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听过一次有关本地当代文学的讨论会,会上好几位批评家居然讨论的不是文学,他们明显地走题了,走到五四、知识分子、教育和自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发言轮到我时,便接着前面一位批评家谈自由的话题说了下去,语间涉及“革命”“ 崇高”之类,我当然是在反思的意义上表示自己的质疑,并且是一语带过。后来在饭桌上不知怎么又碰上了这个话题,我依然是原来的态度,并说中国自“汤武革命” 始,哪一次不是以暴易暴还是暴。这时一位批评家用美国的例子反问我,如果没有当年的独立革命,会有今天的美国吗?这一招我来不及避闪,只好匆忙接上一句,那意思是,美国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不在于独立革命,而在于更早的“五月花号” 。一来一往,就一个回合,话题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个未能展开的话题在饭桌上无疾而终,却在我的大脑里挥之难去。五月花号,还是独立革命,这对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问题,真值得好好追问一下。因为它关系到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国家。换言之,美国所以成为美国,其精神到底是什么。无疑,“独立革命”和“五月花号”是两种侧重不同的回答。独立革命要在强调“革命”,五月花号的案底则是“自由”。那位批评家选择了前者,我呢,并非一味反对,但无疑更倾向后者。不过我得承认,前者的选择的确具有认同上的普遍性。长期以来,我们理解美国总是离不开这样两个事件: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而对美国立国之前的五月花号不是所知甚少竟至于无,就是知道了却也未必没有低估它之于后来美国的意义。我这么说并非没有根据,比如,我找来一本全国统编的高中历史教材,有关美国的章节自然是以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为主,而五月花号则付之阙如。如果说中学教材难免疏可走马,那么,我又找来一套多卷本的高校历史教材,翻有关处,依然只见前面的内容而不见五月花号的事迹。甚至又找来一本高教出版社出的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之类的书,所辑录的原件还是只有“独立宣言”而没有“五月花号公约”。是疏忽,还是有意忽略?我以为是后者。历史的编纂不可能事无巨细,有实必录,它需要编者根据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确定文字上的详略有无。因此,一段史实是写还是不写,或,是详写还是略写,事实上已经无声地内涵了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这样就不难理解现代以来我们这个有着革命嗜好的民族同时更有着悠久的大一统意识的民族为什么谈及美国则言必称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却偏偏忽略了美国所以成为美国的五月花号。殊不知,今天的美国原本是从五月花号上驶出来的。论及美国,不溯源于早期移民时代的史实仅抓住一百多年后的事件不放,这种视野肯定是残缺的,它甚至难以把握到美国的精神命脉之所在。我以为。

  不妨说一说“五月花号”吧,说一说它和后来的美国的关系,尽管它当时只是一艘普通的移民船。当这艘船历尽大西洋的波涛来到北美大陆时,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学者布尔斯廷教授所撰《美国人》三部曲《开拓历程》的卷首,以“陌生的海岸”为题,转引了当时一位总督所目睹的现场报道。这一段文字我已读过多次,每一次都会涌起难以名状的感动。现摘录部分如下:

  “他们双膝跪下,感谢上帝带他们越过了浩瀚汹涌的大洋,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安全无恙地又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大地……现在他们越过了茫茫大洋和苦难之海之后……没有亲朋来欢迎他们,没有旅店来招待他们,为他们洗尘。也没有房屋,更没有城镇可以让他们歇脚,向他们提供帮助。圣经上记载基督的使徒及其同船的难友受到野蛮人热情的接待,恢复了精神体力,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而这里更残忍的野蛮人,当他们遇上时……却是最乐意用乱箭射他们。当时正好是冬天,他们在国内知道冬天是什么滋味,所以都能想象这里的冬天是寒冷的,常有凛冽的大风和凶猛可怕的风暴。这种天气,即使到熟悉的地方也是危险的,更何况是去探索陌生的海岸呢……他们从任何外界事物中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夏天已经过去,眼前是一片严冬萧瑟景象,整个大地树木林立,杂草丛生,满目是荒凉原始之色。回望身后则是他们刚越过的浩瀚大洋,而现在大洋已变成了他们与文明世界之间的重大障碍和鸿沟。”

