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政治学教授和波士顿学院宗教和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Boisi)研究中心主任。新著有《美国民主还起作用吗?》(Does American Democracy Still Work?)和《回归伟大》(Return to Greatness)。

  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布什总统在对海外战争老兵组成的热心听众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把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了对比。总统宣称“人们认为那时和现在一样,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存在,如果我们撤离,屠杀就会终止。”

  他的言论在两场战争的反对者中引起热烈的争论。他们说,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任何对比都应该得出结论,即卷入人家的内战几乎总是不能得到预期结果,预测美国撤军后出现灾难的威胁总是被夸大,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说法就像早先的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阴谋一样牵强附会。对比的核心在于尽快离开,不要赖着不走。

  美国的这两次战争确实存在类似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重要方面,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经历存在天壤之别。在越南,美国政府是依靠精心配备的教授的专业知识行动的,在伊拉克,政府不相信任何专家,不仅是大学里的专家,而且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聘用的专家。不管专业知识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结果是让人沮丧地相似:天才少年给我们越南,意识形态理论家给我们伊拉克。

  不是说一件事情一定与另外一件事情密切相关,而是说越南战争发生在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特别时期。在整个一九六〇年代及其以后,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上大学。为了满足需求,国家开办新的大学,名牌私立大学成为培养精英的摇篮。早在一九六四年,越南战争开始充分吸引学生抗议者之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所说的“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已经成为涌进斯帕若广场(Sproul Plaza)的伯克利学生表达对所受教育的感受的嘲笑用语。

  这样迅速的大学扩张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巨大帮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在那里,评价教授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出版物,研究生教育受到特别重视,本科生主要来帮助支付账单。研究型大学因而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有些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已经有实力雄厚的理科院系,它们得益于一九五八年国防教育法和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DARPA)等大量资金而迅速壮大。其他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因为获得电子和材料科学的资金而成为一流大学。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说的“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已经完全形成。

  与此同时,联邦开支激发并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研究。不仅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强调运用大量数据对假说进行严格检验,社会科学家也受到鼓励运用技术和方法去研究政策问题。对于那些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来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他们要去的地方。这里早在一九五二年就成为对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学者的家。如果你想了解土耳其的更多情况,你就阅读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如果你对中国感兴趣,就去找白鲁恂(Lucien Pye)。麻省理工学院连同哈佛已经把坎布里奇变成了学术和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不管课题是核威慑,还是收支平衡,还是西欧安全,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专家。比如,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这样谋求总统大位的人聘请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学者,新当选的总统如约翰·肯尼迪向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咨询。和物理学相比,政治科学获得的联邦资金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对于曾经是历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学科来说,这些资金已经足以让人陶醉。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开始引起校园抗议不久,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向大学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联系的个人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此人是坎布里奇的政策热衷群体中的异议者。在一九六〇年代,乔姆斯基还不是边缘性人物,乔姆斯基的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等受人尊敬的刊物上,他的著作由纽约的名牌出版商出版。他作为语言学家的盛誉和他在美国科学界核心学府当教授的身份确保了他对于越南的学术共谋关系的思想将受到广泛关注。如今,作为边缘性人物的他在很多领域失去信任是因为他为大屠杀否认者法国人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辩护,以及他对于柬埔寨蔓延的灾难的迟钝反应。

  乔姆斯基一九六〇年代的两篇文章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一篇“客观性和自由学术”最初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演讲,后来发表在乔姆斯基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美国强权和新官僚》一书中。乔姆斯基认为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罪恶。他写到“当我们剥掉行为科学的术语外衣,我们看到暴露出来的殖民地公务员心态,即相信母国的慈善以及母国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正确性, 相信他明白落后地区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的福利是他要管理的。”他的攻击目标包括同在坎布里奇工作的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麻省理工)和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哈佛)。尤其是普尔在一九六六年曾写了文章“社会科学家为政府做研究的必要性”,单单这个题目就足以让乔姆斯基大为光火了。乔姆斯基写到,像普尔和亨廷顿这样的新官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越南战争设计者和执行者。因为参与计划战争,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背叛了公共信任。”

