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政腐败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呈现集体腐败的特征。文章在博弈理论框架下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对行政腐败行为进行分析。文章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由于法律等相关制度缺失,行政腐败问题不可避免,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政治改革。

  关键词:经济转轨;行政腐败;政治改革

  Institutions deficiency ,Administration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Wu Yi-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9,China)

  Abstract:Administration corruption is comm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Corruptionin China has characteristic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This paper applies comparativestatic‘s method to analyze administration corrup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game theory.It demonstrates tha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administration corruptioncan ’t be avoided because such relevant institutions as the law etc are deficient.The only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political reform.

  Key Words :Economy Transition ;Administration Corruption;Political Reform

  一、引言

  Jain(2001)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利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并且该行为违反了博弈的规则。现今,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经济转轨国家,腐败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学界对腐败的研究是从Becker and Stigler(1974)开始的,大多数学者(Banfield,1975;Rose-Ackerman ,1975,1978;Klitgaard ,1988)都是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Adit(2003)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提出了腐败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即自由处置权、经济租和弱制度。接着,他从四个不同的分析角度对腐败进行了区分,即能提高效率的腐败、拥有一个宽容的委托者的腐败、拥有一个不宽容的委托者的腐败和自我加强的腐败。腐败能提高效率的观点在经济学理论中具有长久的传统,它是建立在次优推论的基础上。Lui (1985)提出的“排队模型”和Beck and Mather (1986)提出的“拍卖模型”将能够提高效率的腐败机制形式化了。除此以外,当贿赂被当作是一种单边支付时,科斯定理的逻辑显示,腐败可以提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代理人之间的议价产出。Shleifer and Vishny (1994)研究了这种可能性,指明了贿赂是如何有利于高效的资源配置。“拥有一个宽容的委托者的腐败”是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提出来的,它认为一个宽容的政府会允许腐败的存在。当消除腐败的成本太高时,腐败仍然会存在。Shleifer andVishny(1998)将这种情况称为腐败的援助之手理论。Tirole(1994)认为,因为存在着可能相互冲突的多重公共部门目标,并且很难事前描述信息的准确性质和事后证实信息的准确性质,这些信息应该由官僚机构来收集和汇报的,所以高强度激励在控制官僚机构腐败中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与“拥有一个宽容的委托者的腐败”相比,“拥有一个不宽容的委托者的腐败”理论对政府官员的动机持有更大的怀疑态度。该理论中关于政府的观点承袭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传统,近年来被Shleifer and Vishney(1993,1998)在关于腐败的论述中提出来,他们用“掠夺之手”一词来描述这样一种观念,即当政府官员被给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限制时,他们被认为会实施寻租行为。Shleifer and Vishney(1993)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不同制度结构下的腐败规模提供了重要见地。Hillman and Katz(1987)强调了政府阶层结构本身是如何成为腐败源泉的。但民主制度在限制腐败范围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Ferejohn(1986),Aidt and Dutta(2001)认为,民主将政治家和官僚暴露在选举义务之下,这提供给选民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来控制腐败和其它的无效率。“自我加强的腐败”理论强调,当腐败的回报被一个特殊的个体观察到时,它将严格取决于同一组织或社会中腐败的个体数量。Acemoglu(1995),Tirole(1996)认为,历史清楚的了解在动态策略互补性面前,过去的腐败水平是现在腐败水平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经济学界对反腐败的研究主要是从特定的制度结构和信息结构出发,就官员的微观行为进行腐败的优化分析。福利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社会计划当局对其政策实施无法进行完备控制时,腐败才会发生。反腐败的对策是“社会计划当局必须设计激励机制降低官僚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寻租的可能性”(Andvig,1991;Bardhan ,1997)。Mookherjee and Png(1995)提出应改变高薪养廉思路,转为“年限-绩效”指数法,但从技术上讲选择绩效指数存在困难。Andvig and Moene(1990)认为应该持久地提高官员收入,实行高薪养廉,以实现腐败市场的低水平均衡。制度经济学则是从产权角度分析腐败。Benson and Baden(1985)认为腐败所能带来的好处、被发现的概率和惩罚力度是腐败行为的激励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其反腐败的基本思路是,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下的理性行为,因此机机制设计必须立足于加大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

