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政治上的英人与法人》写作于1943年7月,其时他正执教于湖南兰田的国立师范学院。说起这所战时的学校后来得享大名,还是得力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小说中的那所三闾大学,正是以这所学校作为原型的。储安平与钱钟书既是留英的同学,又是国立师范学院的同事。《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有位留洋学政治学的好友赵辛楣,身上就不无储安平的影子。

  储氏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富商之家,不过到他出生后家道即已中落。1928年储安平进入光华大学新闻系学习。1932年负笈英伦,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从学于政治学家拉斯基(Laski)的门下。学成归国后,他曾于1946年创办了著名的《观察》杂志。

  拉斯基是英国工党成员、费边社执委会委员,其时以一部《政治的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1925)蜚声学界,声誉正如日中天。面对西方社会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拉斯基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国家理论加以应对,强调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重要。由于英国政治传统中“法律主治”的原则,无法为福利国家提供现实的基础,拉斯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如今伴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衰落,拉氏也早已被人遗忘。然而可贵的是,储安平当年却并未盲从乃师的学说。对于西方政治学特别是政治文化研究,他颇能加以别择,取精用弘。

  《政治上的英人与法人》一文,是储安平根据Salvador De Madariaga所著《英人·法人·西班牙人》(Englishmen,Frenchmen,Spaniards)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目的是“从政治方面,就英法国民性作一比较研究。”用现在政治学的术语说,是对英法两国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欧风东渐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统地将西方国家的政制与文化视为一体,未能仔细加以分疏辨析。说起来,储安平大约要算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的。文章虽然不长,今天读来却依然耐人寻味。

  一、“行动之人”vs.“理智之人”

  英法两国在地理上的分隔不过“一衣带水”。由于地缘上的接近,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罗马人曾经征服过英法两国,诺曼人曾在十一世纪侵入英国,使之经历了一个法国化的历史阶段。当时英国不仅从法国移植来了封建制度,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从宫廷到上流社会也处处都以仿效法国为荣。但在十四十五世纪的百年战争之后,英国文化却开始了“去法国化”的过程,从而最终对诺曼人的文化宣告自立。尽管从历史上看,英法两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分野,却最终形成了比邻而居的两国在政治风貌上大相径庭。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应当说文化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说起所谓“政治文化”(culture politic),今日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各自具有不同的研究进路。比如阿尔蒙德与韦巴的公民文化研究,就集中代表了美国政治科学对于政治文化的“行为-功能”研究方法。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概念相比,储氏政治文化的含义更为宽泛,大体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行动风格方面形成的特征。他将这一研究置于一个历史的、经验主义的框架内加以展开,特别注重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的比较。在方法论上,可以看到他对休谟一路的有意继承。

  在储安平看来,英国人“重实践、重行动”,而法国人“重思想、重原则”。英国人为“行动之人”,而法国人为“理智之人”。这是两国政治文化的根本差别所在。他的这一观察,应当说是极具洞察力的。对比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人对西方社会政治的认识来说,就更为难能了。

  储安平观察到英国文化中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智主义,他援引布赖斯的话说,“在英国政治中,一切抽象的观念都无甚价值可言。”他认为,如果从英文和法文词汇中各选择一个足以代表两国政治文化的关键词,“最足代表英国人的气质的就是fair play。最足代表法国人民气质的名词是le droit(法权)。Fair play不仅仅是宽容,同时意味着公道,意味着遵循公平的游戏规则。”一方推崇理念,一方推崇行动。一方推崇精深的思想,一方推崇公道的规则,两者的不同,为什么会导致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呢?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行动需要具备公道的制度规则,这样的规则只能是经由历史演化形成的而非人为建构的。而Le droit 本质上是一种知性建构的产物,只提供给人们一个抽象的原则。从理念转化为行动,还需要一个重要的中介即相应的行动规则。法国政治文化中往往理念孤悬,却既没有考虑到制度规则的重要(理性设计的规则未必与实际相契合),同时也忽略了意图理念与行动结果之间存在的吊诡关系。所以储安平说:“Fair play与行动同时发生,而ledroit 则在行动之前先划出了一个行动的规律,行动则须依此规律而进行;前者为将理性与自然同时媾合,后者则使自然服从理性的支配。” 法国人尽管在创造理念的智慧方面也许有一日之长,而英国人显然更富于制度实践的智慧。“英国人重法不重权利,法国人重权利不重法。”或许,这正是使英国胜出一筹的原因。

