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210093)

  摘要:本文首先对制度的内涵进行了经济学的诠释,重点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以North 为代表的外生模式和以Schotter、Aoki和Greif 为代表的内生博弈模式,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制度观进行了简要阐述;接着在以上的基础上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理论文献和经验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基于中国经验的几个代表性理论进行了回顾;最后,文章在已有的理论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提出了一个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新框架。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文献综述;法治

  *沈坤荣,男,1963年8月生,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学者;单豪杰,男,1977年11月生,山东莱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与转型经济学。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3BJL026)和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2006CW01)的资助。联系方式:nju_shj@163.com;(0)13912960768

  一、"制度"的经济学诠释

  "制度"概念由来已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等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其引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是由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开始的,Veblen(1899)将制度划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财产所有所和金钱关系的制度;另一种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在资本主要社会中又具体化为企业经营和机器方法。在他看来制度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即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和习惯".Commons (1934)从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制度,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用交易范畴进行概括,把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配额的交易三种基本类型,分别对应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并因此提出制度就是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格鲁奇把制度定义为"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特点".后来,由于被视为非规范和描述性的经济学而逐渐受到排斥,同时这些制度学派由于他们对制度的概念不清楚,进而对制度与增长的关系探讨没有深入下去(Matthews,1986)。

  最有成效地打开制度黑箱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他们运用了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学说,使得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大大深化。Schultz (1968)从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经济价值提高的视角来解读制度的含义,他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由此舒尔茨列举了4类执行经济功能的制度:(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公司、保险、公共安全计划等;(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和学校等等。Ruttan(1978,1984)区分了制度与组织的含义,他认为制度是"一套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组织则是一个决策单位,它实施对资源的控制,并认为制度的含义应该包括组织的含义。他和速水还把制度定义为,"是社会或组织的规则,这种规则通过人们在与别人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来对人际关系进行协调,它们反映了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关相对于人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个人和集体行为而演化出来的行为准则。"

  North (1981,1990)对"制度"的有两个本质一致的定义:一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二是"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总之,在他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影响而人为设定的一些限制,它构成了人们交易行为的激励机制。这种制度的定义比较宽泛,包括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并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但他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之外。North的制度观点是一种外生模式,但制度的执行依赖于第三方,这里提出了新的问题:第三方执行的权力来自何处以及它的激励机制又是什么。

  Schotter、Aoki和Greif 把制度看成是重复博弈均衡中内生的、自我执行的结果,其中Schotter(1981)根据刘易斯对惯例的定义,把制度定义为:"在一人口群体P 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情景T 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P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1)每个人都遵同R ;(2)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R ;并且(3)因为T 是一个协调问题,而一致遵同又是T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R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或者(4)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R ,众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将也会偏离,在反复出现的博弈T 中采用偏离的策略的利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R 相对应的利益低".这个定义把制度看作是社会成员博弈的均衡结果,因而是内生的。

  Aoki(2001)则引入了主观博弈参与人的方法对制度进行了深化,在他的研究中制度既是博弈的外生规则,同时也是参与人主观博弈的过程,最后博弈的均衡可能不是唯一的,他解释道均衡的多重性是合理的,因为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勿庸置疑是历史和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Greif (1993,1994)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该系统外生于每个行为受这些因素影响的个体,这些因素共同创造出行为规章。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的认知系统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使信念和规范长久存在并且影响可行的预期。他们的方法体现为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因而这种内生定义较好的回避了执行问题,而且对合约执行这样的问题有着很好的解释力(Roland,2004)。

  关于制度含义的论述,我们有必要谈一下马克思的制度观,其实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关系即是我们所强调的制度,他首先从原始社会的部落与当时生产力的现状出发,认为当时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确立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确定的,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进而出现了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时便产生了即包括政治、法律、伦理、文化等在内的上层建筑,这便是马克思关于制度起源的逻辑脉络。在对制度内涵的解释上,他认为只有从分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与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伦理、法律和精神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得到透彻的认识,由此他认为制度的实质上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中不同集团和阶级在利益分配上的相互关系。

