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

——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原载《社会》2010年第2期

  摘要: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关键词:底层研究;艾滋村民;以身抗争;以法抗争

  *作者:王洪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E-mail:[email protected]

  **本文系作者在豫鄂两省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调研系列成果之一。2002年以来,笔者多次深入两省农村的艾滋疫情高发区进行社会学田野调研,研究成果已陆续形成。在此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

  ***文中的“艾滋村民”,指生活在大陆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通常是生活在村落中的农民群体。“艾滋村”则是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的通俗称法。

  近年来,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国内外学界渐受关注,形成了与精英研究迥异的“底层视角”。底层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印度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和批判。当时,以R.古哈(R.Guha )为核心的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于1982年出版了一组以《底层研究》为总题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到20世纪末已陆续出版了十卷本。“底层研究”的影响迅速由印度波及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形成了以R.古哈、查特吉等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底层研究”的崛起与“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有关(王庆明,2007)。这个学派认为底层群体生活在一个与精英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和政治空间,简单地移植那些分析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底层是缺乏解释力的,且往往导致严重的误解(刘旭,2006)。“底层”一词从葛兰西(A.Gramsci)名著《狱中札记》中的subaltern classes 而来,意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很大程度上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统治必须通过底层自身的认可才能够实现,从而将“支配”、“霸权”这样的因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吕鹏,2006)。底层研究发现了底层抗争的自主性一面,强调研究者站在底层的视角凝视底层(查特吉,2001)。

  无论从何种标准上分析,寄身于贫病交加生存边缘的“艾滋村民”群体1「郑杭生曾多次告诫笔者:研究鄂豫“艾滋村”,必须超越当下描述泛滥、分析欠缺的现状,多做理论上的挖掘和提升」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当之无愧”的底层民众。近年来,笔者长期行走在鄂豫两省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进行社会学调研,作为相对于目前学界考察的“常态社会”的研究来说,从学理上探析“艾滋村”这种“非常态”底层社会的民众抗争,也许更具典型的学术意义,藉此可能发现在“常态社会”中考察底层社会抗争的偏颇和问题所在。

  2000年以来,关于鄂豫两省艾滋村的新闻报道高潮迭起,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寥若晨星,这些零星的研究大多也乏善可陈,描述性大于分析性;1「2004年9月10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7月26日到8月31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拉网式”大普查,全省范围内已有偿供血人员达28万,其中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2.5万。不少人对此数字表示怀疑」而且研究的连续性严重不足。在笔者深入鄂豫“艾滋村”调研期间,一个非常严肃的理论和现实的困惑不断地袭扰着笔者:清晰地计算着死亡日期或是行走于死亡边缘(而非“生存边缘”)、一贫如洗的“艾滋村民”,何以维持着乡村平静的社会秩序,而没有酿成一定规模的骚乱甚或反抗性的事件?随着调研的深入,笔者的猜想逐渐集中到“艾滋村民”抗争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上。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鄂豫两省农村都有数万因卖血罹患艾滋病的农民,2「本文部分材料主要源自2007年4月笔者在湖北随州市均川镇“温馨家园”对Z所做的访谈。Z 历年来积累书写的疾病证明、法律文书、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救助帮扶的文书共20多件,集中反映了Z 被查出罹患艾滋病后的维权抗争历程」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及其生活的家庭和村庄。随着20世纪中后期鄂豫农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进入死亡高峰期,艾滋村民的上访等维权抗争事件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社会舆论迭起“,艾滋村”的秩序和稳定问题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2000年以后,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对艾滋疫情高发区及其艾滋村民救助和帮扶政策的颁布和落实,一度高涨的艾滋村民维权抗争浪潮逐渐偃息;一度失序的艾滋村落渐渐恢复了生机,复归有序。底层群体“艾滋村民”的“有组织”抗争甚或革命性转化的可能性,似乎亦不复存在了。

  本文旨在通过对鄂豫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的现状的研究,建构当代中国底层民众抗争的社会学逻辑。

  一、一个“艾滋村民”的抗争简史

  本文从湖北随州J 镇一个艾滋村民的抗争实践出发,透视当代中国底层民众进行社会(或政治)抗争的基本路线和规则。

  Z 于1955年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J 镇某村。1968年初中毕业后,Z 先后任大队电话员、大队小学代课教师和大队团支书。1976年,由于家庭困难而近亲结婚。Z 与本大队赵某结婚,赵是Z 的姑表妹,婚后连夭两胎后,1981年生下儿子周某某,1985年生下女儿周某。

