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他们从一开始就与我们不同,"当我企图以我有限的思考能力和知识,沿着历史和文明发展脉络去追寻东方和西方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于各自特质上的差别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我反复地思考,然而总是无奈地得到这样的结论。

  这种思考可能是出于功利的或实用的动机,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中华帝国能够重现曾经有过的辉煌,而且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所属于的地域、国家和民族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差等的和没有希望的单位。或者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和反省再次走上中央帝国的顶级地位。是的,我们曾经傲视天下,四方皆是番邦蛮夷,他们等待我们的教化;或者就让他们留在原地,合理地处于臣属的位置。而现在,我们贫弱了。这是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和自傲纠缠不清的情节,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大大地落伍了。而且当我们由于经济起飞和对外开放使得国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与世界上的强大的民族和国家的差别比我们过去的想象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这种现象的继续。这种强烈的动机促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提出各自的看法和方略。我不止一次在街头巷议中听到这样的高谈阔论:“中国不行,人家外国都是这样这样的,哪象我们。。。。。。”等等。

  “中国不行”或者“中国落后”,是通过各种大众媒介(包括茶余饭后的议论)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然而中国人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强大的愿望是要中国重振夕日的帝国之雄风。不能否认的是,普通中国公众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弱国的现实。所以我们寻找每一个能支撑我们的自尊的材料。尽管种种材料是大量存在的,而且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在进步和发展,而且速度居于上游。但中国人认为这是不够的,中国人内心深处只能接受一个中央帝国的地位,任何中国人不能否认自己存在这样的观念,而这往往是国人有时表现出脆弱的民族自尊的原因之一。

  功利的和实用的动机促使我们去进行冷静的思考。幸运的是,我们学会了科学。科学是人类得以表现其雄心、使人类得以扩张其势力的一个所向披靡的武器。动机和目的都是属于血性的,是斥诸于情感的;而科学则要求你必须具有坚强的头脑,要求冷静地面对所有即已存在的事实,要求你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考察客观对象,去进行分析、对比和综合,最后达到知识和真理。在所有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中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多数科学知识是西方的贡献。体系是西方的,内容的多数也是西方的,当然绝对地说,应该是科学的。但科学是西方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曾经一度提出反对"全盘西化",提出这种口号的目的不难理解,我们不希望失去自己民族固有的特质。但必须看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西化的深远程度要远远超出我们愿意想象的范围。请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所学习的知识,西化的程度到底有多深?恐怕不用我举什么例子各位就能得到结论。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质,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问题在于,既然是出于功利的动机,我们必须在什么程度上去改造和发扬我们民族的特质(有人愿意说重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是科学,只有科学,才能使我们心平气静地坐下来冷静地考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脉络,去寻找造成差别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重新认识现今的事情。系统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是西方人教会我们的东西,在诸多个西化的项目当中,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能够心平气静地坐下来之前,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事实。

  科学是人类拓展其生存空间的的强有力的武器,但科学也是无情的。通过科学我们会发现一些在我们的感性的冲动里没有发现的东西。一个观点,一个评论,在很多情况并不来自于科学,尽管常常能打动很多人。科学能导致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看到的现象,而达到新的认识。启动一个科学的过程常常来自于一个洞察。具有洞察力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天才,他看见了某种东西,他提出了一种观点,但有待于通过科学的研究去验证或拓展这种观点,并最终形成知识(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武器)。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也常常起源于一个问题。我认为对于科学工作来说,问题更具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问题是人在事物的构造关联种发现了一个缺环,这种缺环使人不能达到他强烈地企图达到的向自然或社会进军的目的,因为他没有把握住对象。但他正在构建对象,并通过对象之间的关联来构建世界。换言之,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工作了。

  一个天才的洞见可能来自于灵感,它常常能在探索的黑暗中指引方向。这种洞见往往由于天才的富于鼓惑性的语言和天才的人格感召力,而为普通大众所认同。所以,除了对于科学研究的正面的作用之外,洞见难免会具有负面的作用。因为它有可能导致盲信,让人放弃分析,放弃科学探索的工作。

