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权力之路

——1924-1938;再到1966?

  一

  如果说开国者的事业是生死搏斗、流血牺牲的事业,那么,争夺王位的斗争则是呕心沥血的事业。在这场严酷的、不动声色的意志与心力的较量中获胜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集无耻、阴谋和背信弃义于一身的野心家;当然,这些成功者还首先应该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必须能熟练地扮演各种角色:谦虚的、道德高尚的人;有能力、而又能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的人;一个宽容的、最无锋芒的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特别成功地扮演成一个忠实的继承人。

  1924年,列宁病故,由谁来填补列宁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一次巨大的命运挑战。

  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身后,通常会出现人才的断层;因为一个伟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照章办事的庸才,而不是具有同样独立思考能力的伟人!然而,列宁身边却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列宁比其他政治伟人英明之所在——在这批革命家中,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还有斯大林……

  我们说还有,是因为在当时,斯大林与这些领袖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影响、地位根本不能相比;尤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红军的创始人、是著有数十卷著作的革命理论家;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修养,又没有才智的人,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缺少口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他写的文章平铺直叙,作结论一板一眼……托洛茨基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 尽管斯大林于1922年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书记处归政治局和组织局领导,它无权干预政府和军队的大事,而只是处理党内的一些技术性事务;它甚至无权监督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及外交、国际共运、国民教育等重要部门……

  托洛茨基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意志力看起来也不亚于列宁的意志力”;“但是,他的智力只有列宁的智力的10至20%。同样,在理智方面斯大林也不成比例:实际洞察力和机智非常发达,而概括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则很低下。促使他当革命家的主要动力,始终是对有钱有势的人的憎恨,而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却使列宁的人道风貌变得如此高尚和亲切感人。同时,列宁也善于憎恨。”托洛茨基把列宁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看作最崇高的品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只有憎恨的政治家,即使他具有野兽般的意志力,也只能为利己的目的行动,而他的行动中只会有攫取、残忍和复仇;只有爱才可能使一个革命家,把自己的革命行动规范在人道的准则之下,把“一切为了人”,写在革命的旗帜上。

  二

  1924年的斯大林不仅不具备其他领袖人物的智慧力量,而且列宁的遗嘱对他非常不利——列宁在遗嘱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处于总书记的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处于劣势的斯大林表以极大的谦卑,迅速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三人帮”的政治联盟——以抵制最具有继承人资格的托洛茨基;他同时谦虚地向所有可能的继承人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的身份继承列宁的事业,列宁的位置必须由集体来继承……

  斯大林这种反个人专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没有锋芒的政治姿态,使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俩位资历很深、却又犯过错误的革命领袖,不遗余力地为挽救斯大林的政治生命而行动起来——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俄共“十三大”前夕,斯大林推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要报告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答应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

  决定斯大林和半个人类命运的一刻,是1924年4 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前夕,召开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次会上,斯大林沉痛地表示,为执行列宁的遗嘱,他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动员一些中央委员却说服斯大林收回辞职要求;季诺维也夫还就此问题发言,很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中央委员会,仍由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

  此时,会场一片沉寂。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两眼直望着窗外,等待着对他的命运的裁决……

  斯大林的总书记被保住了。

  斯大林一贯是默默无声地进行战争的。他从不急于公开的进行反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常常是无声的观察着,即使在他受到批评时,他也很少公开还击,这种时候他会离开会场,躲到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个角落里。

  斯大林的这次无声的、也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战斗,给他带来的胜利并不算大,但却使他向权力的巅峰迈出了第一步。

  狡诈、工于心计、善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组织和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是斯大林取胜的主要因素;但是,在1924年的这场较量中,另一方的重大失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较量都能靠狡诈和背信弃义取胜。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上的短视,他们只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专横,而没有看到斯大林更加冷酷无情的残忍本性。十三年后的1937年,他两在斯大林的监狱中,已经明显的临近死亡的边缘时,还对斯大林可能发发善心抱有幻想、而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并在斯大林指定的认罪书上签了字。所有的这一切绝望的努力都没有能挽救他俩免于枪决的悲剧。

