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与前景

  1976年“文革”结束。这场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是从此刻起,一种比较强烈的政治变革诉求便在民众中产生了。当局出于挽救统治的需要,也因应时势,启动了改革开放。于是民众便在改革开放的名目下,企图推动政治变革。党内的部分开明派也曾响应这一诉求,其顶峰便是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然而,1989年后政治变革冷却下来,直至进入停滞状态。此后,中国大陆便不再有真正的政治变革了,时至今日也未透出一点曙光。现在,无论是当局还是民众,都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动力,从而使得政治变革处于一种令人沮丧的无所进展的困境之中。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大陆的政治变革是否还有希望?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笔者将运用政治博弈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希望能够发现继续推动大陆政治变革的力量和实现政治变革的道路。

  一、造成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原因 

  目前,大陆的政治变革完全处于困境之中而无法自拔。本来,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政治变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铲除这一毒瘤,这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当局却不敢直面这一现实,但又不能不提一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说法,于是就回避要害,要么空喊口号,要么就将行政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尽管他们都明白,要真正进行政治变革,就必须终结一党专政,但他们也不敢直面这一事实,更不要说采取行动了。在当局与民众分别作出这种选择后,大陆的政治变革当然也就举步维艰,处于困境之中而无法自拔。

  如果用政治博弈理论来分析,就可以发现,目前的这种困境就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状态,只不过这种均衡是一种坏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好的状态,故而谓之“困境”。我们知道,博弈意味着参与者(亦称博弈者)在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时,相互之间必须考虑对方的策略选择,由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策略。博弈者往往会理性地按照趋利避害的法则行事。如果博弈者最后所采取的都是在所有可能选项中的最优策略,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策略的组合便构成为博弈均衡。如果从博弈局中跳出来观察,博弈者也许会发现,这种博弈均衡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而本来大家是有更好的选择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以此来看,则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状况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困境。因为大陆的政治变革过程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全体大陆人几乎都可以说是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明显地分为两方,或者说两个阵营:一方为有组织的当局,他们以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来参与这场政治博弈;另一方则是无组织的普通民众,几乎全部是分散地、以个体行动的形式来参与这场政治博弈。这两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围绕着政治变革的问题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就造成了目前的困境状态(如图1-1)。

  从当局一方来看,他们的策略选项为:直面症结而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或回避症结而拒绝真正的政治变革。他们知道,如果真正实行政治变革的话,那么自己就很可能成为变革的对象。所以他们很清楚,只有回避真正的政治变革而维持现状,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对当局来说,不管民众作何选择,他们的理性选择都是回避政治变革。再从民众一方来看,他们的策略选项为:直面症结而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或者回避症结而不要求真正的政治变革。按理说,普通民众往往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只有政治变革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因此他们都应该选择前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并未作此选择,而是选择了后者,即回避政治变革。这是因为,在当局决意回避症结而不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如果民众还是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话,那么就会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从所谓的“反右”到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大陆民众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一切行动,都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这便是明证)。所以,完全是出于无奈甚至是恐惧,民众只好选择回避,不再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如此一来,政治变革的困境便形成了,即当局无意开展真正的政治变革,民众不敢要求真正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的动力因此就消失了,政治变革陷入无所进展的困境之中。不仅如此,对于民众中的某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来说,他们本应是要求进行真正政治变革的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但他们一方面忌惮当局的残酷镇压(以往的各次镇压早已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另一方面又面临当局的收买,于是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便在政治变革的问题上集体失语,不但回避政治的症结问题,甚至还美化现状。一句话,他们“犬儒化”了。当这些比普通民众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精英们与当局沆瀣一气时,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强化了。

  如图1-2所示,鉴于上述原因,所以近些年来在大陆不但很少有人出来主张真正的政治变革,甚至连公开指出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政治变革又如何可能有所进展呢?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由于身在这个博弈局之外,所以虽然他们既敢于指出大陆政治的症结所在,又敢于采取直接针对中共一党专政的积极行动,但在改变中国政治变革的这个困境方面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

 

  二、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前景:困境的破解之道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究竟还有没有希望呢?笔者认为,大陆政治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目前这个困境能否被打破,而打破这种困境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只是时间不可确切预知。这些可能性及其概率究竟如何呢?下面作一些分析。

  要打破由博弈均衡所形成的困境,主要的突破口就在于改变博弈中的信息与博弈者的利益预期状况。就政治变革博弈来说,信息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博弈者的利益预期,主要是这个因素导致了各方博弈者作出了目前的选择,从而导致了困境状态的出现。因此,如果要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那就必须是博弈的一方或双方的利益预期都发生变化。既然这场政治博弈有两方,那么也就有两种打破困境的可能性:

  首先,如果在当权者中能够出现一个甚至一批有胆有识的人,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一样,那么这种困境就有可能被打破。这类人可能是当权者中的“异类”,他们有着和其他当权者不太一样的经历、知识结构或观念,或者不同的个性。在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方面,他们的利益预期可能不同于其他当权者,这就有可能导致他们作出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的行动选择,从而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他们自己也因此成为永载青史的英雄或伟人。比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都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人物。但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太低了,尽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纵观历史,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出现这种人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所进行的“洗脑”教育与文化宣传政策,确确实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目前的当权者恰恰是受共产党宣传教育的影响最深的一批人。同时,中国大陆的官僚体制也是一种过滤机制,一些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往往难以进入当权者的行列;即使进入了,也可能被淘汰出来,胡耀邦和赵紫阳便可以说是代表性人物。此外,即便在当权者中出现了一个或者一批这种人物,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能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那还要看他们是否具备那样的能力,包括他们的权力、资源、智慧以及行事的方法。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也无济于事。

  其次,如果当权者中没有出现英雄,但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预期普遍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变革,不再是有利的,那么,民众的行动选择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打破政治变革的困境。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可能性的概率相当大,大陆情势的进展也支持着这样的判断。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政治的症结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大陆的腐败日盛一日,当局的苛政甚至暴政日盛一日,经济困境也日盛一日,从而使民众的生存条件逐步地恶化。比如,农村中的征地,城市中的拆迁,司法腐败,暴力压制民众上访或者示威,金融漏洞,房价暴涨,股市巨幅震荡等等,这些就是明证。不仅如此,甚至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天灾的发生,其对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作用,也会因为政治弊病的存在而被放大许多倍,亦即加剧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这些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事件及其后果表明了这一点。当民众的生存条件恶化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们就会改变利益预期,将不再认为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更好--即使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加以残酷镇压;到那时候,民众便会行动起来,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从而导致政治变革困境被打破。当然,目前这种情形尚未出现,这或许意味着,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还未普遍地达到导致他们改变利益预期的临界点。不过,考虑到民众的生存条件与政治的症结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有信心作出这样的判断:只要政治的症结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民众生存条件的普遍恶化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趋势。由此可以推论,到一定时候,临界点一定会到来,这是个或早或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历次动摇甚至推翻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运动,可以说莫不如此。

  显然,在打破大陆政治变革困境的两种可能性中,第一种非常小,最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只是确切时间尚不可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恐怕会以比较激烈甚至暴力的革命形式来进行,而不是改革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弊端会导致民众的生存条件普遍地恶化,最终导致大陆民众普遍地改变利益预期,从而改变行动选择,强烈地要求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再是苟活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但是目前这种情况还未发生--至少在程度上,政治现状还是有些让人觉得沮丧。然而,既然民众的生存条件的普遍恶化早晚会达到改变他们利益预期的临界点,那么,政治变革的前景就不会是令人悲观的。只是届时政治变革很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来进行,则不免让人觉得可悲而可叹。

  作者: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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