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复印寄来的你社老张编辑给拙稿的审读意见我已收到,看后很感动。我没想到在普遍媚俗的“信息社会”或说“传媒时代”里,一个地方出版社的编辑竟还有超拔的境界。我们一方面不满意文明知识的结构在中国分布不均匀,一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少数几个大都市有幸成为首善之区的优越地位。于是,以首善之区为中心,一层层推演开来,知识、真理、权威、资本等就由中心创造出来发布给边缘,世世代代,人们仰望中心,尊崇中心,渴望进入中心,亲近中心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几乎没有人想过,那些在遥远地方生活的人们仍有可能是有福的,是受神眷顾的(甚至有可能更有福,更有生命的成就)。老实说,我甚至是遭遇到了一种惊喜,遥远地方人们的知识的展开如此纯粹,我们这个老大的民族的精魂在大地上仍有它的吉光片羽。审读意见虽短,但老张居然还借题发挥不少,借谈拙稿以写个人心路,傲岸、精神、见识、岁月等俱在其中。这怎不叫人感动?

  我猜想老张一定是无数无名的中国人中最有代表的那一类人。受过这个民族的教养,然而创造的无限伟力在环境的奴役和异化双重折磨下、在迟迟不得发扬的情形下萎缩至无有,其知识、抱负的流布冲动在极权专制的生存状态里不仅无力扩张流传以达至均衡反而连自身的新鲜纯粹也日渐丧失。无数代的中国人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文明知识结构如此不平衡,反而听任蒙昧长久地占据人们的心头。有人以为自古至今,中国广大的国土给人类贡献了保存了庞大的基因群,在古代,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今天也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是,以质量论,中国人的贡献恐怕是可怜的,思想家、艺术家、诗人、政治家、科学家……与其他民族比是九九的;以人的生存秩序论,中国人更是难以骄人。黎鸣曾作过统计发问:为什么中国的思想星光如此暗淡?西方人为人类提供的思想明星在他那里简直多得无法统计:路德、哥白尼、培根、笛卡尔、休谟、洛克、牛顿、哈维、康德、穆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 而中国人为人类提供的只是一些复述孔孟思想的士大夫官僚,他们的思想只会比孔子、孟子更虚假僵化,他们是一代代所谓的新儒家、道学家、向左看的革命思想家: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中国创造文明数千年所获得的个体的生存秩序竟不如别的民族一二百年所创造的环境更适合人性和人的生存发展。

  我的一位极其自负的年轻朋友曾由衷地感慨,像他这样的人给维纳提鞋子都不配,同样是人,同样爱思索,可是别的民族的个体成员如维纳、爱因斯坦们的思考的密度、深度是中国人难以想像的。这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有问题,而是中国人的悲哀、不幸和报应。我年轻时常看见人们眼里闪耀着理想的光,尤其少妇们怀抱着她们的爱子而憧憬着远方,我就有莫名的感动,仿佛也看见了美丽和希望。但现在我心中只有悲凉的沉静。真的,一个民族的十几亿人,每个人青少年时都有的热情、抱负、才智,一旦发扬,比起俄罗斯、犹太民族这样苦难的民族,不是可能产生多得多的大师,不是早已提升了人们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可事实不,我们世世代代这样沦回下去,我们很少给人类提供什么,我们提供的只是合群的大,和合群的自大。真的,我们是庞然大物。“不要低估我们统一祖国捍卫主权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中国人今天说不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你也许没想到你寄来的材料引起了我对老张的想象和同样的借题发挥。我想象老张年轻时的张狂(也许不下于胡一刀),他那时一定有着也许他今天自己都已忘掉的具体的、抽象的、朦胧的、明确的、激励过自己、感动过自己的理想,如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默默无闻的编辑了(虽然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也许因为他不懂世故,权力、资本、时尚这些既强力扩张又超强巩固自己的东西与他绝缘并歧视他、打击他,他的理想、才华烂在心里并为岁月淘洗掉了,他也就成为无数无名的也是无用的中国人之一。是明智地顺应了社会的规矩人,是老实的黄牛,是从某一时刻求做奴隶到终于坐稳了位子的奴隶……我想象老张,仿佛无数逝者的今天和无数青年的明天。我的心情难以言喻。但是,应该向老张表示祝贺的是,我在简短的文字中读出了通达的精神、对于民族和类的关怀的不死的激情。我若能见到老张,我会为此表示我的敬意。正是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国人,组成了绵延至今活在人心中的中国。我会告诉他,作为一个人,他足以自傲。

