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提要:“家”“国”关联是理解“差序格局”宏观建构的关键,“家”“国”之间“移孝作忠”的伦理设计并不能消解“化家为国”的潜在紧张性,直至宋代科举制的完全确立才标志着绅权与皇权相联结的“家”“国”同构真正得以确立起来,但“移孝作忠”的伦理形式背后却是绅权依附于皇权的利益共享机制。其中“,家”之诸子均分制与“国”之嫡长子继承制表面上并不一致,实质上却对巩固皇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中也正暗含了“外儒内法”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差序格局”:“化家为国”;诸子均分制;嫡长子继承制:“移孝作忠”

  一、“家”“国”关联与“差序格局”

  “家”“国”关联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其内在预设了“孝”与“忠”相通包容的伦理联结,是为历史社会学关注传统中国的研究焦点。如李安宅(2005P1931:55)早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总括来说,中国社会只有两种正式而确定的组织,那就是国与家———即国也不过是家的扩大,家的主是父,国的主是君。

  忠孝是人的大节,大节有亏,其他都是不值一提的。“可惜这样的论述并没有展开深入的具体分析与理论提炼。岳庆平则专著了《中国的家与国》一书,以丰富的史料系统论证了”家庭与国家模式“的稳固性,他开篇即指出”,这里之所以将家庭与国家并列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模式,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最小的一极,而国家与天下、民族、社会等概念的结合使中国传统国家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义词,是最大的一极。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与国家尽管范围狭广差别很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岳庆平,1990:3)。总的来看,作者持有”家“”国“同构的基本论断,他分别从社会组织、伦理道德、经济因素、法律制度、心理素质、地理环境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但这种过于全面的探讨难以对”家“”国“之间的内在运作机制给出精炼的清晰阐释,且历史的动态性特征也被忽略了。

  着重于本土特色的文化比较研究视角也关注到了“家”“国”关联的结构性特征,如梁漱溟(1987P1949:162-169)即较早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非常淡漠“,家”或“家族”构成了社会基础,在“天下”观的统领下则构成家国同构或家国合一的社会结构特征。受此种研究思路的指引,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从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着重阐明了中西方“家”与“国”的不同结构状态及其后果。他提出,西方文化早期“家”与“国”之间的界限就是明晰的,从而构成了古罗马公法与私法差别的基础;但在中国文化早期,自周以来却只能看到某种包罗万象的单一规范,即联结家国于一的“礼”。进言之“,家”与“国”的分离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西方社会私域与公域分立的基础,公域或者说公共领域亦即“家”与“国”之外的“市民社会”;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则消除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梁治平,1991:6-32)。就此理论逻辑出发,家国同构与家国分离的抽象比较在根本上是要突出中西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其暗含的价值取向仍是以西方“国家P 社会”相分离的结构性特征为目标指南,认为“家”“国”同构的紧密联结正是传统中国难以生成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缘由。

  与文化比较的视角不同,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专辟《说家国》一文,从社会发展观的视角出发区分了“生产家庭化底文化”与“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亦即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家庭关系与伦理,盖是由于农业文明生产的需要。但他恰恰又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出发指出:“旧日所谓国者,实则还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是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者是也”(冯友兰,1940:68)。该论述不仅暗含了“家”与“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倾向于认为“国”与“天下”是基本等同的,所谓“家”“国”合一也是由于“国”(亦即“天下”)为帝王之“家”所有“,国”在本质上是以皇家宗祧作为内涵的“,家”“国”合一某种意义上亦是“家天下”。尽管此种对“家”“国”关联的解读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做展开论述,但已然涉及到“己”与“天下”这样的传统概念,进而若从帝王自身出发“,己”“、家”“、国”“、天下”四者之间似乎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内在一致的连续统。随后,冯友兰在同书《原忠孝》一文中,对“家”

  “国”关联的阐释进一步突破了皇家范畴,即关注到了一般意义上区别于皇家之“国”的文臣武将之“家”,并暗示了由于“家”“国”之间的潜在矛盾造成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这些论述可以说对传统中国有着相当深入的体察,但其根本上倡导“移孝作忠”的伦理学立场必然疏于从结构层面对“家”“国”关联加以探讨。

