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维权之运动模式的宪法学分析

  原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

  提要:从公民权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期和公民维权活动的活跃期。以运动模式频频发生的维权事件,既标示着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正在觉醒、权利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也凸显了公民权利意识勃兴路径变迁的无奈,以及运动模式所隐喻的潜在风险。为了防止悲情的发生,应当思考启蒙的新规则,以弥补或超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界分。

  关键词:权利意识;维权运动;模式:“合法性”危机;风险

  作者苗连营,男,1965年生,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永超,男,1983年生,郑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郑州45005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宪政建设研究》(批准号:06BFX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维权渐起——生活世界中权利意识的勃兴

  社会冲突的焦点正在发生变化。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喋喋不休和迂回折腾行将终结,它正处于受作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多元的替代性制度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一新冲突的时代背景便是社会转型。

  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困窘,他们看到法治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缝隙而对政治感到失望,并试图寻求一种逃离制度困境的“诗意栖息地”。于是,他们慢慢觉醒,并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披肝沥胆,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使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日渐彰显,引发了运动模式下的一次次维权事件。孤立地考察,近几年所发生的维权事件都有某种偶然性,但反复发生,恰恰说明必然性寓于其中,即:事件的一面是在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失效或被人为屏蔽之后,民生多艰的必然张扬,以及生活世界不得不呈现出的一种极其扭曲却合乎逻辑的反映形态,①[当一个社会面临外来挑战和威胁时,随之而来的危机感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和活动中被体察到。这是为何将生活世界当成是社会体系的第一线的道理之所在]也形塑了现实社会的“系统化”及“系统”性的诸面相;②[“系统”性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源于个体之生活世界,但透过人们集体行动的方式可从其共同意向与目标期望的凝聚汇集中,抽离出具有制度化规模的集体表征。它可能自主化成为一股外于个体,且对个体有制约、规范、指导作用的社会“存有”形式。

  但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施诸于个体的生活世界,以“行止”方式来表现]另一面是快速成长的社会力量与体制内的主导性力量,正在形成合力“,唤醒”着民众的权利意识。这像是静悄悄的“革命”一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标本意义。

  但是,如果简单将该类事件贴上“觉醒”的标签,多少有一种夹杂主观情感的惯性想象。事实上,一些群众性事件即使没有引起公众对“法治”的怀疑,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很难说它们对社会就一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它引导我们去思考:权利意识的兴起为何是以群体事件等“运动”的形式来呈现?而像公民一样正常地主张权利为何举步维艰?

  二、维权运动——权利意识勃兴路径变迁的无奈

  在法治与宪政的期冀中,我们要告别“百姓”时代,走上“公民”之路。因为民主宪政的建设以及依法治国的推进,需要越来越多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而这需要由以公民权利、公民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实践来培育,并通过法制完善和公民权利保障的方式来涵养。

  中国社会已由“制度变迁阶段走向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③[参见朱国宏、林尚立、张军:《中国社会变迁:反观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于此阶段兴起的公民权利意识要求社会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社会公平,而现实中各种矛盾纠纷的调处机制却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陷,达致社会公平和正义仍是我们构建和谐生活中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所感悟的正义与法制实践所秉持的正义标准存在巨大差异以致人们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感时,人们便往往会径自采取“自力救济”④[台湾学者吕世明认为可以用社会学中“自力救济”的理论观点来解释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导因。所谓“自力救济”是指人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社会正义不能伸张,因而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参见张兆端:《国外、境外关于集群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之研究》《,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手段。同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直接的、自发的、不系统的、较为零碎与粗糙的社会心理,常常因历史惯性而被继承延续下来,从而沉淀成较为稳定的习惯、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伴随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它们又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情感、态度和信念,并形成褒扬、鞭笞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和社会舆论。这些评价和舆论,加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备了适宜的社会氛围。维权的运动模式所描述的境况正是民众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怀疑公权力合法性的结果——“合法性危机”的表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推演预示了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生长土壤尚显贫瘠,权利意识的勃兴之路亦是举步维艰。