  但是,我给你写这封信,更重要的是想请你转达对老张部分文字的一点感受,因为人可以自觉功行圆满,人也必须自我规定救度,老张的人生境界无须我来饶舌评断,但人的言路和思路却需要声援应和。老张说“中国人似乎个个都是‘政治迷 ’,从理论基础到社会心理都不能自禁地跟着政治风向转”,我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倘若把这一层意思分解,可对中国人作哪些说明呢?媚俗者、趋炎附势者、做戏的虚无党、无执着定见的风派。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没有出息没有长进的现实就是这些全体中国人造成的,是全体中国人作恶的结果。作恶的动机虽可分为主动和被迫(专制下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抗拒腹诽的自由),但同样成就了作恶的机制。主动者固然可恶,被迫者也难逃罪责。二者同样丧失其为人的本真。用汪丁丁的话是,中国人因此竟从未知晓人的舒展自由的境界。在这方面,更应该讨伐的是作恶的机制,所谓的制度,我们社会的性质。正是这一社会环境,世间秩序,使中国人有了人的自觉仍不愿不能做一个人,使中国人做人的成本不仅远远高于作恶的、做奴隶的成本,而且做人的成本几乎是中国人所支付不起的,做一个人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中国人因此缺乏长远的目标,一切均是当下的,浅近的,以即刻占有为最高标准的。这种集体记忆和民族心理使得在流行文化还没引入之前,中国社会就有领风骚数年的明星了。从工农兵、解放军到大学生,从劳模、十杰到英雄,社会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出偶像楷模以供人们学习之用,侵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侵占人们的私人空间,真理、做人的价值、意义、生命的活动范围、智力和感性的探索之路就这样由上而下派发,由上而下来的和由外向内来的世界就成为绝对的世界,中国人相对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因此不得发扬,中国人因此不得自由地舒展。久而久之,中国人竟不知道人世间有人的自由的欢乐。

  老张还写道,只是,科索沃战事大概使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改变了一些看法。他以及我均曾那么热烈地歌颂过当代西方文明……面对今天他们投在南斯拉夫的炸弹,真有点儿不知所云的感觉了。正是这些文字促使我写这封信。我能想像一个老编辑在岁月里建立起来的内心完整的秩序被炸毁的情形。我不想安慰老张。老张说得对,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在北京,我遇到的很多人都唉声叹气不知所云,还有人甚至对文明和人类产生了幻灭和绝望。我也不曾安慰这些人。

  我们可以做的事在于,分析我们的内心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分析我们的内心秩序是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对美国及西方文明的态度、认识说到底是来自于也反过来决定影响了我们立身处世的情境。我想,老张和许多像老张一样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秩序,只是因为对现状的不满对西方文明的成就的钦慕而建立起了这种秩序。我们对此岸世界的不满的证据之一就是彼岸世界的繁荣、自由、公正。我们热烈地赞美西方文明,既然西方人能创造出大地上繁荣的世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更是国门开放的结果),我们获取彼岸世界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对彼岸世界的满意程度越来越低。经济学家们说,美国是好,可还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好。文学青年们说,市场经济是恶的渊薮,要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啊。作家们说,神不在异国。学者们说,西方无大师。科索沃战争则给了中国人否定与之相处的西方文明的天平上增加了最重的砝码。

