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绕不过去的“深水区”,“猫”、“摸”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现,改革从过去的走捷径、绕障碍、占“便宜”变成了硬闯关、付代价。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事业职工的下岗和丧失社会保障,对中国社会来说,这不仅是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难题。在毛时代,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地位相当特殊。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地位相当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具有与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相似的特点──地位稳定、收入可靠、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历经动乱而不失稳定,就是因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城市中,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然而,今天在中国,这个昔日的“中产阶级”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很多人收入水平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目前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与此同时,变动中的社会里却未形成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新中产阶级来取而代之;仅占人口少数的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和比例极小的白领贵族,远不能承担起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失去了维持其稳定的基础。

  虽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原来的“中产阶级”却迅速沦落,新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这从侧面说明,改革以来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经济发展成果的大部分都被少数暴富者攫取,凡是了解中国现实的人十分清楚这一点。起初,这种财富分配机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还未显示出来,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明显地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当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低下时,必然出现社会消费力萎缩、市场萧条、企业开工不足、亏损加大、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结果使“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绝对贫困的人口也随之增长。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随着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境遇每况愈下,而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却愈演愈烈,很自然地会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那些当年他们十分熟悉的政治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这一切似乎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毛时代的极权专制程度远高于邓后时代,但当时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还是设置了群众表达不满和监督官员的日常渠道。在意识形态上,“反潮流”或“造反有理”的说法使得群众的监督批评“合法化”;“过七、八年再搞一次运动”的政治承诺,令各级官员总是如履薄冰;群众运用“大字报”这种受当时的政治和宪法保障的权利,虽然至多只代表了小范围的言论自由,但还是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所以,即使那时总体上社会处在绝对的极权甚至高度恐怖之中,群众仍然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对官员的行为实行颇为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中共官僚集团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使他们在毛死后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推行了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超越党的机构、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废除了毛泽东给群众设置的那些渠道,邓小平上台不久就修改宪法、取消了“四大”等群众权利,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今日中国人所获得的自由当然不可与文革的当年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是因为当政者放弃了阶级斗争这种政治运动手法。文革时期中共官僚集团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受到广泛的冲击,这使他们从过去专门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从此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原本要“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于社会之上,政治高压就失去了施威的基础,政治恐怖也无法继续发挥充分作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比毛时代自由宽松一些了。但是,当政者仍然绝不允许民众“犯上”,如果民众中的一些人违反了这一点,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立刻就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宽松也从此不存在了。虽然当政者放弃阶级斗争后,群众获得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监督制约的权利也被取消了。一些群众今天可能会认为,阶级斗争是当年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也可能是今天他们想得到的、也是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他们甚至会因此而产生再次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满,它就会寻找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一味地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社会不满;相反,这就如同把加热中的锅炉的所有出口都焊死,最终只能引起爆炸。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正常化、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就可能有人把目光转移到造反上;而中国的毛式官方意识形态又恰恰充满了鼓励和指导造反的理念(目前被尊为“四个坚持”之首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最适合造反者需要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强调了“造反有理”,而且包含了具体的造反动员方法及指导纲领),目前社会不满最多的这一代人也正好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反复教导和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普遍熟知这些教条。今天,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当社会不满寻找凝聚共识的旗帜时,它能找到什么样的具有社会基础的理念呢?很不幸,恐怕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可能成为当今群众政治共识的基础。近年来文革歌曲和影剧重登艺坛,怀念毛泽东的种种自发性活动,能在这一代人中获得反复的回响,已反映出一些初兆。

  从目前看,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危机,十有八九将在经济领域发端,并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机为先导。那时,一旦金融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变成废纸,生活陷入无着,人们的反应将不仅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用品,很可能还会祭起毛泽东思想要求社会性的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们多年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其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都被转化为国有资产。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相信、而且也多年来亲身体验过,国有资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稳定生活、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其他福利,都由这个国有资产来支付和保障。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在改革的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突然被告之,国有资产从此与他们无关了,过去他们被用“大锅饭”惯坏了,现在改革了,他们只能自己养自己,国家过去许诺的保障不算数了。正当这些职工们痛切地感受着被抛弃的凄凉时,他们又目睹着那些号称是人民勤务员的领导“同志”或“头头”们,挥霍瓜分着那关系到群众存亡的国有资产,中饱着私囊。职工群众可能一开始只会心中怨恨、口头抱怨,一旦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最后的安全保障时,多年积累的全部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并爆发。