  总体来看,梁治平对“家”“国”关联在文化比较立场上的结构性理解尽管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但其基本架构可能并没有突破西方中心性的思维定势,其所聚焦的“市民社会”难以形成的问题应该说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形成的,对“家”“国”关联的理解则有着静态伦理化的倾向,从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挖掘。与之相比,冯友兰的线性史观立场虽然在整体上否认了中西文化差异,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恰恰触及了传统“家天下”的社会政治架构以及“家”“国”之间潜在的紧张性,只是还缺乏系统的本土理论架构来充分阐释。从既有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似乎应当能够成为探讨“家”“国”关联的理论基础。

  在费孝通看来,所谓“差序”与《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费孝通,1985P 1947:27),且差序外推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亦即“己(身)-家(族)-国-天下”层层差序之间构成了相互包容的整体。由此“,差序格局”作为明显结构性的概念模式,在宏观结构层面必然要回应“家”“国”关联的问题。但以上的论述构想仍然是多从儒家伦理层面出发,对社会结构的阐发有着去历史化的倾向,尤其是未能进一步考察“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进程。

  由此,对“家”“国”之关联,似乎正需要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脉络演变中来加以理解,且首先是要明确“家”“国”关联所指的实质内涵。从一般意义上看“,家”是区别于皇家之“国”的“,家”“国”关联的实质内涵应当是族权与王权(即皇权)二者之间的连带,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衔接可能正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动荡及稳定的基本走向。①[笔者这里将“家”与“族”的模糊通用实质上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家”的弹性相当大,其与“族”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由此两者也常常联用为“家族”以统摄之。此外,本文所述的“家族”与“宗族”也基本等同,而不做过于细化的辨异性探讨]如果按照“差序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推演,“己—家”可视作基本的社会环节,“国—天下”则为基本的政治环节,由此族权与王权二者连带“移孝作忠”的“家”“国”关联恰恰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关联衔接的问题,可以将其理解为“差序格局”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宏观建构问题。①[冯尔康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演变的系统探讨中,也敏锐地意识到“差序格局”这一本土概念及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但其具体断代史的章节研究最终并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展开分析与理论回应(冯尔康主编,1994a :8-12)]

  从伦理层面出发的社会建构,无疑是指向相互衔接的“家”“国”同构,但在真实的历史实践中“,家”“国”之关联是否真正达成了某种同构?如达成了同构是何种性质及程度之上的衔接?其基本历史演变的发展过程又是如何?要回答以上这些重要问题,就必须考察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逻辑,其内在地也暗含了“家”、“国”、“天下”等概念所指意涵的政治社会变迁。

  二、“家”“国”关联的历史演变

  “家”“国”关联的基本成形可以追溯至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宗庙制和同姓不婚制为基础,分封制则同姓宗亲与异姓功臣兼而有之,天子与异姓诸侯、异姓诸侯相互之间均通过婚姻而建立连带(王国维,1997P1917:2,12)。吕思勉(1985:373)则进一步指出,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的结果是《毛传》所谓“王者天下之大宗”,即“天子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大夫,犹大宗之于小宗也。此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以贯之也”。这样,尽管由于异姓诸侯的存在,宗法制与分封制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契合,但异姓诸侯与世卿大夫总体上仍是被纳入于宗法秩序之中,从而基本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族权与王权相重合的政治社会框架,即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并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与世卿世禄制来复制延续。当然,这里“天下”、“国”、“家”层层包容的结构形态还不同于近世中国的“差序格局”,天子、诸侯、大夫等各层封建贵族在宗法体制下构成的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等级结构,宗法制并未触及一般平民阶层而基本局限于贵族内部,且各级贵族也只要按其等级身份行事而无须做己身外推的伦理拓展,亦即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大夫治“家”,“家”、“国”、“天下”所指向的政治实体的各安其位显然尚不具备诸如“移孝作忠”的伦理意涵。进言之,这种最初意义上的宗法分封所要遵循的是古代贵族的礼治秩序,异姓诸侯在宗法框架下总体上被纳入宗室王族之中,即异姓诸侯与宗室王族两者构成了拟血缘式的宗法关系,由此实现了族权与王权相重合的“家”“国”一体的礼治秩序。①[关于异姓诸侯分封是否能够纳入宗法制的问题,史学界可能并没有定论。本文所要突出的是,至少在西周初期,天子对异姓诸侯的宗主关系是成立的,两者之间亦可视为拟血缘式的宗法关系,宗法制与分封制总体上的相互衔接确定了以王族为中心之“家”“国”一体的礼治秩序]应该看到,随着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的经济与军事优势的逐步削弱,出现了春秋战国“家”“国”失序的礼崩乐坏,为了土地与人口之“利”的相互征伐最终导致诸侯争天下的局面,西周以来宗法分封之“家”“国”一体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但由于观念上王权正统的合法性,东周在形式上还延续了较长时间。②[翟学伟(1999)认为,宗法制的崩溃并没有改变中国儒家社会建构的基本逻辑,亦即某种复制性的宗法伦理并没有随宗法制解体而消解,反而继续存留构成了传统中国缩放式的社会结构特征。该观点倾向于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家”“国”一体的结构形态默认为近世中国的“差序格局”,实质上秉承了费孝通在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本土概念与理论模式时所暗含的去历史化趋向。笔者这里则要突出“家”“国”关联之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差序格局”最初伦理层面的理想设计并不能立刻落实到结构层面的现实实践中来,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设计而最终达成的]