  乔姆斯基在几乎同时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他看来,他们的责任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应该总是说真话。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有愿意在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揭露法国将军阴谋的知识分子了,我们的教授因为拿了国家的钱而撒谎。真正的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显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因为唾弃权力及其诱惑,不得不遭到边缘化。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媒体和其他权力保护者对知识群体进行了区分,一方是冷静、可靠的“专家”,一方是“歇斯底里”、“感情强烈的”批评家。乔姆斯基说,“歇斯底里的批评家”显然被认为非理性地拒绝接受基本的政治公理,即美国有权扩展它的权力,只要计划切实可行,就应该不受限制地控制他人。”你说美国在越南使用的策略出现错误,但它仍然是值得尊重的国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你就会被看作疯子。

  虽然乔姆斯基的有些攻击目标是保守派,但是大部分人是自由主义者。比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多数人一样是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年纪越大,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就越强烈。但是在乔姆斯基看来,施莱辛格在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失败的行为辩护时撒谎,因此乔姆斯基把他和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相提并论。乔姆斯基相信,施莱辛格的堕落是整个美国学术界的堕落。“人们对于个别人心甘情愿地为明显非正义的事业撒谎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这样的行为在学术界竟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就非同寻常了。一个历史学家竟然把说服全世界支持美国侵略邻近国家当作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人还要担任人文学院的院长,而学术界对此竟然无动于衷。这不是堕落是什么?”

  我回忆起在读研究生和做助教期间阅读乔姆斯基文章的感受,当时对这两篇文章的反应就好像获得了智慧女神的启示。(我上的中学是乔姆斯基的母校,前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也在这里读书,这个事实可能让我对乔姆斯基感到亲切)。我不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有和我类似的反应,但他刻画的学术界和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关系为激进分子提供了攻击的弹药,当时我也是激进分子之一。

  正如历史所显示的,我的激进思想结束了,和乔姆斯基竭力揭露的合作关系也宣告终结。保守主义批评家创造“获得教授岗位的激进分子”(tenured radicals)这个术语来总结发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大学发生的事情时,不是不正确的。哈佛的内尔·格劳斯(Neil Gross)和乔治梅森大学的索伦·西蒙斯(Solon Simmons)在二〇〇七年秋天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美国教授的社会和政治观点倾向”。不管你如何解释这些数据,无法否认的是学术界倾向左派的事实。当今的美国大学不会接受乔姆斯基在六十年代理所当然接受的观念,人类学家在和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合作时往往非常警惕,社会学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家而不是设计师,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可持续发展课程比讲授政治发展课程的可能性更大。在政治科学领域残留的老官僚可能已经不多,更不要说有新官僚出现了。乔姆斯基指出的邪恶轴心的一半已经消失。如果你为任何政府部门效力,尤其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你获得教授岗位的机会将快速减少。

  如果说教授不是特别愿意给政府提建议,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政府其实更加不愿意从教授那儿寻求建议,曾经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的联邦资金早就蒸发了。中央情报局已经不再根据充满同情的教授的推荐从耶鲁挖走最好的,最聪明的学生。曾经和政府合作支持学术研究的福特基金会现在给支持全球野心的大学的资金更少了,更多的资金给了抗拒全球野心的第三世界积极分子。如果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曾经存在的话,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时,它已经烟消云散。

  即使没有来自政府和资金雄厚的基金会的慷慨经济支持,教授们仍然继续研究未来有一天可能让外交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世界各地区,包括中东。虽然如此,当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主要依靠三个人的著作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弗阿德·埃贾米(Fouad Ajami)和卡南·马基亚(Kanan Makiya)。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而且是政府目标的热切支持者,根本不是公正无私的专家。政府可能故意忽略大学里的中东问题专家,因为它相信大学被左派把持,这些人的政治立场让政府觉得他们不可靠。但是政府对于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或者受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直接控制的其他政府部门的专家同样很少关注。当你知道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不需要人们告诉你应该知道什么。

  越南战争失败是因为专家给了错误的建议。冷战理论家观察到的中苏结盟并不能解释中国和苏联之间出现的竞争。反叛乱战争的许多计划、战略村(集中营)以及其他技术也都没有多大用途。知识分子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政府,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糟糕的信息。

  相反,美国的伊拉克政策陷入麻烦是因为专家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和越南对比起来显得讽刺的是,专家本来有很多建议。大学里的中东问题专家拥有政府本来可以有效利用的各种信息,分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紧张关系,从前西方试图在伊拉克创建切实可行的国家的努力遇到的问题,以及土耳其和库尔德竞争的本质等。如果和教授对于越南的了解对比的话,他们对于伊拉克的了解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致入微的。