  什么是合法性危机?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合法性”是指“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得到社会成员的忠诚的问题”,是一种“正当性的证明”,⑤[[英]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9-440页]“最直接的表现为民众对既定政治秩序的认同”。⑥[参见张凤阳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于此,对于“合法性”命题的省察在现实社会中之所以相当重要,某种意义上就在于它恰好解决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权利意识勃兴之路径选择问题。借助政治认同感的力量,国家不仅可以减少统治成本,而且,即使它的决策或行为出现失误和偏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社会民众的容忍而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对抗。在新中国建立初始及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权是通过论证其认识和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真理,并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了受压迫人民获得政治解放的理想来主张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渗入其间的“阶级话语”,使人们在观念中形成了对这一政治理论的认同,从而为新生政权的巩固找到了强大的支点。然而,沉浸于左右倾斗争的时空延续至上世纪70年代末,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开始受到挑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面临着危机。此后,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权力过大,权威不足”的合法性危机得到相当大的缓解。然而,单弦的琵琶毕竟难以奏出和谐的乐音。因为,没有民主的经济增长将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平等,①[参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②[[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未能完全同步,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化了,单纯的市场化策略已经难以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全部的论证和基础。这一危机始终潜藏于为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而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如何改造传统国家的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制度”③[参见姚荣伟:《国家的体制革新》,《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的命题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

  在市场化的今天,商品交换中“人的法律因素”必然会从社会的大分化中解放出来,个人获得独立的人格,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权利诉求和基本人权的气息。随之而来,以利益为核心形成多元群体,多元群体又产生多元利益格局。一元化随即分崩离析,并为一个更有前途、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化所取代,人们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必然开始融进信息公开、民主参与等公共政治生活的成分。此时,如果我们依然重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压倒民主”、“民众不具备参政的素质与能力”等老调,就显得“呕哑嘲哳难为听”。这不仅与法治社会的目标极不和谐,还终会侵蚀“执政为民”的政治根基:一种可能是,国家在与社会、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依然具有绝对的权威,整个国家蜕变为新型的官僚化国家;另一种可能是,政治表达和参与渠道缺失,制度运行不畅,强势垄断利益,弱势激进索权,由此导致社会生活杂乱无序,稳定局面难以再续,整个社会步入所谓的“高风险”时期。④[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转自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韦伯曾有睿智之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⑤[参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公法评论》2002年第1期]一些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经验似乎证明这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

  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正是民主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权滥用、官僚主义的必然现象,也是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涅槃重生的无奈选择,以及社会公正与自然之法的一种自我修复机制。或许,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这样的努力依然艰难,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人们在苦涩与沉重中为之思考和呐喊,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摆着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不管努力的结果多么微不足道,力量多么微弱,他们都是一份力量。

  三、另一种隐痛——路径选择的三重风险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曾经说过,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当我们朝着法治国家迈进的时候,重要的不仅仅是将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向整个社会渗透和播撒,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地努力去行动。这种行动也许充满感情,但不能是无理性的狂热。

  而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其选择的行动逻辑图式是“运动”。在运动中,社会遭遇着人类苦难的严肃与恒常,并往往把那些体现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引向彼此的冲突。随之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道德困境、正义的梦靥”,即“对某项正当性的维护总是陷入更深的不义,在难以忍受却不可避免的暴力运用中,命运对抗着命运”。①[William Arrowsmit h,The Criticism of Greek Tragedy ,in W.Corrigan,Tragedy:Vision and form ,San Francisco,Chan2dler Publishing ,1965,p .332]的确,运动间夹杂着的暴力无论带有多少客观的理由,都将因对法律的漠视、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带有无法推脱的“原罪”。因此,观察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制度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的缺失亦急需修补,空白的机制尤应建立,但对暴力的谴责同样应当坚决与鲜明。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暴力重复、现实中多次上演的暴力演绎,从来“打”不出文明的进化、进步的足音。暴力不应当有任何特权,无论强势还是弱势群体,对暴力的任何同情都很容易陷入一种“暴力循环”的思维中,而暴力思维是无法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法律本身的逻辑,是以人为的力量随意地篡改了它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的非正式反抗的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或其他同类弱者。他们反抗的方式也不再是公开的反叛或运动,而很可能以所谓社会治安问题(各种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抗的发生是没有组织、无需动员、没有纲领、不用合作的。对于这种畸变的反抗逻辑和反抗方式,可能当前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差强可比。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弱者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更为合理。

  或许,我们必须在相对合理的情况下行进在狭窄的路径上,即行进在位于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挠与弱势群体对改革的期冀之间的小径上,行进在位于我们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热切期待与政治权力运行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错位和反差之间的小径上。这种思维方式利用利益与制度、理想与惯例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危机和运动认为是命运的东西,并且使其幻化成诸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维权方案。然而这样的方案模式的选择,把正义与泄愤写在一面旗上,导引着我们前行的路,往往令人担忧,因为它面临三重风险:

  (一)不稳定性风险: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的狭小

  如果没有一种力量维系“变革”,则群众的各种努力都会丧失根基;如果没有一个空间提供“博弈”,则各种意愿的洪流都将泛滥无归。公共空间与“透明开放、兼容并包”的精神相联系,其精髓正在于超越狭隘的一己之私,通过相互的沟通达成共识,通过广泛的融合形成舆论,从而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认同,也因此充当着国家权力合法化的来源。正如C.泰勒所言:“透过自由结社,整个社会能够自我建构和自我协调”,它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影响国家政策的形成。”②[转自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 》,《公法评论》2001年第2期]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和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公共空间的话,那么民众为了发泄怨气就只能去直面国家。让民众与国家直接碰头,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而这一公共空间正是我们现阶段所不彰的,这就为社会的稳定增加了风险,甚至可能演变为某种扭曲的“隐形社会”,而这种趋势,在一些濒于失控的偏远地区曾崭露苗头。

  (二)脆弱的荣耀:包容性政治中缺失的主体

  运动式的维权模式要求一种能够跨越制度变革的宏观政治和个人关系的微观政治之隔阂的包容性政治实践。这一要求导致了关于主体性的一个难题。因为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政治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这一种政治实践必须具有界定和捍卫群体利益的双重态度,偏好于制度上的改革或社会上的公正的进路而非保守的排外的进路;第二,这种实践必须以一种变革后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同时认同新世界所生成的宪法性利益和多元主体身份。无论这一政治认同是多么地不连续和具有尝试性。

  第三,它是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不仅要求民众的自我觉醒和道德信守,还要求政治的能动主义和克制的执政美德。否则,当政府在发起改革的行动迟缓时,面对无一定方向和组织的大众的无声抵制和反对,改革者们必须在强加与退却中做出选择。如果他们选择强加,无组织的“暴民”将付出沉重的代价;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一个遭受了极端的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要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从而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和利益毫发未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如果选择退却,民众的无组织性的“马铃薯状态”又会使他们在自发的行动主义分子的统领下一直处于堕落的边缘。

  现实中最大的遗憾是,群体性事件软着陆尚停留在个案层面,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反应,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一种个性化施政,而没有提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执政理念,更没有促成制度创新。因此,个案的理性解决,并没有导致制度的整体理性,并没有扩张整个制度体系对于维权运动的包容性。

  总之,仅仅依赖于充满神秘主义动机的道德性政治认同,而非“宪法之治”的制度信任,那有为的、一刻的、脆弱的和“庶民胜利”式的荣耀是难以维系的。

  (三)消极的美德:多元的利益需求

  社会制度塑造生活经验。它们支持一些生活样式同时反对另一些生活样式。我们会珍视制度安排对于独特形式的经验的开放性以及它们对于多样的生活样式的宽容。在“制度已构成为关键的社会资本”②[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页]的今天,“制度设计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制度设计常常更多地牵涉到利益派别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牵涉到正规政府制度的功能发挥”。③[[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这就使得再良好的制度安排中终会有一些纵欲的成分,况且我们缺乏在人类品质特征中用以区分人类永远的和普遍的本质属性,以及随环境包括制度环境而变化的其他属性的根据,不可能运用有限的理性一劳永逸地对多元的民主利益加以平衡。某种意义上,多元化的形成是一种美德,但仍难掩其中的消极性,不经深思熟虑而仅凭感觉走的利益表达使其具有了相对性。正如群体性事件中别有用心的“暴民”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同时,防范自己成为“暴民”又是需要能力和责任的。而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涌现无疑将对社会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对公民的安全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乃至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期产生重大影响。

上一篇: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

下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国内外研究评述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作者惠赐]宪法不是顽固保守的代名词

《读书》三期看到一篇夏勇撰写的《宪法之道》雄文,颇为惊异。文章用现代西方政治学观点阐发的道理,却是典型的老左思维。看完以后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撰成此文,期与同道交流之。   这篇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四部宪法的出台,然后摆出西方宪政思想的三大根本法则:价值法则、政治法则、程序法则,最后得出中国现行宪法不可轻易修改的结论。通篇文字跳跃的思想就是"不可易",隐含表达的意思,乃是不可变易现行宪法任何地方。从时间上看,三月正是两会召开之际,两会之前修宪之声甚高,特别是关于私产保护的声音,几成国内私营企业主最为关注的……去看看

民主理念的演变和现代性变革

论及民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以前,人们对民主是什么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很少有人拥护它;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拥护它,但对民主到底是什么却不再那么清楚了。的确,在民主价值被普遍认同的今天,民主却成了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民主之信徒都在念诵民主之经文,但文本却大不相同。“民主”一词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演变而来,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人民的统治”( The rule by the people)。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是用来概括和表述希腊城邦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即城邦事务……去看看

解读时下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新古典自由主义言说的盛行及其与“新左派”的学术争论,已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不争的事实。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核性理论要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古典宪政自由主义的直接张扬,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其理论支柱,重点关注的是宪政理念对中国社会转型、制度重建的现实意义;其二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宣传,以科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理论支柱,重点强调近二十多年来不断探索着的渐进的经济改革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再度提出,使新古典……去看看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去看看

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法学何去何从?