  秦汉大一统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影响甚巨,秦代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官僚制代替宗法制,在消除强宗大族的基础上皇权政治不断加强,但对新平六国过度的民力征伐导致了皇朝的迅速更替。汉高祖刘邦之从一介平民而贵为天子,使得皇权的神圣合法性受到了真正的触动,开始形成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彼可取而代”这些江山轮流坐的观念。同时,汉初官僚政治主要沿袭秦代的军功爵禄制,上层官僚无疑仍以功臣与外戚为主,但这些功臣外戚与皇室之间拟血缘的宗法关系已然终结,即皇家政权的血缘封闭性使得皇权政治与外姓族权之间拟血缘的纽带断裂了,这种封闭性也使得异姓外家与皇家政权之间的“家”“国”矛盾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是要确保皇家政权“家天下”的独占性,另一方面则为了杜绝外家官僚“化家为国”的可能性,汉高祖在消灭了汉初的韩、彭等异姓王之后,最终定下了“异姓不为王”的基本国策,实施新的分封制且诸侯王皆为皇室宗亲,天子有“天下”,宗室诸侯王有“国”,天子与宗室诸侯王本为一“家”,这就使得新的贵族分封政治仅限于皇家内部。此种皇家内部“家天下”的分封制既是对新兴郡县制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原先带有拟血缘性质的宗法分封制的否定“,家天下”的分封制虽然在纯粹的血缘纽带上使得“家”、“国”、“天下”三者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然其结果却常常导致宗室诸侯王与天子之间的权力争夺。由此对于“家天下”的分封制而言始终存在着内在的悖论:一方面皇权力图依靠分封宗室诸侯王以削弱功臣外戚的实权,进而巩固皇权以防止异姓外家夺其天下;但另一方面宗室诸侯王本身却又成为皇权不稳的重要动因,亦即发展成为皇家内部的“家”“国”矛盾。

  西汉初期,在打击了部分武将功臣与外戚吕氏叛乱后,天子与宗室诸侯王的皇家内部矛盾日渐扩大,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又通过实施察举征辟制一度保证了官僚选拔的相对平民化,中央皇权才一度取得了相对优势。但至东汉异姓公侯世卿与地方豪强力量重新兴盛,中上层官僚职位逐步为门阀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所垄断,相当多平民小农成为门阀士族的部曲或私属,王亚南(1981P1948:79)将其归为“官僚贵族化”趋势,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使得族权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①[王玉波(1984:63)在分析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时指出,“大宗豪强,固然是极少数,但却‘庇荫’了大量丁户,从而使族权可以与皇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族权是一种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性的权力,‘宗主’对族众,握有极大的权威,而沦为佃客、部曲的贫苦族众,其身家性命,均握于宗主手中,他们不能不听从宗主的‘约束’。”进言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为门阀士族组建私人军队提供了可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则保证了军队的给养,进而逐步正式把持了中央与地方政权,反过来对政权的控制也保障了其经济与军事的特权]自汉末到唐初的几百年间,除了少数民族内迁等因素之外,武将功臣以及皇室宗亲的互争篡位是政权不稳的主要原因,西晋的短暂统一就是由于分封的宗室诸侯王叛乱而重新陷于混乱。随后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力量最为兴盛,皇室的更替变迁甚至为若干门阀士族所操控,出身寒门庶族而兵变篡位的帝王就更需要取得门阀士族的实际支持,南朝的一些开国皇帝即为典型,但立朝以后随之重新陷入重用士族抑或皇族的两难困境。也就是说,门阀士族的外家族权对王室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皇权常常不得不借重于皇族宗亲来制约门阀士族,其结果却同样导致了皇族内部的权力纷争,这又为门阀士族或寒门武将的谋篡提供了便利,但新的皇朝并不能摆脱倚重士族抑或皇族的窠臼,从而造成了皇权乃至皇朝频繁更替的恶性循环。总之,皇权统治一旦陷入对贵族化的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依赖,常常希冀通过借助于“家天下”的皇族分封或皇族辅政来削弱门阀士族力量,然则,一方面,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力量尚难以完全替代,另一方面,“家天下”的皇族分封或辅政也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亦即无论是于皇家内外“,家”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都相当尖锐,进而使得其间天下大势是“分”多于“合”。