  非常糟糕的是,现成的智慧就是没有被拿来使用。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肯定是政策制定者甚至不愿意尝试去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以及取得胜利所需要的军事要求。布什政府承认因为缺乏专业知识付出高昂代价,最终转向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General David Petraeus),但已经太晚了。此人据说非常信赖对伊拉克有真正知识的人类学家。毫不奇怪的是,大学里的人类学家起来抗议。

  尽管在提供建议者和接受建议者之间的颠倒的关系,批评美国卷入伊拉克的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像我们仍然生活在越南时代一样。世界已经变化,但是他们没有变化,比如最著名的伊拉克战争批评家,博客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二〇〇七年七月,两个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和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描述了他们最近的伊拉克之行。两人宣称自己是布什政府的批评者,认为美国在犯了许多错误后,在伊拉克的美军造成的结果已经开始显现。他们说,尤其是布什总统“大量增加”的美国军队已经足以保证我们和伊拉克人都需要的持久稳定,虽然不一定是“胜利”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美国人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国会应该继续支持增援军队一直到2008年很晚的时候。

  格林沃尔德从他的网站上发动了对奥汉隆和波拉克的猛烈批评。他的批评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呼应了乔姆斯基对于新官僚的攻击。首先,被批评的专家就像乔姆斯基火力对准的专家一样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而不是保守主义者或者共和党人。在格林沃尔德看来,他们声称的战争批评家的地位是愚蠢的,如果不是赤裸裸地欺骗的话,因为他们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都是喝彩者。正如奥汉隆后来承认的那样,格林沃尔德的观点确实有些道理,正如格林沃尔德暗示的,保守主义者将引用这两人的自由主义者身份作为相信其观点有特别意义的理由。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把伊拉克战争的自由派支持者挑出来的人是左派而不是被保守派。格林沃尔德写到他对于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或者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到伊拉克旅行或者从事热心支持政府的事业没有意见,但是他说奥汉隆和波拉克是“学者”,他加上了引号,对于那些自称拥有学者头衔的人,本来应该提出更加诚实的分析评论。

  当然,格林沃尔德在“学者”上使用引号是因为他并不真正相信他们是学者。这是和乔姆斯基对比的第二点。乔姆斯基告诉我们政策制定者认为人们像他自己一样是歇斯底里、不负责任。格林沃尔德通过依赖相当程度引起争论在词“严肃的”(Serious)(他总是用大写字母S)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格林沃尔德看来,不管具体问题是什么,如布什增派军队或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证词,民主党人挑战的失败是因为使用“严肃的”这个词来指习惯性错误的人和被媒体不加鉴别地认定为专家的人,该博客作家用讽刺的语气说。请看格林沃尔德的典型语言: “外交政策团体比搏击俱乐部更神秘。他们相信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应该被构成外交政策团体的思想库和研究机构里秘密的“学者”天才来制订,美国人不需要知道任何最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他们是严肃性的捍卫者。“严肃性”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坚持原则的程度以及对于原则要求的尊重。”

  在格林沃尔德和乔姆斯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奥汉隆和波拉克属于“自由主义”派的布鲁金斯学会。(“自由主义”上的引号再次属于格林沃尔德)不管布鲁金斯学会是否被看作自由主义的,它可能不能被看作大学。那里的研究员并没有经过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的政治科学家们艰辛的教授晋升过程。在那里工作的专业人士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布鲁金斯学会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坎布里奇,它的目的之一是培训在政府工作的人。尽管首都思想库中有些授予教授或者类似于大学里的其他称号,这里没有共谋关系,华盛顿的思想库是出了名的激烈政治斗争的场所,里面充斥着政治信念强烈的人。他们并不宣称客观公正,也不受学术自由规范的约束。他们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影响政策。

  思想库填补了当大学和政府在越南溃败后各行其是后出现的真空。如果你曾经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曾经对于比如中东问题感兴趣,而你又不愿意到一个偏僻的大学教一辈子的书,你想把知识用在你周围的世界,那么在思想库谋个差使要比当助理教授更有道理。如果你是总统候选人或者刚刚当选的国会议员或者刚当选的总统,向那些拥有相当华盛顿经验的人或者有圈内人关系网的人寻求建议而不是求助于变幻无常的教授,是更聪明的做法。政府永远需要专家,有些专家总想为政府工作。为什么不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城市,让他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到对方呢?

