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物理学意义上的那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利弊优劣。民主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它也并不是一个理想、完美的制度,它不是没有缺点的,并且有时它的缺点还很大。原英国首相邱吉尔甚至说过:“民主不是个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然而,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民主制度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够找到的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最不坏的制度。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美国总统布什向中国网民发表了谈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在人类历史上,对社会最大的威胁和危害来自于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为了达到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目的,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成功地发展出了一套民主制度,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它的伟大之处。我们要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民主这一关是无论如何必须要过的。

  虽然有世界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但是迄今为止以及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从权力的来源、性质以及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世界上又只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专制制度,一种是民主制度。前者的权力是垄断的,不受制约的,后者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权力的运行要受到相应的制约和监督的。我们如果不愿意继续走专制的道路,就要建立起民主制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即使是那种受到不少人青睐和追捧的开明专制,由于它没有改变权力的垄断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也仍然是一种专制制度。这种依赖于最高领导者的开明而带来的清明政治具有很大程度的个人色彩,因而是十分不稳定的,必然会存在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只要权力是垄断的、不受制约的,不论它是掌握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派,不论它是君主专制还是一党专制,都无法改变其专制的本质,都不是我们所要的政治制度。而只要我们开始告别专制政治,开始建立起“权为民所授”、权力的运行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即使它仍然是十分粗糙的、不完善的,它也还是属于民主制度的范畴。这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是使之不断地走向完善和健全,使民主制度更加成熟起来,而不是因噎废食,重走专制政治的老路。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写道: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成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项自由权利是人所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公民的自由权利又最容易受到来自权力方面的限制和侵犯,因此,必须通过建立起民主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限制政府权力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也有其应有的边界,即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为界,这就需要通过宪政和法治制度对之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样的,对政府的权力的也要通过宪政和法治制度予以确定和限制。因此,宪政和法治也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在狭义上是指“民作主”、在重大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但如果仅限于此又很容易沦为“多数的暴政”。因此,民主除了“服从多数”之外还要加上“保护少数”,民主制度还要在宪政和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如果不是特别地指出,我们所讨论的民主就是指涵盖宪政和法治在内的广义上的民主。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关于权力运行的铁律。掌握权力的人天然地具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因此就必须通过建立起一种制度安排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①权力的民选、权力的竞争性使得掌权者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自觉约束好自身的行为,因此这就成为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腐化的基础性环节。然而,仅仅止于此又是不够的。就像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难以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一样,掌权者的自我约束、权力的自体监督是靠不住的,因此还必须设计出一种权力的异体监督机制。只要推翻不了这种权力的缺陷和局限论,权力的分立制衡都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讲,权力的分立制衡虽然不属于民主的基本义,但它却是构成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权力的分立制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基本的制度理念和架构又必须是共同的,舍此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我们屡屡宣称要建立起民主制度,却始终极力回避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而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还宣称这是我们的优势性所在。然而,“优越”尽管“优越”,却始终改变不了我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残酷现实。

  一些论者常以不少实行民主的国家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为由,认为民主也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诚然,民主并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即民主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腐败现象要从根本上得到治理,除了要实行民主制度外,还要看其他制度是否完备。同样的,其他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也离不开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支持。官员的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被认为是反腐败的利器,是所谓的“终极反腐”,但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这两项制度要么难以建立起来,要么建立起来以后还会发生很大的走样。在其他制度中更具根本性的是自由市场制度。一些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后,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仍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权力与市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导致严重的官商勾结,腐败现象十分流行。然而,存在着这类现象的国家往往并不是民主制度十分完善、已经形成法治社会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还不完善、还没有进入法治社会的国家。因此,要消除这类现象,除了要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外,还有赖于继续完善民主制度,建立起宪政和法治的社会秩序。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又被称为“新三民主义”,提出来后曾经受到过社会的广泛称许。然而,这“新三民主义”要得到真正实现,除了当政者的自觉外,更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人需要有自律,更需要有他律,对于掌权者而言尤其如此。只有建立起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民主制度,各级官员才不敢滥用权力,才能真正履行好人民受托的职责,才能真正做到权力的“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说,这“新三民主义”只有建立在“权为民所授”的前提之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只有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要对人民负责的,要接受人民监督的,并且所有的这些理念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到了落实,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否则,这样的政治承诺就会成为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在民主制度下实现的“新三民主义”往往是“被动式”的,显得不够“立意高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式”的“新三民主义”效果要远胜过“主动式”的却毫无保证的“新三民主义”。明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在政治制度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公仆却往往异化为高高骑在人民头作威作福上的官老爷,“为人民服务”只是成了一句漂亮的口号,而在那些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公仆却是货真价实的,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民主制度就是要承认社会的多元化,具有不同利益的阶层之间要通过博弈达成妥协,实现共赢。无论是哪一个阶层,都可以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都可以参与利益的博弈,从而避免了赢家通吃,避免了社会的治乱循环。民主制度实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从而既避免了“以独制众”,又避免了“以众暴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一边,况且少数人也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民主制度这种在多数与少数之间实行的平衡既保证了能够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做出必要的集中,同时又保护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保持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避免了“多数暴政”的发生。在民主制度下,政府要对民众负责,要尊重并服从民众的选择和意愿,具有很强的纠错机制,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类似于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时代对“**运动”的镇压等这些由于领导者以及执政集团的专断而产生的全局性错误,在民主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现在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正确的目标又离不开正确的方法和途径。社会要实现和谐,离不开不同的利益阶层要在有序的政治博弈中实现共赢,离不开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要实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离不开政府的重大决策要尊重并服从民意。一句话,但离开了民主制度,和谐社会就只能成为镜花水月。

  在专制制度下,社会总是跳不出兴亡的周期率,统治集团总是难以避免不断走向腐化堕落的命运,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权力的不受制约,社会缺少一个必要的纠错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为了施行他们的专制统治,就要箝制住百姓的口舌。然而,百姓之口终究是封不住的。在无法“弥谤”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马上得来”的专制政权一旦好了伤疤忘了痛,就会一天比一天腐化起来,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只能揭竿而起。专制政权的稳固和强盛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它再怎么一手实行道德教化,一手实行威权统治,都无法阻止统治集团不断走向腐化、社会矛盾不断走向激化的趋势,到最后往往一个很小的社会事件就会成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我国长期实行的皇权专制制度下,由于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始终无法阻挡权力不断走向腐化的趋势,始终无法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和怪圈。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要带来连年的战乱,从而导致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发生大倒退。1945年7月4日,在毛泽东与应邀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深有感慨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用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这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根本之举,也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奋斗方向。虽然它还要遭到重重的阻力和障碍,然而在当今世界,它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积极地去顺应这一潮流,为之努力奋斗,争取使之早日实现。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在观看钱江潮后题下了著名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之句。这句话时时地在鞭策着有志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事业的人们。

  在民主制度下,政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的权力斗争,从而有利于保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在民主制度下,执政党必须对选民负责,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如果民众对执政党的执政不满意,可以通过下一次的竞选把它选下去,让另一个政党上台。这样,政权就通过和平、正常的程序实现转移,从而避免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取决于它的政治纲领能否获得民意的支持,一个政党能否继续执政取决于它的政绩能否让民众满意。我们要建立起民主制度也不是要反对哪一个政党执政,而是反对哪一个政党对政权的垄断,实行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一党专政。

  ①、顾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