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对官员也是一个好东西?

  前段时间,有个地方杂志的编辑请我写一篇“民主对官员不是一种负担”的小文章。其理由是“现在提倡民主,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但是很多领导干部把民主当成一种负担”。

  刚听到这个标题,觉得没有写的必要。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民主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官员当然就是人民主人的公仆;民主既然是人民的权利,那么,就必然是官员的责任;民主既然对人民是好东西,那么,民主对官员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东西。因此,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不能靠官员的恩赐,不因官员是否喜欢,是否愿意,是否支持的。从历史经验来看,民主化主要是靠人民的争取,人民的斗争,依靠对公权力和官员的逐渐规驯。如果和平方式不行,就通过暴力革命,争取人民的当家作主。

  然而,转念一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官员推到民主的对立面呢?如果能够通过“言说”讲理的方式,让步官员们不要必误解民主,惧怕民主,反感民主,或者阻碍民主的发展。转而认同民主,接受民主,积极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主动地民主施政,这岂不是一件利民利党利国利官的大好事?用这种理性、言说、和平、协商的办法,推进民主,应该更符合民主的本性。

  而且,现代民主理念和制度设计,都不主张公权力与私权力、官员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或单向主从统治关系,而是强调人民与官员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主体性——在中国,可以称之为“人民合作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发挥官民两个积极性,通过官员合作,以尽量少的代价尽快的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

  实际上,在中国,关键的问题是要官员们接受,民主是个好东西。于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地写成了《民主,对官员也是一个好东西》的短文。现发来供感兴趣者评说。

  * * * * *

  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民主对人民来说当然是个好东西。然而,民主对官员来说,是否是好东西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看俞可平最初在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他是怎么说的。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前言”中,就“民主对谁是好东西”,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①]

  从字面上看,俞可平的意思是,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是个好东西。而对官员而言,民主就不一定是好东西,甚至可能是麻烦的东西,坏的东西。具体地说,民主对坏官员不是好东西;民主是规约官员的东西;民主是官员有责任与人民共同推行的东西。

  然而,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则可以得出相反的好的结论,即“民主对个别‘坏官员’不是好东西”,意味着对大多数“好官员”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东西,反而应该是好东西;“民主是规约官员的东西”,意味着民主是有益于官员的“苦口良药”,对官员也不是坏东西;“民主是要官员与人民共同推行的东西”,意味着民主就是人民与官员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承担责任,这对官员而言,不能说是坏事。由此看来,对人民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且,对官员来说,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道理:

  首先,党和人民满意的官员应该是民主的化身。因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和公务员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承担者,如此说来,党和人民满意的官员应该是民主的体现者和实践者。实际上,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设计和运用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遵循着民主的原则。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原则是民主原则,所选干部要群众公认,要有高的公信度。现任的干部,则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勤政为民,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由此可见,党和人民真正需要和满意的“好官员”,是体现民主,喜欢民主、实践民主的官员。真正的好官员不是与人民民主相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民主相契合的。民主制度能够避免官员蜕变为“坏官员”,并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表彰和重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好东西。

  其次,民主制下官员能够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近现代民主制是对君主制的替代。在君主制下,官员是君王的奴仆,与君王之间是君臣父子关系,君王对官员及其家人,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官员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的权利,其官位也没有制度性保障。因此,如同在有关帝王将相的电影电视中也能看到的一样,君主制下的官员,是生活在恐惧中的奴仆。而民主制对君主制的替代,使官员们获得了解放,官员成为人民的代表,成为具有人权、公民权的干部和公务员。而且,现代各国所实施的民主制,其主体是人民选举官员,由官员代表人民管理公共事务,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间接民主制。在中国,官员是根据人民的委托和党组织的选任而任职的,其地位和职权都有制度性的保障。实际上,在我国的现在,所实行的民主,实质上是人民认同基础上的精英民主制。在这种间接民主制和精英民主制下,官员能够代表人民,在其职权范围内“当家作主”。另外,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化的基本路径。扩大党内民主,有助于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因此,从历史发展来看,民主制使官员从君权的奴役下获得了解放,使官员获得了代表人民当家作主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对于官员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好东西。

  再次,民主制可以让官员们少犯错误,少违法乱纪,而免受牢狱之灾。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官员的民主决策与人民的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规范、监督和制约官员的东西。民主使官员的权力受到公民的制约,而不能为所欲为。因此,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一个麻烦的东西,让官员们不自由。然而,正是民主这个麻烦的东西,却成了有益于官员的“苦口良药”。因为,有了官员的民主决策和人民的民主监督,才能使官员们可以少犯错误,少违法乱纪,或者可以及时阻止小错误和轻微的违法违纪行为,而不致变成严重的错误和违法乱纪,甚至变成无可挽回的违法犯罪,而丢官罢职,身受牢狱之灾。因此,党和国家特别强调,要完善各种制约和监督机制及其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保证人民赋予官员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可是,至今仍然不断有乱权腐败官员,因“苦口”而拒斥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之“良药”,结果断送的美好前程。他们在被判刑后的悔过书中,往往都描述出了一个相似的腐败路径,即工作前期,勤政廉洁。走上领导岗位,位高权重后,由于不受监督和约束,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在金钱等引诱面前败下阵来,成了金钱、美色的俘虏。或者是穷苦家庭出身,通过努力工作走向领导岗位,因为缺乏监督,自我拒腐能力不强,最后腐化堕落,锒铛入狱。可见,多数贪官在腐败之前都是好官。在这些官员出现轻微的违法违纪行为时,如果民主监督机制能够及时有效地发挥监控作用,他们也不至走向不归路。这些惨痛的教训还不足以说明,民主对官员并不是坏东西吗?

