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历史形成

  摘要: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本质核心是强调以“劳动人”为本,其现实表现就是以人民为本的政治观。马克思以人为本政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经过了奠基、确立、发展与运用,以及总结与完善这四个历史阶段而形成。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本身在早期与成熟期是一致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以“劳动人”为本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和完成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本政治观;人民政治思想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那里,所谓“以人为本”即是以“劳动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劳动人”概念,即“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为本。从政治本体论来看,以人为政治之本就是以“劳动人”为政治之本。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具体表现为以劳动(实践)来界定人的本质属性,以“劳动人”作为社会政治的逻辑起点,以人的劳动实践作为社会政治的历史起点,以劳动人民作为政治生活的现实起点、实践主体和价值目的。因此,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本质核心是以“劳动人”为本的政治观,其现实形态就是人民政治思想。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即是说,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它有其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

  一、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奠基

  1843—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扬弃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个人”的人性论,形成了其早期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它主要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等著作表达出来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如下分析,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即以“劳动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马克思将黑格尔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思想颠倒了过来,以家庭和市民社会来解释政治国家。而且,在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后,他并未停留于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而是进一步论述了政治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人要以政治为本,即是说,他已经从以人为本来观察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了。

  (2)肯定人在本性上是社会的个人或政治(国家)的个人,人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人是社会组织和政治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P1)与此相适应,“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它们是和个人的国家特质发生联系的”,即是说,“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2](P270)这一方面肯定了人具有个人性,是“国家的个人”,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个人具有“社会特质”和“国家特质”,即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而且,政治国家与个人的政治性相关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还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2](P340)这种被二重化了的人的原有本质,即是社会性与个人性的内在统一。

  (3)国家只不过是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个人的存在与活动方式,政治国家是以人为其逻辑的起点,起源于个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马克思说,现实的社会个人是政治国家的逻辑起点,因此,应该从个人的社会特质和国家特质即人的类特性来考察人和考察政治国家的起源与职能。即是说,“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2](P428)这是与黑格尔的观念相反的,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才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实现,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2](P292)

  (4)在政治国家形成的问题上,马克思既不同意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也反对黑格尔的自然生成论,而是强调“人民”(即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本原与能动作用,即政治国家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创造的产物。作为政治一般性的民主制根源于人,它是人的存在形式和人的客体化。当然,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

  (5)政治的人民性观点。正因为政治国家起源于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认为,民主制反映了国家的本质,只有民主制才具有普遍意义,真正的政治必须是民主的,人民的。

  (6)马克思也肯定了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使用了“政治人”概念,并说只有公民即“政治人”才是真正的人,即是说,只有公民个人才具有人之为人的最高的、最真正的本性即政治主体性。

  (7)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解放,首先是人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政治主体,掌握统治权,并在此基础上,谋求群体主体性的成长和长成。

  总之,马克思早期的政治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既非原子个人主义,也非整体主义,而是“社会个人”的人学思想方法,这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强调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社会自由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不过,从这种意义上,也产生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即“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来源。”[3](P54)当然,此时的马克思还并未确立唯物史观,他仅仅从人的社会性分析政治的起源和政治的人本特性,也还未深入到从人的劳动本质的高度来分析政治的起源和本质。因此,马克思的早期以人为本政治思想是不成熟的,但马克思后来有关人与政治之间本质关系的主要思想在这里却都有了萌芽和初步的论述。

  二、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确立

  1844—1846年,马克思将具有社会个人性的人界定为“劳动人”,于是,在“以劳动人为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其核心即“以劳动人为本的政治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是从以下方面来确立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

  (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社会个人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即“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4](P79、80)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强调“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即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

  (2)认为“社会个人”在本质上是“劳动人”,即从事社会实践的人。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人的劳动本质的观点,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以至整个哲学的秘密和精髓,就在于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马克思又批评了黑格尔把人的劳动局限于精神领域,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4](P120)因此,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人的劳动本质,另一方面又强调“劳动人”应该是从事现实社会实践的人,即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54)

  (3)认为“劳动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性三种属性。即“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4](P126)

  (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以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劳动)的、现实的社会个人为基础,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理论,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第一,“劳动人”即从事生产的现实个人是观察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即是说,研究人类史有一些“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P67)第二,人的本质活动即生产劳动由以下要素构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第三,马克思以从事社会生产的现实的个人为起点,从人类劳动的历史逻辑中推论出人类政治现象的产生与存在。他说,“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1](P71-72)因此,政治生成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71)

  (5)马克思一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夺取政权而实现人民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认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普遍的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个人的自主自由与全面发展,认为既然政治是“社会个人”的劳动人性的逻辑发展的结果,政治是人的本质活动的产物,那么,人类政治也就应该服从并服务于劳动人的“自主活动”和“个人自由”,共产主义就是追求个人自主自由的政治运动,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变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人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对于人的这种自由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异化、非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的人”的角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人—分工(片面的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总之,马克思在这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就是以“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个人的劳动实践为历史起点,以人民群体和公民个人为政治主体,以人类的解放与个人的自主自由为最终目的的“以劳动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可以说,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是以早期的政治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就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发展、运用和完善。

  三、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运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确立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不断地论证和发展其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又运用该政治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实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主要著作中,对以“劳动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运用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和政治性进行新的论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又对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进行了分析,并批判了18世纪思想家的原子个人的人性观点。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劳动人的政治性,即认为“人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这不仅在于人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更在于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5](P363)

  (2)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运用于观察分析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和永恒存在的,它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再次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并且,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关系背后的人与人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为政治的人民化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人本价值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3)论述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谋求政治人民化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民政治思想。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政治的以人为本与政治的人民性,政治的人民化与政治的人本化是同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思想与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说是围绕政治的人民性与政治的人民化而展开的,并将政治的人民化作为实现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根本途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的革命实践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

  (4)认为政治人民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与个人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路径,论述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方式与进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又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概括,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三个阶段的发展逻辑。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是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人的自发主体性、人的片面主体性和人的全面主体性即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这三种不同的主体性历史状态。

  四、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总结与完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后期,主要是利用哲学和人类学方法分析了政治产生与发展的总体逻辑与辩证规律,实际上,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最后总结与完善。刘德厚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历史整体观”,这种“政治历史整体观”意味着“人类的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政治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有关。它始源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6](P55)因此,从“劳动人”的社会政治性中生成的政治必然是“社会政治”。从总体来看,人类政治生活在本质上的发展逻辑就是:从原始社会政治转型为国家政治,通过“走向社会政治”,必将进入未来理想的社会政治。

  在这个时期,有关以“劳动人”为本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主要有《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而且,这种总结与完善工作,主要是通过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表现出来的。

  由于在论述社会、政治发展的最终动因的时候,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由此而将恩格斯的思想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并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对立起来。然而,从恩格斯政治思想的文本分析来看,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1)恩格斯所总结和完善的仍然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政治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以劳动人为本政治观的新的论述。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也说到,“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8](P1)(2)恩格斯在讲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时,也如同马克思一样,只是从颠倒黑格尔的思想来说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而言的。他对此有明确的说明,“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8](P247)(3)恩格斯是从人的劳动(生产和再生产)来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的产生和发展的。因为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P2)这实际上是强调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劳动人本论”就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所找到的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因此,劳动是人的本质,人具有最本原的意义,恩格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以劳动人为本政治观的语境中论述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如对于历史起点的“现实的人”,恩格斯说,“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即费尔巴哈—引者注)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8](P240-241)正是在这种“现实的人”基础上,恩格斯强调指出,人类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的发展,将“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7](P6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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