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销门”作为政治标本

  掐指一算,英国政治情景剧“报销门”自从5月8日开始上演,至今将近两月。在叙事方式上,“报销门”显然采用了《疯狂的石头》的套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多路人马各怀鬼胎、竞相登场,展开一系列险象环生、意外迭出的角逐。始作俑者《每日电讯报》气定神闲地连环爆料,早已吃尽经济危机苦头的普通民众积怨日深,数百位下院议员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内阁首相布朗狼狈道歉,下院议长马丁黯然辞职。紧接着,在随后的地方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选民以再创新低的投票率“投桃报李”。百年一遇的剧本,外加实力派演员们的本色演出,无一不使“报销门”成为近距离观察英国政坛众生相一个难得的标本。

  “报销门”使政客头疼,更使民众心冷。在这次事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几乎所有报销都是按照议会的规定进行的,都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报销此前可能天天都在进行着,就算是进入公众的视野中,也未必会导致如此惨烈的结局。在英国人的政治想象中,议会本身就有着崇高的道德权威,加上英国浓厚的贵族政治传统,议员道德地位之尊容可想而知。可以说,政治之所以成为可能,全在于这点政治想象。因此,个别报销情况的不合理,不会引起英国民众对于所有议员道德上的普遍怀疑。再说了,英国民众不会不明白,“要想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

  可是,倒霉的议员们偏偏赶上了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面前,民众本来就期望政府有所作为,带领他们度过难关,但他们却失望地看到,布朗内阁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无能。议员报销信息此时公之于众,可谓生不逢时。内阁解决不了问题倒也罢了,没想到议员们偏偏又在节骨眼上出来“捅娄子”,民众本来已经开始酝酿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统统给我收拾!据《财经》杂志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做的一项民调显示,现在有62%的英国人相信,政客们将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2006年时,这个数字只有45%。民众对于议员的不满与鄙夷,由此可见一斑。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民众对于议会的政治想象已经破灭了。原因很简单: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不幸赶上了一场危机,加上少数好事媒体“煽风点火”(不含贬义),骤然演变成一场公共信任危机。对于这个原因,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理论化的概念,那就是偶然性。事实上,历史本身就是偶然性套着偶然性。不过话说回来,政治想象破灭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与其关注不可捉摸的偶然性,不如承认政治想象的破灭纯粹是“空穴来风”。革命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能不能说,英国发生了一场宽泛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由媒体发动,民众附和,政府回应?

  “报销门”事发之后,英国议会很快做出了反应。据《财经》杂志报道,目前已有20名议员因“报销门”而宣布退出下一届议员选举,多位内阁大臣请辞。民调专家估计,英国在下一次议会选举中,很可能将面对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议员更替。英国政治生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目了然。其中下院议长马丁的辞职,使他成为300多年来英国首名被迫辞职的下院议长;上一次发生于1695年,时任下院议长约翰•特雷弗爵士(Sir John Trevor)因为被抓住收受贿赂而被迫下台。

  很明显,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乃是民主选举的逻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定期选举乃是贯彻人民主权原则最主要的途径,通常说来也是检验一国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在选举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是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无论是西耶士所谓的代表概念,还是洛克谈到的信托概念(trust),所处理的都是这同一个主题。正是这种政治信任关系,维系着政客们的政治生命,并因而受到他们的倍加呵护。如果这层关系遭到了破坏,那么一个政客的政治生命也就随之终结,选民自然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将其选下,而知趣的政客自己就会退出下一次选举。

  我们已经看到,“报销门”并非一个关乎合法性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道德性的政治问题。在有关媒体报道中,“道德”一词也被频频提及。而在民主政治下,政客首要的政治道德就是忠诚于选民,坚守他们与选民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因此,当多数英国民众(在少数媒体影响下)都认为议员报销情况不符合道德时,他们实际上就界定了道德在这一特定情形中的内涵,并以此来衡量议员们的行为,迫使部分议员宣布退出下一届议员选举。议长马丁的辞职,则活灵活现地临摹、再现了定期选举的庄严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来唤起政客们的政治忠诚。

  民主选举是政府探回源头汲取合法性的途径,从反面来看,也是政府自我净化、升华的途径。在日常行政活动中,政府接触的主要是个别性的事物,尤其是个别化的利益,如果深陷其中就很有可能忘记选民的嘱托,忘记立法者所要处理的普遍性事物。有鉴于此,每一次选举过程都是涤荡这些个别性事物、清除政府在这类事物上所受的沾染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日复一日地将自身某些异化的因素识别出来、排除出自身之外。民主政府随时可以重新来过,因而总能在在常新。因此,议员可以辞职,议会可以重选,而选民与政客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则可以万古不易。

  为了抵挡“报销门”的冲击波,动议之一是设立一个独立的议员津贴监管机构。针对马丁的这一动议,布朗提出了明确的方案,将监管议员的薪酬、开销和补贴等所有明细的权力移交给一名依法独立的新任监察委员。这似乎让人想起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官制度,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议会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英国,这名监察委员与议会之间将是什么关系?监察委员职责的独立性如何保证?他与人民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可以想见,这些都是涉及到整个英国宪政架构的根本性问题,说到底是宪法问题,实在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除了举行定期选举、设立独立监管机构,英国民众是否还有别的手段来控制政府?换言之,除了选举,人民能否通过别的途径参与政治?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向来就有两派对立的观点。

  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等人认为不能。在他们看来,人既爱真理又爱自己,人既有理性又有自爱本能,后者表现为意见、情感和利益。作为个体的人结合形成作为整体的人民,而人民本身也会既爱真理又爱自己。代议制下,人性的双重性外化为代表和选民的对立,代表体现了人民的理性,一般选民体现了人民的自爱,政府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理性控制人民的自爱,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个人的理性控制个人的自爱,从而实现个人的自治(self-government)。这个社会里,人民和政治相互隔离,人民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政治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为少数人所把持。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结合普选制的逐渐推行,重点介绍了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揭示了其实质含义: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在宪法规定的时间、地点之外的日常政治中,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自由制度,行使广泛的政治权力,因为所有的权力归社会所有,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微乎其微,十分薄弱。人民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对宇宙的统治,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民和政府并未彼此隔离。

  在“报销门”中,英国《每日电讯报》可谓出尽风头。而该报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披露上至内阁成员、下至普通议员的报销丑闻,关键在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使然。因此,一系列自由制度构筑起了一道“堤坝”,绵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边界上,成为二者之间必要而有益的缓冲带。以结社自由为例,政治结社需要代表其成员利益,有责任将他们的利益诉求传达到决策体制中去,同时还具有公共责任,应当管理并约束其成员的活动,提高自身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水平。

  当这一切政治安排统统失效时,“宪政危机”也就出现了。前述英国广播公司民调还显示,现在只有20%的英国人相信政客们是诚实的,有高达80%的英国人认为,犯错的不仅仅是政客,英国的议会体制也应该遭到谴责。在这项调查中,英国民众不仅表达了对现任议会的不满,而且进一步表达了对议会制度本身的不满。解决前者只需改选议员,重组议会即可;而解决后者乃是改变英国的宪政体制,比如由目前的议会至上模式改成三权分立模式,这从根本上是一次重新制宪的行为。后者一旦付诸实施,势必从纸面上的自由言论,变成人民的革命与制宪行动。尽管这只是一次大胆的思想实验,却并非毫无根据,当一切政治设施都解决不了宪政问题时,大象无形的人民必然会给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表现形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构建一套全新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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