  但是,中国人否定与之相处的其他文明并没有解决如何自处的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中国人忘记了自处是一个问题。西方文明的复杂性使我们由对自身状况的不满变为还算满意。心理学一再证实对于外界事件的专注会如何减弱我们对于自身处境的感觉。但我们不仅减弱了这一感觉,甚至忘记了曾有的感觉,以新的认同适应现状的感觉代替了曾有的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感觉。

  仅仅因为我们热烈赞美的文明暴露了不为我们理喻的复杂一面,我们就否定了彼岸世界的存在。甚至说,这种对于共处的否定和对于自处的遗忘并不是严肃的,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消失使人的仅有的一点认真正大也失去了,一切变得轻佻起来,一切变得无所谓了。

  这种把异族文明当作彼岸世界的思维心理也反证我们并没有解决过彼岸世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内心里虽然一度坚定,但我们并不以为有一个彼岸的超验的世界在。我们内心里建立起来的生命秩序也就不足以抗击外界秩序。我们内心里从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分别,我们有的只是现世是否能维持下去,我们是否能活下去。美国人的炸弹轻易地炸毁了我们的内心秩序,这一秩序是否坚固、在纷繁的中国问题面前能否算作一内心秩序就是大可怀疑的。什么是内心秩序?是随时日迁移不曾更移的人生境界,是不为时间地域权势所能占有或放弃的生命伦理,中国人早就对这一彼岸世界有过精彩的体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是,今天的我们或更多的世代的中国人从未有坚定如基督,“我的王国不在这一世界”,从未有怀疑如鲁迅, “在天国里看见深渊”……一旦彼岸世界有了问题,我们就回到了此岸世界:还是有国家好啊,它保护我们免受异族的轰炸;主权多宝贵啊,做奴隶比丧家的狗要好十倍。西方文明作为彼岸世界的幻灭,使我们此岸世界的存在更有理由,更无法无天了。我们貌似抓住了文明的恶魔真凶而以为天下太平此岸太平,我们把真正的恶魔放过了,我们甚至与狼共舞,与魔欢庆。纵使仍有明眼者明了此岸世界的阴暗惨苦,但他们绝望于文明的无望,以为文明发展至今已“不知所云”,文明坎陷得 “花果飘零”,他们从未想到“地球还在转动”(伽利略语),大道可成肉身。

  在对待90年代以来的彼岸世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的判断也过于轻率了。我们把自身的存在过于寄望寄重于西方文明,仿佛其性质其优劣好坏关系到我们的江山社稷,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因此很少踏下心来认真地建设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一切不过在顺应这个世界。我们混淆了在任何一文明中,权力、知识、公正等并非是数位一体的。真与善并不完全一致,历史的逻辑与现实的逻辑并不统一。可是,科索沃战争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发生了这么一回事,我们就立刻把西方文明一锅端掉。我记得林达谈论美国,有一个现象即是,在美国,只有华裔人群对美国政府是敬畏的、感恩的,而其他族群,都是一肚子的不满。连美国的民众都能与权力保持距离都能蔑视权力,为什么我们的知识者要把权力与文明混为一团呢?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是类似这样的意味深长。要么五体投地地崇拜,要么当作不可理喻的恶魔。我们抱怨别人妖魔化我们,可我们妖魔别人的时间之长、态度之坚决,比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资本主义,我们几乎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避若蛇蝎,而宁愿亲近有切肤之痛的等级制和专制制度。我们宁愿接受等级制和专制之酷也不愿要“资本主义的苗”。哪怕我们在享受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好处,我们也像有责任感的大家长一样拦住十几亿人,谆谆教诲他们要反抗全球化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仍竭力攻击我们一点儿也不曾体验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法治,也不愿否定我们自身的封建的、专制的、暴力的病毒。由此不难明白,我们思维和受愚的误区所产生的结果是如何荒唐、卑劣、惨酷。

