也许正是这封信暂时阻止了洛夫斯顿派在六大上的失败,但同时也加深了斯大林要清除这一不服管教的集团的决心。

  如前所述,洛夫斯顿集团未在六大上被打成右倾还由于斯大林未等到适当的机会彻底打垮布哈林,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仍有著一定的影响力,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仍支持布哈林,并对「走廊会议」28感到惊讶和不满。因此布哈林对其支持者的保护还有一定效力。在大会上,布哈林支持洛夫斯顿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就从世界经济中消失」。他还坦率承认他对美国近期出现直接革命形势并不抱期望。他批评反对派将认为美国经济仍在发展的同志等同于对美帝实力的「大肆鼓吹」者,反对派「企图利用那种重大转折关头的最尖锐形式」把党内斗争扩大化是不对的。29共产国际关于美共问题的最终结论是:「指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代表『右倾』路线是没有根据的。」30

  综合各种因素,洛夫斯顿派在六大上暂时保住了领导地位,反对派则讨了个没趣。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洛夫斯顿被这一表面的胜利所麻痹了,这使他对布哈林的江河日下之境况有所失察。待他发现事情不妙时,他已回天乏力了。

(三)洛夫斯顿的失察

   伴随著布哈林那让人难以察觉的权力的跌落,美国却迎来了又一个经济小高潮。到了1928年末,美国经济不仅未象美共反对派和共产国际所预测的那样发生普遍的危机,而是又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这更坚定了洛夫斯顿、佩珀等人先前的立场,他们声称:「美国正在发生一次强有力的技术革命,巨大的合理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其影响堪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但反对派代表福斯特、毕特曼则认为这次经济回升并未使「普遍的萧条有了明显的起色」,充其量也只是阻止萧条转变为经济危机。双方分歧仍在:洛夫斯顿强调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毕特曼则强调其衰落;洛氏将不可避免的危机推到了遥远的未来,而毕特曼则认为它就在眼前。31

   洛夫斯顿仍敢坚持这种立场是同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的小胜,以及他在美国共产党12月全会上的压倒性胜利分不开的。这使他认为无需修正他的立场,他也仍在为布哈林辩护。    当斯大林一次次地在苏共会议上讲「右倾」危险,矛头渐指布哈林时,洛夫斯顿在美共全会上却说:「对我来说,布哈林同志代表共产主义路线,代表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因此布哈林同志是共产国际的权威……对我来说,他并不代表共产国际的『右翼』,尽管有时候他是。」32

   此外,洛夫斯顿又在佩珀问题上冲撞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在六大结束后立即下令召佩珀回莫斯科。佩珀自大会后跟随美国代表团回国,此后百般拖延,赖在美国不走。他的行为受到了洛夫斯顿的支持,两人还发表了类似同患难、共生死的声明。33这一切都加强了斯大林要收拾这个集团的决心。

   在1928年11月,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就送来了暗号,表示它并未说要支持多数派,洛夫斯顿渐觉不妙,便派沃尔夫到莫斯科去看个究竟。沃尔夫到了那里才知,莫斯科已变了天,布哈林已被架空了。他还得知共产国际还准备给美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发一封公开信,声称它已不再支持多数派。沃尔夫拖著病体请求共产国际不要发这封信,但已无人理睬他。最后是布哈林到病床前来看望他,布哈林无奈地告诉他,「由五票对四票决定,我病得太重,不能在共产国际主席职位上工作了」。34

(四)大厦将倾

   1929年1月,共产国际先发了一封信来试探美国的忠心,建议各级领导人自由发表他们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意见,最后决定是否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不难猜测,到处是一片献忠心的呼声。福斯特放弃了多年来坚持的双重工会主义立场,同以前的战友毕特曼等尽释前嫌,一齐拜倒在共产国际的脚下。洛夫斯顿此时也不敢怠慢了,为了弥补以往的过失,他的忠诚表现丝毫不逊于反对派。

   忠心照收,但该清除的还是要清除。共产国际撤换洛夫斯顿的命令不久就降临了美共。这一命令是以两个建议的形式传达的:一个是公开的政治上的建议,一个是秘密的组织上的建议。这两个建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参加美共六大的两个代表,德共党员菲力浦·登格耳和英共党员哈里·波立特带来的。

   政治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双方停止宗派斗争。共产国际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评双方是在搞无原则的宗派斗争。但共产国际著重指出要注意美共记忆体在的右倾危险,「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危机加剧的前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稳定性的进一步破坏,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问题──这一点最近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所关心的主要决定性问题」35。这一批判明显是指向洛夫斯顿的。因此我们不难猜测到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建议内容:在即将召开的美共六大上选福斯特为总书记,斗争双方的两个代表洛夫斯顿和毕特曼则要辞去在美共中的职务,到莫斯科去听候处理。

   在宣读这些建议时,共产国际的代表登格耳明确表示他对反对派的支持,洛夫斯顿会有何反应呢?

(五)洛夫斯顿的反抗

   从以往洛夫斯顿冲撞斯大林的记录来看,这个年轻气盛的知识份子是不乏勇气的;从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看,共产国际的惩罚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洛夫斯顿的观点是较符合美国现实情况的;而从群众基础上来看,共产国际更没有理由撤换他了,因为在刚当选的美共六大代表中,超过九成的代表支持他。36共产国际不是崇尚多数原则吗?