———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周年校庆“走向21世纪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研讨会”侧记   2002年5月6日,值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之际,校庆北邮科技大厦分会场“走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与中国行政法学研讨会隆重开幕。我国行政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历届行政法专业毕业及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共一百余人,围绕中国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20世纪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与会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行政诉讼法……去看看

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

【内容提要】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2000年的新版《大学之理念》中曾提出:"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战。"  我在2000年底收到金耀基先生寄赠新书时,曾即刻发表了两篇评论,分别题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以及"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收入拙著《将错就错》)。在这两篇评论文章中我认为,金著《大学之理念》旧版与新版相隔17年,其间有一个意味深……去看看

财政稳定与金融脆弱性: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作者: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原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7期  一、财政稳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性分析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去看看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随着由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涉农恶性事件,是因为近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减少,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各种负担。据测算,在农业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目前传统的种植业已经无利可图,加上我国加入WTO给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民今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是收入的锐减,另一方面是沉重的负担,两方面的因素以夹攻之势,加剧了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要有效地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农民和政府一同走出困境,根本的途经只有一条,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农……去看看

我国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的历史变迁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永芳,1954年生,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453002.本文系作者所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落文化变迁研究》(99BZS027)研究内容之一。  [摘要]人类在产生之初主要是依靠天然洞穴作为防风御寒的栖息之所,秦以降乡村住所形制主要是土木结构的建筑物,民国时期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30年乡村居住形式变化不大,其形式大致为草房、瓦房、石板房、平顶房等。改革开放20多年来乡村居住形式发生了巨变:房屋由草木结构向砖瓦结构再向钢筋水……去看看

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

现代人的生活常被屏蔽在一些意识形态概念中而不能自拔。“革命”显然是与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革命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坐标和指南。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解放人类的手段,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由之途。自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开启了近代一波比一波强烈的革命潮流以来,革命又与暴力结下了难分难解之缘,以致于中国的革命信徒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去看看

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

一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四、五千年,但能进入史册的年头却廖廖无几——1789年,1989年;当然,在它们之前也有过划时代的时期,但由于这些时期大多跨越了若干年头,所以难以让人记住某一个年号;而1917年则相反,最辉煌的时刻只在一个月甚至几天内就完成了,所以人们只记住了伟大的十月,而很少说1917年。   这些年头并非是一律的辉煌——有的光彩夺目,有的则揪心般的阴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则让人胆战心惊……比如,雨果写过的以革命恐怖让人战栗的法国的“九三年”;美籍作家黄仁宇写过的中国最早的特务统治《万历十五年》。   中……去看看

在法律的边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基于一系列的经验调查,本文考察为什么外地来京工商户没有遵守有关执照方面的限制性规定,特别是为什么他们倾向于向当地人租用执照。本文认为法律缺乏合法性确实使外地工商户在决定是否守法时更多地考虑功利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本地的商业机构、执法人员、相关管理部门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可分割地纠缠于其中。整个法律运作过程成为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均衡。这个个案因而刻画了一幅法律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更为复杂的图景。  关键词:法律执行;合法性;守法成本;非法经营成本;法律合谋……去看看

自由民主主义与亚洲价值

一 后冷战时代的亚洲的挑战  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使许多人抱有这样的见解: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赢得了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甚至连像社会民主主义那样的把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的混合性意识形态,也只有在全面转向自由民主主义之后才能找到出路。但是,在亚洲各国,一些政治领袖和评论家却对上述见解提出了异议。他们反对采取“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二项对立的图式来表述世界的思想状况,而把资本主义与“亚洲价值”结合起来称之为“亚洲模式”(the Asian Way),以此作为第三种选择并大力提倡。  不言而喻,……去看看

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一个中国文学史国际研讨会,据媒体报道,会上传出消息,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并且还在以每年十余部的高速产出,与会学者对此表示担忧。然而笔者以为,面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抽象的惊恐不仅遮盖了时代的进步,而且会掩盖其中真正令人忧虑的症结。  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相比,中国文学史教材的高产期不仅是该来,而且来得太晚。七八年前,当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早已在大学生中传读时,笔者就读的大学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而在那本教材上,沈、张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