  这一段文字其实是一幅特写的画面,一群身无退路的基督徒们,在呼啸的寒风和无遮的旷野中,背负大洋,面向苍天,虔诚地祈祷着。他们在祈祷什么呢?布尔斯廷教授摘完这段文字后,接下来写道“没有一块‘希望之乡’看来是如此毫无希望。但在一个半世纪之内――甚至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这块与世隔绝、令人生畏的地方却变成了世界上比较‘文明’的部分。一个新的文明国度的轮廓已经形成。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当初读到这里时,情不自禁留下句旁批“这真是个迷啊!”今天再度目睹自己的笔迹,当时的感慨婉在记忆,而迷却不复存在了。布尔斯廷教授以扼要的文字其实已经点破了五月花号和后来美国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首先就要追问,五月花号为什么来北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习惯的误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就掀开了世界近代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页:殖民主义。它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是杀印地安,就是贩黑奴。这固然是事实,但不是全部。至少我如果仅仅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最初的北美移民,那么,犯下历史错误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这里有必要界分一下“殖民”和“殖民主义”的区别。殖民,在其最初的意义上就是移民,也就是说,当年移居北美的英格兰移民和我们今天移居北美的中国大陆移民在性质上并无两样,尽管各人具体的移民动机有所不同。殖民主义不然,它则是把原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带入到非属自己的新住地去。就北美早期的移民情况而言,尤其针对五月花号的移民而言,他们更多地属于殖民即移民,而无染于其后泛滥成灾的殖民主义。那么,是否可以追问一下五月花号那一船移民的具体动机呢?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当时移民的整个历史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的金银,包括冒险的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这一切都使当时的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从而产生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大意)。马克思出于他自己理论研究的需要,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阐释新大陆的殖民过程,这在马克思那里当然是合理的,问题是,它差不多成为我们审视这块新大陆所发生一切的唯一视角。事实上,美洲大陆的早期移民,除了马克思所陈述的经济原因,另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宗教斗争的背景。

  这不妨是一个对比,南美和北美的对比。同样作为欧洲白人的殖民地,南北美今日的落差是相当惊人的,这自然有许多历史缘由,但其中原因之一,我以为是当初移民们在其移民动机上有所不同。当年欧洲移民的动机主要有两种,一是为自由,一是为黄金。南美作为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除巴西为葡萄牙殖民地外),那些殖民者至少要比北美的殖民者早到这块大陆一百多年。他们所来为何?除了冒险的兴趣和企图发现通往到达印度的通道外,就是为了黄金。黄金,这个金光闪闪的字眼,自马可波罗记载他在中国大都与元朝皇帝金樽美酒之后,吸引了多少欧洲人。人们在想象中普遍认为东方是个黄金铺地的世界(这也许是“东方主义”的最早版本)。新航道的发现,原本就是冲着黄金。这样就不难理解西班牙殖民者来到新大陆“掘第一桶金”的愿望以及他们在中南美的所作所为了。我们今天所谴责的屠戮印地安人、掠夺金银珍宝、黑奴制等殖民主义罪恶,首先就是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上发展起来的。他们除了这些,似乎乏善可陈。当然,客观地说,他们同时也带去了欧洲的文化艺术和语言宗教。而他们所以选定中南美,不仅因为美洲当地两大文明即墨西哥文明和秘鲁文明都在此地,而且这里矿藏富饶,符合他们从事殖民扩张的要求。至于北美,不仅不是什么金银之乡,在他们眼睛里,简直就是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因此,16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北上来到今天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附近,没有发现他们所需要的金银之后,便又折头向南而不复往北了。因此,北美还在沉睡着,它要到半个世纪后另一批殖民者手中才会苏醒。