  虽然乔姆斯基的言辞可能过分了,但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可能被认为企图为大学的某个视野辩护。在这点上,无论格林沃尔德还是奥汉隆和波拉克都不是教授。因此要了解格林沃尔德在讨论他们观点时为什么使用超过限制的嘲讽是很困难的。他的攻击目标有野心要为未来的民主党总统效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在写评论和书和文章的时候,一只眼在盯着谁将读到这些东西,他们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同样也不是什么秘密。批评他们观点错误是正常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格林沃尔德纪录的每一单个内容) 但是批评这些人没有教授风范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批评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不是好的足球队一样荒谬。

  与此相关的、更加严肃的问题是大学和思想库专家的劳动分工在为国家服务方面,效果很差。当然,劳动分工使得大学教授避免因为为政府工作而牺牲自己的客观性,正如它让思想库的专家避免大学教授们典型的试验性和深奥难懂等特征。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和现实世界结合更紧密,将得到加强;而思想库政策建议如果保持适当学术距离的话,将更有思想深度。

  像丹尼尔、勒纳、白鲁恂、亨廷顿这样出版了具有持久价值著作的学者,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最好的例子是在乔姆斯基后时代职业生涯最长的人亨廷顿,想想你对于他的著作的看法。亨廷顿在自越南战争后的年代里写了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著作,文明冲突的理论影响非常大,也包含反对墨西哥移民的尖刻讽刺的著作。所有这些书都成为畅销书,要么丰富了公众的知识要么引起非常需要的辩论,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亨廷顿关注周围的世界。比如亨廷顿最好的书《士兵与国家》第一次出版于一九五七年,只能出自同情美国军方而不是谴责军方的人的笔下。

  如今仍然有政治学家沿着亨廷顿的道路在写作,但是当今太多的政治学投入到抽象的模式建立上面,与现实世界关系甚小。成功并不青睐于那些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人,而是给予那些在很少被人阅读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我们不能像乔姆斯基一样谴责做这些研究的教授是为虎作伥,是罪恶的帮凶,但是我们可能因为他们关注的内容深奥难解,或者文笔晦涩难懂而无情攻击他们。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美国人的生活还是因为那些写了重要著作的人而丰富多彩,即使他们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的建议导致了糟糕的政策。

  这是否意味着教授应该改变他们长期反对和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立场呢?他们应该如此。伊拉克战争证明情报非常重要,正如美国在反恐时维持的广泛利益非常重要一样。恐怖分子首先是出于宗教信仰吗?有没有可能理解他们的心理?为什么从第三世界国家来到西欧似乎加剧了宗教信仰的程度?在西方的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尽管社会科学界流行的是创建模式,但学术界专家仍然能够帮助回答这些问题。具体该怎么做需要以个案方式处理。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学术界人士被发现在和情报部门合作的话,将面临丧失重要的情报来源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大学里存在拥有关于宗教、移民、种族冲突和代际流动等重要信息的学者。我们不是很清楚,拒绝和情报部门分享信息,尤其是能够挽救生命的信息是否就一定占据道德高地。

  为了同样的理由,思想库里的学者应该很好地更充分地和学术界批评家合作。新保守主义者没有能预测伊拉克未来的部分原因是这么多的新保守主义者只和思想观念相似的同行交往。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打破惯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如果在思想库工作的专家给予政策制定者适当的建议,他们就应该时不时离开华盛顿,巡回进行演讲和会议交流。

  现实生活很快将证明这样的劳动分工是否能够被克服。关于美国军方可能对伊拉克采取的行动现在存在相当程度的猜测。当然让思想库专家和实际上了解伊朗的人进行交流不是不合时宜的。相反,我们的学术界专家可以考虑请假一年来到华盛顿,试图影响国家的辩论。

  假设倾向政策的专家和倾向学术研究的专家进行合作并非天方夜谭,美国外交政策当然能利用这样的合作。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不同于越南战争也不同于伊拉克战争,但我们需要把两场战争拆散的两个专业知识世界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