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即什幺人、以什幺方式取得治理权,并以何种方式行使治理权。因此,研究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角色,就不能不重点分析它与治理精英的关系。如前所述,宗族之所以成为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除了享有对族民的全面管理权外,还因为宗族与乡村治理精英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治理精英中的主要成分同时又是宗族精英,后者直接掌握着乡村治理权,而另一部分精英虽然未必是宗族精英,但他们的产生及其治理行为却受着宗族的强烈影响。前面对10个个案村在50—70年代间村干部的调查分析已表明,当时有的村(如古竹、仲村)各宗族对村治权力的争夺也是激烈的。那幺,在8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中,历史上宗族与治理精英之间的传统关系是否已再现呢?

笔者在90年代初的调查中曾发现,乡镇在选任村支书、村主任时已出现“看家族和个人势力大小,看能不能镇住地盘”的倾向。(肖唐镖,1995;997)也就是说,宗族背景已成为能否出任村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朱秋霞1998;梅志罡2000;孙龙2000)。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宗族与乡村治理精英的传统关系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复,是否有所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新形式?本文拟依据10个村治个案村及40个选举观察村的资料②,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鉴于已另文集中研究1999年村民直选中宗族因素的作用状况,本文研究所设定的时间下限即为直选发生前,研究此前20年间特别是90年代间宗族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状况。应当注意的是,此前选任村干部的体制主要是“任命制”与“指选制”,权力掌握于乡政(肖唐镖,200。1),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乡政在任命树干部时对宗族因素的考虑。

1.农民与乡干部如何看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乡村干部与村民的看法。在1998年我们在对536个乡干部进行问卷调查时,曾设计了两道有关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关系的问题,此后在1999年选举观察中也就同样的问题测试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看法。对这三个群体的调查虽然由于取样方式不一而不具有可比性,但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对宗族影响力的不同判断。结果对“让大家族的人当村干部、特别是当村主要干部”这一问题,持认同意见的乡干部和村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村民(分别多出34.2%。22.1%)。

在对“宗族势力是否会干预和操纵村政”的判断上,乡干部的评估最为严重,村干部次之,村民群众则看得很轻。

这也就是说,如果按乡村干部特别是乡干部的看法,宗族势力对村治权力的分配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为此乡政府在安排村干部时也不得不迁就之;而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就更有可能出现宗族势力干扰与操纵村政的局面。但按村民群众的看法,宗族的影响并没有那幺严重。

那幺,实际情况是怎样?哪一类看法更切近实际呢?以下各节细叙之。

2.村干部的宗族背景

如前所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宗族是村干部出任的重要背景之一。《中国村民自治研究》课题组在吉林黎树、河北迁西、河南许昌、山西临猗、福建新罗与湖南临浪六县60个村,对村干部所作的姓氏背景调查也表明,村干部中以大性居多,尤其是村支书中大姓所占的比例最高,在“民选”的村主任中大姓的比例达60%(详见表2)。(王振耀、白钢、王仲田,2000:P53、259)但是这种研究有一个易于遭到批评的缺点,即往往将行政村的姓氏对比与宗族状况直接挂钩①。事实上,农村的姓氏构成比较复杂,同姓不同族的情况比比皆是,因而人口众多的大姓未必就是该村的大族。

出于对姓氏与宗族构成可能分离情况的考虑,我们在调查中便进一步地了解村干部实际的宗族与房股归属情况。从1999年对40个选举观察村两位主要干部的了解看,到“人民公社”末期,宗族因素在干部任用中的作用开始显现,80年代后期,宗族的影响力已显着增大。到90年代末、村民直选前,主要村干部须具备大族大房背景的现象已很普遍,如在已作统计的39个村中。大多数村支书、村主任来自大族、大房。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10个村治个案村中。在这些村中,除了藻苑与汪庙村外,其它8个村皆出现了两位村主要干部或其中的一位须来自大族或大房的现象。