  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灵感,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些时刻对某些问题具有洞察力。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忽然间明白了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模式的有限而致使我们把握不住所看到的东西,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了一丝光亮,但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聪明一点的人,会把他看到的东西放在他的有限的知识系统里面,定位出这个东西的摸样,从而形成了一种可以表达的观点,但这不是知识。知识只有通过艰苦、细致的科学探索才能得到。知识可能不是正确的,或只能在一定范围里是正确的。但知识是可以操作的,是成体系的,所以是可以发展的。因为一个可以操作的工具可以检验出错误出现在系统构造的什么地方。

  把今天的社会现实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这隐含着一种观点,即今天的问题起源于最初的分叉,因为演化过程是高度初值依赖的(原谅我使用混沌术语)。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渐进的和累积的,不可能设想人类历史是一个奇次马尔可夫过程。另一方面,一个集团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的行为与这个集团的特质密切相关;换言之,某一种环境不可能对于所有的集团都具有同样的机遇价值。一个受过基本的科学训练的人,更不应该再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模型来考察历史的演进。我们希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种发现某中关键的东西,而且要考察在这个过程种诸因素的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时空中完成一种构造。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知识。

  当今世界,两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基本可以划分为是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化。可能有人会提醒我埃及、印度和中东也是重要的东方文明的源头。我想我这样说是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印度文化是诸雅利安人文化之一,它在其发展过程种与希腊文化的接触程度要远大于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程度,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要大一些;而且,两河流域文明发源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是希腊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黄河流域的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传播的地域范围,并造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集团势力;并且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当然是一个中心,这种中心的辐射作用至今仍然存在。第三,由于地理的阻隔,埃及、印度及两河流域的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文明的接触程度非常小。第四,尽管各个东方文明之间可能在文化价值观上有相近的东西,但考虑到中国的文明的发展的独立性,和其他诸种文明之间存在的交流,我们可以确信中国文化可以作为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代表。第五,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希望寻找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的根源。

  由差别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集中地发生在近、现代史上,而差别却可以追逆到文明之初。伴随着枪炮进入中国的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而他们所仰仗的是科学。但我们要看到在科学的后面还有更深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使西方人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企图看到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因此,尽管研究的重点对象是西方思想体系发展的脉络,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所以单纯地考察思想发展本身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结论,应该把思想的发展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这里再次强调,可能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过类似的环境条件,但由于特质上的差别已经存在,环境不可能具有同样的机遇价值,这就要求不得不从文明之初开始考察。

  科学研究往往要求你把对象作为一个样本来考察,这样做容易被指责为一种僵化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对于历史,这个活的、由人来演绎的对象,这样做可能避免不了会导致谬误。但是,为了找到构造的各个环节和作用因素,可能这样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最生动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对于把握时代的特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而恰恰这一点由于年代久远而难于想象。

  我自认为在很多问题上不具有很多天才的洞见,也缺少才智去激扬文字,在占有资料上也没有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也不操历史和哲学专业。但我自信还能做一点工作,至少还能学习。所以我在这篇短文里展现的是我的一个学习过程和学习中的心得体会。坦率地说,根本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完成上面所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是代表了两个观点,即第一,必须通过研究来达到可操作的知识;第二,通过考察历史来发现差别。

  通过学习,很可能发现进行研究的初衷是有问题的。可能最后结论是世界会走向大同,或者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原来并不想想象的那么大。不管怎么说,人类所走过的路与将要走的路相比还是很短的,人类必将会以一个单一的集团面貌向宇宙进军。我记得在前年的《参考消息》上看了一篇文章,说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各个人种的染色体之间的差别之后宣布说,人类的差别是“如此之小”,远不及一个动物物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大。毕竟,我们相同之处比我们的差别要多得多,否则无法互相交流和理解。所谓对立,应该是在同一个尺度上的对立;如果连对立都找不到,那么民族和人种之间就不具有可公比性了。