  其实,他们即使不能在1924年识破斯大林的本性,至少在2926年以后便不应该再对斯大林抱有任何幻想……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出党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1924年挽救了斯大林政治生命的那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并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三

  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短视和失误外,斯大林能获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另一个对手托洛茨基的更加重大的失误——对阴谋诡计的藐视。

  在1924年决定斯大林命运的那次中央全会上,尽管也有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提案,不同意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对“三人帮”十分露骨的表演,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以对这场喜剧的藐视来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这等于放弃了对他来说不费力、对历史来说则十分重大的战斗……

  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他为此放弃过许多次机会和战斗 ——1924年4 月,苏共“十二大”即将召开,当时,列宁已经很难从脑溢血的后果中恢复健康,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大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取代列宁、代表中央为大会作政治工作报告?

  当时,托洛茨基是公认的仅次于列宁的领袖人物,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托洛茨基准备政治工作报告。然而托洛茨基拒绝了,他发表了叫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声明,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企图由个人来代替患病的列宁,党将会感到不痛快……” 若干年后,托洛茨基曾经为此加以解释。他说:“我极力回避斗争,因为最初这种斗争具有毫无原则地反对我个人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如果爆发,就必然及其尖锐,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托洛茨基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斯大林便开始向托洛茨基发动直接的攻势——他们的手段是,极力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以剥夺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由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列宁格勒党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撤消其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按说,这么重大的问题只能在定于1925年1 月1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在中央全会上为自己辩护,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然而托洛茨基又一次放弃了这一次对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的斗争。他竟然在这次全会前,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申明,要求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还保证,他将“根据中央的委托,在任何岗位上和不在任何岗位上,即不言而喻是在受到党的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来完成任何工作。” 党慷慨的地满足了托洛茨基的请求——1925年1 月17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在谴责了他的反党言论后,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已不可能了”;同时,党还慷慨的保留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并给他任命了好几个新的职务:电工技术管理局局长、科学技术局主席、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始终保持着消极的态度,甚至当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联盟产生裂痕,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时,托洛茨基仍然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有时,他居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阅看法文小说,而不介入那种被他认为属于低俗的喜剧……

  托洛茨基是一个公认的革命理论家、是最出色的革命宣传者、鼓动者,然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最终为自己的清高、自信和藐视政治手腕的书生气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27年11月,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和他的政治对手、斯大林的前盟友季诺维也夫被同时开除出党。

  这次大会之后,加强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镇压:所有没有递交书面申明来谴责自己观点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遭到逮捕、或是被流放到边缘地区——托洛茨基是第一批被流放中的一个;1926年,托洛茨基全家被驱逐出镜。

  托洛茨基是1940年在流亡地墨西哥去世的,这位不懂得政治的政治家的死,也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他死于政治谋杀……

  1940年8 月20日晚上,一个伪装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杀手,在风雨衣里藏着一把碎冰镐,去拜访托洛茨基,说要就一篇政治论文请教托洛茨基。当托洛茨基正在阅读他的手稿时,凶手转到他的身后,用铁镐在托洛茨基的后脑猛烈一击。这下在托洛茨基的脑壳上留下了近7厘米深坑的致命一击,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对托洛茨基的一系列政治谋杀。他只活了24个小时,他的最后遗言是,“我相信第四国际会取得胜利。前进!”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革命信念和自信离开了人间,却留下了“ 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的恶名,直至1988年苏共中央为他平反为止。

  四

  斯大林在攫取权力斗争中的出色表演——开始的临时结盟和过后的各个击破— —真是一部精彩的戏剧。然而,它精彩,却不能算作一部能震撼灵魂、刻骨铭心的悲剧;当然,它也不能算作喜剧——托洛茨基正是因为他的傲慢、清高才错误的将这黜戏剧定为喜剧,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仅仅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部巨大悲剧的序幕……