  当然,这另一批殖民者并非就是光明的天使,他们后来也并非没有西班牙殖民者的那些罪恶,对这些自然应当抱以正义的态度去谴责,我也无意为他们饰过。不过我以为,在当时还没有走出“丛林原则”的人类发展阶段(今天依然没有走出),踏上新大陆的白人和印地安人的冲突是注定的。冲突的结果取决于各自的力量。白人胜则印地安败,或者反过来。而后者并非没有可能。当年哥伦布率三艘船来到美洲,返程时坏了一艘,于是哥伦布就命令那艘船的船员留了下来。可是,哥伦布第二次率领船队来到美洲时,那留下的船员已被当地人消灭得一个不剩了。这恐怕是白人和印地安人的第一次冲突,如果白人不是最终仰仗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武器的话,我们今天同情的对象很可能就要倒过来了。历史总是选择强者,而道德总是同情弱者。中国秦王朝之后的“楚汉之争”,西楚霸王项羽是那样的残暴,可是因为他的失败,我们依然把廉价的同情给了他。因此,如果诉诸我的理性的话,我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就不仅仅是对白人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批判,批判人性中普遍存在着的动物的贪婪性。这种贪婪性并非白种人的专利,它同样存在于处于劣势的印地安人、黑种人包括黄种人的身上。而我也未必不需要从“自我”的角度加以肃省。严格地说,一切批判归结到最后都是一种自我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对殖民主义批判最深入的恐怕还是白人自己。1992年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五百周年的大庆之年,可是美国的一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教授却在这一年出了一本大煞风景的书《第五百零一年》,意即殖民主义还在继续。这样的批判就带有一些自我批判的色彩,我个人颇为欣赏(这里我希望我这一节衍生的文字不要被理解为对白人的开托)。

  话归本题。对这另一批殖民者而言,如其上,他们既非光明的天使,当然也不是地狱里的魔鬼。他们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或者说是一群渴望并追求宗教自由的人。尽管最初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当然也是出于市场、商业、贸易、土地之类的经济需要,这从伦敦公司、普利茅斯公司之类股份公司的组建可以看得出来。但事情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移民身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早的几批移民,他们之来北美,根本不是为了黄金,事实上也没有第一桶金等着他们去掘。他们和南美殖民者不同在于,他们甚至不是主动要来新大陆,而是被迫遣送或来此避难。五月花号的移民就属于后者,因为他们在欧洲受到了宗教迫害。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各国先后产生了以“新教”为其统称的各个教派。无论是路德教还是加尔文教,都和各国的王权势力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比如加尔文教在法国的“胡格诺派”就被路易十四宣布为非法,他们起义失败后,一年内就被屠杀两万多人。无奈,他们只得逃亡欧洲各地和美洲殖民地。同样,德国信奉路德教的教徒和信奉闵彩尔的教徒亦不为正统势力所容,他们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直至血流成河,最后也只好逃难北美。北美一时间成了这些教徒们追求宗教自由的避难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北美殖民地其实是欧洲大陆宗教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如果没有那些新教徒或异教徒在欧洲的受难经历,如果没有他们在受难之后依然存在着的追求宗教自由的坚定信念,北美殖民地就很可能落入南美那种纯粹攫取(当然也不排除攫取)的殖民模式。