  二、制度与增长:文献综述

  我们知道虽有众多经济学家在增长的迷雾中勤奋地探索,然而确也难以达成很令人信服的统一分析框架,在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技术的内生化问题及其扩展,而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还是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和个人的偏好仍是外生因素。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只是重视了资源配置的运行层面,而没有很好的深究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的增长源泉,例如,制度和地理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正像新制度学派的North 和Thowmas (1973,1981,1990)所批评的那样,主流增长理论只讲了增长的本身,并没有说明产生经济增长现象的动因。下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和学派的差异对有关制度与增长的经典理论给出简练的综述。

  (一)制度与增长:经典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应该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个发展,卡尔。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中,认为二者是存在相互影响,但把生产关系即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错误的,他始终坚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没有把二者完全隔离开来,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持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段时间内表现为二者相适应阶段,生产力的变化呈现出动态递进的状态,而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便会出现由阶级斗争而引发突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透视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在早期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伯伦看来,制度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思想和习惯,而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动态性和决定作用,并认为正是机器设备的应用才引导出一切和工业革命有关的大变革,例如工厂制度、大规模的生产方法、信用和货币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正是由于制度的落后造成的,因此他及其后来的追随者都注重从制度层面来改良社会以便跟上技术的进步。

  马克思。韦伯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按照他的观点,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首先发生,主要是人们所信奉的基督新教卡尔文教派先提出的一个新的价值标准,即新教的人们崇尚禁欲主义以及借鉴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等,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在基督教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按照外生模式对制度的定义,韦伯所强调的文化价值正是诺思所强调的非正式制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在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数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研究,同时他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但他不是一个宗教文化的决定论者,他只是说明了这种价值伦理观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舒尔茨则是较早把制度进行内生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主要通过区分不同制度功能来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制度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反映。他为了把制度引入经济学的重要位置,提出了制度功能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均衡。但在分析制度与增长或技术的关系时,他把制度看作是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结果,因为人价值的提高会引起现有制度在执行其经济功能时出现非均衡,在趋向新的均衡过程中,制度会作出相应滞后的变迁,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理论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North ,North 和Thowmas (1973,1981,1990)通过历史的分析得出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作用。North 的经济增长理论以产权为基础,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严密体系。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制度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产权关系的最重要。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他认为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而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同时,他指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诺思还对意识形态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因为它能有效的克服"搭便车"行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和节约机制,人们通过它认识所处环境,具有凝聚团体和协调人们经验的作用,减少了协调成本;另外,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学派的Mancur Olson(1982,1996)教授,在论述关于国家的贫富问题上,认为各国所拥有全世界生产性知识存量的差异、各国进入国际市场能力的差异、各国占世界人口土地和自然资源比例大小的差异和各国拥有市场化人力资源质量的差异,等等通常不是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可靠因素,各国财富的巨大差异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制度和经济政策质量差异造成的,经济的成功增长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可靠且明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由此他建议需要建立一个"强化市场的政府",而在制度的变迁中,由于利益相关者往往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不能协调行动,致使无效制度经常长时间存在。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则是沿着"斯密定理"和阿伦。杨格(1928)中提出的"扬格定理"即分工决定分工的思路,利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被称谓新兴古典的研究框架来研究经济增长,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借助于交易费用分析了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分工水平的不断演进是长期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思想。同时,他们也研究得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又决定专业化水平,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而在后续的制度研究中,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在跨国经验的分析中,特别关注一个国家的宪政建设,并以英国等国家作为参考的基点,从而得出宪政的建立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新制度经济学新发展的代表人物Greif (1999)把重复博弈理论和特定的历史情景结合起来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比较制度的研究,把制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对中世纪后期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的制度和合约发展进行了历史和比较分析,强调中世纪后期提高福利的现代西方制度的许多要素和特征已经存在和出现,例如,个人主义、人为的正式制度、法团主义、自我治理以及反映制度化过程的规制。他研究了中世纪晚期热那亚的政治制度的自我强化的要素、含义以及内生的变迁,同时还研究了支持中世纪晚期欧洲非人格化交易的制度(社会区责任制CRS ),解释了CRS 怎样在缺乏公正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进行以时间和地点分离为特征的非人格化交易;而CRS 支持的长途贸易反过来又削弱了自身,逐渐被建立在私人法律责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取代。

  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Acemoglu等人的研究也是很具有影响力。Acemoglu、Johnson 和Robinson(2004)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解释经济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以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为恒量和内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为中介推理出经济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分析框架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