  再其次,民主要求人民与官员共理国事,共负责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民主制度。民主自治、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是我国基层社会民主的主要形式。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上一篇:马克思以人为本政治思想的历史形成

下一篇:“人本政治”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200433)(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275)  原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国内277家企业调查的数据,确定了测量中国企业家能力的四个维度: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并对企业家能力差异性之根源,以及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经验数据表明: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将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其主……去看看

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定型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瑞(1960-),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社会发展及社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在持续20多年的经济转型中,许多国家的转型遇到了困难甚至招致失败,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的转型获得了成功。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转型初始条件在长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变与不变的情况。由于各种理由,目前中国经济需要由转型转变为定型,定型为市场经济中的开发型国家模式。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转型/经济……去看看

写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词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已经由生动的过程变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的焦点论题。在绝大多数等民间立场的批评的语言体系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是与下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欠缺、罪责、失语、后殖民语境,等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举行的秘密葬礼正演变成公开的审判仪式,对于心怀焦虑、渴望、自卑的审判者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绝不是令他们骄傲的存在,属于它的最大的文化功臣也由于它的欠缺而负有罪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愿意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辩护的人寥寥无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去看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发展教育以适应我国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并满足2050年我国建国100周年时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首先分析到205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然后预测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如何,最后再谈谈我国教育需要如何发展、该做那些调整才能适应到205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一,未来20年甚至到205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如何。对未来20年,16大提出国民经济在2000年的水平之上翻两番,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左右。到2050年情况如何,长期的经济发展受到……去看看

收入分配与城市利益阶层分化的相关性研究

原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4期p142-143  「英文标题」A Relative Study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of Interest Groups in Cities  「作者简介」冯虹,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利益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其成因极其复杂。当前,诸多学者从政治模式、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收入分配结果的变化,探讨收入分配对城市利益阶层分化的影响。  「英文摘要」Since the implem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grea……去看看

论“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而"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实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充分就业"(当然,充分就业≠0失业率),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实上,一个连"民生"都成问题的社会,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的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同时发展又必得是全面的。它应该包括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发展。然而,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就业再就业问题却越来越困扰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去看看

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华罗庚先生说过:"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手指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镇,我非常高兴到这里向诸位请教。我的报告分如下四部分:    (一)研究近代中国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思想    研究近代中国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点。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后,有人写书评一针见血指出与众不同的新见来源于观察的基本点不同。在这部书中,我观察问题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中国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曲折的过程;应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去看看

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内容提要】 非传统安全既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范式中过去所忽视的国家安全问题,如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包括传统的安全范式所没有关注的“人的安全”问题,如环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资源匮乏问题、公共健康问题、族裔冲突问题、经济与社会不公问题等。根据这一界定,本文分析了中国近期应该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对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并给出了这种排序的简要理由。【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中国国家安全;人的安全  传统安全问……去看看

在“控制国家”的主题之外

对于长期受无限制的国家权力困扰、正面临“如何管住权力?”这一严峻问题的中国来说,《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围绕着探寻不依赖于统治者个人德性而对国家权力实现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结构这个主题,作者斯科特.戈登在书中考察了西方宪政的历史沿革,总结出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对国家权力实行了有效管束的成功范例的共同特征。它们无不基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一目标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与之相应的授权方式,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法律界限和规定其运作方式,并在对抗性原则基础上配……去看看

厂民关系的历史变迁:一种影响农村稳定因素的分析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内容摘要 自1958年以来,五八厂与当地村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从协调到摩擦、再到冲突的阶段性变化。厂民关系的这种历史变迁,是我国国有企业和当地民众之间关系变迁的缩影之一。从制度分析和行动者分析的视角看,宏观制度与政策通过政治环境、利益主体、经济条件与纠纷协调机制的变与不变,影响着企业、政府和农民的行为,从而导致厂民关系的变迁。而作为能动行动者的农民和地方政府,也依自身的逻辑进行着角色的自我定位,自主选择社会行动。农民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政治智慧和行动能力,由此也影响着厂民关……去看看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提要]本文以吉尔茨作品讨论的“雷格瑞事件”为由头,指出遵从“地方性知识”立场的“独特事件”分析,似乎隐含着矛盾的认识论原则。它使得本为追求多元认识论的研究,走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采取了一元认识论的绝对主义立场。本文进一步提出,这种矛盾,或许与“社会事实”的哲学观念有关。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经验主义分类模式影响下,社会事实被“客观真实”追求所笼罩,它倾向于排除(各种或它者)知识建构对事实界定(因而使其呈现多元性)的作用。与此相关的“独特性”和“一般性”辩论,也不自觉地染上相互排斥的倾向,这样,“独特事件”分析对……去看看

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及改革趋向的选择

提要:我国长期以来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使许多地区的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其财政已沦为短缺型财政,甚至由“吃饭型”财政转变为“讨饭型”财政。由此基层政权出现严重的功能性变异和结构性退化。针对各地区发展的具体情形,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目标责任制、分税制、自治  乡镇政权曾在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目前已陷入了沉重的体制和财政压力之中。在农民增收趋缓,区域非均衡发展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去看看

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去看看

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

一、大势所趋:中国公司法修订与改革之必然中国公司法的成就世人注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始,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借鉴国外的传统理论和先例,经过十几年的积极努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基本建立和形成了中国系统、完整的公司法理论和原理。与此同时,公司法的立法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国公司法的体系。然而,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至今已有近10年,由于当时立法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和公司法理论研究和论证的不足,尤其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