  不难想象,职工群众很可能提出一种合理的要求,即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支撑未来的生活。到那时,不管是准备推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还是用国有资产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或是回到毛时代的国家统一负担的模式,都需要重新清算国有资产。如果政府不进行这种清算或者其清算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很可能会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企业的国有资产,甚至在这一名目下接管企业。然而,只要这种国有资产的清算不是黑箱作业,立刻就会让触目惊心的真相昭然天下──所谓的国有资产早已被淘空,只剩一个空壳了。其实,对大多数职工群众来说,不专门核算也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就已是这种状态了。

  那时,如果群众诉诸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最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就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老口号──剥夺剥夺者!群众中这种自发的要求最初可能会打着“反腐败”的旗号,面对他们的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谁也没有什么理由、更不敢出来阻挡。结果,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可能会自发地组成形形色色的国有资产“接管”组织,去解决本地本单位的国有资产(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资产)的流失问题。凡是了解毛式群众运动的人,几乎不用太费劲就可以设想得到,这种“剥夺剥夺者”的群众运动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不难在脑海中展现一幕幕非常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斗、哄抢、群众专政、红色恐怖……只不过是把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而已(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领域),那将意味着一场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文革”。

  在这场可能出现的“经济文革”中,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呢?结局很可能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不会仔细分出青红皂白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早就提供了一种简单分明的逻辑──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有钱人,钱就肯定来得不干净,不是靠腐败,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这场“经济文革”的最终结果将是又一次穷人对全体富人的剥夺;在中国刚开始发育的企业家阶层会因此被铲除一净;而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哪个人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将大部分被打成“腐败份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温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打倒和群众专政的滋味。这种全社会范围的清算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农民,也会利用社会失控之机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因自身受到过迫害而实施报复。他们可能清算干部贪污和挥霍集体财产的罪行,进而可能把清算扩大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年“土改”时斗杀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现,“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可能再次横行乡里。

  毛泽东的哲学中,充满了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可以用来有效地破坏一个现存的社会,但它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如果让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再次还魂,即使一开始只强调反腐败、反社会不公,发展下去的结果很可能是,这一意识形态体系里内生的许多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方针政策在中国社会中还有部分思想基础,它已失去了社会和经济基础,因此无法完整地复活。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再度活跃不但无法稳定社会,相反却可能造成持续的混乱。既然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目前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是十分清楚的。也许那样做暂时还有利于执政,但是,谁能阻止群众把这个实际上只剩空壳的意识形态当做旗帜来挥舞,谁又能防止群众用这虚幻的思想体系去检验十分严酷的现实呢?无疑,毛式意识形态这种护符之眼前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乐于“造反”的,往往是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就是群众自身,而若能避免群众运动,则群众本身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如果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参与重大政策的选择并对权势集团进行监督,是应该能避免“经济文革”那种可怕前景的。人类社会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制度文明,完全可以使中国从“造反”的老路上解脱出来,中国的民众不一定非得再度回归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现在的高层虽已远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神实质,但因血缘认同而本能地对毛泽东仍然保持着不设防心态,同时却将西方式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九十年代里,它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中国的民众本来就对民主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所迷惑,从而为了“生存权”宁愿放弃“民主”。八十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未能从改革中受益有关;而在九十年代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部分知识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利益分配之外,而是有了分一杯羹的可能,于是很多人放弃了八十年代的激进立场,开始唱“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毛泽东的思想早就渗透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一种集体下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而千年专制却把中国的民众远远地与民主隔绝开来。中共虽然能将民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和对异议人士(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厌恶,但是这并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并未把民众变成它自己的同盟军。于是,充满了不满情绪、而又不懂甚至厌恶民主政治的民众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并且学着以毛泽东教导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但运动中民主的因素却如凤毛麟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仔细分析那次运动中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而那时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则并不是出自民主诉求,而是与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如果真的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了危险、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就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更应该去学会用民主消灭毛泽东的影响,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福音。 对今日的中国来说,重归毛泽东远比推进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宽容、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当明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他们带来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亦同样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当然,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它也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会大于一党专政给他们的保护。因此可以说,中国只有尽早、自觉地向民主和法治社会转型,才能在不久的将来免遭“经济文革”的疾风暴雨。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主主要指其理念和精神,并非狭义理解的照搬西方制度。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理想,不是照搬西方就能遂愿的,必须找到适合中国的方法──那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务之一,而且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甚至没有开始找,那就更应该争分夺秒。

  (本文系《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潜动》的第五节,全文将刊于九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