  此外,由于此次我国政府对北约作为的不满没有站在北约一边,甚至站在对立一面,由于科索沃战争的特殊意义使之牵动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为生存、为尊严、为人权、为主权如此纠结,使得敌人的字眼既暖昧又明确。为那明确的,我们反对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我们因此伤透了心,绝望幻灭。有人甚至再次喊出了世纪初国人上当时喊出的强权战胜公理的口号,有人甚至以为美国的邪恶可怕成为我国人民生活幸福的大敌,仿佛美国就是天生与我国捣乱,成心不让我们好好生活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个人以为我们的同志其思维甚至不如我国政府。因为明智的我国政府总是把敌人同敌国的人民区别看待,我国政府总是善于把敌人当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小撮而抓住其本质而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即胜利感的,我国政府总是把敌国的人民当作希望所在而从未气馁绝望的……我们甚至也不如一些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在公开同美国叫板时,在要求我国民众为他们的后盾听其将令对美国说不时,能够公开称道美国的制度文明比我们的要优越。即使我们智力愚钝不及我国政府,勇敢不及民族主义分子,我们也该明白,科索沃战争的复杂性是不能跟人起哄以简单的黑白分明的立场表态的。倘若我们仅因霸权对弱小民族劝架后的狂轰烂炸表示绝望幻灭,那么,数百年前,我们的格物致良知圣人王阳明成千成千地屠杀苗民该如何解释,一百年前我们的爱国将领左宗棠镇压回民该如何解释,今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对其因饥饿、专制起而反抗的人民进行的无情的荼毒该如何解释……仅仅因为世界性的关注,现代技术把科索沃战争放到我们的心里眼前像游戏一样播放,我们才调动起我们内心里朴素的感情、高尚的理性赞成或反对。我们很少以为自己是受愚昧,接受的信息不全面,我们还以为支持美国及其北约的全世界及其人民或受骗或受利益权势诱使。比较专制独裁,民族仇杀更难以化解,同样是对进展至今的文明的挑战,这方面秦晖先生有精彩的梳理,民族仇恨总是有其历史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此时的人道倾向而视而不见彼时的非人道的民族仇杀。

  更何况,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文明秩序在维护生存和发展中,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无论大至国家,小至个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哪怕唯利是图者,也必须遵循这些原则共识,否则就是颠覆文明和人类的无赖行为,是反社会行为。但人类社会总免不了一些狂妄之徒和害群之马,他们出于个人的极端私欲,以社会和人类为其欲念对象。他们就像贼一样,搅乱了社会秩序。这就需要警察的干涉和制裁,否则世界就不可能有自由和和平。例如今天一些国家的种族灭绝政策,对于地方自治、住民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粗暴干涉,在文明世界里都是明目张胆的犯罪,像贼一样不应被包庇、放纵。

  杨小凯先生曾为此分析警察、小偷和观众的关系。“偷盗应受罚”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人类社会准则,形成过程非常复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准则并不被社会公认,印第安人之间“拿别人的东西”不算“偷”,在今天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政府偷抢民众财产的行为也不算是偷,对社会个体实施惩罚时兼及抄没家产也被视为平常的事。即使偷盗应受罚成为了共识,人们一般有着“搭车”心理,谁都希望惩罚偷盗行为,但谁也不愿当警察执行这一原则,谁也不愿意交税出钱雇用警察。当有了税收制度来养警察来执行这一社会原则,警察所需的权威创造了垄断公权力的机会,警察也会利用此权力偷窃公民财产。更何况,警察执行责任时,常不可避免会有残酷的一面,坐牢限制了人身自由,错判(科索沃战争误伤平民等事件)造成了非人道后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常常会有人道同情而不究既往、忘记盗窃的罪行,这样就使得司法制度不具有公信力,盗贼会因此猖獗。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公正的警察四处不讨好。