  和大家一样,我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

  二、人之初

  BBS的历史版有人发过一个帖子,谈的是非洲大裂谷所造成的人与猿的最初的分离。这正是进化论学家所坚持的东西,地理环境的变化促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简单地说,现在的四种猿,黑猩猩、大猩猩、红猩猩和长臂猿与我们人类有共同的祖先,在1200到1800万年前我们同属于一个物种,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分布在非洲大陆那郁郁葱葱的湿润而资源富足的大森林之中。但后来我们的祖先伴随着大规模的地质运动脱颖而出了。在随后相继的几百万年里,"非洲大陆东部地壳沿着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一线,猛然间裂开,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抬升,形成海拔270米以上的高地,非洲的地形地貌及气候从此改观,迥然不同以往了。"巨大的地理隔离把我们的祖先与他们的同伴分割开来,他们在漫长的数百万年内渐渐地站立了起来,学会了使用木棒和石块,发明了制造最简单的石器。

  在具今两百万年前到四百万年前,他们集中分布在非洲大陆,我们一般把他们称做南方古猿。在这个过程种,曾经存在着几个形态上变异很大的物种,包括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粗壮种、南方古猿纤细种和南方古猿鲍氏种。这些物种在生理构造、形态和能力上已经不同于他们的猿类的亲戚,开始具有人的特征,比如站立、脑容量的增大、手的抓握能力等等。但是,古人类学家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过于特化的亚种灭亡了,只有其中的一种进化成了现在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可能这些亚种都是并存于相同的历史时期的,由于资源的争夺导致了激烈的竞争,从而筛选出了最适合的物种。这种分支和竞争淘汰的现象必须给予注意,在以后我们会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分支、入侵和融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认为南方古猿的祖先是一种更为原始的,但已经是与其他的猿类分化了的腊玛古猿(大约一千二百万年前)。腊玛古猿的化石发现在欧亚大陆上,据说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使用天然工具(石块和木棍等)的能力。南方古猿在两三百万年前已经学会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砾石工具,这个时期的猿人称为早期猿人,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脑容量大概在700ml左右。

  后来他们开始成群地向北迁徙。在距今两百万年到20-30万年内,他们已经广泛地分布于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这是晚期猿人的阶段。在我国就有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和元谋猿人等。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其脑容量最大达到了1225ml,平均1088ml(后修正为1140ml),已经进入现代人的个体差异范围之内(现代人平均1400ml)。元谋猿人经测定为170万年前,蓝田猿人脑容量只有780ml,属于较早期的猿人,而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已显示其大脑具备布罗卡氏回的构造,故北京猿人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体骨骼特征已经和现代人非常相近。

  从20-30万年前,人类进入了早期智人的阶段,其文明发展阶段处于旧时期时代的中期。早期智人广泛分布于亚非欧三大陆,其典型代表是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已经会人工取火,能够制造更为精细的石器工具。作为早期智人代表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脑容量非常大,化石显示其脑容量达到了1600ml,后来修正为1575ml,尽管如此,他们的头部的形状仍非常原始。另一种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除了他们的头颅异常地大以外,他们的脖子不能左右转和抬头,他们的拇指也不象我们的灵活,牙齿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一个在进化上的旁支,后来被真正的早期智人赶走并灭绝了。

  晚期智人大约生活在5万到1万年前,他们的体质特征已经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脑容量也几乎与现代人一致。晚期智人文明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典型代表有法国的克鲁马农人,在中国有北京的山顶洞人、柳江人、资阳人和河套人等(值得一提的是,山顶洞人遗址与北京猿人遗址都在北京房山县境内,相距不过二十多公里)。这个时期的人类体质特征已经具有明显的三大人种的区分。尽管晚期智人的身体和头部的骨骼特征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但人种之间的测量差异仍然很大,克鲁马农人的脑容量为1400-1500之间,最大的个体 (一个女性)达到了1750,身高达到180cm;山顶洞人的身高达到175cm;柳江人的脑容量甚至不及北京猿人,尽管后者的头型更为原始。这种差别的意义不能过分夸大。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大约在1350-1400,人种之间有些许差异(卡尔·萨根的《伊甸园的飞龙》中文版里提及黄种人的脑容量稍大一些,这个说法最好能找到原作看看),但没有特别的意义。

