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四个趋向

——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

    内容摘要:1978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从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这种“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了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种趋向。“政治人本化”是指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的发展。“政治社会化”是指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转化进程。“政治公平化”是指“效率主导型政治”向“公平主导型政治”的转变。“政治法治化”是指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转型。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持续发展,必将走向中国式的“人民合作宪政”。

   关 键 词:政治人本化 政治社会化 政治公平化 政治法治化 人民合作宪政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定调,中国已经创造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那么,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国内学者的政治思想、执政者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些政治改革实践来看,可以说,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从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这种“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了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种趋向。所谓“政治人本化”,是指人的政治主体化和政治的人民化,体现为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的发展。从政治的活动领域来看,也就是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政治社会化”进程。这个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必然是“政治公平化”,即走向公平和谐的政治,这主要表现为从“效率主导型政治”向“公平主导型政治”的转变。而所谓“政治法治化”,意味着中国从非人的“权治政治”向以人为本的“法治政治”的政治转型。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持续发展,必将走向“人民合作宪政”。

   一、政治人本化: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

   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①]的政治人本化的发展过程,这可以从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即政治理念的人本化、“新人民政治”的确立和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发展等方面来分析。归根到底,政治人本化的过程就是对“新型人民民主”实现模式的探索。

   (一)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

  1979年,邓小平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那之后,中国政治学得到了新的恢复和发展。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建设的推进,政治学者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范式、对象和关注的问题上不断创新。在突破阶级政治观和阶级政治学范式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了综合政治观、经济政治观、权力政治观、行为政治观、利益政治观、宏观政治观和广义政治观等主要政治观念及其政治学范式。在这种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即政治学的人本化。所谓政治学的人本化,是指中国政治学从“非人”的政治学向人本政治学的发展趋势。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首先表现为政治学范式的人本化,并以人本政治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的政治问题,设计中国的政治发展。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逐渐形成的“人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学者开始研究人与政治的关系,突破“经济决定论”和“客观规律决定论”,走向了“以人为本”的中国政治观念的人本化之路。譬如,1987年,王沪宁教授在《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提出,人类政治思维的恒久主题是“人与社会”,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论、社会论和政治理想论为基本框架的人本政治分析方法及其研究范式。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亦如此,即“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因而它必然要对人本身和人的现实状况做出分析,对人与社会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③]张佩国在1991年发表的《主体论政治学的构思》一文中提出应建立“主体论政治学”。[④]根据“现实的人”的“劳动本性”,刘德厚教授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概括为以“劳动人本论”为基础的“广义政治观”,认为只有在劳动人本论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本质。[⑤]这意味着,以现实的劳动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分析方法的确立和中国人本政治学理论范式基础的奠定。受其启发,刘俊祥在分析人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本政治一般理论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和中国特色人本政治建设的新实践,等等。由政治学范式人本化所决定,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等方面也趋向人本化。从政治学方法来看,表现为从单纯的阶级分析和制度分析等方法向利益分析和人学研究等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表现为从研究外在于人的政治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向研究人的政治性以及与人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转变;从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和内容来看,表现为从注重研究阶级、国家、政府、革命、民族等问题向注重研究人与政治的关系、与人相关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人、政治主体等问题转变;从政治学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来看,表现为从关注阶级的、抽象的、未来的利益向关注现实的人的切身利益的转变。总之,人(作为群体的人民和作为个体的公民)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地位与作用,逐渐得到确认,人逐渐成为政治的本原、人逐渐成为政治的主体、人逐渐成为政治的目的。[⑥]

  (二)“新人民政治思想”的确立

  受中国政治理念人本化的影响,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执政理念也趋于人本化,这首先表现为从“旧人民政治思想”向“新人民政治思想”的发展。所谓“旧人民政治思想”,是指早期的平民政治思想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如果说,毛泽东的“人民政治观”更强调人民的力量与历史作用,注重人民对于救国强国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政治功能。那么,相对而言,邓小平则从现实主义出发,更强调人民现实的利益,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现实性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把这种发展理念称为‘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⑦]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核心,就是强调人民的价值主体性,不仅要以人民为起点和实践主体,还要以人民为归宿与目的,将政治主体从阶级范畴转向人民范畴,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政治的最高标准。这就是邓小平强调人民现实利益的“新人民政治思想”。1992年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他总结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利益标准,认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⑧]而归根到底,这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标准。因此,在新人民政治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根本利益,就是判断政治良善与否和政府绩效高低的最高原则。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本的新执政理念。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最根本的要求还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强调人民主体性的全面发展和主体利益的全面实现,这些都是邓小平新人民政治思想在新时期的表现和发展。

