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内容提要:文章以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乡村社会为背景,考察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兴起、具体政策在乡村社会实践过程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反革命”这一概念本身的创设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弥散,使得乡村逐步迈向了一种政治主导生活的社会状态,而政治社会[1]也开始在乡村初见雏形。

  关键词:政治社会;镇压反革命;皖西北;乡村社会

  满永,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讲师510641

  1950年3月18日,考虑到新政权成立后面临的复杂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断发生的武装暴动事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频频发出的指示似乎昭示着“反革命活动”在全国的严峻形势,如情况属实,那么皖西北这样的新解放区应该有着积极的表现。

  后一份指示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份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2]由此可见,中央认定的反革命活动人员,主要包括特务土匪和地主恶霸,但对那些已经开展过清匪反霸运动的新解放区而言,这样的指示多少会令地方革命者显得无所适从。

  或许正因为此,两份前后发出的指示在许多地区都未引起太大的反应,皖西北的临泉县即属此列。

  中央镇反指示在临泉的冷遇,首要的原因是早在1947年临泉解放之时,新政权就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匪反霸运动。至1948年11月底,临泉境内的股匪就已基本绝迹。此后虽也曾发生过多起针对新政权的社会暴乱事件,但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起因上,这些事件都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对临泉镇压反革命运动进程的考察中,并未看到针对这两次指示所采取的积极措施,而全县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则普遍开始于1950年的11月份。按照杨奎松的分析,两份指示在地方的冷遇应该还有中央层面的原因。此时中央领导人内部对镇压反革命的态度并不统一,一个表现就是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并不积极,这可能对指示在地方的执行造成了一定影响[3].不过,这样的情形随着此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很快也就发生了变化。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这一决定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同时也影响着毛泽东对国内政治战略的思考[4].在决定出兵朝鲜的两天后,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份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指示,对前段时间各地在开展镇反工作中的犹豫情绪,提出了近乎严厉的批评[5].

  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一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敌对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对受革命政治氛围熏陶了多年的各级干部而言,被指为“右”的压力是难以承当的。而1950年的11月,毛泽东在各地方当局的镇反报告中频繁批示,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在镇反工作中的积极姿态[6].“右”的指责加之毛泽东对镇压反革命工作的高调介入,无疑会影响着地方在这一工作中的态度。也正是由此时开始,各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展开。

  临泉作为阜阳地区的一个县,它的镇反历程基本上和地区同步。当然,我们无法获知阜阳地方当局在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推进中,是否承受着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但确凿无疑地是,全区的镇反运动的恰开始于1950年的11月份,这应该不仅仅是巧合[7].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对阜阳地区尤其是临泉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初步考察,来透视镇反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而按照以往人们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研究,临泉这样的农业地区一般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因为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镇压反革命更像是一场城市里的群众运动[8].而我们对皖西北镇压反革命的初步研究,重点集中在其在乡村社会的运作过程,着重考察运动中“杀、关、管”政策的具体执行状态与偏差,以及这一运动对乡村社会生活带来的可能影响。

  一、又一场群众运动?

  从1951年中央颁布的三份镇反指示中,我们发现,镇反与同时展开的土改在方式上必然会有很大不同。指示虽都强调了镇反的必要性,但对发动群众参与镇反均未提及,这对惯以群众运动来推进工作开展的革命者来说,显得颇不寻常。不过,尽管指示并未特别强调群众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依然将镇反看作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9].

  不过从1951年3月和7月指示在地方受到的冷遇可见,镇压反革命虽然后来演变为一场颇具影响的政治运动,但其最初兴起的动力并非来自地方层面,而是中央强力推动的结果。周仲海在对山东镇反运动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这一点[10].临泉同样如此,新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频繁的灾荒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生产救灾上。因此,掀起一场全县范围内的镇反运动,至少在当时并不在革命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事实上,不仅现实条件不允许地方革命者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镇反上来,对辖区革命形势的乐观判断,也影响到了他们在镇反初期的反应。阜阳地区的上级部门皖北区党委就认为,该地区经历剿匪、反霸、肃特瓦解会道门等工作后,革命形势已大为改观,只是这样的改观与中央和华东局的精神相对照还有差距,无意间流露出上层政治压力对该地区掀起镇反高潮的重要影响[11].