  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下,五月花号的意义慢慢就会浮现出来。五月花号的移民都是英国的清教徒,其中一部分属于分离主义教会的成员。分离教会是清教徒中最激进的一派,他们要求信仰自由,认为圣经上所承认的唯一的宗教组织就是自治的教会组合。因而他们据此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教会,反对国教要求所有教徒对它的那种强制性的信奉。分离教徒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迫害,詹姆斯一世一面残杀分离教徒,一面声称,如果分离教徒和其他清教徒不改信国教,就把他们驱逐出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英格兰实在难以存身了,分离教徒陆续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荷兰。他们在国外流浪了十多年,感到欧洲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于是一部分分离教徒和另一些异教徒共计102人就挤在一艘船上开始到北美避难去了。时在1620年,而这艘船就是普通而又著名的“五月花号”。船上移民们的目的地原来是弗吉尼亚(这是北美第一块殖民地),可是海上的风浪使他们偏离了目标。已经在海上漂流了66天之久,他们实在想上岸了,于是就决定在后来的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之科德角登陆(它后来成为北美第二块殖民地)。临登陆前,这些虔诚的教徒们做了一件他们当时无法意识到其意义但却对后来的美国产生规范性影响的事,即船上的41名男乘客平等地代表自己、或代表自己的家庭签署了一份契约(因为当时妇女没有政治权利,故未签名),约定他们自愿组成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团体,其自治方式是制定并服从法律。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声名久播的《五月花号公约》。

  也是三联书店于90年代翻译出版的书,《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它所收录的对象都是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字,第一篇就是《五月花号公约》(这无疑又一次表明,认识这个国家得从五月花号始),在其解说文字的开头,编者写道“美洲殖民始于一种思想。这思想就是一个社会里的公民可以自由结合并同意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益的法律来管理自己。”不难看出这个思想正是当时分离教徒的主张,他们在宗教上就力主教徒组合上的自由与自治。之所以来北美,本是为其宗教自由――亦即以一种自己认可的方式崇敬上帝。现在他们获得了这种可能,于是又把这份珍贵的自由广之于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们就选择了自治。自治正是自由的具体表征,而它又需要法律来保证。因此,从自由出发的自治原则和法律观念都已经体现在这份作为契约的五月花号公约里了,它由此刻划出美国未来的雏形。倒过来说,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最主要的价值观念,大都可以在这份公约里寻踪。这,就是五月花号的意义,也是它与后来美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一点,美国人有着足够的认识。还是那位见证了五月花号移民们下船的总督,他认为这些移民们是“以某种方式照亮了我们的整个民族”。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等在其所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中认为,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和前此一年的弗吉利亚议会并列,“成为美国制度两大奠基石之一”。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美国人把五月花号的移民们称之为“移民始祖”。而如果仅仅从时间上来说,他们尽管是早期移民,但不是最早的移民。我手上一本50年代出版的美国史,书后附有大事年表,我查看了一下,北美最早的移民是1607年,而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却是1620年。两批相差13年。不同在于,首批移民主要是罪犯、失业者和没落的绅士,他们等于是被遣送来的。120人的移民,路上死了16人,剩下的到第二年也只有53人了,而且“几乎人人都哀叹不该到这里来”。然而,避难来此的五月花号移民同样遭此厄运,下船就是北美极寒的冬天,仅仅一个冬季就有一半人死去。可是第二年4月,当五月花号启航返回欧洲时,幸存者却没一个愿意跟着回去。这说明什么?也许,自由之于他们,真正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后来的美国人宁可认他们为始祖而弃其更前者,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可以解释为后人与前人在自由这个观念上的沟通和认同。一百多年后,在波澜壮阔的废奴运动中,一句流传全美的口号是“宁可死为自由人,不可生为奴隶”。由此可见,五月花号的自由精神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精神主流了。当然,为追求宗教自由而避难北美的五月花号和后来美国的关系更典型地体现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中(它的前身是由杰斐逊执笔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怨请愿的权利。”第一修正案从来就是修正案的重中之重,它体现了美国建国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所标举的内容首先就是宗教自由的问题。这一宪法条文果如追根究源的话,那么,它的源头只能是五月花号了。或者不妨这么说,是当年五月花号的精神走进了美国宪法。

