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临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改革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中国模式的价值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讨论中国模式就应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要想探寻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社会对中国是一片赞扬之声,认为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对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抛出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①[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见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Chinese N ational ism in China:Moderni z ation,I denti t y and I nternationalRelatio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预测中国的解体,例如Gordon G.Chang ,The Coming Colla 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即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是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①[最早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相对的讨论见JoshuaCooper Ramo ,The Bei j 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作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在中国有很多讨论,例如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中国模式尽管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近代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在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革命领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一个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主线条。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因为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方向是相当明确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困难面前,例如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探索本身就具有重大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之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才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

  但普京改革被西方视为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又出现一片责难之声。经过诸多曲折之后,俄罗斯各界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不满,从而威胁政权的合法性。

  尽管改革开放这短短30年从数字上看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尽管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浓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本文主要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做些探讨。

  中国的政治模式①[关于中国的政治模式,笔者曾在《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都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而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这些国家面临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的政治模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1.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②[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首先由Susan L.Shirk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之后在学术界流传开来。见Susan L.Shirk,The Pol i 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 orm in China,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难以深入的重要根源。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要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

  2.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

  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吸引国际资本更是如此。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3.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用法治来保护产权。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变得不可避免。

  4.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

  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成为可能。中国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当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5.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

  到今天,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想发展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经济模式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模式构成了考验。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中国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相当高的应对能力,无论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还是在应付危机所使用的方式方面。而中国经济制度的能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从经济上看,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这里使用“混合”这个概念和人们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指的是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这里使用的概念范围要比所有权广,包括很多方面,在所有权之外,混合模式也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的平衡等等。

  1.混合所有权制度

  在应付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采用的一种手段,至少对金融银行部门是这样。欧洲的国有化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国有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很多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曾经变得非常之大,导致了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这就导致了反向运动,即私有化。英国政府在撒切尔任首相期间曾经试图发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并对欧洲各国产生影响。但是即使是撒切尔的私有化运动也极其有限,仅限于几个实体经济部门。

  在涉及公共利益就是说那些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福利的部门,私有化运动遇到了来自民主政治的很大阻力。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用选票否决和抵制了私有化运动。现在欧洲面临危机,各国政府又开始诉诸于国有化,对此欧洲社会并没有出现反对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变相的国有化运动。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大本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是抵御公有化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

  在学术方面,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就在美国生长并拥有了向外的扩张力。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经济学。但是,今天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样可以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人物也开始认为,并提倡国有化可以成为应付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发展混合型所有权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从经济管理方式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从所有权来说已经呈现多种形式,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有少量的私有性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上。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所有权,即实体经济或者企业由各级政府分别所有和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急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一方面鼓励其他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原先僵化的公有制来适应新的环境。国家所有制原来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障。在改革的早期,国家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为辅,仅仅作为补充。但后来各种所有制得到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这里尤其要提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方案。通过“抓大”,中国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而“放小”则是通过民营化给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机制。①[见Zheng Yongnian,Global i z ation and S tate T rans formation in China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Chapter 4]

  中国的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已经形成,并且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种所有制结构应当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混合型经济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其优势。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成为其应付危机的政策工具。西方多数政府只有金融工具而无经济杠杆,而中国政府两者皆有。

  2.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在这些人看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服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在过去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个模式被西方一些人视作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指责并没有多少道理,但却值得中国思考。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