  本章所涉及的内容也许与本文论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希望读者注意下面这几个事实。第一,文明并非仅仅是从现代人,即一万年前开始的,文明的发展伴随着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在腊玛古猿时期,人类就已经会使用天然工具;从南方古猿开始,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器工具,使用石器一直持续到人类进化到我们现在体貌特征的完成。

  第二,人类的社会组织由于其物资生产需要协作,复杂的形式发生也很早。从南方古猿时期就有了公社的原始形态,到了智人阶段开始有了氏族公社,这种氏族公社组织一直持续到距今一万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让我们认真地想象一下,人类的社会组织、文明的发生和语言能力肇始于那些容貌与我们殊异的原始人群中。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一个物种,可能会惊奇这样一群动物怎么会有类似人类的智慧。

  第三,上面没有提及的事实,在中国大陆发现的猿人、智人一直到现在的黄种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种族特征的继承性(矢状脊、印加骨和铲型门齿等),而且其他人种的发展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证据。这惊人地暗示着三大人种是分别独立地进化的。若果真如此,则进化论本身需要更多的进展才能给予适当的解释。设想从猿人一直到晚期智人至少存在着数十万年的间隔,三大人种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隔离,竟保持着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并且没有形成物种隔离,这的确难以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化石材料的多样性,一些古人类学家坚持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旁支,强大的支系侵入别的地区,取代当地原有的古人类;而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人类只是一个最强大的古人类支系的后裔。不同的事实会支持不同的理论,这是目前对于人种进化过程不能定论的一个原因。目前存在的三大人种都是可以互相通婚的,这是人类属于一个物种的强有力的证明(物种隔离绝对会导致不能产生后代,或不能产生健康的后代)。另一方面,在本世纪初发现的塔斯马尼亚人在体态和智力上完全是一个早期智人或猿人的物种。这就是说,塔斯马尼亚群岛的隔离的结果使得流落到那里的人群进化停滞。这实际上是不难理解的;反过来,大陆上的各个人种在隔离的状态下仍然能够独立地进化的现象,倒是需要认真解释。

  第四,必须看到,自从南方古猿走出非洲以后,人类的足迹广泛地分布在三大洲的大陆上。他们在某些时期由于地理的隔离而各自独立地发展,而另一些时代则大规模地迁徙,因而相互融合和影响。因此,在文明特征、社会组织和种族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是不奇怪的,但同时相互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总的来说,群体保持固定是一个常态,而迁徙不是常态。在一个固定的生活条件下,文明才能得以发展,而且种族特征也才能得以形成并稳定下来。但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人类总要进行迁徙,因此难免会与其他的人类族群相混合。这种混合的结果是产生新的人种和文化,并且又带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这种分化和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早期人类的形成和文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因素在现代人(距今一万年以来)的历史中同样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若果真人种有独立进化的线路,那么要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测量参数显示具有很大的差异,而阶段性的进化在各个人种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说,都完成了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进化。这正如孩子总要长成人,但长大后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考虑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迁徙、隔离、混血和取代,这种既有独立的阶段性的发展,又有相互交融影响的模式应该给予重视,特别是在后面要论及的文明发展中更要考虑这样的模式。

  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一千多万年,现代人的出现不过是最近一万年的事,有记载的历史就更短了,只有几千年。一千多万年的确十分漫长,但是进化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在那裂谷之初,尽管自然意识还在沉睡,但肩负着使命的人已经开始上路了。他爬过了漫长的黑暗,终于走出了蒙昧。他是自然演化的最高成就,他是造化之觉醒――大自然开始以人的形式反视其自身。

  (**注:今年初公布了中国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人来自非洲,中国存在南、北两大人群,西藏人属于北方人,国内各个少数民族与汉人属于相同的人群。写作本文的时候,这个结果尚未发表,故各个人种分别进化的说法有错误)