  已经不再像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人那样迷信民主,将民主偶像化、绝对化。储安平这一辈人要成熟的多。在他看来,自由的精义在于首先在于宪政而非民主。因而他将英法宪政文化的比较置于首要地位。

  无疑,英国是最早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但它本身却无成文宪法。英国宪制的一个重要预设,即认为法律比君主制的历史更古老,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君主的命令,而超越了君主废立修改它的权力。普通法的生长繁衍依赖的是英国人在数百年间政治实践的涓滴积累,形成一种精微繁复的政治法律技艺。以至于戴雪在《英宪精义》中以蜜蜂构巢为譬,认为它“意匠天成,初未根据任何建筑原理,以作准规,因此之故,英吉利宪法自然难以摹仿、戏拟或仿造。既无诞生日期,复无创制人物可以指名,更无一定文书,可以稽考原委。简约说,它毕竟是一宗神物”。正因如此,拉斯基对于这一宪制中保留的那些前现代的传统因子,深恶痛绝。与拉斯基不同,储安平却更重视常规和先例(Customs)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宪典性质,高度评价这一由历史文书、国会法案、法院判例、宪政典则以及风俗习惯构成的宪政传统。英国政治学家奥克肖特曾指出,在英国,宪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生成的、使(政府)得以从中产生的源头,而只是对某人关于如何(治理)的知识的一种抽象;它是政府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这种活动的发源地。”

  而在法国固然是世界上第一个具备成文宪法形式的国家,但大革命以后的制宪,是依赖人为演绎出的原理制定出来的。思想的流动多变,使法国从1789年到1814年波旁王朝返国为止,竟先后制订了五部宪法。1791到1804年间又先后制定了五部宪法,其后又不断修宪。根据一般看法,直至戴高乐执政的第五共和时期即1958年,通过新的共和国宪法,方才使法国的宪制稳定下来。但这已经是1791年大革命以来的第十三部宪法了。更为重大的失误在于,法国人不重视“分权与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这恰恰是现代宪政的精义所在。在政体方面,从期望君主立宪到大革命,如同储安平所说,法国人想依靠抽象的政治原则“一跃式的直接跳入”民主政体,但由于民众缺乏民主生活的训练,结果反而欲速不达。

  提及英国的宪政文化,无论是所谓“辉格传统”还是一般的研究者,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神化《大宪章》这一纸普通文书的意义,其实宪章的原件今天早已不存了,与其高看大宪章的意义,莫如强调英国世代之人懂得在涉及自身权利方面,如何通过行动,使一纸平淡无奇的文书在形成和推进英国宪制方面发挥出神奇的功效。在这方面,储安平颇具慧眼,他自始就并未高看《大宪章》的文本,也不注重宪法的形式。他说英人的争自由、抗王权,“无不以大宪章为本。但大宪章的本身并未包含任何新的宪政原则,也并不代表任何新的思想。”在英国宪政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依凭既定规则的行动,正是这些不断重复的行动,导致了后来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扩展秩序”的形成。