  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是两个恒量,这两个变量在时点t 的状况足以决定系统中的所有其它变量,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合法政治权力的分配,而资源分配影响t时点实际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权力的两个来源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和政治制度的未来演进,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包括经济的总增长率和时刻的资源分配,在他们眼里,虽然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但是它本身也看作是内生的,而且是由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的。

  (二)制度与增长:计量经济学的证据

  在实证方面许多经济学者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对制度的作用进行验证,一般方法是把增长等变量作为因变量,把制度的量化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Scully(1986)基于115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0年间的经验数据,研究得出,那些政治自由、法律健全、产权明晰和市场自由的国家人均GDP 的增长率为2.71%;相反,在这些制度方面有显著缺陷的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Lin (1992)对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农业的制度变迁是这期间农业增长的主要原因。Knack Porta 等人(1997)曾运用Putnam(1993)提出的合作倾向来测度政府质量,通过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的40多个国家1000多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他们发现信任对绩效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等级制度是决定信任的重要变量,而等级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加低效率的司法系统、更多的腐败、更低的官员腐败、更高的偷税率、更糟糕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通货膨胀率。Li(1997)对1980-1989年间272家中国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国有企业87%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因于激励的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Barro (1991)在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借用已有的权威资料对法治和民主进行了指标量化,通过计量技术手段考察了法治和民主对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更好的法治维护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民主与增长之间却存在倒U 型关系。如果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原因,那么就必然面临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们最近倾向于寻找更加外生的工具变量以求解决这个问题。例如,Mauro (1995)使用人口的种族和语言构成作为腐败的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Sachs和Warner(1997)把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看作是决定利益集团寻租和政府制度安排的外生变量,Shleifer和Jones (1999)为了解释跨国人均收入和生产率的差异则把距离赤道的距离和以西欧语言为第一语言的程度作为制度质量的外生工具变量,La Porta等人(1997,1998,1999)则强调法律移植差异的重要决定作用,Djankov 等人(2003)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移植中的文明资本的作用;影响较大的是Acemoglu等人(2001,2002)运用计量的方法对1500-1995年近500年的财富逆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使用1500年前后殖民地国家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认为制度的安排取决于殖民地的自然环境、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一般说来来,好的制度是建立在那些自然环境适宜、殖民地人口密度少,因为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殖民地国家进行移民并长期居住;而在死亡率高和非欧洲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他们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榨取租金,因此对殖民地建立了压榨和掠夺的制度,这种行为方式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他们认为这种财富的逆转是由殖民地国家初始建立的制度所导致的,由此验证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这些代表性的研究中,Glaeser 等人(2004)认为关于制度的经验研究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变量的指标设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往往是测定制度的变化过程或是已有政治制度框架下的结果,这些指标也可能通过制度之外的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因而难以避免这些制度指标设定的内生性问题。

  (三)制度与增长:中国经验的论争

  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型改革进行了严密和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成功存在高估的嫌疑,已有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遇和空间,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他们还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而且这种成功是有限的,由于改革先易后难,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当这种方式的模仿空间殆尽时,最终会因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而最终失败。他们用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最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钱颖一、许成刚和温加斯特(1993,1997)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总结为传统体制的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经济),这样的组织结构为改革试验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虽然政府层级内部行政机构的相互联系是垂直的,但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却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可以弱化行政控制,强化市场活动。同时财政与金融的分权使各级地方政府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们就可以利用所拥有的关于本地区的信息优势,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情况的路子并进行各种创新实验,进而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会相互竞争和相互模仿,从而使中国走上了自发的市场化之路,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2003)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同时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小步快跑的方式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而使经济取得持续快速增长;同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采取了一条相对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制度框架

  在关于增长的决定因素研究中,地理、技术与制度到底哪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呢?Ruttan(1978)和Matthews(1986)认为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绝大数情况下应该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人们根本无法把两者分割开来,更不能武断地认为哪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原因。但一般从短期来看,美国和西欧等制度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技术的发展速度往往快于制度的变迁,因而制度因素往往被忽略。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的快速变迁导致了经济的大幅增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许多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已有的经典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制度与增长的关系,似乎还存在很大的争论。例如,Rodrick (2003)和Sokollof(2003)认为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是内生的,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究竟那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决定作用还是不确定的。North 和Thowmas 、Greif 和Acemoglu等人的经典研究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得出的结论,但放到较短的时期内却未必完全正确,杨小凯、钱颖一和林毅夫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但对相关制度中的民主政治、法治、组织和战略的内在逻辑分析还存在某些缺陷。那么面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应当怎样运用制度的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呢?