  三、文明的道路

  文明是一条不归之路。

  在地球上没有哪一个物种象人这样持续地、迅速地进化直到脱离了动物阶层,成为了自然意识的载体。自从文明的历史开始之后,人的智力、社会文化、文明成果更是以空前的速度持续膨胀着。从生命出现开始到今天纷繁的物种,地球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们知道存活下来的物种总是有一个向适应性增加的方向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进化的机制是适应。然而适应的结果并非如我们人类的价值取向。有些物种,比如白蚁,数亿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最高成就而少有改变。也有物种可能需要降低复杂性才能取得对环境的更好的适应。评价不同的适应性发展的路线可以考虑到复杂性增加的成本能否持久地带来获取资源的利润。在自然界大量的物种只有通过不断地增加复杂性才能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人是这类物种的最高典范。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物种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本身就揭示着存在某种约束。由于这种约束,可以认为路线就是物种本身。我们可以把向复杂性发展的道路看做具有正向约束性。人类的道路是一条高度正向约束的道路。

  适应性与复杂性是不同的东西,不能简单地以适应性来作为进步的尺度。高度特化的适应牺牲了适应的广度和灵活性,不能应付环境的巨变,因而导致停滞,甚至灭种。人类的进步,是指人类的道路是通过增加生存策略的复杂性来换取更广泛适应能力。从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文明的成果与人类的品质是互相促进的,这就是正向约束。具有正向约束的文明,在其内部具有自激励结构。这种结构导致它能不断地打破平衡,促使系统向复杂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甚至人文环境下,可能会出现文明甚至人种品质的退化或停滞。这是属于一个社会集团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在局部的环境下通过退化可能会获得适应性的利润。但总体的趋势是正向约束的,因为优势集团总会对劣势集团形成竞争压力,而复杂性带来的优势是总体的和全局的。

  产生正向约束作用的条件之一是人类的社会化的生活。一个人除了他的生物本性之外,更多地是他的社会属性。每个人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才能进入社会环境,否则就会被抛弃。反过来,优秀的个体创造出的文明成果,不仅改善了生活质量,而且更加提高了社会接纳的标准。而且,进步了的社会环境为产生新的发明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文明成果依赖于社会化的群体组织,只有在社会化的环境里才有一个传播过程。但是反过来,文明成果又会导致社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的协作方式,会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样,知识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也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与它的文明水平相适应的。

  人类群集状态的社会结构是文明发展的寄主。稳定的社会集团是文明发展和成型的条件。

  人类总是分成许多集团,独立地发展,同时集团之间相互交流或隔离。要看到集团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集团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集团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直到本世纪,很多人类的集团的社会组织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他们的意识仍然处在原始思维阶段,成为那些高级集团的人类学家考察古代社会的活样本。而这种原始阶段在另一些大民族那里早在几千至一万年前就迈过去了。产生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而且容易被归因于自然资源特征和地理隔离等等。但是,集团所属的种族的品质差异是不能忽视的。假设一个集团在十万年内都没有出现一个发明家,它没有足够的技术发明来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产生正向约束的条件),那么在二十世纪发现它是一个原始时代的活标本就不奇怪了。一般地,我们更倾向于考虑综合环境(自然和社会)是否能容纳新的发明。实际上,发展过程总是高度初值依赖的。最初的差别可能很小,但是足以导致今后发展道路的彻底分道扬镳;而且持续的高频率和高质量的发明总会导致文明的不断进步,更有利于形成正向约束;相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对新发明的抑制。

