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与红卫兵:工厂造反派的两种类型

  文化中国网站:

  我也是粗读了李宪源的这篇文章。当下社会上,文革造反派普遍被视为邪恶的反角,对于批评此种流行的脸谱化观点,李兄的文章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要防止走到另一极端,把造反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广西吃人风潮》这种极端的触目惊心的个案,想一想那些被异化了造反派,不至于把对造反派的公正批评都说成是“妖魔化”。

  造反派中有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造反派的目标与价值趋向也有变化。我当年还当过一千多人的中型机器厂的造反派大队队委,车间的副队长。我是过来人,全程参与了文革。无须通过历史史实考证与索隐方式,才能得知当年的实情。

  就我们厂而言,造反派中可分为“痞子型”与“红卫兵型”两类人,前一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是历次运动中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工人,包括出身不好者,被领导认为调皮捣蛋者,有生活作风问题者,“四不清”份子,不守工厂纪律者,对现实不满者(即对领导不满者,不听话者。)以及少数有自由思想的人,等等,上海“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耿金章,以及毛泽东当年所称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潘司令”潘国平,即属此类人的代表。此类人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即走向边缘。由于有种种前科或问题,有的再次成为新的受迫害对象。

  工厂里的第二类造反派,是一些工厂里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工厂刻板枯燥乏味的生活极为厌倦,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他们宣泄这种受压抑的青春激情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正如学生们为反对考试而起来造反一样。颇有点“后现代派”味。但不幸以毛的激进左派理论为实现自己摆脱乏味僵化生活方式的手段,他们多少有些学生腔,文化程度较高些,能文会写,与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工厂里的“红卫兵”。就我厂而言,这一类人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三结合的对象,革委会中掌了权。四人邦被清算以后成为“三种人”而被整肃。此类人中自由思想者绝少,他们真正是以左为荣,千万不要以己度人,以为他们是民主派的先驱者。

  第一类人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价值可以说格格不入,他们是作为现实的求生者揭竿而起来造反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们只是文革中的毛泽东的同路人,是真正的痞子运动家。

  由于大众与官僚之间的社会矛盾长期压抑,文革初期痞子的造反,爆发的能量甚大,于是,毛与造反派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互动:毛则误以为他的平均主义理念受到工人阶级群众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于是更相信他的平均主义是深得人心,有社会基础的,(其实痞子们并非响望平均主义的世界,而是要求生存权与不再受到政治压迫。这一点新左派诸兄可能会十分失望。)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痞子们的造反支持,又使人们误以为毛就是为民请命,帮助老百姓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这种奇特互动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起钥匙。

  痞子中的最有心计者由于造反受到毛的支持而得益。有些人成为权力暴发户。你只要想象一下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时代,农村痞子运动是如何与布尔会维克革命理想家合流的,就能很容易理解他们。“红卫兵型”则是毛的极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是文革中的左派打手。建设性极少。然而,在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与残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反文化”方面,这两类人中都涌现出不分伯仲的冠军级人物。文革中我们厂自杀者就有十余人。

  我的经历很特殊,运动初期贴了第一张炮打党委的《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于是我这个艺徒在厂里一举成名,现在想来,其中既有一种跟毛闹革命的浪漫激情,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风头主义。就具有学生腔的理想精神而言,我应属于第二种类型即“红卫兵型”,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是“上海工总司”派,可以说属于痞子派 。本人有朦胧朴素的自由思想,文革初期就读过南斯拉夫工厂自治的批判资料,深受其民主思想的启示。于是有意无意中,把文革朦胧地误解为通过反对官僚主义来实现人人能政治平等的理想社会。后来发现我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斗批改越深入,平均主义越制度化,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越低落。我到了运动后期,便成了消遥派。然而我所为之投身的文革并没有放过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为“修正主义的小爬虫”我又成为整肃对象,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我手头要做的事太多,宪源兄的文章我只粗读了一下。对此问题也不敢深入。总之,此文较他原先写的一些网文要深入一些,材料也丰富一些。这样研究下去,我认为在学术上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态度是求实的严肃的。是可以进行讨论与相互切磋的。李兄身居海外,心忧祖国,真君子也。然而说实在话,对李兄过去写的那篇《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革未必是灾难》一文,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功秦 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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