   于是洛夫斯顿及其支持者们组织起了美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抗莫斯科的行动。他们要控制即将召开的美共六大,迫使莫斯科收回成命。

   1929年3月1日,美国工人(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政治委员会上,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美共立即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选福斯特为总书记。洛夫斯顿集团中的贝达特、迈纳、斯塔奇尔、韦恩斯顿等人齐声反对这一建议。两大集团立时混战起来。洛夫斯顿集团指责福斯特不够资格做总书记,并逐一批判福斯特的所作所为;福斯特集团则抨击洛夫斯顿集团是布哈林的尾巴。

   此时的洛夫斯顿所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做得让莫斯科满意,从而使之收回撤换他的命令。通过反对派的攻击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提醒,洛夫斯顿集团了解到:莫斯科对他们的布哈林倾向十分不满,要让莫斯科欢心,就必须要点名批评布哈林,于是洛夫斯顿集团采取了一个令反对派也感惊奇的行动,他们在大会上提出建议,要将布哈林正式从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上驱逐出去。他们还建议发电报给苏联共产党,庆祝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的胜利。洛夫斯顿集团讨好斯大林的步伐此时已超过了福斯特集团,他们对布哈林的态度甚至比斯大林还激进。在这一系列的谄媚之后,洛夫斯顿才决定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安排一个「无产阶级」代表团联名致电斯大林,请求他修改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议并允许美共大会在共产国际的赞同下自己选择领导人。37这一请求成行的话,洛夫斯顿自然就高枕无忧了。

   斯大林的答复是,大会可以自己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其他决定照旧,即除了福斯特可能做不成总书记外,洛夫斯顿依然要被遣往莫斯科听候处理。大会决定先按斯大林的建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之后再商议洛夫斯顿的去处。结果洛夫斯顿派大获全胜,十四个政治委员中他们占了十人。大会还选举了一个三人书记处来取代总书记一职。三个书记分别是:执行部书记吉特洛,鼓动宣传部书记贝达特,工会书记福斯特。

   为了帮助洛夫斯顿,其支持者们颇费了一番脑筋。仍在莫斯科的沃尔夫建议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就所有问题同苏联领导人面对面地进行协商。这一建议被多数人接受,只有佩珀警告他们说,他们这一去恐怕会「落入斯大林的手掌心」38。但掌握了中央委员会的洛夫斯顿集团自信自己有能力说服莫斯科。他们大概认为莫斯科应该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不过不久他们就会明白斯大林的道理是甚么样的了。正当斯大林发愁对他们鞭长莫及之时,他们自己却送上门来了。

   到莫斯科去的除了洛夫斯顿、吉特洛、贝达特率领的十人「无产阶级代表团」外,还有莫斯科另行召去的福斯特、毕特曼、韦恩斯顿等反对派代表。十人代表团路过柏林时,刚被共产国际在反布哈林运动中开除的印共党员M.N.罗易再次警告他们不要去自投罗网,但过于自信的美国同志们又拒绝了这一劝告。看来人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六)斯大林的逻辑

   美国代表团于1929年4月7日到达莫斯科。一周之后共产国际的美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美共的问题。同时苏共4月全会也在进行之中,这次全会彻底打垮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一百多人列席了美国委员会的听证会。

   美国委员会先让美国代表团陈述他们的问题和观点。于是两大集团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攻击和指责。委员会则对他们所陈述的问题追根溯源,明确责任。这样的议程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在会议上双方都丑态百出,极尽挖苦、嘲讽、诬蔑之能事。每一方都想将自己洗净而把他人抹黑,结果是大家都被搞得一团黑。那么坐收渔利的是谁呢?自然是审判官了。当双方都揭尽各自短处的时候,正义纯洁的审判官便可以从容地收拾他们了。双方怀疑甚么都可以,但绝对不能怀疑共产国际的审判官地位,这也是他们无法跳出莫斯科的掌心的根源所在。

   当双方撕打得精疲力尽时,共产国际便开始发话了。5月6日,斯大林的讲话便代表了美国委员会的最终裁决。从斯大林的逻辑中我们便能了解:共产国际所宣导的布尔什维克化是甚么?列宁主义原则又是甚么?是要「一般」还是要「例外」?对抗共产国际会有甚么后果?

   要想彻底摧毁对方的反抗,首先就要指出他的错误,并将它夸张到致命的程度,使之在神圣的事业和理想面前羞愧难当,自甘认罪。斯大林无疑谙熟这套治人的技艺。他首先总结了两个集团所犯的错误,「在讨论过程中已经很清楚了,两个集团都犯有根本性的错误,他们都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这种夸大是基于多数派和少数派所犯的每一个机会主义错误根源之上的。忽视美国资本主义具体特征是错的。共产党在它的工作中应将它们考虑进去。但是将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具体特征基础上将更加错误,因为每一个共产党,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必须将其活动建于其上的基础必须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而不是任何给定国家的具体特征。这一普遍特征在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特征仅仅是普遍特征的补充而已。两个集团的错误就是他们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具体特征的意义而低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39

   斯大林这一套具体与普遍的辩证法立即封杀了美国同志们的所有退路。在这套辩证法下,既使莫斯科承认美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观察是正确的,他们确实掌握了美国所有的具体特征,然而莫斯科的政策仍不能建立在这种观察之上,因为它们不过是普遍特征的补充而已。换句话说,美国同志们穷尽所有的智慧也只能抓住美国的具体特征,它们仍要服从于普遍特征。那么普遍特征由谁来掌握呢?当然是莫斯科了。所以无论各国共产党对本国的观察是甚么样的,最终的裁判仍然是莫斯科。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集团都可以被打成右派,只要莫斯科愿意的话。现场没有一个人对斯大林的辩证法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接受了与斯大林一样的思维方式,此种思维方式早已深植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怎么会反对呢?