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背景影响村干部的出任往往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树权力分配格局的惯性”,即村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已成为大族大房或大村庄之间平衡的产物。如村支书与村主任中的大多数来自大族大房或大村庄,村干部中的其它职位则在另外的房族或村庄中平衡地分配。在10个村治个案村与40个选举观察村中,多数村形成了这种相对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笔者曾称之为“村权力分配的自动平衡机制”。如在岱村,自1949年以来,戴氏宗族的五大房除承庆堂外,其它各房都有人任过村干部,近年来形成了由三个房共享村政大权的局面。金村在近20余年的历届村级班子中,村干部中虽有来自小房者,但来自大族大房者所占比例特别是所占主要干部的比例明显更高,时间越往近移就越是如此。华村在“集体化”时期,由于政策导向的影响,大村落大宗族田段、朱家仅有一般干部,长期“主政”的负责人都来自小庄小族村;而到70年代末后,随着“集体化”时代干部的卸任,第二代主持村政的负责人则主要来自两个大族,此后情况一直如此。总之,在乡村安排各村的干部时均有不成文的规定,即以族际和村庄之间的实力对比为主,同时兼顾均衡原则。

朱秋霞(  1998)、梅志罡(2000)的研究曾隐约地表明了上述现象,梅甚至提出:汪堤村村官的席位分配是在族姓之间的均衡。不过,他们在特别关注族姓中却忽视了地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汪堤村干部的平衡现象,与其说是族姓间的平衡,倒不如说是村庄之间的平衡,或者说两者的并存,因为该村“三大头”(支书、主任与会计)在50年间的变动一直是在三个自然村之间的平衡。从笔者对本课题组完成的各个案材的分析看,树权力分配的平衡中既有族际之间的平衡,也有村庄之间的平衡4。

与村干部的分配状况一样相比,村民小组干部的分配也体现出明显的“实力原则”。在由多姓、多村落组成的村民小组内更是如此。请看北岗村的情况:

“在北岗村的各村民小组中,虽然新的宗族组织并没有普遍重建,但潜在的宗族因素却对各屋堂(即村庄)的事务仍有着影响。在村民小组干部的产生上,过去一般采用召开全村庄会议公推候选人投票选举的方法。近两三年来,由于报酬太低而工作又很难展开,村小组干部没有人愿意当,因此也间或由村委会直接委任。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一般来说。,在单姓屋堂或以一姓为主的杂姓屋堂,大房当干部的机会更多,说话更有作用,工作效率也更高;杂姓屋堂(指两性或三姓势力相当)则一般各姓平均分配村民小组权力,各性分到之部分也大致由该姓大房担任。第一种情况如章塘。据村民傅顺金讲,章塘共有傅、晏、李三姓,其中博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村庄干部向来即由傅姓担任,晏、李两小姓基本上没有当干部的机会。傅姓又有四房(两大两小),平时小房在屋堂中总要承让大房三分(如灌溉水田时)。屋堂干部也多由大房中的担任,即使是小房人当了干部,大房也会多方掣肘刁难。第二种情况如后塘,该村庄有刘、周二姓,人口大致相等,因此村民小组干部一般由两姓共同担任,轮流正、副村民小组长。

二是“裙带现象”。有的村出现这种情况:在发展党员或推荐、培养年轻村干部时在位者往往推荐或培养本族、本房乃至自家的人,出现父子传承①、房支传承、兄弟传承等三种权力继替方式。在40个选举观察村中,村权力在族内的这三种“传承关系”均已出现,详见另文的分析(肖唐镖,2001)。在10个村治个案村中,华村、岱村的部分干部中有父(母)子传承与房支传承现象。在仲村,自邱氏宗族争得村政主要权力后,其权力并未在全族内自由地流转,而一直是在“前头房”中传承:该房虽然不是族内的大房,但由于始任的村支书出自该房,在他们的相继培养与荐举下,后来的几任村支书也均来自该房。

三是亲缘因素的影响。朱秋霞的研究曾表明,村内婚姻的增加使得村内不同家族形成复杂的婚姻关系(形成“网络家族”与“家族网络”),由此改变了不同家族之间在村庄权力分配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由于与大姓有网络家族关系,小姓也有可能担任重要职务,虽然权力会受到限制(朱,1998)。笔者对江西大鹿的调查也曾发现:在该村虽然宗族的影响力已明显地衰退,但“小亲族”对村治与树权力分配的影响却是明显的(肖,1998b)。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本项目研究的部分村中。在选举观察的永昌村与桃源村,现任村支书皆来自村内的小族,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上任都与其积极地“溶入”大族有关,如本人成为大族的女婿,而且还让弟妹及女儿与大族人士联姻。在藻苑村,长期来乡里对该村干部的安排有一种压制宗族势力的考虑,在1998年前村支书由小族肖氏的肖兴华担任,村主任也由小族的陈松山担任,但在1999年初乡里将他们俩人的职务作了对调:

乡里将两人职务对调的表面理由,是认为肖任村支书六年来,成绩不大,没有起带头作用。其实,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支书只有一个男孩,在村里显得势力单薄,工作被束缚了手脚,不敢大胆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打不开局面,而且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大好。其实,有乡干部在私下也承认,肖的胆量小即与其家少男孩有关,因此处理问题有时不够强硬,顾虑太多。肖兴华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尚在读中学,女儿初中毕业后都到广东打工。而陈松山中有三个男孩,小孩已经长大,都已独立成人,最大的已经四岁,而且家庭经济状况也渐渐地变好,所以能够大胆工作。为此,陈在肯安然。“降职”的同时也欣然接受乡里的决定。

上述案例,反映了工作环境变化的后果,表明7家族势力大小特别是“小亲族”势力对村干部工作“魄力”的影响力,由此影响到乡里对村干部的选任。

四是宗族头人与村干部有着一定的“耦合性”。已如前叙,这种“耦合性”是中国传统农村宗族发挥治理者角色的重要机制。如今这种情况已十分罕见,但在我们调查的村中,个别村出现了这种情况,如选举观察的狮前村有的宗族头人同时也是村干部(李连江。郭正林、竹康镖  2001)。不过。在宗族活动及其它如社区宗教信仰等集体活动中,村干部们也扮演着组织者、策划者等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宗族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

宗族对村干部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村干部的产生背景外,还往往表现在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上。、从我们调查的个案村看,对于全村性的事务尤其是政务,包括宗族在内的各类非正式组织一般不会插手干预。换言之,“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全面负责村内公共事务,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宗族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仍有影响,这集中表现在对村干部工作方式与态度的影响上。

在我们所调查的村中,几乎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房族背景不同的村干部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其所拥护的决策权上,并不依据正式的制度与文本规定。换言之,各村干部的职权虽皆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但实际上,宗族背景也已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及其权限的重要因素。如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脱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的因素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相对而言,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尽管不一定在主要干部的位置上,但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总会自觉地规避或忍让,华村和藻苑村的情况即是这样。再如在村务的管理与执行上,来自大族大房的干部工作时往往雷厉风行,胆子大,气更粗,态度硬,敢于也不,怕得罪人而来自小族或小房的干部工作时则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得罪人,工作缩手缩脚。在华村,到强族肖氏所在的田段村庄开展工作时,来自其它村庄的干部往往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大胆地甚至毫无顾忌地推行工作。村主任朱模泽为人比较直爽,但脾气不好,在工作中会骂人,有时还会动手打人,但对田段人却不敢发脾气。而田段村民也往往会看人说话,对外村村干部的一些言行,有时会予以顶撞,乃至恶语相向。在北岗村,村民也反映:如果不让大屋堂的人来当村干部,就很难管好村。在岱村,出自大房尚五堂的村干部,显然工作更大胆,小房人则更显唯唯诺诺。在古竹材、排大族唐氏人任村干部特别是主要村干部时,工作很难开展,乡里下达的任务也因此完成不了个如果是唐姓人担任村干部,工作方法更为强硬。曾任村支书的小姓人士刘苏安的辞职就是一例,他的话更加形象地表明了这点。他说:

“在古竹村,虾米和小鱼(指小宗族的人)不要想当大队主要干部,就是让你当,当了一年后你也会自动下台。我当村支书时,古竹唐氏的村干部不仅不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当我因工作与唐姓人发生争执时,唐姓村干部是绝对站在唐姓人一边。有一次冬修水利时,我与一唐姓人发生争吵,他竟然说要打我,当时在场的唐姓村干部不仅维护本族人,有的还唆使那人来打我,我只好主动妥协退开。最后我只好辞职不干了。