  问题到此似乎结束了,但我分明还没有尽兴。在我的阅读中,我感到五月花号和美国还有一层不太为人注意但又无论如何不可忽略的关系,这关系似乎也有在这里说一说的必要。我要说的是,五月花号不仅给美国输送了一种精神价值,而且还给美国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形象,这个形象如此表征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一无二性。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一无二性呢?坦率地说,这个形象在我们的眼中肯定不甚光彩,因为如果我们要形容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要寻找最美好的词汇,至少也是什么什么大家庭或母亲之类,它充满了温馨。可是美国不,它留给世人的或者说它自愿扮演的居然是一个倒霉的形象― ―避难所。这个在汉语词汇中如此令人沮丧的词却构成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是不是太令人难堪。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词汇选择的问题,而是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作为美国“移民始祖”的五月花号的乘客本来就是一群宗教难民,他们飘洋过海的目的就是为了避难,而北美在他们眼中无疑是一块可以容身的避难所。所以,当五月花号的移民们向北美启动他们那自由的长旅时,就已经锁定了美国作为一所世界性的避难所的形象。比如,上文言及的德意志民族信仰路德教的信徒仅次于五月花号之后就开始避难北美,他们大都定居在今天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同属德意志而信奉闵彩尔的再洗礼派教徒于17世纪中叶以后,亦纷纷来到北美英属殖民地,他们大都定居在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至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更早在南美的巴西建立殖民地,但为葡萄牙人所消灭,后来他们北上至弗吉尼亚的詹姆士河畔,也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正是这些亡命北美的异教徒构成了当时移民的两大主流之一(另一主流则是来新大陆寻找新出路的一群)。是北美以开放的姿态收容了他们,设若没有这样一个新大陆,那些新教徒在欧洲的命运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也不难想象。所以,五月花号的移民们下船伊始就向上苍祈祷,他们是在感谢上苍帮助他们渡过了大洋并给了这样一块避难之乡。

  正是鉴于这一事实,美国的避难所形象开始在世人面前确立下来,并延续下去,甚至直到今天。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避难所,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难民、政治难民、经济难民等,不分肤色、无论性别,依然潮水般地拥往美国。那么,美国自己呢,我以为,避难意识在美国也形成了一种流贯已久的民间精神。若干年前,一艘名叫“金色展望号”的偷渡难民船在美国西海岸搁浅,美国政府欲遣送难民回国,是当地的美国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为难民们打官司,从而成功地使这批难民留在了北美。其间有许多感人的细节这里不容详表,反正我读完时是在心里替这些难民谢了一声美国。当然是美国人民,而非美国政府。避难作为美国的形象早已为世人所确认,当年独立革命前夕,英国人潘恩在他的那本叫做《常识》――《美国读本》一书亦有收录――的久负盛名的小册子中这样评价美国“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曾经成为”,这显然是指五月花号那时的情况,但潘恩却希望正在闹独立的美国能继续发挥这个避难所的作用,他以为当时世界的整体状况需要美国这样,而且也只有美国能这样。在其文章的最后,潘恩以惯有的热情呼吁美利坚“自由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已把她逐出。欧洲把她当作异己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啊,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潘恩对美国作这样的认同和期许不是个别的,这里可以再听听一个法国人的声音。我在翻阅上述提及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时,看到和潘恩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杜尔阁的一段类似的话。这位提醒美国不要“用人民自己的鲜血来巩固对人民的奴役”的政治活动家这样说“美国人应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自由的一个榜样。他们向每个国家的被压迫者所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所开放的逃亡之路,将迫使各国政府变得公正而开明。”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避难问题其实就是自由问题。或者说,避难与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由是目的,避难则是方式。这方式固然不免消极,但它所维护的却正是伯林所阐释的“消极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理论为个人划出了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内,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势力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进行干涉。这个圈子当然不是变动不居的,它随着时代历史的不同而修改着自己的外延。但无论怎样改变,圈子本身却是不容否定的。比如宗教信仰,在任何时候都是这个圈子里不得受侵犯的内容之一。五月花号的移民们正是在宗教信仰上受到了侵犯,因此他们以避难的方式出走。我把他们的出走称之为现代版本的“出埃及记”,只不过他们不是象犹太人那样奔赴故乡而是逃脱故乡。在他们眼里,自由比故乡更重要。不,也许对他们而言,应当这样说:自由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这颇象二战时避难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声称的那样“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然而由五月花号上演的“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这一幕却使后来的美国获得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独一无二性。