  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应首先放在国际和国内历史的背景下来思考。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国家间竞争的外部约束机制往往会促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Acemoglu和Robinson,2002;王一江,2005),中国无疑就是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开始了经济转型的尝试。同时,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在转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的政治优势以及所倡导的各种思想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达成了一种强大的发展共识。斯蒂格利茨(1998)根据转型国家的经济事实研究得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外,组织和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也很重要,这种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各种制度和关系等。由此,强大的发展共识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对政府来说它具有工具型和规范性的功能,通过大众对现状的认同和增强各级政府机构的凝聚力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林毅夫,1989,1994)。总之,我们认为强大共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这种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到人民的自主参与性和积极性。中国政府正顺应了这一趋势,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在此条件下大大增强了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与动力,这也大大增加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能性。此外,在经济转型的运行机制中中国所具有的社会结构和基于血缘关系远近的传统社会规范在市场的交易中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经济交易主体通过代理人机制(黄少卿,2005)和互连的合约关系使合同执行的效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王永钦,2006)。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因为在理性人假定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经济主体做出不同的激励反映,不同的权衡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好的发展制度应该对经济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既有激励作用同时还得有约束作用,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均衡结果。Roland(2004)在考察国家的制度移植问题时,为了能够较为清晰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问题,在基于诺思制度模式的基础上,他曾把制度具体划分为快速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主要是以政治制度为代表,后者主要指的是文化,包括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规范,他在科尔奈(Kornai,1995)关于制度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分析框架,认为二种制度之间发展的互补性和协同性是决定制度有效性的先决条件。由于分析的问题对象不一样,通过观察中国的具体现代历史的轨迹、现实状况和市场演进的国际视角,在汲取了Roland分析框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把这种制度划分所包含的内容进行重新界定,快速变革的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规则等;缓慢演进的制度是政治制度、法治建设、经济分权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等,这种意义上的制度在中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事实上,正像我们下文将要分析的,快速变革的制度是内生于缓慢演进的制度,但快速变革制度的完善程度又决定了缓慢演进制度有效作用的发挥,也就是说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必然要求其演进的协同性,否则就会影响整体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根据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经济的发展关键要处理好产权、知识信息与激励问题(哈耶克,1944;斯蒂格利茨,1998),那么快速变革的制度就是为了实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强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在中国看来,这个推行的过程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已实现的部分无疑对经济效率的改进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而缓慢演进的制度固然也得到了一些改进,从而对快速变革的制度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演进的速度缓慢,导致对经济行为主体的约束大大削弱,例如,多年来被忽视的法治①[法治是一个不太好明确的概念,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给出了法治的八个要素,在本章的内容中我们所说的法治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对政府机构约束的程度,钱颖一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纵观世界近500年的大国崛起和持续繁荣,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无不是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制度体系内实现的,但法治的最终形成确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欧洲始端于11世纪的英国,到法治的完全确立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在我国虽然初步有了法治的观念,但在现实中法治的不健全确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往往是将其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由于其建设的滞后已是导致很多问题的根源,特别表现为政府对其它行为主体强加的约束过多,而对政府的权力约束却远远不够。

  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自1978年来处于以经济转型②[所谓经济转型一般是指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下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要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主导的全面大转型中,从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与1978年前传统的计划经济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这段时间总体的宏观制度框架有着一致性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缓慢演进的制度。制度与增长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种强大发展共识环境之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政治集中的官僚体制、经济分权体制以及与之伴随的不健全的法治形成的缓慢演进的制度则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制度框架和决定因素,由此相对地固定了制度因素,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循环问题。