  在人类历史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统治者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等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里,对违反原则共识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即必须有利整个共同体的发展,否则就是历史的反动、倒退。这些关系准则都在发生变化,都在得到修正,当一些关系准则发生冲突时,会以后来确立的准则为准,显然,修正和后来者优先都是一个共同体文明、进步的标志。例如,各民族对个体生命的刑罚都经历了活埋、宫刑、肉刑、死刑、废除死刑……等繁杂的演化,各民族都经历了皇帝、君主、民主等时代,今天,连专制独裁政权都不敢公然反对民主,不敢再称人民为臣民或子民了……不消说,这种文明的进步是以欧美文明为最的。我国向来被讥为没有时间的国度,但自从“睁眼看世界”之后,我们今天虽仍有人娶小老婆,但没有人敢公然炫耀自豪了;我们虽仍想以迷信蒙骗别人,但我们已只能打着科学民主等等好的名目才能进行了;我们虽然骨子里仍轻贱知识,但我们已经懂得喊出知识经济或科教兴国一类的口号了;我们在“首长”几十米远的地方就不由自主地弯腰失去了底气,但首长是和蔼地说着他跟大家一样是人嘛……我们也在进步哩。

  世界历史尤其是欧美文明的发展过程里,起源于17世纪和在19世纪为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国际社会选择了后来确立者优先的原则,并也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制度。因为后者已被人类历史证明是对社会整体最有利、最公平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办法,它抑制了沙文民族主义、凯觎他人的领土野心等反文明、反社会行为。它是和平和长治久安的保证。因此,住民自决、公民投票、公民选举、地方自治这一套社会生成原则成为自由欧洲深入人心、获取共识的道德准则,谁违反了它,就像做了贼一样,一定要受罚。反对制裁的人无异于为盗窃辩护。正因为如此,自由欧洲会无异议地全力支持制裁南斯拉夫,法国是个有个性的民族,可爱得几乎事事都要与美国唱反调的国家,凡说美国说的,它都要先哼一声,表示它有意见,或者反对,或者补充得它满意为止,但在这次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它也不敢为“贼”辩护。

  科索沃战争的本质在于,当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独立时(它为什么要求分家,我们应该有历史学家所说的“同情的理解”,这方面秦晖先生的工作是卓越的。塞阿两族的历史恩怨实在让人唏嘘,而现实纠纷又实实在在是大塞尔维亚主义对阿族人实行的二等公民待遇,对其土地的掌控与阿族人无可依靠的结果。科索沃地方政府要求自治和科解组织以暴易暴式的恐怖和卑劣行径,是一个民族充满伤痛、苦难、绝望和愤怒后要求自立的斗争。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庶几可类比,可让人能理解二等公民为生存和发展双重遗弃的情境。幸而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的“农民兄弟”在都市文化的表现里,在马季、黄宏、赵本山、郭达的表现里紧赶慢赶地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腰包鼓起来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而南斯拉夫居然要永远把它当作贱民一样统治,它企图收回给科索沃写在纸上的好看的自治权(这类写在纸上的承诺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里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走向实践才是),并且用联邦政府的武装去打地方民选政府。这在文明世界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对于这一切欧洲人有着共识,连南斯拉夫也无法自信,不敢逞强。但是,欧洲人在警察行动上对于其平民的代价和不坚定的警察行为的代价并没有高度共识。北约和美国在这方面没犯错误,他们了解新欧洲需要警察,而最大的危险是没有人愿当警察,没有人愿出钱执行警察行动,或警察的合法暴力不够强大时,整个自由世界的警察制度就不具有公信力。连基辛格也认识到,一旦制裁南斯拉夫的警察暴力行动开始,这场战争就一定要赢,即使应该道歉,一次表示也就够了,否则世界上就没有了国际警察的公信力。这里自由世界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公众心太软,高估误伤平民的代价,而低估警察失去公信力的代价。而专制独裁政府就利用传输给公众信息的垄断机会,以及一般公众对警察合法暴力权威重要性的不了解,煽动支持盗贼的情绪。这就像无赖之徒,看见行窃,他假装没有看见,有人见义勇为出面当警察抓贼,他会大声嚷嚷,起哄,唯恐天下不乱,“打人啦,打人啦”,如果警察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而扭住人家不放。