  隋唐的中央集权一方面逐步停止了皇家内部的分封制,另一方面开始通过以基于科举制的官僚政治来取代基于门阀制的官僚政治,皇权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对士族官僚的依赖。唐末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力量在农民起义、藩镇割据及五代战乱中最终瓦解。有宋一代,同宗诸侯皇族与外家门阀士族都不再是皇权依赖的统治基础,宗族的平民化或者说庶民化进程已然开始,相当多平民出身的士大夫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的主体力量,从而真正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统治的联合,亦即吴晗、费孝通(1948)等人所探讨的皇权与绅权的联合直至宋代才最终得以确立,此前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潜在矛盾也逐渐为绅权的出现所化解。①[冯尔康(1994b:211、259)认为宋元时期宗族制仍具有官僚化的特征,即宋元时期“无论是祠堂的建置、族田的设立,还是族谱的修纂,都是以大官僚为主的,大官僚为宗族带来了诸多好处,从而也成为宗族的核心”。直至明代嘉靖十五年诏令允许臣民祭祀始祖,才标志着宗族制度的普遍民众化。但如果从更宽泛意义来看,宋代对民间宗族发展已然默认,出身科举的大官僚的宗族制发展也正体现了官僚士绅从上而下的推动作用,宗族制度的平民化实可视为起于宋代。冯尔康(1994a :133)也曾认为:“宗族发展到宋代之后,不再是皇族、贵族、士族及官僚的群体,平民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使它进入了平民化的新时期,主要表现则是祠堂的普遍出现和一部分平民掌管宗祠,宗族的集体经济增多,私家修谱逐渐兴盛,取代了往昔的官纂谱牒”。需要强调的是,出身科举有社会地位的士绅官僚一般成为宗族族权的实际控制者,由此通过科举而获致的绅权构成了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桥梁。当然,并非所有宗族都能够产生士绅官僚,存在更多的还是一般平民宗族,一般平民宗族与皇家政权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士绅官僚宗族与一般平民宗族之间也随着科举兴衰而易代更替,一般平民宗族也就有可能转变为士绅官僚宗族而与皇家政权发生关联]

上一篇: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

下一篇: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机构垂直化管理:一个基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盛洪先生的《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东方》1996年第1期)一文连同其姊妹篇《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以"新蛮族征服论"重写了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史,视角独特,立论新颖,引起了学界关注。但笔者认为,把近代中西关系描写为反自由贸易的西方蛮族征服了维护自由贸易的文明中华的历史,于史实有违。而他从"文明"定义出发构建的一整套关于中华文明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弘扬自由主义并进而拯救世界的理论,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然而盛文提出的问题却很重要: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与民族文化及合理的民族主义应当谐调,这是笔者对……去看看