  从上述文献来看,运用博弈理论对腐败进行分析的并不多见。并且提出的反腐败机制没有考虑到转轨国家制度缺失和预算约束这一实际情况,片面的强调高薪养廉或者制度设计。文章主要是运用博弈理论对中国当前转轨时期行政腐败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相关制度缺失,导致腐败范围不断在扩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具体来说,治理腐败的短期战略是高薪养廉,当法律等相关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以后,治理腐败的战略应该是制度设计。

  二、中国行政腐败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转轨时期,在法律不健全、道德约束力下降的情况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心理急剧膨胀,但又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导致腐败状况不断恶化。腐败的恶化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当前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政府反腐败的能力。胡鞍钢和过勇利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已经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初期我国的腐败状况尚不严重,但随后迅速恶化,到1990年中期已经极端严重。1996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各国腐败程度排名中,中国在54个国家中位列第8.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然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类型的国家。腐败的恶化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当前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政府反腐败的能力。

  

  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个体腐败和集体腐败并存的状况,并且集体腐败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部门窝案、串案逐渐增多,单位犯罪案件上升,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案件受到查处的比例逐年上升。腐败问题已经从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和教育部门。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总数为15.5万件,1988-1992年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总数为214318件,1993-1997年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总数为387352件,1998-2001年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总数为155026件,1979-2001年腐败案件以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也在不断发展,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三、中国行政腐败的博弈理论分析

  中国当前行政腐败问题为何愈发严重呢?为何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容易产生默契,检察机关难以破案?下面笔者用博弈模型对其进行解释。考虑贿赂行为涉及的双方——行贿者和受贿者,为获得某项政府资源而贿赂。

  
  
  
  

  上面我们讨论了行政腐败问题的产生及问题发生后当事人双方的行为,但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其导致了政府失灵,扭曲了资源配置,有必要对其产生的扭曲效应进行论述。现有的文献资料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研究,Shleifer and Vishny (1993)利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分析,将腐败分为存在偷窃⒉的腐败和不存在偷窃的腐败,认为腐败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要高于税收。Hillman and Katz(1987)从竞争性寻租理论出发,讨论“设租”行为,腐败市场均衡和由此导致的效率损失。Lein(1990)以两阶段Stackleberg —Nash模型证明:差别待遇的存在导致官员选择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效率损失随差别待遇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四、案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主任铁英,于1992年至1995年,在先后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巨额财物共计43.43万元。1992年11月至12月,铁英(女)出任北京投资贸易洽谈会市政府代表团总团副团长兼秘书长,赴香港招商期间,收受港商刘常名送的手表、摄像机、金项链等贵重物品,价值16.6万元。招商结束回京后,铁英为刘常名联系了市府与新大都实业总公司的合资项目,并批准了三个其他合资项目。1992年被告人铁英帮助天平利园酒店有限公司解决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问题,收受该公司董市长李路的台式音响1台,价值人民币1.08万元。1992至1993年间铁英协调解决台商吴昌明与北京市圆山大酒店的设施、租金等纠纷,并帮助其向北京市财政性资金管理分局申请低息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先后三次收受台商吴昌明的钻戒、手表、美金等,折合人民币10.7万元。1993年10月铁英帮助山东新牟国际集团公司筹集资金1000万股股票,合人民币1000万元。收受该公司副总经理杨永健人民币5000元。1994年3月铁英帮助港商罗焯与北京市药材公司、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在香港合资成立“同仁堂御膳有限公司”。收受罗焯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5.63万余元。1994年3月铁英帮助并促成港商黄查礼与本市合资成立“北京显龙国际花园有限公司”和“北京西静园殡仪服务有限公司”。收受了黄查礼金饰品等贵重物品,价值人民币1.8万元。1995年铁英帮助港商李观承解决北京圣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项目的审批等问题。收受了李观承价值人民币4.2万元手表一块。铁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1996年2月8日被依法罢免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于当日被逮捕。