   在批评了美共的根本错误之后,斯大林开始就其具体行为进行批判。他说,首先,「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多数派领导,是受无原则的宗派主义驱使的,他们将宗派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其次,「两个集团,尤其是多数派,是如此深染宗派主义疾病以致于他们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建立在腐朽的外交政策上,一种外交阴谋政策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原则之上。」40接下来斯大林便列举了两个集团的种种阴谋手段,如双方在美共六大上比赛谴责布哈林;少数派声称自己是「斯大林派」;多数派对佩珀的态度之转变41;双方利用同斯大林的谈话来谋取宗派利益等等。斯大林对此不无讽刺地说:「美国共产党的两个集团就像比赛中的马,互相竞争,你追我赶,沉迷于猜测在苏联共产党记忆体在的和不存在的分歧。……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的特殊宗派谋取一些利益,给其他宗派带来损失。」42从上面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著重批判的是多数派。

   同上述这些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龌龊行为相比,斯大林描述出了一个圣洁美好的共产国际:「同志们,共产国际不是证券市场,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的圣中之圣。因此,共产国际一定不要同证券市场混在一起。或者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一个人同另一个的关系及分部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必须是水晶般的清澈和纯洁,反过来,共产国际同分部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会为腐朽的外交阴谋留有空间;或者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这样,在我们的关系中就会充满腐朽的外交伎俩和无原则的宗派斗争。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我们必须选择,同志们。」43在这里,斯大林设定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他将列宁主义者和非列宁主义者同两种截然不同的品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列宁主义者们还能有其他选择吗?联系两个集团的行为,作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做出如此龌龊的行为难道还不感到羞愧吗?面对圣洁的殿堂难道还不该幡然悔过,痛改前非?斯大林将共产国际描述得愈圣洁,就愈加强了他打击美共的力量。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组织或个体越自诩为高尚、纯洁的化身,它(他)就越不宽容,它(他)的道德理想越高,对反抗它(他)的事物就打击得越厉害。就如同一切的「人性善」理论一样,片面高昂人性的一面而强行割除其认为不善的一面,这样就导致了对人的完整性的否定,造就了片面、苛刻、教条的人。这样形成的人际关系更多地是相互挑剔、指责和抱怨,人与人之间只看到错误和缺点,最终闹得矛盾重重、仇恨满天。

   斯大林就是一个自认为完善的人,在他的道德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夹攻之下,美共已成了惊弓之鸟,于是斯大林顺理成章地抛出了他的最后裁决:

  1、必须支持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行动和建议……

  2、必须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向美国共产党党员们发一封公开信,列举党的两个派别的错误并特别强调清除所有的宗派主义问题。

  3、多数派领导人在美共大会上的行为,尤其是在佩珀问题上的行为要受到谴责。

  4、最后一定要提及美共目前的状况,如积极工作问题,……在工会中的工作问题,与改革主义斗争的问题,与「右倾」斗争的问题……

  5、美国共产党执委会的书记处必须重组,要将那些能够比宗派斗争看得更远,能够看到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能够将党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集团及其领袖的利益之上的工人招进来。

  6、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曼同志必须被召来受共产国际的处理,以使美国成员最终懂得共产国际会严肃对待与宗派主义的斗争。

   斯大林最后强调,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健康的党,使之能够清除宗派主义,形成统一,加强党的力量和使之布尔什维克化」44。

   不过,当我们通篇考察斯大林的这篇讲话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斯大林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使美共和其他共产党懂得:不要对抗莫斯科,否则你会得不偿失。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向苏联共产党看齐,向共产国际看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然而洛夫斯顿等就是因为向苏共看齐才落此下场的,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看错了人。这就让莫斯科的追随者们为难了,因为他们事先无法知道到底谁会胜出,所以很难下注,但不下注又不可能,所以只能赌了。这样一来,斯大林责怪其属下搞宗派斗争就没有理由了。因为一切都是由他的党引起的。也难怪洛夫斯顿心中意难平:成也是你莫斯科,败也是你莫斯科,我们就只能任你摆布吗?所以他要反抗。     

(七)暗渡陈仓

   在美国委员会著手起草致美国共产党的公开信时,洛夫斯顿等也在悄悄地调兵遣将。在临行前,洛夫斯顿、吉特洛曾秘密叮嘱留守的迈纳和斯塔奇尔要守好阵地。此二人此时分别为美共的代理总书记和组织书记。同时洛夫斯顿等还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让迈、斯二人列了一张可靠人员的名单,若共产国际作出不利于他们的决议时就将党的所有财产转入这些人之手,他们还同党的律师谈妥了出售党的建筑物的事宜。洛氏集团要以破釜沉舟的大拍卖来同共产国际讲条件。45

   远在莫斯科的洛夫斯顿、吉特洛还同美共保持著联系,以确保家中无事。迈、斯二人电告他们说没有问题。这一乐观情况使洛氏等坚定了同共产国际对抗的决心,5月9日,他们达成一个共识,即,如果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被接受了,美国共产党将被迫得出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企图摧毁(美国的)中央委员会并因此就遵循了这样一种政策,即将先前的反对集团的宗派主义合法化并使它在今后延续下去。」46这无异于是对共产国际的直接宣战。

   共产国际以为美共代表团已完全屈服了,就在斯大林的讲话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将之发给美国代表团,让他们表态。这份声明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的呼吁书》(以下简称「呼吁书」)。这是一篇典型的意识形态八股文,它先是说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错误估计了这些,错误估计了那些,脱离了甚么,抹煞了甚么,忽视了甚么,滑到了甚么的地步等等。一会儿是甚么形「左」实右错误,一会儿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完全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只要不听我共产国际的话,我就能给你戴上各式各样的帽子。这之后才有了一种确切的定罪,「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错误思想表现在所谓的『例外论』上,其最狂热的拥护者是倍倍尔(即佩珀──笔者)和洛夫斯顿。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生危机,但美国例外,群众激化,但美国例外,必须开展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但美国共产党内不必要这样做。」47这是共产国际首次提出「例外论」这一概念,「美国例外论」一词在美共内从此盛行起来。