  我们对皖北区匪特多、地主武装多、会门多、反动派反动经验多的特点是认识到了的。因而,一年来对反革命份子的镇压也比较注意的。

  其中经过剿匪、反霸、肃特瓦解会道门等工作,共消灭了土匪2万余人,破获有组织的反革命特务案件二百五十余起;惩办了反革命份子53056人,这的确给了反革命残余以严重打击,而起了相当镇压作用。但如按照中央和华东局的精神来切实加以检查,则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和错误。

  普遍的乐观情绪,左右了地方革命者在镇反初期的表现。而一旦来自上层的压力加大,革命者们又会引导运动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运动的初期,干部中怕乱,怕纠左,不敢大张旗鼓的右倾思想是主要障碍。经过宣传与讨论纠偏指示后,不久即清除。在运动中期特别在后期大部区乡干部是要求多杀多捕,个别地区吊打或不经一定手续逮捕的现象也有发生。”[12]这样左右间的摇摆,近乎成为中共革命过程中各级干部们无法摆脱的魔咒。饱受政策熏陶的干部们都有如此心态,一般民众就可见一斑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镇反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不同于土改这样一般性的群众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众的现实需求势必会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而镇反这样“费力费时”的事情,人们的参与热情是否真如后来宣传中的那样高昂就值得细加推敲。从既有的材料可见,镇反这样的事情,至少不会成为乡村社会多数人的狂欢,而镇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众积极性,很有可能是在高强度政治压力下的一种即时表演。

  对镇反过程中民众的可能心态,地方革命者似乎有着清醒的判断。虽一再强调了发动群众参与镇反的重要性,但各层次的镇反工作还是在革命政权的周密计划下展开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捕杀人数都是事先估算好的[13].各种镇反计划虽强调了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群众对镇反并不热情。在亳县,虽然政府认定“大寺乡该杀的还有7个,但镇反以来没有接到群众一张诉状”[14].

  如果此处政府的计划与群众反应的反差,仍不足以说明镇反高度计划性的话,那么如下的做法则充分表示了该项工作的有条不紊。“为了使罪犯无一漏网和社会秩序不会大波动,县委于四号对各区委发出秘密指示,统一思想,统一时间步骤,及通过检查生救和查敌情,发动群众检举,集中区感训,结合群众代表来控诉,分别主次,应送县法办的送县,应关的关,应管制的管制,预计五号开始,十号前完成该项任务。”[15]以上的材料告诉我们,群众虽然在镇反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因为无论是捕杀人数还是捕杀对象的确定,政府都有着周密的计划,至少在初期镇反中是这样的。我们在阜阳地区镇压反革命份子统计表中就发现了下面这样一份捕杀计划表[16].

  

  这份表格虽然缺少了临泉的数据,但并不影响我们对镇反自上而下高度计划性的判断。在这种高度计划性过程中,镇反对象之确定不是根据反革命份子的社会活动,而是革命者对地区形势的想象性判断。这样的思路,无疑会影响到具体政策的执行。

  二、“杀、关、管”:施之于身体的政治

  1950年3月和7月的镇反指示,都强调了镇反的迫切性,但未涉及如何执行的问题,这可能是二者在地方遇冷的一个原因。不过,10月份的新指示,已就镇反的具体做法有了明确规定,那就是区别对待的“杀、关、管”策略。在以往对镇反运动的研究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杀、关、管”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从杀人数量的角度提出了镇反扩大化的问题[17].不过本文对“杀、关、管”政策的关注,并不停留在简单的人数辨析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偏向,而是思考这样一个政策作用于乡村社会生活的内在逻辑及效应。

  其实,无论杀、关、管,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对象,那就是反革命份子的身体。杀是一种直接的肉体消灭,关和管则是对身体自由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镇反运动就是一次施之于身体的政治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身体成了政治权力展示的核心媒介。

  按照福柯的说法,权力经由身体的展示,可以实现有效传播[18].1950年代的乡村革命者们,不可能知道施之于身体的权力,还有着福柯所说的传播效应。但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他们却在尽力实践着福柯的理念,普遍地希望政治对身体的作用越强越好。表现在镇反的政策执行中,就是对“杀”的偏爱。

  阜阳地委在对临泉于寨乡镇反运动的检查中就发现,许多基层干部都主张以杀为主。“在干部思想上也认为这些反革命分子都要把他杀光,不然这些坏家伙总要捣鬼的。如赵达功(区农会主任)说,这些反革命分子非给杀光不中,不杀我对上级存有意见。”[19]出现这种情形的不仅是临泉,在整个阜阳地区,干部思想中都普遍存在着这种以杀为主的倾向。

  蒙城的干部就认为,管不如关,关不如杀[20].太和县委的报告则使人觉得,只有杀才是真正的镇反运动。

  “在四八年拉锯环境时,进行了急性土改,并也杀了一些人,但当时主要是干部包办代替,没有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此后一直就没有怎样杀过人,如四九年和五零年初,全县在三十多个乡的范围内进行反霸工作,仅仅杀了两个人。”[21]“没有怎样杀过人”,言语中流露的满是遗憾!