  考古学家曾经在不同的古人类遗址处发现了相同的东西――石斧(我曾经在一个朋友处看到过一个石斧,据说是在胶东半岛某个小渔村附近山沟里捡到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史前人类的各个群居集团曾经分别地发明了这种石器。同样地,他们也曾经分别地发明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骨针、项链、兽皮衣、建造住宅、绘画等等。如此丰富的文明成果在各个原始人群的部落里都有发现,这是人类的幸事。技术发明起源于优秀的个人,然后经过其他人的改进,最后成型。进一步地,一个人群如果拥有某种文明成果,是说它的成员能够享受这种文明成果。比如能学会使用石斧,能理解项链的装饰意义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发明家出现的频率。发明家的频率当然与种族的品质有关,但也取决于机遇。如果设想一个人群居住在缺少石料的环境下,必然发明石器的机会就少得多。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发明必须要通过某种社会传播模式为部落成员所接纳,否则就很难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石器工具、骨制品等是由于所用的质料的坚固性而被后人所发现。我们可以猜想,一个在其生活中使用如此之多的文明成果的人群,其社会生活的内容应该是十分丰富的;或者说,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应该具有大量的精神内容,比如娱乐、占扑、宗教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在考古材料中难以发现,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古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是不可见的,但精神活动与文明的物质形态是互相促进和依赖的,并且它的存在更加依赖于社会传播。

  发明、学习、传播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它们,一个共同生活的人群拥有了一项成果,并且从此流传下去,这就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关键。有趣的是这种过程的典型样本是在猴群里发现的。在日本的研究人员曾经追踪研究一些猕猴群长达数十年,并记录了一些有价值的事件。最有名的一个事件,是栖居在某个小岛上的猕猴群中的一个聪明母猴发明了一种清洗食物的方法,这种方法迅速在猴群中传递开来,并且从此成为这个猴群拥有的专利。另一个例子是某个旅游区的一群猴子,其中一只小猴发明了剥糖纸的方法,发明立刻在群体中传播开来。最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几十年来一直拥有这项技术,而附近其他的猴群由于没有产生这样一个发明家,始终沿用原有的方法吃游人投递的糖果。

  文明是什么?如果我们暂不考虑人类总体的文明,那么文明是属于各个集团的具体的文明。所以,广义地说,一种文明是属于一个集团的特征。这种特征不是生物特征,也非经生物遗传而为该集团所拥有。文明具有物质形式,或者通过物质形式保留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形式通过社会传播而为整个集团所拥有和继承。

  动物的行为有通过学习获得的习性,也有通过遗传获得的本能。就附属于某个群体的习性而言,很多动物也有通过社会传播,即非本能遗传而获得的东西。比如北美驯鹿的大规模的迁徙,应该是一笔历史遗产;上面的猕猴群的发明专利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类东西应该也是属于某个群体的非经遗传而获得的特征,并且具有社会性。但是,这些东西与人类的文明相比,在自激励特性和正向约束性方面要相差的很远,因此不可能获得象人类文明那样的巨大的进步。

  人类本身固有的特征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性质。

  首先,人类最显著的特征要数我们异常发达的心智能力。由于这种能力,我们具有动物永远不能企及的对于自然的认识能力,具有对于生活质量的不断的追求和对未知领域的无止境的拓展。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心灵生活,这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派生特征。我们必须依赖于某种关于自然界的世界观以及关于生活的价值观才能生活,没有观念的生活不是人生。特别是在原始人身上,观念所起的作用更令人吃惊。

  人类的心智活动往往需要以某种程式化的观念形态或活动固定下来,同样人类的心智活动的结果也往往需要以程式化的物质形态固定下来,从而成为可继承的东西,这就是文明。也就是说,文明一定是社会的产物,纯粹个人的活动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文明。换言之,需要一种社会化的机制来保存文明的结果。社会承担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一方面它容纳这些文明成果,一方面它使得这些成果得以传递下去。通过社会传播模式而保存的某个种群的特征,即可以称为是该种群的文化。通过这种社会传播,群体的整体智能不断得到发展。

  一种文明成果(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它也是非生物途径而遗传下来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于某个时代,甚至某个社会成员身上;通过社会传播它使整个族群都能享受文明所带来的幸福。因此,社会的整体成员的智能水平提高了。这种文明成果也可以通过传播在另外的社会群体中开花结果。但是,文明的享受者与原创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或一个人群,能够成为某种文明的享受者并不很难,并且是可以由一定的意志来决定的事情;但要成为文明的原创者则要取决于上帝的恩赐了。