   接下来自然是对「例外论」的狂轰滥炸,接著又描述了共产国际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导和挽救堕落的美国同志们,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已经仁至义尽的共产国际实在不能容忍他们再糟蹋莫斯科的清誉了,无奈之下做出如下决定:

   1、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立即解散派别组织,结束一切派别活动。责成美国共产党的所有组织执行这一决定。对于搞派别活动的人可以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直至开除出党。

   2、洛夫斯顿及毕特曼同志作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极端派别活动分子应该停职暂不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工作。

   3、驳回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

   4、认为必须改组和扩大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以保证书记处进行真正集体的非派别性的工作,并尽可能协助中央委员会制止党内的派别斗争。

   5、倍倍尔案件交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审理。48

  这样的决定如何也不能使人们想起共产国际与分部之间的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正如斯大林描述的那样。对此共产国际又另有说法:「只有在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为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进行反对右倾危险的更加有力的斗争,美国共产党才有可能成为美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先锋队,才能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政党,党的队伍中才会出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和所有党组织及党员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二者同时发展的局面。在这样的政党内少数才会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本著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具体指示的精神作出的决定。这样的政党一定能领导美国人民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胜利的斗争。」(著重号为笔者所加)49很清楚了吧。要想成为兄弟,要想平等和民主的前提首先就是要听共产国际的话。多数决定少数的原则的有效性前提也是:这个多数必须是听共产国际的话的多数。只要听话,你一切都是,无论是兄弟还是先锋队,否则你甚么都不是。

   面对这一毁灭式的最后通牒,洛夫斯顿等决定冒险一搏。《呼吁书》是5月11日送达给他们的,12日他们就拟好了一封给迈、斯二人的电报,并托一个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间谍将此电报带回美国。电报的大致内容如下:共产国际的决议草案意味著对党的摧毁,所以美共要建立起坚固的统一战线,在美国代表团到达之前不要接受任何人的任何行动和建议,甚至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若代表团被阻挠回国,美共就要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代表团全部回国。同时务必要控制住党的所有单位的所有财产和亲信成员。50

   一场老鼠与大象的斗争就要开始了。

(八)斯大林的诅咒

   在共产国际的美国委员会上,主仆双方争执不下。吉特洛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回答了共产国际的最后通牒: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这一次恕难从命,因为接受这一决议「将会使我们绝对无法继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效地开展工作。」51

   面对如此抗拒莫斯科权威的行动,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再给美国同志们上一课了,以便让他们搞清楚:到底谁是权威?该如何对待权威?甚么是民主、甚么是集中?在莫斯科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该是甚么样子?

   在1929年5月14日的晚上,当著大约150名各党领袖的面,斯大林开始教训美国代表团,他说:「这一声明(即吉特洛的讲话──笔者)的根本特征就是它表达了不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的观点。这意味著多数派领导人的极端主义已使他们走上了不服从的道路,因而也就是向共产国际宣战。」为了让美共代表团无路可退,斯大林又精辟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含义:「不能否认,我们的美国同志们同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都有权不赞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并有权反对它。只要他们把这种权利的实施限制在这个范围内,是没有错的,也不会有任何错误。但问题是,5月14日的声明并未停止在这里,它走得更远;它认为即使在草案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之后也必须要继续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将问题公正地向美国代表团摆出来:当草案具有了共产国际决议的强制性力量时,他们认为他们本身有权利不服从这一决议吗?……作为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认为他们自己有权不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吗?」52这不是很明白吗?美国同志们以及任何共产主义者的民主权利仅止于对上面的决议发发议论,寒喧几句,当然也可以发发牢骚,可以有不满,但这之后就是绝对地服从这一决议了。人们的民主权利要限制在对决议毫发无损的范围内,这当然「不会有任何错误」。决议仍然是决议,它丝毫不为人们的议论和不满所影响。因此体现在此决议上的强制权力自然会消灭一切的异议而达到绝对的统一,从而体现出列宁主义原则的优越性。当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不满足于仅发发议论和牢骚的民主权利而企图要将自己的意见写进决议,从而对决议产生积极的和实质性的影响时,这就超出了斯大林所理解的「列宁主义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了。这样的同志就不能称其为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这种做法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才提倡的,这会破坏共产国际铁的纪律和统一,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及其优越性是不相符的。所以即使面对一个自己未参与制定的决议,美国代表团也只有服从的权利。

   为了让美国同志们更明白到底谁说了算,斯大林干脆说:「声明的作者们明显忘记了共产国际大会的决议的解释者只能是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而不是他们。如果声明的作者们认为美国的工人们会相信他们的解释而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解释,那他们就错了。」够坦白了吧,这无疑是在说,共产国际既是真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又是真理的阐释者,它拥有绝对的权威,它的地位不可动摇。在这里除了服从便是服从。因此,「美国代表团的宣言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纲领,它是在机会主义的摇摆不定、宗派主义的无原则状态下和反对美国共产党的统一的名义下写出来的。」53既然真理在共产国际手中,自然可以用各种名目来谴责不顺从者。