中国入世后的政企新关系

在正式加入WTO前后,我国政府根据世贸组织相关规则要求,加快了开放步伐。上海、深圳等地先后向外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等开放市场。但出人意料的是,对这些明显的信号外国企业似乎视而不见。许多人曾普遍估计的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中外企业和资本激烈交锋的场景,并未如期而至。这是为什么呢?  政企关系新定位   在系统研究发达国家政企关系基本特征,和体制转轨国家入世前后政企关系变动的基本过程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外国企业的决策更为理性化和谨慎;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外商……去看看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一  这里所说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但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如果说思想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既然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就会产生相应的理性思考,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自然也可以说有一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但思想家们过去大多并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以前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虽然国际法也是国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近代国际法与政治哲学也是相互交织的,法哲学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政治思想与国际思想、政治学与国际政……去看看

现代后现代的社会问题和文化政策的意义,以例德国为例

引言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已处于现代化时代,"后现代"也常常被人提起。生产,社会,科学以及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发展。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人类的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科技和经济领先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在欧洲,文化政策正大行其道。德国凭借其文化多样性尤为出众。这个国家,也在欧盟内大力鼓吹和推行"文化创造欧洲"的口号。这一切,不仅因为欧洲或者德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更因为,它们已经把文化当作解决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问题的切实武器。  1 "经历饥饿"和"经历社会"的文化政策  Michael Rutsch……去看看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

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最富有生机、最有影响力的部分。虽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仅限于反思、调校、总结、提升文艺创作,而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的使命。正因为文艺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就变得十分重要。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现实水准与它所担当的多种功能之间的动态关系,我发现它时常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这既表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使命是超重的,也意味着它必定存……去看看

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

【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秦晖  第一部分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 关于过去的争论……去看看

资野蛮主义与现代性

一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著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尽管种族灭绝和战争的野蛮主义至少潜在地存在於一切人类社会中,但是,它在现代性中却呈现出一些独特的──也许是最可怕的──发展态势。纳粹大屠杀恰恰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成为现代性的负面毁灭潜能的极端表现和象徵,显明了潜藏於现代性核心的野蛮主义。二野蛮主义的根基在於人性的某些基……去看看

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

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来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2]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3]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去看看

“出海”机制与中国地缘政治

一西欧「一小对众小」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西方海洋文明体系的形成:   所谓「一小对众小」是指,一小岛国──英国对应欧洲大陆上诸小国进行岛陆文明营养交换(文明营养是指那些有利於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类文明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方面面。)的欧洲地缘政治特点。在欧洲大陆并立着面积大小相仿的众小国,各国相对整个欧洲形成了独立的地方利益。国与国之间在综合国力上势均力敌,利益相互联系紧密。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一方面,岛国英国就有条件以平等的一员身份参与其间进行交往;另一方面,半岛国家、地中……去看看

互联网对国际合同法规的冲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开发与应用,使跨国贸易成本降低,人们将广泛采用互联网签订国际合同,同时互联网合同也将对传统的国际合同法规则带来一系列的冲击与挑战。本文从互联网合同的成立与效力、互联网合同中的法律选择以及互联网合同争议的解决等方面,阐述互联网对传统国际合同法规则的影响,从法理学角度对之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应采取的措施与对策。一 引 言  二战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使人的通讯联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便捷迅速。作为国际信息社会的象征,互联……去看看

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

如果把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昂扬和工具理性的蔓延。今天,人们对自然奥秘的破解不仅达到至为精确的地步,而且还以科学原则为指导,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型构与合理组织。科技发展作为带动文明进步的火车头,既在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也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愈益加深的程度洗刷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情感体验方式。或许没有别的说法比所谓“数字化生存”更能显……去看看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原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 的比重,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去看看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人类一直期望着一种万能的思想,不但用以安邦定国,还要用以指导一切。有了这种万能的思想,只要照着去做,世界就会归于至善。   中国在先秦之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思想。老、孔、墨、杨,农、兵、名、法,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中有同有异、有分有合,使一段思想史异彩纷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推出了一种万能的、惟一的思想。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别的思想,而是不准有别的思想。从此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孔子的理论去说,才叫“名正言顺”,然后因名设教,“天下太平”。各行各业,也都要依此行事,断案不依刑律而依《春秋》,退敌……去看看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 期爱德华·哈莱特·卡尔( 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 是一位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他一生著作等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苏联史与历史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 卡尔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从他开始, 国际关系的研究重点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也正是由于卡尔揭示了理想主义的重大缺陷, 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 因此美国学者肯尼思·汤普森称卡尔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1](p.80),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纵观卡尔……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