  在制度论与文化论之间,储安平显然相信,文化是制度之母。他在比较法国与英国议会制度后认为,两者制度虽然相似,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其实际精神却大为不同。储氏既重视文化本身的意义,也关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法国文化过度推重理念的作用――借用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著名区分――依赖的主要是“明言的知识”,因而必然导致对于话语力量的迷信。储氏也注意及此,他将政治文化的比较深入到了两国语言的层面。储安平发现“英人是不讲究逻辑的,英国的文字就不合逻辑。逻辑是思想的法律(law of the thought.)。约翰生博士且以英人之不讲逻辑为骄傲。”而对于素来以谨严精确称著的法语来说,历来高度重视语言的逻辑性和精确性(precise)。十八世纪的文学家里法罗曾经说过,“不清晰就不是法语。”这种对于语言清晰性、精确性的强调,反映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往往就观念如何得以精确表达争议不休,而忽略了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纲领的道理。法国人喜欢滔滔雄辩,讲究辨才无碍。史家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曾说:“行动乃言论之仆役,自有世界始,即恭谨追随于言论之后,有言而后方有世界。”(L’action est ici la servante de la parole ; elle vient docilement derrière,comme au premier jour du monde: Il dit et le monde fut.)在法国政治文化中,行动的地位低于言论,而言论则来自思想,因而在法国政界,政治家往往对演讲语言极尽雕琢之能事。每位政治家都要发明一些“出彩短句”(petites phrases),以显现自己的幽默机智。而英国人与此相反,似乎相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推重刚毅木讷的个性,不喜夸诞之人。英国政治家的演讲语言,也率多平实素朴。据说连英国的狗,在咬人的时候也不喜欢叫唤。两种文化间恰恰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学者的理论建构与社会的制度实践,本来并非同一件事,但在法国,不但革命要完全依循先验的理念教条,知识人也往往扮演政治上的先知角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被视为“大革命的圣经”。一旦政治上的革命失败,人们同样也将其归咎于思想家。经历热月政变后巴黎人挂在嘴头上的话就是:“全都是伏尔泰的错,全都是卢梭的错。”(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储氏还注意到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特定民族的心灵与价值偏好。托克维尔当年就曾论述过法国文学对政治施加的消极影响。法国是文学大国。激情浪漫用以激动感官而非理性的文学作品,往往成为大众社会政治行动的圭臬。这也使法国人善于高谈阔论而疏于身体力行,重视宏大理论而忽视重要的细节,可以高谈远在天边的人类苦难,却又无力面对当下紧迫的任何实际问题。空谈的巨人与行动的侏儒,往往成为法国人的通病。

  休谟有一句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储氏则补充说,激情则是行动的奴隶。英人重行动,以依凭公道规则的行动来平抑激情。正是这一特征,形成了哈耶克所谓非自然非人为的第三种秩序。文学的鉴赏与趣味反映民族的文化心灵。英国当然也有高华典丽的精英文学,但在社会大众中流行的却是一种无厘头(nonsense)文化,品位不大高明。相比而言,法国人的求新鹜奇、立异鸣高在文学艺术方面无疑是一大优长,足以傲视世界。可在政治上,变动不居过于频繁,长于发散,短于收敛,却未必就是长处。十九世纪的一位法国外交官就讥讽说,“在君主制下,法国人都是共和派;可当宪法是共和政体时,他们又都成了保王党了。”

  法国政治文化高扬唯理主义信念,时常遮蔽了社会政治史运作的复杂的实际过程,而将其化约成少数精英高贵的意图信念。于是政治问题往往就成为善与恶、好人与宵小之间人格高下的问题了。这使得法国政治生活内部经常争吵,储安平甚至说法国政局往往充斥着一种阴谋气息。人们推重政治上的权谋术数,希望由此产生奇迹。当代法国作家杜阿梅尔曾指出,法国自诞生以来就感染上了两种顽疾,分裂的病毒与偏执的细菌。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他们很自我欣赏;作为个人交往,他们有时尚重友情;可一旦作为政治对手,他们决不互相宽容。法国人富于同情心,很重感情;但一进入政治舞台,他们就变得冷酷无情、刻薄寡恩、狭隘偏执、党同伐异。左派与右派,持左派观点与持右派观点的人,他们之间一贯互相敌视,只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时期才能勉强凑合在一块,共同蔑视中间派。这也许是祖先高卢人留下的后遗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偏执盲信。

  三、高卢雄鸡与约翰牛

  美国政治学家罗弗尔曾经指出,“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政治文化不仅在国内政治上会顽强表现出来,在确定国家外交政策目标上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会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与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储安平英法政治文化比较的视野,也延伸到了两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风格。

  英国由于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君主立宪的国家;而法国长期实行绝对君主制,政体不同,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两国的作风也大相径庭。英国是经济的、物质的;法国是政治的、文化的,前者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追逐的是利益,后者追求的则是光荣(glories)。意大利学者巴尔齐尼曾讥弹法国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异常笨拙和僵硬,是因为法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民众接受必要的纪律与牺牲,而尽力追求国家的虚荣。在结盟方面,法国往往倾向于只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由于与大国结盟难以占得上风,为了博得堂堂大国地位的风范,法国常常不惜牺牲地缘政治的利益,而与仰承其鼻息的小国结盟。在国际政治利益博弈的游戏中,法国的外交作风往往突兀孟浪,既欠缺深思熟虑的缜密考虑,也缺乏首尾一致的连续性。