  从铁英行政腐败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法律等相关制度缺失,行政腐败问题极易产生。对于铁英这样的省部级干部来说,其收益与普通民众来说已经算相当高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会选择行政腐败呢?原因很简单,其一,在开放经济时代,由于大量国外厂商加入市场竞争,他们给予的贿赂远远高于工资收入;其二,由于法律等相关制度缺失,即使官员实施了腐败行为也难以发现。所以,,治理行政腐败的治本之策是通过制度设计加大腐败成本。

  五、解决行政腐败的政策建议

  行政腐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据初步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 总量的13.2%-16.8%之间(胡鞍钢、过勇,2001)。但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期,腐败程度还会加深。2000-2010年间,经过2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规则、体制、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社会公共秩序体系尚不能实现完全的良性运作,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大量的秩序缝隙或制度漏洞(王传利,2001)。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反腐败尤其是集体腐败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腐败是内生的时候,解决腐败问题不能通过信任来解决不信任,而是要通过自我实施的契约安排使官员无法腐败。在加快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要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将解决腐败的方式由严惩转变为制度设计。具体来说:

  (一)治理腐败的短期战略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拉大不同级别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从第三部分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低于通过行政腐败所获得的收入,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腐败之路。1988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5大行业中排第13位,经过几次加薪,到2000年其上升到第8位,公务员工资水平还是明显偏低。另外,政府实行的是相对比较平均的工资制度,不同职务、不同部门、不同职责的人员之间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但由于政府内部各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导致实际的控制权收益不同,激励约束机制因此而扭曲。平均工资诱使高层公务员通过控制权寻租,从而导致腐败。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其水平要高于非政府部门工资水平,同时要拉大不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得工资水平能基本反映其岗位职责。

  (二)治理腐败的长期战略是制度设计。从推论1可知,治理腐败的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加大腐败成本,而提高政府官员工资只能作为一种短期政策来实施。首先,加大对腐败人员的打击力度,保护检举人员。减少行政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根本方法就是加大对腐败人员的打击力度,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增加制度供给来弥补原来制度中的缺陷。检举腐败行为是有高风险的,检举人很可能会受到腐败分子的打击报复,因此政府应该颁布法令来保护和奖励检举人,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检举者的自身利益,这样才能保持检举制度可持续性。其次,加快政务公开化的进程,增加政治透明度。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是有效制约权利的外部条件,它可以将行政全力的过程置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全力运行的随意性,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推进各级政府上网工程,政府召开工作会议,应该允许公众参加,使他们能了解法律、规章等的起草制定机制保证公众能及时获得政府信息。最近中国一些地区的政府建立了电子网站,公众可以在线观看政府工作会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最后,成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我们应该改变过去主要依靠上级机关监督的模式,成立独立的检查或反贪机构,保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减少其受到上级机关的行政干预,例如香港廉政公署就是一个成功的反腐败案例。同时不定期调整监督机构官员,以避免产生新的集体腐败问题。

  六、结束语

  文章首先对中国行政腐败的现状进行描述,接着在一个博弈理论框架下,对行政腐败行为进行模型化,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由于法律等相关制度缺失,行政腐败问题愈加严重是不可避免的。治理腐败的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加大腐败成本,而提高政府官员工资只能作为一种短期政策来实施。进而在本文的逻辑框架下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治理腐败的短期战略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拉大不同级别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治理腐败的长期战略是制度设计,例如加大对腐败人员的打击力度,保护检举人员;加快政务公开化的进程,增加政治透明度;成立独立的监督机构,保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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