   (三)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发展

  新人民政治思想的确立和实践,不仅确认了人民大众作为群体的主人地位和权益保障,而且也使公民作为个体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开始得到保障。因为,这里的“新人民”已经具有了双重人格身分,一是作为群体的人民大众,二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集合体。因此,新人民政治建设,不仅要谋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关心每个公民个体的切身利益,促进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虽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近几年才在中共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中正式提出来,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政治发展要以人为本,协调好人民大众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谋求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努力,却贯穿了30年来的整个发展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在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注“人的价值”和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以人为本”和注重人的发展的时期,如1994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全国发展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领导人要求既要通过民主保障人民的群体主体性,又要通过自由和人权保障公民的个体主体性,即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执政目标。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重申,“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总之,基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中国政治人本化的价值目的,就必然要在保障人民群体政治主体性的基础上,提升公民个体的政治主体性。

   (四)“新型人民民主”实现模式的探索

   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人本化的必然要求,是新人民政治的本质内容,也是人本政治观及其执政理念的战略目标。中共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文件(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0年来,中国的执政党、学者和社会都在从理论上、政纲上和实践上探索中国式民主的模式,即“人民民主”的实现模式。2005年10月19日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将它概括为“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由此决定了中国对“人民民主”实现模式的探索,首先要求必须坚持“人民民主”,其次要求坚持“中国特色”,在此前提下,积极探寻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新型实现模式”。由此可见,中国所要探索的“人民民主”实现模式,就既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也与欧洲式的“社会民主”有所区别。

   在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对民主化发展道路的独特选择,也决定了中国现行民主体制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从民主体系的结构形式来看,可以说,中国式民主模式是由“政党民主”、“政权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三者所交叠构成的“三维民主模式”,综合体现了西方民主建设的特色和经验。(1)所谓“政党民主”,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以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协商民主,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执政民主,其本质是“党的领导”的民主。这种“政党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主导力量,它主要体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共产党的执政过程中。(2)所谓“政权民主”,是指中国的国家政权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形式,包括立法民主、行政民主、司法民主以及政府间民主,这是中国民主的主体力量,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行政与司法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制度等方面,其本质是国家治理的民主。在政权民主中,行政民主或者说民主服务政府,在中国式民主进程中渐进生成并颇爱重视。[⑨](3)所谓“社会民主”,是指中国政党体系和国家政权之外的公共生活领域的民主形式,这是中国民主的基础力量,其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基层自治民主、社会管理民主、经济民主、工业民主或者企业民主、社团民主等各种社会民主政治内容,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国家政权和公民社会之间是交错互动的,社会民主与政权民主、政党民主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但又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互动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人民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实践模式。

   二、政治社会化:从“国家政治”到“社会政治”

   政治的人本化和人民化及其社会民主的实践,推动了中国政治的社会化。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政治的社会化,主要是经历了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

   (一)走向社会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广义政治论”看来,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政治生活如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两种对应的政治生活方式,即“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所谓“社会政治”,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这种社会政治应该是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的政治,是与人的本质需要相适应的,因此,人类政治的社会性与其人本性、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政治社会”,通俗地讲,就是指国家领域的政治,即“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相比,国家政治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与人民的意志相脱离。因此,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政治人本化、人民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化与人本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应该是从“原始社会政治”转到“国家政治”再通过“政治的社会化”进到未来的“理想社会政治” 的发展过程。[⑩]由于中国所走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走向新型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于是,在中国的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走向“社会政治”,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真正的人本主义的人民政治)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促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

   (二)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走向社会政治意味着通过“人民民主国家”走向“新型社会民主”,即新型的人民政治,其总的路径是“人民的新型关系在内涵上有了扩大,人民概念从阶级的含义向社会阶层方面转化。人民民主政治关系的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国家本质的社会化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成为国家走向社会化最好的政治形式;逐步完善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是实现走向社会政治的途径。”[11]因此,中国的人民民主的发展,必然会通过政党民主和政权民主走向社会民主。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可以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分化过程中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国社会民主的被重视和逐渐成长进程中看到。而且,还可以从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逐渐成长进程中看到。

   (三)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

    社会民主在本质上应该是公民社会的民主或者说公民民主。因此,走向社会政治和社会民主,也必然推动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促进公民政治主体性的提高,带来公民政治观的逐步确立。改革开放特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推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出现了国家政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分化,同时,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其中介和第三领域,也逐渐生长。从“三分法”的角度,可以将公民社会看成是非国家政治领域的履行社会政治的公共领域,因此,公民政治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政治。相对于“人民政治”而言,它是谋求公民个人自主自由即个体政治主体性的公民政治,而相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它是公民社会即公共领域的政治,是一种社会政治。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必然要从“国家政治”走向“社会政治”。在国家政治过程中,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合法性基础,公民则活动于国家权力具体运用和操作的过程中,其活动方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在政治实践中,人民只有成为公民才能实现作为国家主人的合法性。实际上,人民政治的推行,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必须走向公民政治,谋求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因此,从人的主体化来看,走向社会政治,走向社会民主,就必然是施行“公民民主”,人本政治也必然要从人民政治向公民政治的提升。所以,中国政治的人本化,就应该是在人民政治基础上实行公民政治,推动公民社会的政治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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