  首先,中国政治集权制度下的官僚体系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主要不是对下级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虽然缺乏这种来自下面的政治自由化,但中央政府还是设法在1980年代初期大幅调整了官僚体系,官员的升迁的考核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向以个人领导素质和经济绩效为主,并强制实行退休制,这种机制的设计也是与我国地方分权的状况相联系的,由此各级政府都引入了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由于留在行政系统当中的官员所获得收入稳定,社会评价的报酬也很高,因而往往使得官职成为炙手可热的追求目标,同时由于绝大数官员都在处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治市场,只有一个"雇主",一旦离开这个市场就很难找到其他的政治机会,他们的外部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一旦进入这个市场,地方政府的官员就面临着"锁定效应",不得不寻求晋升机会,另外随着行政职能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加深,官员的未来前途更取决于纯专业化的考虑和资格(韦伯,2004;周黎安等,2005)。由此,新的官僚体系将各级地方政府转变成了一个真正赞成市场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集权特点,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官僚体系中对官员仕途的考核指标主要是以地方官员所在省市的相对经济业绩(主要表现为地理、禀赋相似的地区间横向竞争和同一地区不同任期间官员的纵向比较)为考核指标,甚至以GDP 的数值挂帅,而已有大量因发展经济突出的官员晋升,则起到了楷模的激励作用,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大的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愿望,最终便形成了省市县等各层次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格局。而这种评价官员的激励方式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周黎安等,2005)。

  如何合理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一直以来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包括财政与金融上的经济分权,自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一方面,经济分权起到了激励地方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为地方政府竞争性的发展经济留下了很大的自主进行政策创新的空间。由此,钱颖一等人就中国的经济制度提出了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他们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发展进程(Qian and Xu ,1993;Qianand Weingast,1997;McKinnon,1997;Maskin,Qian and Xu ,2000;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Blanchard 和Shleifer(2001)在基于中俄两国的的比较研究发现,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没有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而中国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则给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强大激励(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Tsui和Wang则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提供了源动力(Tsui and Wang ,2004)。而Ruben Enikolopov和Ekaterina Zhuravskaya则通过对95个国家长达25年的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分权对经济增长、政府质量和公共品供给的作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分权的两个方面:(1)国家政党体制;(2)依附关系,即地方和国家领导是任命产生还是选举产生。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显著支持了Riker (1964)的理论:强大的政党显著地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品供给等方面的影响结果。同时,他们也发现一些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对更高层政府的依附关系能改善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公共品供给(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政府质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Ruben Enikolopov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2003)。这项研究也证实了我国的强大政党在经济分权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二者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但我国不存在政党的轮流执政,也不存在真正的自下而上的选举,同时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滞后,因而这种机制也必然孕育着其它的经济效应。

  如果说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农民的激励问题,那么随后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制以及后续的民营化等,则是中央等各级政府对非农的微观生产主体提供的激励。其次,在增量改革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优势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利税,而这正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所希望发生的。每当现有体制或思想理念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相冲突,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拿出促进发展的解决方案,通过鼓励私人经济活动,为经济市场化发展"助力",由此促进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协调,这种利益协调让中国政府的改革承诺更具可信性,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情况下,为中国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事实上的私人产权保护。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使得其对企业家的需求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致使政府从"无为之手"或"掠夺之手"转向"扶持之手",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源泉,这也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在法治和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在既有的分权财税体系下,便会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来发展经济,形成了官僚晋升考核和财税分权的双重体制压力下的循环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解决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任何的激励机制都是有代价的,地方官员对地方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多纬度的,如果激励只是侧重某一可测度的任务指标,将会导致官员努力向这一敏感指标倾斜,从而会产生配置扭曲,而忽视其它的有益指标(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以GDP 增长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标准,这种体制虽有利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但也产生了政府的短视行为,造成了种种问题,严重地损害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例如,导致技术创新严重不足,产业升级艰难加重失业;收入差距和城乡分割问题;短期宏观经济问题导致官商合谋,引发腐败和金融风险问题;地方重复建设,延缓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造成自然资源利用低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纵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特征,我们认为增长的奇迹与众多的经济负面现象都可以在缓慢演进制度与快速变迁制度互动与协调的框架内得到解释,也就是在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缓慢演进制度中的政治集中财政分权下的激励机制虽然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人们的积极性,但却因为没有健全的法治和约束措施致使快速变迁制度的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导致了大量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由此这两层制度演变的错位与不协调正是中国"奇迹"与"阴影"并存的症结所在。

  四、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制度的内涵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解释,并重新梳理了制度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文献,为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认识展现了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根据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证据,在基于已有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把制度具体划分为缓慢演进与快速变迁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新的系统思考,提出了一个基于从意识形态与经济环境-制度安排下的激励机制-经济行为选择-均衡结果下的增长绩效的依次递进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绝大数的经济现象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从而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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