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对南美洲亚马孙印第安人民的掠夺

  去年10月中旬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巴瓜的悲惨事件和亚马孙及秘鲁印第安人民为保卫他们的土地、资源和生存权继续斗争的短文。文章被一家网站刊出后,引起广泛的反响,有的人表示支持,另一些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进行辱骂。几天以前,安第斯路线出版社要求我为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我高兴地接受了,为能够为能让所有的秘鲁人更多地理解社会正义、文化平等、国家所有历史文化元素和平和创造性的共处谈谈我的许多想法感到荣幸。

  新自由主义的掠夺

  有名的英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说过,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的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资本积累的过程采取一种新的形式,他称之“为了掠夺而积累”。为了掠夺而积累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动机,它渴望将所有的自然资源和世界以至宇宙的元素都商业化:所有的资源、土地、水、动物、植物、矿产、风光,特别是人都可以和应当商业化。也就是说,它们都有价格,资本可以占它们(不仅是购买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利润支配它们。

  甚至是华尔街的混乱或停滞也可以理解为“为掠夺而积累”故意而为的结果。为美国无产者提供的金融和抵押证券表面看是便宜的,但最后是支付不了的,银行家们和贷款者完全理解买主将无力支付,因为利率上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金融机构可以重新占有住房,同时被掠夺的受害者最初几个月支付的抵押贷款也被占有。这是新自由主义以武力进行盗窃的“合法的”金融圈套,在美国的情况下这是媒体视而不见的,它们是金融和银行集结体的组成部分,这些银行垄断性更强,与美国联邦政府结合在一起。一般的公众很难准确理解发生的事情,不明白为什么金融和信贷系统不再起作用。

  但是,就是这些媒体的审查制度在偶尔疏忽时也会登出一些有关这个经济和社会制度可怕的数据。2009年10月11日的消息说,许多死去的家人的尸体被抛弃在停尸房和医院里,因为人们没有钱支使安葬费或火化的钱。甚至是在欧洲中世纪最糟糕的时期也没有达到这种极端的贫困和悲痛。一个亲人的死亡对私营的殡葬机构和公墓(私人机构在城市的分包商)来说变成了商品。这里掠夺的积累撕去了虚伪的尊严面纱,在电视节目甚至说所有的老人开始每月支付他自己的丧葬费是必不可少的。

  我曾经评论过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表现,因为从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出发,将这类意识形态的范例强加给我们作为挽救的手段,必须揭穿、分析、批评和打败它,秘鲁的精英们和企业家的政策则屈从于这种模式。

  戴着面具的谋杀

  欧洲和美国从16世纪强加给整个大陆印第安人民的殖民主义最明显的成果之一,是建设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到将世界都蒙上眼睛,掩盖其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谋杀的真实历史。在西班牙对美洲实行军事占领的头100年里,美洲95%的印第安人消失了。传统的战争、细菌战加上环境和生态的战争,消灭了数百万在本大陆繁衍了几千年的印第安人民,印第安人民建设了先进的和完整的文明方式。最新的历史人口研究开始表明欧洲扩张十分可怕的时期,印第安付出了真实的代价,他们为西班牙、欧洲以及后来美国无节制的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没有任何的历史书以及很少的社会思想学派将这种对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大规模屠杀赋予它真正的名字:谋杀。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9000多万死亡,它获得一个悲伤的“谋杀”的名字,600多万犹太人被纳粹消灭,人们记住那些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对于3亿多印第安人为欧洲君主和殖民主义的及新殖民义的寡头发财致富而死亡,任何记忆、书写的文章都无法与之相比。本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在拉丁美洲这种血腥和痛苦的开端保持沉默,表明社会对幸存下来和与新的主人共处的印第安人民处于连续系统的精神错乱。

  到60年代中期,法国人类学界提出了“部族谋杀”这个词,意味着国家和私人部门对印第安人民实行侵犯和施加暴力的政策和做法。哥伦比亚印第安巴里人被混血的移民当作动物捕杀,又出现新殖民主义的这种新的人种类型学。接着在巴拉圭发生了对瓜亚基部族的谋杀,在巴西对纳比瓦拉部族的谋杀,还其他数数百个印第安部族被杀戮,但在人类学界以外这似乎不了解它的存在。这种“抢救人类学”开始的整个运动的荒谬之处是,它对印第安人的生存没兴趣,也对他们面临消亡危险的文化和语言的记载和文件没有任何兴趣。对于本国社会、政府和学者来说,整个印第安人被消灭也不足以用其真正的名字来称呼这件事情:我们正在消极地看到的是对整个人民的“谋杀”。