  1982年到1985年,当地分田到户后,Z除了种地,还兼做炒粉生意;1984年,他与亲属合伙购置一台手扶拖拉机,从事加工、打麦、运输,生意非常兴隆。1988年,Z 辞去公职,换购了一台“手扶”,从事加工、抽水、打麦、运输,直到2000年4月,生意仍然很好。1998年,Z建了新房。2000年4月到2002年5月,精明的Z 倒腾换购了一台旧“手扶”;2003年后,又换购一台新“手扶”。按照Z 的说法,尽管家庭屡遭波折,但经济状况尚可。

  Z 曾于1990年代初期去大城市打工,但打工经历并不顺利。

  199221994年,受河南方面影响,Z 的老家也出现农民卖血高峰,很多村民一窝蜂地到处赶场卖血。当时Z 与亲属合伙购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边干农活边拉生意。当地一个朋友拉着他到陕西某地卖血,但受到欺骗,最后连回家车费都短缺的Z 在无奈之下卖了两次血,凑够了回家的路费,从此他断绝了卖血的念头。同时,就在Z 被骗异乡期间,身在家乡的妻子赵某为了生计也随着卖血大军赶了几个场,却不幸染上艾滋病,日后给Z 家带来了终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尽管在城市赚钱并不比家乡容易,但是一逢农闲,Z 还是跟随“民工潮”涌到大城市淘金。1995年123月,Z 跟随乡亲工友到广州植树;2000年10212月在广州松岗一带做生意;2001年底受骗到广州从化做了一个多月的传销,后回到湖北武汉打工;2003年224月随乡邻到广州搞工程建筑。2004年226月间,在北京建筑工地指挥航吊的Z ,患感冒一直未愈,无奈之下回到家乡医院诊治,夫妻双双都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

  从此,Z 和妻子再也没能外出打工,一是方便在家吃药打针治病,二是担心出远门发生意外。Z 自己花费3千元购置了一辆已经报废且无任何正当手续的小面包车,在乡村跑运输糊口。

  与此同时,Z 的一双儿女的求学、打工经历也是饱受波折。1999年儿子初中毕业后南下广州打工,可是干了三个月,分文未获,靠捡废品四处流浪;后来在孝感因惊吓受到刺激,当地人报警后被地方派人送回随州老家。之后直到2003年,儿子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在均川、随州、枣阳和武汉等医院治疗后,总算基本好转。2003年初,Z 送儿子随老乡到北京打工。

  女儿小学毕业后,因眼睛不好休学在家,为给她治疗眼疾花费数千元也未见效,后被武汉大医院诊断为先天性眼疾且无法根治。2005年9月,Z 还是送女儿踏上到广州打工的火车,但是直到2006年1月,女儿分文没寄回家。

  夫妻俩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是Z 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Z 及家人饱经苦难,其中不乏遭遇权力、资本等不公正待遇,但作为底层社会一员,很多屈辱他只能忍气吞声,基本上处于抗争的无奈;但是在查出艾滋病之后,当Z 及其家庭再次遭遇来自权力、资本侵蚀的时候,他一方面运用正当的政策、法律进行常规性的抗争——尽管这些抗争常常不起效用;另一方面,Z 开始利用其疾病的高传染“恐惧性”,进行了屡试不爽的有效性抗争。

  2003年初,Z 送初愈的儿子到北京从事保安工作,月薪800多元。

  2005年底,Z 夫妻艾滋病情几度发作,想让儿子春节回家一聚。但是老板“克扣”了儿子一千多元工资没发,而且还扣押了他的身份证。春节过后,2006年3月底,Z 带上地方医院和政府开具的“艾滋证明”,独自进京为儿子讨薪,先是通过劳动仲裁,可是老板竟然不承认儿子在他那里上班,公司只给了七、八百元钱,还差二百多元。最后法院判决老板赔偿他们父子1100元经济损失,寄到Z 家乡镇政府账号上。打赢了官司的Z 很感动,还专门送了一面锦旗给镇政府。Z 反映当初找老板要钱的时候,老板很凶“,再要,让你在北京消失”。但是看到Z 的艾滋病患者证明,加之事发辖区政府部门和Z 家乡政府驻京办官员共同做工作,老板屈服了。当年8月4日,老板就把钱款汇到镇政府账号上了。

  Z 对于讨要儿子的欠薪很有决心,“温家宝总理说的,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要是我继续上告,政府要罚他好几万呢”。

  “以身抗争”小试牛刀即有所获,这个结果大大提升了Z 对社会枉加于自身及家庭的不公进行抗争的自信心。儿子北京讨薪事件刚有结果,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女儿也出了大事。

  2006年8月9日,Z 接到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女儿同事的电话:公司老板儿子以谈恋爱为名强奸了周某,周某为此受到惊吓,精神错乱,闹着要跳楼自杀;而厂方不但不管周某,甚至还把她辞退了。

