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豪杰“傅大炮”

  谈到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鲁迅、储安平、陈寅恪等等。 他们似乎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就是与政治保持隔离的智慧。有没有一种知识分 子,既坚决地拥护政府、站在政府一边,又守护其独立立场,不失其批判意识呢? 想来想去,在现代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像非傅斯年莫属。

  傅斯年是史学大家,也是最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 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 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当然是讲自由的,但这 一自由,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是法治下的自由。而自由的法治秩序,又不能依靠理 性的设计或革命的暴力所能实现,只能靠社会的自然演化,在有序的变革中逐渐达 成。因此,自由主义往往不愿与政府作对,只要政府不是迂腐到了愚不可训,自由 主义者倒是常常好为“帝王师”,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地推行改良。

  傅斯年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从大革命时代起,因为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 院长的缘故,与国民党就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他的老师胡适 由于与国民党过不去,在上海提倡人权,受到政府的打压,傅斯年倒是一门心思扑 在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上。他知道,在中国,要搞学术,首先要有一个 安定的环境。而中国的政治,若离开了国民党,便等于没有了政府。国民党不是没 有问题,但还算差强人意,有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好。[注1]由于他重要的社会地 位,傅斯年到40年代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和立法委员,与最高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在 常人看来,也属于政治上腾达一类了。不过,傅斯年的拥护政府,绝非没有底线, 如阿谀之徒一般。他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道尊于势”的原则。本来, 傅斯年在社会上并不出名,正是国民参政会的大舞台,令他成为令人敬佩的公众人 物。所谓参政会,说起来也是一个“说了也白说”的质询机构,但既然被请了来, 自然不会以唱唱“我们是光荣的参政党”为乐事,各路人马演起戏来,却是真枪实 弹,有声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最痛恨的对象除了反科学之辈,就 是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腐败。常常带头发炮,打得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因此有了“ 傅大炮”的美称。

  罗家伦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面说:“孟真的 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 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

  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注2]傅斯年的天性嫉恶如仇, 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骂。一般名人到了他这个身份,就颇爱惜羽毛,胡 适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着性子,坦然地说:“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 无愧而已。”[注3]抗战结束,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接收北大,坚决拒绝与伪北 大的师生来往,别人觉得有点过分,他却固执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 不应该!”[注4]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的不宽恕。每次 提到罗振玉,必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不过,这些还是区区小事,“傅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中国两个最显赫 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两位掌管了国库钥匙的党国要人,在先后 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不仅纵容手下人贪污,自己也大捞好处。因为有最高领袖作靠 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愤怒地说: “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 真正帮助政府。”[注5]他的后半生,几乎大半的精力都在与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 搏斗。陈沧波将这场斗争,形容为“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注6]士大夫阶 级没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识,天然与既得利益者势不两立。傅斯年,很有 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 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注7]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籍, 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 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 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

  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 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 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 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 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 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这位 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 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 士大夫的责任感。”[注8]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 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注9]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 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籍,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 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 要把他请他政府里面。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 爱国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 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 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 用。”[注10]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 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候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 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 “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斯年 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 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 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 [注11]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 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 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 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 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注12]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 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因为是国民党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对这个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 楚。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开首,就深有感触 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 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注13]他认定,国民党堕落到如此地步,主要 就是由于孔宋这样的腐败势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 得利益。他以绝然的口吻说:“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 必须侵犯既得利益。”[注14]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傅 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没有像时下中国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 由主义理解为“自由竞争”、“财产自由”、“发展至上”等几条向权势者或新富 翁献媚的市场教条,他对欧洲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反思,认为19世纪的自由 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一切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变质了。“自由主义是一种人 道主义,只缘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 义”。[注15]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四大自由”的罗斯福新政,是英 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

  他有一段名言,特别反映了内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 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 不要住。”[注16]中国是一个既无自由也无公平的国家,偏偏又是他生于斯、长于 斯的地方,他无法抛弃它、离开它,只有为了心中的理想去呐喊和奋斗。他对孔宋 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不惜豁出只身,与之搏斗。

  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 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人似 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主张“现在改 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 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 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 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 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注17]胡适未免天真、自信了一点,在这 方面,还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蒋表面诚恳,实质是只懂压力,不知其 它,特别是美国人的压力。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 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注18]

  抗战爆发以后,蒋礼贤下士,常常召见傅斯年垂询国事,他成为最高领袖厅里 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并不因此而膝盖骨发软,大唱“英明领袖”的颂歌。纵然皇 恩浩荡,依然一身豪气,大施压力。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 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会后,蒋介石亲自请傅斯年吃饭, 为孔说情。席间有这样一段精采对话: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得任,那么,砍 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注19]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 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国民党内士大夫阶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这场搏斗,说到底只是一场没有胜利的 悲剧。政治的体制不变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纵然孔宋被赶下台,还会有 新的腐败势力孳生出来。在这方面,傅斯年未免士大夫了一点。他相信精英的道德 感召力,相信曾国藩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认为“ 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注20]他真的那么自信? 真的以为一二个人的道德勇气可以改变风俗、整治吏风?当然,这也是一种豪杰气, 一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悲壮精神。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 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不过,它在中国失传实在太久了。

注释:
[注1]参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 日。
[注2]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注3]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0年版。
[注4]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1976年。
[注5]同[注2]。
[注6]同[注3],第319页。
[注7]参见钱穆:《中国知识分子》,《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 版。
[注8]转引自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8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注9]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4册。
[注10]傅斯年:《上蒋主席书》,《傅斯年全集》,第7册。
[注11]参见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1-192页,香港中华 书局1983年版。
[注12]同[注11],第172页。
[注13]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斯年全集》,第5册。
[注14]傅斯年:《黄祸》,《傅斯年全集》,第5册。
[注15]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傅斯年全集》,第5册。
[注16]傅斯年:《评英国大选》,《傅斯年全集》,第5册。
[注17]王凡森:《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台北《大陆杂志》,第93卷 第3期,1996年。
[注18]同[注11]。
[注19]屈万里:《傅孟真先生琐事琐记》,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第279- 28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注20]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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