  所以,文明并没有幻灭。美国及其北约并没有变成强权者,至少没有变成彻头彻尾的强权者。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已经赢得了国际警察的信誉,自由国家都相信它在执行警察职务时是中立的,美国没有什么领土要求。它处理波多黎各和夏威夷都是用公民投票,住民自决解决的,没有用暴力扩大领土的野心。美国也没有利用其警察特权有意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当然人们对警察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在一些人看来警察就是身穿制服利用权力欺压百姓,追求一己私利甚至监守自盗,警匪一家;但在另一些人眼里,而且现实世界确实存在有的情况是,警察与政党不一样,它是中性的,国际警察也是如此,中性的不谋求个人私利的国际警察是自由世界形成世界法治和秩序的条件。以美国目前在科索沃的警察行动而言,它不但要保护阿尔巴尼亚人不受迫害,也要保护塞尔维亚人不受报复和迫害,而且由美国人出钱,不要塞族人或阿族人出钱(美国国内有不少人担心这笔巨额费用),这样无私的见义勇为而又中性的国际警察,不是令人敬佩吗?自外于国际社会的单一历史进程里的警察能做到这样不谋一党之私,中性地用强大的合法暴力保护所有个人的合法权利吗?

  我们犯的错误在于,一百年来,我们从来是自卑和自大的奇特的混合,我们很少反省自己。任何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想的是正确的。从义和团,到文革到今天,城里人看乡下人有一种悲悯的目光,那目光诉说的内容是意味深长的。当中国社会无法理喻自由结社和宗教自由时,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起淹没在了血泊里,真正感受到多重痛苦和内心无数层次紧张的还是当时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如视义和团为拳匪的陈独秀、鲁迅、胡适之们,只有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里的实在位置。而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证明义和团运动有多么巨大的历史功绩,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悯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

  但是,我们今天仍惶惑于世界和文明的无望。我们很自恋,总以为自己了不起,自认为是有是非的观众,也是有同情心的民族,看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不仅起了同情心而且自以为有资格作裁判。但是我们忘记了立身处世最基本的准则,那就是诚实,我们能否诚实地回答我们自己已有足够的做人的正大健康。即使我们求助于那些在所有人身上最基本的同情心,我们也忘记了警察必须具有权威,警察也是人,他不可能十全十美,哪怕他一点儿私心也没有,但他的理性在现实中仍有可能犯错误。我们是太自卑了,以至于面对强大的美国,会很少想到美国也要犯错误,我们从来不愿理性地理解一个事实,一个能远程打击精确到几米误差的强大力量逻辑上不可能然而现实中千真万确地能够犯低级的错误。同时,我们又太愿以自己处境的经验揣测北约和美国的行为,以为轰炸中国使馆肯定是一个阴谋,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最后,我们太神经过敏了,警察一旦实施了惩罚,我们会立刻想到敲山震虎,杀鸡看猴一类的把戏,我们对于小偷遭遇的不幸的同情也会转移到对自己前途的担心上,只要我们光明正大,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我们没有犯下反人类反社会的罪行,我们有什么值得过敏的?如果以为只是利益冲突,只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的?这么聪明的我们又何至于今天才想到自己很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么顺理成章的强权逻辑和乡愿哲学又怎么会一度对文明的前景表示乐观?……凡此种种,都证明我们作为现代文明世界的观众也是不合格的。