  Z 随即南下为女儿讨还公道。到了东莞后,厂方置之不理,Z 先后找到当地政府、打110报警、求助当地劳动局寻求法律援助,还到东莞市政府上访,但一直未获解决。后来Z 自带的钱花光了,被送到东莞救助站。最后也仅是把女儿被厂方克扣的1100多元工资要了回来。

  拿着这千辛万苦讨回来的“血汗钱”,Z 带着女儿又踏上了回乡治疗的行程。在家乡医院,他花费了数千元医疗费,直到没钱女儿被迫出院,还欠医院几千元。女儿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续治疗尚需上万元。

  这一次,Z 向家乡政府求助南下的路费、女儿病情诊断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低保证明、夫妻两人艾滋病患者证明和家乡政府要求东莞法律援助的介绍信,带着神情恍惚的女儿二度南下。几经折腾,在东莞市得到了当地法律援助,在律师帮助下,终于讨回厂方赔偿女儿的18个月的工资(即一万多元医疗费)。但是女儿遭人身侵害的经济赔偿却没有讨回。

  2007年和2008年间,Z 数度南下东莞,找政府、找警察、找厂方、找当事人,一方面要求对涉案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经济赔偿,但因为时过境迁很难取证,一直没有进展;而且涉案当事人也躲到广州去了。Z 对东莞地方,特别是警方对女儿受人身侵害一案的冷漠感到不满,起初办案警察不知道其艾滋病患者“身份”,曾对其动粗,后来知道后又避而不见。Z 说,“不管那个伤害我女儿的厂长儿子躲到哪里,我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找到他家,找到他本人,死也要和他死在一起!”

  作为当代中国农村底层群体的一员,“艾滋村民”Z 的抗争史具有典型性,但无独有偶。笔者在鄂豫“艾滋村”的调研中发现,贫病交加、生活无着的“艾滋村民”,除了“以身抗争”维护自身及家庭被侵害的合法权益之外,为了养家糊口,也开始受雇介入有偿的讨薪、讨债,甚至介入村落或地方各种纠纷。由于其本身罹患高传染性疾病,这些“讨利”行为基本都在相关法律框架内展开,有效谋利而不违法。

  “艾滋村民”维权抗争的逻辑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抗争逻辑,也不同于近年来兴起的“以死抗争”和“作为武器的弱者”的抗争模式。笔者通过考察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底层农民维权抗争的学理分析,试建构起一种新型的社会学逻辑的分析框架。

  二、既往研究中的几种学理分析

  底层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底层抗争,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先从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概念着手,探讨底层抗争研究的学术渊源。

  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称为“对抗性政治”,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赵鼎新(2006)认为,所谓集体行为,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前者旨在夺取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而不对社会结构进行全面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但会改变现存政权的性质,亦会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20世纪60、70年代以降,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theory)和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 )长期占据欧美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地位。这些理论研究可以洞见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微观机制,但由于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的侧面不同,其研究思路缺乏整合,甚至会相互冲突,我们很难获得关于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1985年,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J .Scot t)根据其在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田野调查,出版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of Peasant Resistance )一书。斯科特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这类所谓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实际上,农民的抗争行为常常是隐蔽的、无组织的,很少进行过于危险乃至遭受征服、强力镇压的革命或叛乱。农民总是以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飞语等的“日常反抗”的形式,即被斯科特(1985)称之为“弱者的武器”来进行抵制和抗议。郭于华(2007)循着斯科特关于底层农民研究的思想线索进一步指出,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 hic )来解释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细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对垒的对手,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变成强者的工具。赵鼎新(2006)也认为,斯科特所开创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 )、“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 he weak)和“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这些静态概念,对一场具体的农民运动动态的整体性理解毫无用处。

  21世纪初,麦克亚当、S.泰罗和C.梯利合著的《对抗性政治的动态》(McAdam ,Tarrow Tilly,2001)出笼,被视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新发展方向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性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性政治的态势看作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性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性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赵鼎新,2006)。“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也译为“对抗性政治”)的分析框架,突出了历史和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其研究对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和领袖等主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建嵘(2009)认为,“抗争性政治”作为一种新的解读框架,是相对于传统精英政治的一种新解读方式,即以底层社会的眼光看待底层民众的行为。“抗争性政治”就成为一种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框架,并构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裴宜理(Perry,2008)进而指出,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但她对时下在西方甚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政治秩序脆弱性(f ragility)假设深表质疑。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观察,她认为,中国当代的“权利”抗议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威胁性似乎是相对微弱的,中国的政治体(polity)本身也显然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空洞和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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