  而英国的外交作风则是不慕虚名,讲求实利。政治家往往都能确切了解英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尽管政治家与政府不断更迭,但正如帕麦斯顿所言:“国家利益恒久不变,我辈皆有义务加以遵循。”这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传统,曾受到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激赏。英国的辉格传统视自身的政制为世界史上的特例,所以对他国是否采取民主政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否可以引为同道不感兴趣,它在外交方面唯一追求的就是国家利益,而毫无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如果借用法国政治学家德拉诺瓦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英国是以商业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法国是以政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两者的性质不同,因而其政治文化也有巨大差别。

  当年拿破仑向世界进军起始,未尝没有将大革命后形成的自由平等理念,向“旧建制”(ancien régime, 托克维尔语)笼罩下的“老欧洲”传播的良好愿望,但他的进军中途却变质为一味追求帝国的野心与光荣,终至于引起欧洲各国的反抗。以对外征战牺牲法国士兵高达90万之众的代价,似乎只是为了向欧洲传布帝国的伟大和光荣。有感于英法两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同风格,储安平引用美国海军史家马汉的《海权论》说:“英人在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能力方面,其天才实逊于法人;但是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殖民者的却是英人而非法人”。

  有趣的是,作为法国文化象征的是“一唱天下白”的高卢雄鸡,而作为英国文化象征的则是浑朴厚重的约翰牛。前者引吭高歌的是一首首诗,激情慷慨,瑰丽多彩,令人神往;而后者矻矻写作的是一篇篇散文,琐细乏味,色彩灰暗,让人厌倦。但正如深悉英法两国文化秘奥的政治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所说:“国家的历史应当是用散文而非诗歌写出的。”从政治的视角来看,英国的PROSE总是胜过法国的POESI。

  四、比较政治文化方法论评析

  在中国知识界,储安平大约是最早从比较政治文化的视角,对法国唯理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做出分析的。发人深思的是,他的这一比较研究,竟然忽略了两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想精英。

  无疑,在储安平看来,社会的秩序结构是许多人的行动与规则系统之间互动的产物,而并非主观意图的后果;更不是少数思想精英人物刻意设计的结果。唯理主义以理性的僭妄和整体性设计的秩序作为指导,不可能达到其所预定的社会政治目标。在唯理主义看来,由于意图与后果是同一的,因而社会政治史自身并无独立运作的逻辑,它完全可以从精英人物构成的思想观念史中归纳得出。而在储安平看来,思想观念并不能直接指导人如何行动,而行动所依凭的制度规则却属于实践性知识,那却不是依靠熟读思想家的著作就能奏其功的。

  由于自宋明理学以降,中国知识人执著于形上的天理世界,往往导致一个未经反省的认识论预设,即美国学者墨子可所说的“天下可运于掌”的乐观主义认识论,高估思想理念对于政治社会的形塑作用。这不仅导致近代中国宇宙王权解体后,知识人成为各种流行意识形态的追逐者,而且也使他们在观察异域文化之际,错认西方的社会政制是根据某位思想家的观念设计而成的。这种倾向不仅使之与法国唯理主义政治文化形成天然的亲和力,而且在观察并非根据任何原理设计的普通法系的英国来说,往往茫然失措。实际上没有大宪章以来的英国民众持续不断地以行动推进宪政的努力,即使英吉利再出多少个洛克、霍布斯,或者再制定多少部大宪章,也是徒然。在这方面,可以说储安平的比较政治文化的方法眼光,尤为独到而难能。

  作为政治学家,储安平的学术取径,与后来行为主义政治学偏重政治取向模式的定量分析不同。著名政治学者萧公权先生曾说,行为政治学运用定量方法,“仿佛一妙龄女郎身着比基尼,其所给我们展现的部分固极可观,不过其所遮掩的部分方为至要。”萧先生语虽谐谑,却揭示出行为主义政治学将政治与一般文化分离,割裂了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之间的联系,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相对之下,储安平的研究虽然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他不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是将政治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中进行考察,其视野更为广大,因而依然有其长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单纯依赖政治文化的分析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储安平的研究就多少忽略了对英法两国具体社会结构的考察。对于法国政治文化的意义,也存在着估量不足的弱点。

  储安平写作此文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危急关头。在他胸中萦回不去的,还是中华民族的崛起问题。他在写作行文之际,将英法两国与中国作种种比较,中心问题是“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一个国家的兴衰隆替,究不能说和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这是他写作的初衷。但愿我们读过他的这篇文章,能够从中获致一些有益的启示。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