   有人也许会问,共产国际现在反对宗派斗争,但在以前布尔什维克不是经常在社会民主党内搞宗派斗争吗?斯大林也想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辩护是这样的:「在那时宗派主义是有用的和重要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不同了。环境已有了根本上的转变。现在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坚如盘石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分部。现在宗派主义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在劳工运动中削弱了共产主义,削弱了共产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进攻,削弱了共产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54可见布尔什维克是否需要宗派主义只是针对其对它自身是否有用来决定的,但这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吗?既然「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不包括将个人的意志放在集体的意志之上,放在共产国际的意志之上」,55这一组织要求个人的绝对服从,而它本身却为所欲为,超越一切个人和组织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个人的「唯我」中心不合法,而组织的「唯我」主义就合法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织内的各种悖论现象:属下要绝对地服从上司,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而上司或组织却可任意改变原则;单个的个人总是死板、僵化、千人一面的,而整个组织的运动却如火如荼,花样百出;单个的个人像枚机械的螺丝钉没有自由,而整个组织却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它在历史的轨道上横冲直撞,欲望上帝般的解放和自由。

   斯大林不管这些,他知道他的同志们不会对他的辩护提出任何异议。于是他乘胜追击,将洛夫斯顿等赶得无路可逃:

有几句话是关于洛夫斯顿集团说话的自夸方式的,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是代表整个党,代表美国共产党的99%讲话的……人们会认为他可以随意支配99%的党员。这是一种坏的方式,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让我来提醒你们一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有一次也打出了百分比的牌,并使每个人相信他们已保证了,或无论如何将保证在苏联共产党中有99%的多数支持他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是以甚么样的滑稽方式收场的。因此我建议你们不要打百分比的牌。你们声称你们在美国共产党中有确定的多数,而且你们会在任何环境下保持那样的多数,那是不对的,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是绝对不对的。你们拥有多数是因为美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仍相信你们是共产国际的坚决支持者。只因为党认为你们是共产国际的朋友你们才在美国共党的队伍中拥有多数的。但如果美国工人们知道你们企图破坏共产国际队伍的团结并想向它的行政机关宣战,将会发生甚么呢──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认为美国工人们会跟随你们反对共产国际,他们会将你们宗派集团的利益置于共产国际的利益之上吗?在共产国际历史上已有大量的例子,当它的许多最受欢迎的、比你们更具权威的领导人一举起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帜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已是孤家寡人了。你们认为你们会比这些领袖们做得更好吗?多么可怜的希望,同志们!现在你们正拥有正式的多数。但如果你们试图发动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的斗争,明天你们就会失去多数并将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了。你们一定会如此的,亲爱的同志们。56

这是斯大林消除反抗者的最为经典的论据阐述。他会一步一步地摧毁对手的力量和希望,最终剥夺其所有的自信和尊严,使之俯首称臣。在精明老辣的斯大林面前,洛夫斯顿的各种手段都如同儿戏一样被识破和摧毁了。

   最后斯大林发出了他的诅咒:「如果美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一切都好;如果不接受,等待他们的是一切最坏的结果。共产国际将在任何条件下采取适当的行动。对此你们不必怀疑,亲爱的同志们。」57「美国共产党不会灭亡。它会充满活力并日渐繁荣,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沮丧。只有一小部分宗派集团会灭亡,如果它仍旧顽冥不化,不服共产国际的意志、继续坚持它的错误的话。……如果这一小宗派团体不可避免地要消亡,就让它消亡吧,只要共产党会生长和长存。」58

   谁还敢反抗呢?美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对抗共产国际的斗争就在斯大林的诅咒下,在他一口一句「亲爱的同志们」的拥抱下土崩瓦解了。美国代表团中除洛夫斯顿、吉特洛、沃尔夫外全都向斯大林投降了。在场的150多名外国党领导人没有一人为美国代表团说话。洛夫斯顿终于明白,为甚么佩珀和罗易劝他们不要去莫斯科。他们也终于懂得,斯大林崇尚的列宁主义的统一原则是甚么,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又是甚么,多数决定少数的原则本质是甚么,甚么是国际主义,甚么又是铁的纪律。

(九)全军覆没

   斯大林的预言是正确的,美共果然不敢反抗共产国际。1929年5月15日迈、斯二人就收到了洛夫斯顿的秘密电报。他们讨论了两天,正在犹豫不决时,共产国际的《呼吁书》于5月18日到了。他们当即选择了后者。正如投降斯大林的贝达特所说:「我们不仅将接受决议看作一件纪律上的事情,还将接受决议的正确性作为承认共产国际高于我们自己的国际优越性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正式接受决议因此必须总是被转变为政治上的接受。正式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必须完全伴随著对我们所接受的决议的意识分析,以使我们看透和吸收共产国际制定这一决议的政治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共产国际的政治统一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国际上的一致。」(著重号为笔者所加)59看来深受意识形态训练的「列宁的学生们」真得没有其他选择,迈纳率领的美共中央委员会当即做出决定,全力支持共产国际的呼吁。在其声明中,本来一句话就足以表达其忠心了,但中央委员会将之表达了五次。60

   莫斯科却早已在5月17日替美国共产党解除了洛夫斯顿、吉特洛、沃尔夫的所有职务,就像处理自己党内的成员一样。这对于整日高唱民主、平等、兄弟的共产国际来说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仅如此,上述三人还被扣留在莫斯科多日。吉、沃二人先被允许回国,但洛氏则仍被扣留,他被迫写下了多次保证,保证不再反抗共产国际。最后他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才于1929年6月1日逃出苏联返回美国的。这一逃跑行为又受到了莫斯科与美共的批判。6月27日,《工人日报》就登出了开除洛夫斯顿的消息。不久吉、沃二人也相继被开除。牵连人数后来多达二百多人。他们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多数派)」来与莫斯科领导下的美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至此,一场「美国例外论」引起的斗争不知是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

三 余 论

  这场斗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甚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莫斯科的权威为何如此之大呢?为甚么连生活在号称自由民主之乡的美国人也会对之俯首称臣呢?它如此的权威来自于哪里呢?