其实,还在1979年以前,古竹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社长或村主任)就一直由唐姓人担任。后来,乡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初期两次任命了刘姓人担任村支书,但其中一位在任命时就遭到抵制,后乡里只好改其为大队长,另一位即刘苏安。在藻苑村,还曾出现大族村民直接冲击村支书的事件。在藻苑村,公共事务都由行政力量来管理,宗族对公共事务管理并未产生明显影响,但有时宗族也会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和公共事务管理者直接抗衡。l997年7月初,大族东冈村的变压器出现故障,整个村落漆黑一片。有几个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年青人正在打牌,停电使他们非常气恼。于是他们找到支书,要求他派人去修,但没有收到效果。一气之下,他们将全村的三个变压器全部卸走。第二大村干部向乡政府反映这事,乡里派出管政法的副乡长、片长及其它几人到藻苑村处理这事,结果将那晚卸变压器的几个人统统罚款(带头的200元,其余的50元)。当晚十一、二点,那几个人便召集族人商量,号召每户派一人去找支书要回罚款,结果五、六十人(包括一部分妇女)浩浩荡荡开进山下村落找支书要求退钱。村支书当时也挺害怕,表面上敷衍他们。说第二天会解决,因此双方未发生冲突。第二天他又向乡政府反映,乡里便派出一批干警进村,分别找到主要闹事者批评警告,从此以后再没人去要求退钱了。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藻苑村宗族尽管对村务管理者的影响不大,但当村民对村干部的管理不满时,也会寻求宗族力量来抵抗行政力量。这种情况在大族中更易于发生。在该案例中,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及时干预与保护,很难相信村支书不会屈从于大族的要求,退回罚款。上述对村干部的影响主要缘于宗族力量的对比关系。除了这种方式外,还有另一种影响方式,即来自宗族精英的影响。在各调查村各重建的宗族,宗族头人既有依辈分、年龄而产生的族长房长,还有由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等人组成的长者们。如岱村戴氏宗族1992年重修族谱时,“谱局”的成员大多是曾在外地工作的退休者、现小组干部或曾为村干部者,如总负责人贞招即曾在1981-1988年任村主任(或大队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干海也于l962-1984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古竹村唐氏宗族亦如此,1992年9月该宗族进行了续谱并成立了“修大祠主事会”,该会的成员便是古竹自然村村长、村小组长和退休干部。而仲村、金村等村的宗族活动,亦有老干部活跃其间。这部分老干部虽然已从正式精英体制内转出,但他们对现任村干部的治理行为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在古竹唐氏宗族,村主要干部于1998年底以村小学改建为名把唐氏的两座宗饲卖掉,村支书因此引起了族民的强烈不满,老干部们更是纷纷向乡里反映现村干部的问题.强烈要求将其撤换。为了缓解民愤,乡里为此对古竹材进行了党支部改选,由全村党员投票产生新一届支部,村支书果然落选。与此同时,唐氏宗族也已组成修谱主事会,着手筹备人修族谱事宜,并作出决定,要把卖宗祠的村干部的名字和行为写人族谱。

面对宗族的现实影响,村干部们又是怎样的反映呢?上述分析中所列举的村干部在工作中的不同行为方式,即是其应对策略之一。显然,这是一种消极性的应对策略。实际上,村干部们并不是仅仅会被动地应对,相反会积极地利用其为自己的工作服务。在后种情况下,宗族便成了村干部借以推动工作的手段和资源之一。如在什村、仲村和岱村,当本村与其它村发生资源权属纠纷或冲突时,村干部们往往将本村的宗族势力作为主要的依靠,如搬出宗族族谱,利用谱中“地舆图”所画祖坟作证据,或找在外地任职的“族人”作为“打官司”的资本和帮助,或希望本村的有关宗族在纠纷冲突取胜,这些都表明了村级组织对宗族资源的借助。而在岱村,近年来由于乡村工作的难度加大,村干部们便常常通过族人来做一些村民、特别是“钉子户”的工作。