  此语何谓?当五月花号的新教徒和其他陆续相随的移民们并非摩西导引而出走新大陆时,当他们把这个新大陆视为自己的真正的故乡并且决定再把它建成一个国家时,可以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吸引而来,又是什么使他们象现在这样凝聚一起呢?答案没有别的,就是“自由”这个观念。也就是说,在比较的意义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形成于地缘的、历史的或种族的因素,而美国却是一个例外,它的形成仅仅缘于一种观念,或者说是自由这个观念造就了美国并决定了它的文明。观念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记得伯林在他有关两种自由的讲演中,曾引述过海涅的话,这位诗人警告当时的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因为一位教授在他书房里孕育出来的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观念是否真能毁灭一个文明,似乎还没人看见过;但它创造一个文明或形成一个国家,却已是有目可睹的经验事实。关于这一点,一位美国记者在80年代写过一篇《美国的观念》的文章(可见《美国读本》最后一篇),他在谈到美国的形成时说“其他国家都是在这样的人民中形成的,他们出生在他们的家族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地方。不论他们的政府如何更迭,英国人是英国人,法国人是法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他们的民族国家可以分裂,再建而无损于它们的国家的地位。而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读完它,深为折服的同时,唯一想作更改的是,这个观念首先缔造了美国,其次才是美国政府。政府永远不是主要的。两年前,读秦晖先生文章时又得知,美国资深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90年代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观念形态所形成的国家,这个观念形态可以用五个词来表达,第一就是自由,其后依次是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不干涉。鉴于这个国家的观念性,李普塞特进而认为,美国公民身份的真正确认就在于他或她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而这一点,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似乎表述得更明白,他认为,由于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以一个出生于英国的人不可能是非英国人。而美国作为观念性的国家则不然,凡是“拒绝美国价值观念的人就不是美国人”(旁插:前不久,我还真的遇上了一个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其人在大陆渡过童年,49年随家去台湾,70年代又移民北美,现在早已是国籍意义上的美利坚公民了。由于他刚从台岛来此,言谈中愤愤于那边民选过程中的黑金政治,认为这种情况甚至不如专制。闻此,我便在心里说了一句,他不是一个美国人)。

  以上的篇幅,从五月花号的意义到它和后来美国的关系,包括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它的特殊性,以及五月花号公约和美国宪法的某种关联,已不难看出两者间的前后因应。五月花号之于美国的重要与必要,至此已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文章结束时,问题就剩下开头那个“独立革命”了。我让它受了冷落。对此,我仍然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并非低估它的意义,并且认为从根本上说它也属于五月花号的精神谱系。那“声震全球的第一枪”,依然是为自由打响。更重要的是,独立也好、革命也罢,其实和当年避难一样,都是自由的方式。既如此,我就不能象过往那样只注意独立革命而忽略五月花号。不过,在本文开头,我有意造成了五月花号和独立革命的貌似对立,其实,除了是对前者的强化外,我要表达的意思恐怕更在于:如果撇开五月花号式的自由而谈什么独立革命,那么,本世纪以来,非洲大陆、中南美大陆、包括亚洲大陆,那么多国家都革命了,也纷纷独立了,可是,后来呢……?

  注:文章写完,却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念及五月花号的移民们为其自由而横跨大洋,历时两月,可谓路途迢递。然而,三百多年过去了,自由在地球上的路依然没有走完。真可谓“自由的长旅”。无以名之,姑且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