  事情仍要从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说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冲破了康得为理性作的限制,使辩证法成了一种具有本体论构造的客观独立主体:「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现在我们可以说,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下,约略相当于普遍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61这就是说人们的意识、观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不可通约的界线已被打破了,人就能够通过理性掌握一切事物的绝对知识,人的精神也就达到了完全的自由。这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提供了保证,为观念的物化创造了前提。辩证法成为实质理性的运动法则,是自由思想的平等迈向自由精神的专权的关键的一步。62因为各种观念或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与历史等同起来,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说自己就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一旦有人说辩证法能够同历史事实完全统一起来,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辩证法而能被人的知性所把握,那么各种观念平等竞争的局面便不可能存在了。因为这时有了真理的标准,且真理是唯一的。一种观念或学说自称认识了历史的、自然的普遍客观规律或绝对的知识时,其他与之不同的观念都将会被看作谎言或欺骗。

  黑格尔的辩证法使自由思想的独断性大大增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它几乎拥有了「上帝般的力量」。当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逻辑与历史完全统一时,辩证法的力量就更不可阻挡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历史社会学的用法上推进了实质理性的辩证法,使之成为历史社会的运动法则,成为自由的现实批判的革命精神,使费希特和黑格尔已具有革命性的启蒙精神成为现实政治的革命行动,成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启蒙式革命行动: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的辩证运动中的先进阶级,其阶级身位就具有革命辩证法的批判使命,或者说就是自由精神本身。」63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使真理与具体的历史成分统一起来,即真理就是某个阶级、某个事物或某个人本身。这就为这些人或物的独断权力提供了依据。

  将黑格尔的思辩的历史总体变成具体的政治的阶级意识,并且将马克思的倒置的辩证法进一步实现的便是列宁了。「只有通过列宁的阶级意识,这种总体才成为实践的自觉的有力工具,因而成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由阶级意识概念的这种政治化,开始了那个作为主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的明显的物化,无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把意识形态扩张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客观可能性。马克思与列宁实现了黑格尔想过的东西。然而意识形态就其根本结构来说并无原则改变。对总体的意向想把自己在社会历史方面加以具体化的意向,关于斗争、利益、揭露和蒙蔽的思想,相对地说,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比在黑格尔那里理解得更具体,在列宁那里,才最后真正成为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变成了的现实。」64也就是说,黑格尔那神秘主义的思辩神学的辩证法预设了一个充满辩证法的世界,然后他又自负地宣称人类能够把握这种辩证法,为人们将思辩与历史这两种不同质的东西同质化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则将这种辩证法颠倒为世俗化的具有神圣革命使命的辩证法,人不仅能够把握历史逻辑,还要用这种历史逻辑去安排历史;列宁则将这种辩证法付诸实践。

  这种辩证法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它要揭露虚假意识(或反动意识);二是它自身则体现为历史的自由意识;三是它是正当且神圣的革命性行动。65具有独断权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便由此而生。因为在这种辩证法下,思维不仅能够把握现实,还能成为现实,反之亦然。真理与现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无产阶级就是真理的最终垄断者。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的都不难觉出列宁那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独断话语中所包含的另一层意思:我们就是真理,反对我们的都是反动派,其他观点都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是「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66是信仰主义,是黑帮思想。67

  在书中列宁嘲讽马赫的名言──「没有物理的必然性,只有逻辑的必然性」68──是反动透顶的学说,指责接受马赫学说的俄国知识份子是丧失了党性原则的人。马赫的学说在于要阻止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僭越行为,阻止其从逻辑领域向现实领域的非法过渡。因为人的任何知识都是或然性知识,必然性知识──自在之物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任何知识都渗入了人的主观性,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客观。即使是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也不敢说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关于经验的精确科学所提出的所有规律虽然是真正的规律,但从认识论上看,它们只是一些观念化的臆想」,这些规律也仍然是或然性的知识,且「实际上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观念的可能性,它们并不排斥无限多的其他可能性。」所以「真正的规律性在事实认识的领域中只是一种理想而已。」69自然领域内的知识尚且如此,更何况那纷繁复杂、飘忽难测的社会、历史领域。

  但是深深陷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之中的列宁全然不顾上述限制,他嘲笑这些审慎的哲学思考说:「『超越』的思想,即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原则的界限的思想,乃是不可知论者(包括休漠主义者和康得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荒唐思想。」70在列宁看来,在人的理性面前,不存在甚么界限,也不存在它不能认知的东西,人能够达到上帝般的万能和自由,「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的上帝真的存在而且真的创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会多于这些。」71

  当然,在列宁冷静一些的时候也曾怀疑过人能成为上帝,也曾承认过人的有限性,他说:「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甚么差别,因为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人完全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但是永远不能够彻底地认识它们。」72但我们不难看出其间的矛盾,虽然列宁不大情愿地承认人不能彻底地认识必然性,但其所接受的辩证法及其自身的情绪使他成为上帝的愿望非常强烈,最终他所拥抱的是那个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人神──一种极端自我中心的东西。在他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辩护的话语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告诉那些思想混乱已极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物件──用康得的过分矫饰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认识的;不论是它们的存在,或是它们的质,或是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都是可以认识的。」列宁又回到了黑格尔,「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著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著自然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73 在这里,人的有限性已先具有了无限性,即是潜在的上帝。