岱村在1997年建校集资过程中,有些人家试图不交这份不轻的集资款,并当面对村干部讲:你村里不建学校,我家小孩照样要读书。无可奈何之际,村干部便琢磨其家族背景,如有在外工作的同房堂兄弟,或有担任小组干部的叔侄,就请他们再去做“自家人”的工作。没几日,这些人主动地将集资款送交到村委会办公室。应该说,借用家族因素,使之为村务管理服务,让村干部避免了许多困难和尴尬。对此,一位七十余岁的老人曾解释说:,“我们村的干部很好当,群众不会生事,因为都是一公子孙,一姓之村,大家都会顾着情面,有事情差不多就算了,不会撕破面皮对着干。如果象其它有些几姓同一村,干部就不太容易当了。”

4、小结

本文研究的是宗族在行政村社区公共活动中的作用状况,考察了宗族对村权力分配与村干部权力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通过房族之间和村庄之间的实力对比、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而影响村权力的分配格局,以致于形成权力分配的“自动平衡”现象,大族大村庄往往在其中占有有利职位。而且,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在治村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分量也受到影响,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职位的权力安排;他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与受到影响。宗族的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与否来到达的,但在强势宗族也可能采取直接的抵制甚至暴力(围攻、殴打)方式。由此,我们看到,宗族对行政村权力分配及其运行的影响主要是非正式的方式,即是由村民自发行动的非组织方式。可见,宗族尽管并未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有组织的集体性行为,但它作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和潜在的力量支配着村民的行为,从而影响到权力的分配及其运行状况。也就是说,对行政村权力的分配与运行来说,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资源。

不过,宗族的作用能否变成现实,却是要取决于乡村正式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家权力的态度。因为在1999年前各调查村的治理体制还是“行政主导型”,如其干部的任命取决于乡政的安排,他们的工作安排等等也听命于乡政。与50-70年代对宗族的压制与打击方式不一样,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乡政转而借助并利用宗族因素来治理乡村。就笔者在江西地区的调查来看,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普遍,其中的原由除了宗族本身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增长外,还与乡村工作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不断增强有关,以致一些乡村起用“恶人”“以恶治恶”(肖唐镖,1999  ;樊平,2000)。村干部也又觉地借助宗族因素来推动工作。就此而言,乡政(以及来自上级的宏观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强化了宗族势力的成长。依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便能理解前引村民对“乡政府任用大宗族的人为村干部特别村主要干部的不满态度。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宗族对村权力分配及其运行的影响之后果如何?应当如何来评价这种影响?在下章对宗族与村内组织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将来讨论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樊平,2000,“恶人治林”的实质是赢利经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2000.10.14-16。

2.李连江、郭正林、肖唐镖编,2001,《村委会选举观察》,即将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3.梅志罡,2000,传统社会转换中的均势型村治——河南省汪堤村调查,我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主编《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孙龙,2000,家族文化背景下的村级治理——湖南省秀村调查,我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主编《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一22个村的规查与比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5.肖唐镖、幸珍宁,1997,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北京:《社会学研究》,No,4。

6.肖唐镖,1995,农村党支书队伍建设的调查与建议,南昌:《理论导报》,No.11。 ——1997,农村家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北京;《中国农村观察》,No.5。 ——1998a,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分析,上海:《探索与争鸣》,No. 7。 ——1998b,影响村民自治的因素分析(民选材长访谈带来的思考),荆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No.4。 ——1999,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心态和行为研究及其它,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组织建设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7.肖唐镖主编,2001a,《村治中的宗族》,即将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1b,《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即将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1c,《草根民主的演进》,即将由西各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2000,《中国村民自治前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朱秋霞,1998,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在村庄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作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No.23。 

 ①本文系笔者所主持的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前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与村级自治问题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宗族、乡村权力与村治》著作中的一章。

②前10个村中的9个村研究报告收录于《村治中的宗族》(肖唐镖2001。),后40个村的选举观察研究报告收录于《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肖唐镖2001b)、《草根民主的演进》(肖唐镖2001c)。《村委会选举观察》(李连江、郭正林、肖唐镖200)。

①如朱秋霞(1998)曾恰当地指出,一些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比较村干部的姓氏构成和村民的姓氏构成上,“牵强附会地解释家族对村庄行政权力分配的作用,或者没有作用,而缺少有说服力的实征资料。”

①这种“又传于”现象,据称在湖南省永兴县也曾普遍,该县 351个行政村中有 27.9%的村、2512个现任村干部中有4.3%的干部有“义传于”或“子袭父位”的情况。详见上海:《组织人事报》199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