  任何一部字典都将谋杀定义为“故意和系统破坏一个部族-文化、政治或宗教团体”。怎么样和用什么方法对一个人的团体进行破坏,这个团体该有多少,这对将事情定性为谋杀并不是障碍。亚马孙地区数百名纳比瓦拉人或是数千名威托托人在19世纪末被秘鲁的橡胶工人杀害,他们是谋杀的牺牲品,如同是土耳其-奥托马国家杀害80万图西人和卢旺达的胡图人或是数百万亚美尼亚人一样。

  1971年一批拉丁美洲的人类学家在巴巴多斯岛聚会,讨论中南美洲低地印第安人民的状况。巴巴多斯声明谈到印第安人民遭受的系统暴力、掠夺和武装入侵,在传教士和人类学者中间引起一些反应,但是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没有任何回应,它们无视国内存的对印第安部族的谋杀。乌拉圭军人独裁政权立即没收了一个乌拉圭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巴巴多斯声明的所有西班牙语书籍,并按照纳粹法西斯的传统做法将其立即销毁。这些军人独裁者是在保卫西方的官方历史。他们的国家特别是在秘鲁没有任何人愿意承认经常存在谋杀印第安人民的系统政策是一股地下暗流。1967年秘鲁贝朗德政府派军队的飞机向亚格拉纳高地的印第安马泽人投掷燃烧弹。为此贝朗德政府要求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技术人员教秘鲁的军人如何生产燃烧弹。美国曾在越南大规模使用这种燃烧弹。秘鲁军人在美国专门从巴拿马运来的直升飞机的后勤支持下向印第安人投掷燃烧弹。面对这类残暴行为,国家、政府和企业家对亚马孙的印第安人民需要做什么呢?

  这种部族谋杀的政策在欧洲公众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贝特兰•拉塞尔基金会建立了同名的关于印第安人民的人权的国际第四法庭。法庭和它的国际陪审团在荷兰的鹿特丹开会,听取和检查了上千起政府和私人企业有意和系统地对美洲印第安部族进行谋杀的案件。拉塞尔法庭的道德谴责虽然对政府没有带来什么麻烦,但至少有助于在拉丁美洲公众舆论中有文化的阶层提高认识,被一些印第安组织和它们的成员认可。但是历届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力量,帝国的势力得到在装备方面和思想上的支持,使针对印第安人民和社区系统的侵犯和暴力的一些方式仍不被发现。1964-1965年秘鲁的警察和军队被指控在原始森林中心地区进行屠杀,以后“光辉道路”游击队和军队在在很多地方杀害印第安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亚马孙近期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对原始林区印第安人民进行谋杀的政治结构,只是在维拉斯科革命时期的几年里,对亚马孙的印第安组织和人民出现政治和法律上的喘息,让他们适应新的自由主义市场的攻击。

  谋杀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维拉斯科时期是一个例外呢?那时对印第安人民的镇压措施减少了,甚至采取了支持印第安人民土地要求的法律措施。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秘鲁经济60-70年代在结构上的错位,进行了自由经济的改革,当时在美国和英国正是这样,结果加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和计划重新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

  总之,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新的说法建议政府和国家不对市场进行干预,由市场本身调整生产-流通-消费的变化;国家作为控制机能障碍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传统的作用应当被消灭;不再成为社会福利国家,而是让竞争和效率的法律变成为市场的调控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里根是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以至极端的说法的旗手。在70年代秘鲁经历了这类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智利军人独裁政府靠刺刀、失踪和拷打实施了这种改革,最终可耻地使寡头致富,使工人、农民和印第安马普切人贫困化,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资源。相反,在维拉斯科统治秘鲁的时期,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少数军队高层相信适应国家和它的人民的需要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特别是相信国家和社会正义精英的调控权力。从贝朗德发动政变起,新自由主义再次控制了国家,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取消维拉斯科进行的结构改革。

  掠夺的积累和部族谋杀

  所有这些与亚马孙的印第安人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必须再次采纳戴维•哈维的建议和论点,即在这个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阶段,资本的积累进程的出发点是掠夺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仍然在一些阶级、团体控制之下的资金,如在亚马孙印第安部族/民族的资金。农业林业边界扩张的历史和现在的矿业和石油说明为什么掠夺必然发生在印第安人民的土地上。资本的掠夺指向亚马孙印第安地区的森林、水源、生物财富和石油。秘鲁的官方和掌权的寡头和跨国公司根据自由贸易条约,认为这些地区是“国内的殖民地”,可以入侵、军事上占领,进行征服和掠夺。贝朗德将这称为“由秘鲁人征服秘鲁”。现在这变成为帝国主义的观念。