  列宁动辄以「我们唯物主义者」如何如何,嘲讽其他哲学都是信仰主义,然而他却从未觉察到他所继承的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身就是以神秘主义的信仰为前提的。因为认为一切事物皆含有辩证法和理智直观能把握终极实在的观点是靠信仰而非实证支撑的。就连黑格尔本人也承认他的理性真理是「内在论的神秘主义」。列宁却敢于宣称他的知识是客观的、必然的,这种僭越使他获取了非法的自由独断权力。

  在接受了列宁的学说的人的眼中,无产阶级是历史必然的化身,它拥有必然的知识,是真理的垄断者,所以它的权力如同上帝一样自由而绝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自然继承了这一权力,因此,当其他党派抱怨共产国际独断而粗暴时,季诺维也夫会不慌不忙地说:「有人企图证明,我们施加了可怕的压力,规定了很厉害的集中制。恰恰相反,我们的组织正是缺乏应有的联合统一。我们很了解,许多重要问题按其实质说应该由本党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我们也许过于轻易地企图在国际范围内解决那些实际上只能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然而也有一些问题必须用国际观点去解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过去更为集中的组织,更好地进行组织联系。由于糊涂,有人大喊莫斯科专政。实际上,不够集中和缺乏足够的团结,这是可以向我们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喊声:『对』)……我们的任务在于创建一个统一的国际党。」「同志们,请宣布你们的评判,而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是知道的。」74人们还能说甚么呢?共产国际与莫斯科有权专断,因为它们就是真理,人们能要求的只能是给予莫斯科以更集中的权力。别人的判断也不能影响莫斯科的判断,因为真理在握的莫斯科是全知全能的,它的错误也只有它自己能够发现,改正与否也全在于它的意愿。共产国际不需要外来的批评,因为它有体现其全能的自我批评。一个全能的机构还有何不可为呢?「……明年我们将有一个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称号的执行委员会。……当它成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执行委员会才确实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话才能成为法律。那时将不再有甚么『不可侵犯』的党、『不可侵犯』的纲领了,而存在的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钢铁般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的鼓掌)」75此时的共产国际仍羽翼未丰,但它却想将它的权力拔高到这样一个位置,即它不需要任何的束缚,而它却可以摧毁一切阻挡它的组织和法规。它是绝对自由的,也是绝对专制的。它是将逻辑与历史结合起来的辩证思维衍生出来的一个怪物。各国共产党还敢反抗吗?而且谁又愿意反抗呢?既然大家都遵循著同一种逻辑,他们又怎会自己反对自己呢?那铿锵有力地喊「对」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并不全是谄媚逢迎,而是很大程度上发自内心的狂喜和激动。试想谁不想拥有那神一般自由而绝对的权力呢?谁也不会质疑季诺维也夫那独断的话语:「共产国际是一个实干的国际,是一个行动的国际,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党以及其他等等,这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76

  这样的权力机制会产生甚么样的影响呢?一个不受束缚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既可以产生巨大的建设作用,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如果领导人有足够的理智并能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时,它便会产生积极作用,反之则会是巨大的破坏和浪费。而人的品性是飘忽不定的,他做出正确判断同做出错误判断的机率是相等的,他向善的渴望与向恶的欲望也是等同的,所以将具有无限权力的机构交于脆弱的人的手中,将全部赌注压在人的本性之上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人的脆弱本性使之常会打著无私的旗帜做自私之事,以道德的名义行不道德之举,用公正廉洁的幌子掩盖贪污腐败之恶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类现象是很常见的。这种权力机制只能培养起脆弱的清官意识,然而清官恰恰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人性善的信仰根基太脆弱了。巨大的权力更易滋养人的惰性,教条主义、官僚主义都是权力的衍生物。它们会渐渐消磨人的理智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最终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

  这样的权力机制下产生的更为严重、更为久远的影响是对人性的扭曲。绝对的权力会造成主奴品性的悖论统一。一个处于权力链条中的人,对上级来说是个忠顺的奴仆,他要绝对服从上级,上级便是真理的化身,他的一切全掌握在上级手中。而对于他的下级来说,他又是真理的化身,他又拥有处置下级的绝对权力。所以主人与奴仆、暴虐与驯顺、狼与羊的品质在一个人身上奇妙地组合起来了。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体制中,人可以成为神,呼风唤雨,弹指间亿万人头落地;也可以成为刀俎之肉,任人践踏宰割。他却从不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绝对的权力下塑造出的大多是神或野兽,很难出现真正的人。斯大林在列宁的遗嘱下驯服如羊,不敢有丝毫怠慢,而一旦这一威胁消除,他便无法无天起来,成千上万的宰杀异己。苏联人在斯大林在世时无不胆战心惊,日日生活在恐惧中,而在其死后却凶狠地将其棺墓掘出,进行唾骂与鞭挞。这主奴辩证法至今仍在回圈不已。

  列宁不是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从而消除了一切体制弊端吗?但他的「集中」远远超过了「民主」。美共前领导人吉尔•格林在回忆其61年的党员生涯时说:「民主集中制原则意味著,它强调的是集中制,是领导的全权控制。」77当人们为绝对权力欢欣鼓舞时(人们很容易受这种诱惑),丝毫未查觉到它对他们灵魂的腐蚀。毫无阻挡地热情既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吞压一切。当人们责备斯大林时,都忽视了体制性因素在斯大林的罪恶中的作用,就连为斯大林时代涂脂抹粉、为人民那狂热的造神运动激动不已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那时这样想,倘若一种制度是这样组织的,在上面的人手中掌握著生杀大权,而手下一个坏蛋就能够使他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那就一定有甚么东西非常错误。」这个激进的美国共产党人失望地说:「这再也激不起我在莫斯科生活的意向了。」78绝对的权力造就了权力崇拜,人人只为权力负责,人人都成了权力的附庸,甚么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都无从谈起了,在集体的麻木不仁和不负责任中,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就会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相互的践踏与迫害。