  时间已近21世纪,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如此简单直捷,我们的世界还是非此即彼的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不考虑切近的奴役而把遥远的战争当作我们的寄托,我们的诚实未免太虚伪了吧?我们的肝胆未免太轻佻了吧?它说明我们对自身的现代化已缺乏耐心和信心。我们的知识都是什么样的知识啊,地方知识急剧萎缩,而由中心发布的世界知识日新月异地占据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感觉、认知、行为是盲目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存在的状态、我们存在的性质(仅仅为我们是工业国还是农业国,是市场经济还是权力经济,是管制还是资本异化……就让我们的知识界四分五裂,就让我们的全部智力资源浪费在为“正名”而不亦乐乎的斗争里),可是我们对于流行时尚国际学术世界知识个个“了如指掌”,从出租司机到胡同口的大爷,人人都能讲出不少对于美国、台湾、盖茨、张惠妹……不少“精到”的看法和建言。我们的社会几乎有数不清的国际问题专家、影视评论家、球迷、战略家、外交家、学术大师……我们的知识分布只是在中心发布的知识意义上是大体均匀的。就像这次战争,如罗志田说的,几乎一夜间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专家,全国各地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学者专访”,人人都在分析北约的战略、美国的意图,甚至判断激光制导导弹的使用和精确度问题,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对遥远的战争和西方世界了如指掌,发言信心十足,话说得肯定而且坚决,仿佛都参与过北约或美国的决策会议,或者至少修习过关于激光制导导弹方面的研修课程。但是,由于我们较均匀分布的知识性质使我们的专家跟老百姓没有两样,罗志田在电话里不无揶揄地说,他们无非口吐常识,跟记者在街上临时采访的路人所言相差无几,不过使用的术语多而且通常能连续不断地说好几句且不打嗑巴而已。因此我们有必要检讨我们的知识分布和知识结构。否则,我们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都对天下和国家大事有着相同的信息、相同的关怀、相同的判断、相似的困惑、相似的建议,情况是相当不妙的,它不仅反证我们的个人境界的苍白弱小和地方知识的可怜,而且证明我们的中心知识是单向独断的……

  在现代文明日新月异的变革面前,我们还经常持有的思维误区是,要么以为世界更和平更仁慈了,咸与维新嘛,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不会再是农民起义、工人罢工、梁山好汉横行,不会再有残酷的剥削,不会再有血淋淋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要么以为世界更残酷了,统治、奴役的手段更高级了,统治机器更强大了。于是,科索沃战争表面上炸毁了我们的思维误区,使我们以为自己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们生活得更坚实、更本真、更有滋味了,我们不再上当受骗了。但事实不,我们活得更暖昧了。我们对西方文明作为彼岸世界的失望使我们对生活的现实失去了真切的认知和感觉。于是,那么热烈的爱国人士又日用西方文明而不知,那履践专制和等级制度的人们而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踏实得陶醉想抚摸赞美。

  但是,彼岸世界并没有被炸毁。彼岸世界依然存在。什么是彼岸世界?美国、南斯拉夫、安徽、贵州……一切远离我们又同我们相关的世界即是。只要彼岸世界存在,此岸世界就永远需要交代自己存在的理由、意义,此岸世界就不是不可质疑的。什么是彼岸世界?人性的、健康的、平易的。知识者拥有彼岸世界这最高的真理,最大的知识,最强有力的权力,此岸世界就永远需要被审查,此岸世界就不是最初的因、最终的果,就永远需要为知识者命名归纳。什么是彼岸世界?从信息或知识的角度讲,一切外在的世界都是知识主体的彼岸世界,主体的知识因此也必须受到质疑,必须检讨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知识分布,看一看哪些知识是我们自己的,哪些知识是别人发布过来的,哪些知识是传统经典的,哪些知识是不切己反而容易消解自己存在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个具体存在的活的主体,我们必须知道在构成我们的各类复杂的知识中,知识的排序和结构如何,是不是美国、西方、港台、北京、省长、市长、村长,然后才想到应关心自己,即使这一结构是出于习惯和传统,我们也应该考察,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有多少,还有没有人的正大健康,有没有人的血性肝胆和平常。

  因此,我这样曲折地叙述个人的想法,希望给自以为看透了造化把戏的中国人一点曲折。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尤其简洁,并不复杂,那就是谨记彼岸世界的丰富,警惕此岸世界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1999年8月30日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夕,以此志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