  为了具体指导地方贯彻“杀、关、管”的政策,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期能够成为地方镇反中政策执行的依据,但是文件却有大量“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及“视情节轻重”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正因为此,“条例”非但没能成为地方政策执行的依据,反而因其规定的模糊赋予了地方自我行动的空间,使得镇反在操作中打上了深深的主观烙印。皖北区党委就发现,“下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调查、不研究、怕麻烦,简单化的毛病,以为只要自己认为其罪恶严重,即可不要材料,不要手续,一批即杀”[22].或许在各级干部们看来,相比于麻烦的关与管,杀不仅省事,而且这种直接肉体消灭的方式也最具震撼力。这样的情绪不仅弥散于基层干部中,在高层领导的心中,同样如此。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就对“杀”的策略情有独钟,并要求各地放手大杀[23].

  按着毛主席的指示,镇压反革命也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打得准,就是掌握材料,不要杀错。打得稳,即是要注意策略。分时、分批、分地并且分机关执行。如一个机关杀三个反革命看起来多了,分开由军管会人民法庭和军事法庭各杀一个就不多。打得狠,既是应杀的应坚决地杀,不要姑息养奸。在“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群众拥护、不杀错人”五句话的原则下,应大胆放手雷厉风行,大杀一批。

  高层的表态影响着基层干部的行动。为了能够多捕多杀,不少地方都是张冠李戴,以求实现杀人目的。“临泉杨桥区审讯杨志英杀死XXX 时,该犯说‘此人在赶集的’。黄岭区章瑞霞在被审讯时,审讯人问:你把打死杨香山的事说说?该犯说‘我即是杨香山’(改名)。还有当四个月保长,材料写成四年,病死的写成逼死的。本来是游击队长,写成剿共大队长。”[24]这样的混乱情形显然不会是临泉一地之状况。界首市就曾向阜阳地委送过一个八条人命的案犯,地委由于不太相信,便派检查组去了解,结果是一条直接的也没有[25].

  在镇反的逻辑内,“杀”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肉体消灭,还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被杀者的身体既是属于其个人,也是一种反革命的政治象征,身体的消失同时意味着反革命载体的清除。这样的情形不仅体现在“杀”中,同样体现于“关”中。在革命者看来,被关者的身体已不再是负载生命的鲜活个体,而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抽象化政治象征体。被关者的身体疾病,非但不会成为他们考虑的对象,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省却了麻烦的“罪恶清除”法。凤台县关押的九百余案犯,有四百余人生病,而且很严重。在1951年7月22日至8月5日间,就死23人。这样的情形不仅没有引起管理者的重视,反而有不少干部认为“犯人死了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有罪该死,病死还省下一个枪子,或者是不判死刑,还不如叫他病死”[26].如果根据“杀”“关”“管”的程度来看,相比于前两者,“管”是最轻的处罚,应该较容易被接受。不过看了如下的管制办法,即便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同样不会感到轻松[27].

  1.男管男,女管女,强迫加入互助组劳动改造;2.被管制户白天参加劳动,夜间封上门贴上封条,天亮时撕去封条,假如封条有移动,那就要开会斗争;3.被管制人员分成一二三等,假如劳动表现好一等改为二等、二等改为三等,三等表现好的通过群众讨论撤销管制;4.被管制人员外出与来亲戚朋友的要报告,经过村干批准后方可外去或接待客人;5.强制被管制人员传达信件(主要信件例外),按时去按时回,并要收到条;6.强制被管制人员订生产计划,重的一天报告一次,情况轻的三天报告一次;7.被管制人员不得私自接见亲戚,如去看亲戚不准过夜要回;8.强迫被管制人员替鳏寡孤独军工烈属无劳动力的打水等。

  从上面这份管制办法可以看出,被管制者已完全丧失了身体自由,其身体已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工具,既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同时还要被迫担负不少“革命”工作。在管制环境中,被管制者丧失了对个人身体的主导权,对其身体行使控制权的则是象征着革命的管制实施者。此种身体自主权的丧失,令很多被管制者感到不适。临泉于寨的厉金顺先是以富农身份被关起,后又被放回交由群众管制。按照常人的理解,“管”与“关”相比是一种相对较轻的处罚,被放回的厉金顺应该感到高兴。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被“管”起来的厉金顺反而向往被“关”的日子,不断向村里人抱怨[28].厉金顺的表现说明了相对于“关”来说,“管制”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被在熟悉的生活圈子里限制自由,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掌控权,还有乡村人非常看重的面子。实际上,很多人正是由于惧怕管制而选择自杀,这样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现[29].一般情形而论,管制工作中的偏差多是管制面过宽,导致了不该管的也管,从而形成一种紧张的社会氛围。临泉杨桥区曾楼乡的管制工作就相当混乱,“管制地主6人,富农11人,中农14人,贫农43人,在这74人当中,内有伪乡长2人,伪保长8人,保队付保干事9人,甲长23人,乡保丁10人,土匪9人,游击队员4人,小偷1人,二流子9人,群众5人。”[30]这种毫无标准的管制,势必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情形的出现。不过曾楼乡的情况还不是最为滑稽的,蒙城双涧区则普遍推广了一种群众评分决定管制对象的办法[31].这样的方法倒是充分发动了群众,但结果能否真如群众所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