  就连著名的左派思想家亚历山大•科热夫也说:「斯大林……要把他的臣民揉成面团,然后捏成他所需要的形状,……违法或守法都被惩处,没有甚么东西能挽救你。」79 在淹没了人的尊严的权力面前,无论反抗斯大林的洛夫斯顿,还是顺从他的白劳德,都被斯大林那不可捉摸的法律所惩处了。

  洛夫斯顿等对莫斯科的反抗,也如安伯托•埃坷所塑造的佐治修士对反抗教会的异端的描述:「我要说他们的存在对我们而言是珍贵的,那铭刻在上帝的计画中,因为他们的罪促进了我们的道德,他们的诅咒鼓舞了我们赞颂的曲调,他们毫无纪律的忏悔使我们的牺牲有了规则,他们的不虔诚使我们的虔诚闪耀。正如黑暗的王子是必要的,有了他的叛变,上帝的荣耀才更眩目,才有希望的开始及结束。」80所以作为异端的洛夫斯顿不仅不会对上帝般的莫斯科构成威胁,他们甚至还是增进莫斯科的荣耀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在此之后推进地更加彻底,也更神圣不可侵犯了。在美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历史中,这类现象频频出现。

  了解了莫斯科权力机制的来源和本质,我们理解起共产国际与美共的活动及其关系来就容易多了。

  注释
  1 (日)上岛武:〈新经济政策后斯的情况与「右倾」反对派〉,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第177页。
  2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78页。 
  3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1页。 
  4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5、186页。 
  5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5-187页。
  6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8页。
  7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89页。 
  8 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上册,第119,120页。
  9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15页。
  10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97页。 
  11 可参见要求剥削农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史达林的颂扬,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10页。
  12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Degrass, Jane.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 London, 1971,第二卷,第418页。
  13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第二卷,第426-433页。
  14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五卷,第283、284、285页。 
  15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292-323页。 
  16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Draper, Theodore. American C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n), New York, 1960,第285页。
  17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Johnpoll,Bernard K.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Connecticut·London, 1994,第一卷,第521-524页。 
  18 豪沃、考泽尔:《美国共产党,批判的历史(1919-1957)》(Howe ,Ivring and Coser, Lewis.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1919-1957),Boston,1957,第165页。 
  19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85-287页。
  20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88页。
  21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14页。
  22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第307页。 
  23 萧庆平:〈共产国际反对美共洛夫斯顿派所谓「美国例外论」的斗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第100页。
  24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第101页。
  25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13页。 
  26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13页。 
  27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11,312页。
  28 即当布哈林在大厅内作报告时,许多苏共的青年党员在罗明那兹等人领导下在走廊里嬉笑闲聊,还时不时地嘲讽布哈林,声称布哈林的报告出自他们之手,他们已无须再听。他们自称是史达林主义者,言语中对布哈林已无任何尊重之意。(见伯特莱姆•沃尔夫:〈早期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美国共产党〉)(Bertram Wolfe, Comintern-The Early Years; The Sixth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arty),《冬季瞭望》(Survey winter),1979年第24卷,第1期,第168页。
  29 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第101、102页。 
  30 转引自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77页。
  31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82、383页。
  32 豪沃、考泽尔:《美国共产党,批判的历史(1919-1957)》,第168页。
  33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91页。 
  34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93页。
  35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36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398页。
  37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01页。
  38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03、404页。 
  39 〈史达林关于美国共产党的讲话〉(Stalin's speeches on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见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16页。
  40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17页。
  41 多数派为讨好莫斯科,在美共六大上由保护佩珀转而激烈地批判他,就像他们对待布哈林一样。 
  42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17页。 
  43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20页。
  44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23-125页。
  45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05、406页。
  46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13页。
  47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33、34页。
  48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35页。 
  49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35、36页。 
  50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16、417页。 
  51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18页。 
  52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27页。 
  53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31页。
  54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32页。
  55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41页。
  56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35、136页。 
  57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37页。
  58 约伯尔编:《美国共产党文献史》,第二卷,第144页。 
  59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421页。 
  60 见《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回应共产国际的呼吁作出的决定》,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36页。
  61 黑格尔:《小逻辑》,第177-179页,转引自(英)吉尔比:《经院辩证法》,王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译本导言。
  62 刘小枫:〈辩证法与平等的思想自由习性〉,见(英)吉尔比:《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35页。 
  63 吉尔比:《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37页。 
  64 转引自吉尔比:《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40页。
  65 吉尔比:《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37、38页。
  66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67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345页。
  68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296页。
  69 艾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粱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第62、63页。
  70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106页。
  71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199页。 
  72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183、184页。
  73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第362、363页。
  74 1921年6月13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讲话,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176页。 
  75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177页。 
  76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182页。 
  77 安德斯•斯蒂芬森:〈与吉尔•格林的谈话〉(Anders Stephenson,Interview With Gil Green),见马歇尔•布朗等编:《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和文化新研究》(Michael E. Brown, eds., New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U.S Communism),纽约1993年版,第320页。 
  78 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回忆录》,陈裕年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7页。 
  79 拉明•贾汗贝格鲁:《伯林访谈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 
  80 安伯•埃坷:《玫瑰的名字》,谢瑶玲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页。

  贾庆军 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