  社会的组织构成机制是人类文明成果得以产生和保持的环境条件;反过来,文明的进步又促成了社会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群居的动物够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社会结构;但只有人类具有复杂、多样化的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

  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制度,决定了其成员的等级地位和资源配额,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社会的管理体系等等。这种组织结构是与它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的;同样,它也是与这个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成员的特质相适应的;社会思潮的观念形态也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它的改变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或自然环境的变化,它同样也首要一定水平的的精神和物质文明来维持。

  今天的一个民族代表着一个道路,或者说关于这个民族的诸因素之间的约束关系最后形成了该民族。所以,在考察一个民族国家形式的,或者其他某种形式的人群时,它的社会制度,与其说是这个人群明智地抑或偶然地采用的,倒不如说是这个人群的属性的一个方面。固然,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的情形,完全是进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设计的成分。理性主义者热中于设计理想的社会,科学主义者提出改良的计划。但是能够成功地实施的设计同样体现了民族的观念形态,尤其在人类文明的初期。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想说明以下几点:

  1.文明的道路具有正向约束的特点。诚然,你可以说所有的发展的道路都具有不可逆性,但文明道路的正向约束是指向复杂性增加的方向发展的不可逆性。还要指出的是,正向约束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机制。由停滞和退化换取的适应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2.人类的心智能力要求必须有心灵的生活,必须依赖观念才能有人生,而且人类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于自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种探索活动与其说是人类的贪婪,不如说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使然。因为我们看到了更远,因此更忧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3.文明与社会是相伴生的,他们互相制约和促进的。社会为文明提供了传播和保存的环境,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并且与人的进化相互促进。

  4.社会的组织形式与文明水平和文明特点是相适应的,并且与文明的发展互相促进和制约。

  5.包括社会组织形式、文明水平和特征在内的东西是一个人群或民族的属性。一个人群或民族代表了一个道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各种形态的文明成果不是可以与所属的人群或民族相割裂来考察。

  四、文明之初

  本节内容摘要大致如下:

  1.在谈论古代文明起源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两个概念,即地理和人种。在考虑地理和人种的问题的时候,又不得不考虑气候和自然资源的变更以及人类的迁徙。

  2.现在公认人类文明起源于亚洲,但洲的划分并不代表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如果按照目前的行政地域划分来考虑文明归属问题,那么欧洲没有自己的文明的源头,美国的主流白人文化的历史也只有两百年,而新加坡和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的文化就更是没有根的了。实际上,人类的文明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妄言谁的历史悠久而谁没有自己的文化的根。现在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社团,或者一个人群,都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个果实。我们应该按照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来考察各个民族的历史。人类的集团是文明的载体,而且更进一步地,某一个民族集团继承了一个文明的火种,她就与这种文明合为一体,发展出独立的文明成果,使文明成为她的属性之一。

  3.古代文明历史的脉络是清晰的,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类的迁徙和征战使得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在多个人种和民族之间不断地接续和丰富。

  4.当我们谈论文明的时候,可能有两种隐含的意念,要么说的是人类的文明,要么说的是某一个民族的文明。然而全人类的文明也是由具体的民族的文明组成的;因此谈论文明总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稳定的、有一定隔离的文明,特别在涉及到文明的发源时更时如此。但是,当我们评价和分析某一种文明时,总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尺度,或体系,来定位某个具体的文明的位置。这就以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察各个民族的文明的发展和发源。当我们问:“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而没有在那里出现?”或者“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已经把各种东西放在一起去进行考察了。

  5.我们一般公认人类文明史应当从埃及人和苏美尔人那里算起,这个历史时期处在人类的体质进化完成以后,也就是最近的五万年以内。

  6.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面积差不多与中国的相等。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地演义的历史,就象在中国大陆演义的历史一样。所以不能说欧洲的某个民族的历史很短。

  (1998.5.以下缺,如果您有下篇,欢迎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