  需要将掠夺进行伪装,以法律的装扮将被掠夺的印第安人的死亡说成是因为虚弱,应当由城市的公众舆论和多边金融机构去消化。在这方面,根据美国政治实践和指导,秘鲁的后民主时代已经“有很大进展”。所有的盗窃、掠夺、占领土地、没收财产以及所有的武装暴力都必然得到一项和多项法律的支持。议员们通过的那些法律只是简单的实施盗窃的一项实用主义的计划,虽然表面上标榜文明。也就是说,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者来说,重要的是保持某种公共行为的风格,与贩毒分子和香蕉共和国独裁者的做法拉开距离。但是其结果是同样的:印第安人民数千年来占有的土地他们在生产中依存和繁衍的资源被掠夺。

  是谁培植了全部食用植物和在安第斯亚马孙和原始森林低地使用?是谁造就了亚马孙森林文明的风景,数千年来它能够支撑数百万人的生存?是印第安人民,确实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当代君主共和国的本地公民,他们破坏了那里的森林和动物,污染了水源,经常欺凌亚马孙的人民。

  现在掠夺的积累正由阿兰•加西亚政府和金融-企业寡头的代理人强加于人,作为在亚马孙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开发模式。这种旧有的和更新过的掠夺制度的受害者不仅是印第安人民,河岸边的人和本地的穷人,而且也包括整个紧密的能够更新资源和在生产的多样性和再生能力丰富景观的社会-生物关系网。以这种罪恶的开采和积累方式看到的结果只能是留下沙漠,不能生产的大草原,资源全部消失,或是要恢复特别脆弱,如同历史上发生的那样。稍微看一下亚马孙的生物文化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征兆都是掠夺的最后结果。这些自由化-资产阶级经济的企业的悲剧式的嘲弄是财富可耻地集中到少数本国人和跨国公司的手中,消失在一个投机和腐败的金融和银行界,以乱伦的方式将利润集于本阶级的再生产,不将任何财富用于再分配,也不将一部分留给被掠夺的人民,或是用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标准的生产计划。

  怎么办?

  从70年代开始,亚马孙印第安人民-当地的社区不可阻挡地走上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舞台。秘鲁亚马孙的印第安人民曾被麻木和微不足道的消费所欺骗,他们失望,被政党欺骗,被不可替代的腐败的制度所欺骗。组织起来的亚马孙印第安人民经常证明自己是经历痛苦磨难的秘鲁的一部分。亚马孙印第安人民的深刻教训是要组织起来,重新组织起来,放弃政党,不要被脱离自己的历史文化进程而制造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所引诱,更不要被发展主义和现代化所欺骗,几十年来它们是全球资本主义计划的伪装。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正被工业生产包括矿业的模式分裂和解体,破坏了工会斗争的传统方式,城市的失业和半失业迅速增加,印第安农民和混血种人被置于效益低下的生产方式,他们在竞争的市场上面对高技术的农产品加工业和资本的集中处于劣势。相反,亚马孙的印第安人民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权,脱离资本主义市场,依靠恢复和加强他们的社会经济(混合型的生存经济)。

  显然,贫困继续存在,在失去资源和环境被破坏的地区贫困加剧了,使印第安社区选择向采矿企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是移居到其他地区。但是大部分土著人的社区善于避免因放弃和懒惰使部族/公社单位解体,而是重建社会经济,即使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

  不存在与印第安人民分享的政治方式或文化处方,他们面对国家更新的镇压和暴力方式,面对隐藏在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之下的谋杀政治。我们共同分担印第安人民的痛苦和愤怒,我们试图揭露欺骗、圈套和新旧殖民主义所谓“发展和现代化”的罪恶计划。印第安人对压迫和灭绝政策的抵抗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朔到16世纪。在17世纪印第安阿瓦洪人就将西班牙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从1742年到1848年阿沙宁卡人关闭了西班牙人和秘鲁人进入原始森林中心地区的入口。1967年亚内萨人开始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现在我们对他们唯一的声援在于讲述他们自主和抵抗的历史,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反对受到屈辱,深深记住他们理想化的文化和社会计划,看到和理解他们的热情好客。

  (《环球视野》2010年5月31日第294期,摘译自2010年西班牙《起义报》,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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