  这部沉重的悲剧是在斯大林登上了权力巅峰的后,对他的二亿臣民运用他所掌握的绝对权力时才真正开始……

  五

  斯大林稳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反对派和临时盟友的清算,仅仅两、三年时间,他就能对政治局实行绝对的控制了。紧接着,他又在全国进行了好几次政治性审判——1928年,以专家、技术人员为主要对象的“沙赫特案件”的审判之后,“沙赫特分子”便成了流行的、与“破坏分子”同义的概念;1930年,以著名的学者为对象的“劳动农民党”的政治审判,仅在莫斯科,就有近20万人被说成该党的地下小组成员;同年,对“工业党”的政治审判,更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技术界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报纸,天天都在揭发遍及各地的破坏活动,甚至断言,“必须肯定地认为旧工程师中有90- 95%的人怀有反革命情绪”. 警察恐怖是斯大林实行了几十年绝对统治的主要支柱。而且,即使初期的政治迫害,也具有明显的斯大林的印记:残忍和无耻——用最残忍的毒打逼迫许多学者、专家、政治家公开的诬蔑自己和其他人……

  一位苏联公民曾经给监察机关写信,详细地叙述了他在30年代初遭受政治迫害的经过。下面是这封信的片断:

  ……国家政治总局的侦察人员并不力求彻底追查真正的政治联盟和某个被告人的真正政治立场。他们有一个现成的“破坏”组织的示意图。这个只有在国家机关著名的和有影响的干部参加下才能构思出来…………“诱供”开始了,有些人经不住对未来种种好处的的许诺;对其他一些企图反抗的人,则采用体罚的办法来“开导”——毒打劈头盖脸的打,朝生殖器打,推倒在地用脚踩,掐住躺在地者的喉直至满脸流血等等);不让睡觉,而用“传送带”式进行折磨(不让犯人睡觉,对犯人进行日夜不停的审判和刑讯);或者关进单身囚房,让犯人半裸体和光着脚受冻;或者是把犯人关进酷热的、由于无窗户而窒闷的单身囚房等等……

  我经受不了这样的的体罚,我切开了自己的静脉……在自杀未遂以后,很长时间里不让我睡觉。我的脑子已经疲劳过度到这种地步,以致我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一回事:无论受什么样的耻辱,无论对自己对别人进行什么样的诬蔑,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睡觉就行。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同意作出任何供词……

  当人们听到那些优秀的人在法庭上,完全不顾自己尊严地诬蔑自己,承认了那些连一个孩子都难以置信的罪名时。这类审判在人民中所造成的恐怖不会少于因监禁、枪决所造成的恐怖;而这正是政治迫害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比起1937年的“大疯狂”时代,早期政治迫害中被直接处死的人要少一些。

  俄国人被斯大林彻底制服,并完全匍匐在斯大林的权力之下,是1937年的“大疯狂”之后——1937年,斯大林把一个政治家的权力推到了极致;反过来,被推到极致的权力又把斯大林的罪恶推到了极致……

  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向一切真正或想象中的政敌开刀。

  这是名符其实的开刀——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六

  斯大林的屠刀首先砍向了共产党。

  斯大林的第一刀,是朝着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砍下去的: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25年5月召开的俄共十五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洛茨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幸免的6人中,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俄共“十七大” 选出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0人从肉体上被消灭;这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然后是斯大林自己所领导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在俄罗斯,党的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在1937- 1938年的镇压浪潮中,有90%遭到破坏……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对自己的党一视同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难怪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恐怖时代时说,在30年代后期,一般居民“在夜里睡觉要比共产党员们安心得多。”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什么会对共产党有如此的仇恨?斯大林不仅将屠刀杀向俄共的领导人和党的积极分子,而且,也决不放过他的兄弟党——

  七

  30年代,在莫斯科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驻苏机构。这些力量单薄的共产党领导人,或是来寻求支持、或是来学习革命经验、或是来避难——对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呆在牢牢控制着革命政权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的身边更安全?他们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战后成为他们国家的斯大林的……

  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倒在了斯大林的枪口下: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贝拉·库恩;匈牙利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Х·卡里卡什、Д·博卡宁、Л· 马季亚尔……总之,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居然全部死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室里……

  波兰共产党的损失更重,因为它的大部分领导人都住在莫斯科,他们无一幸免:波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列辛斯基、波共创始人之一,A·瓦尔斯基;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薇拉·科斯特舍娃;斯大林居然用邀请的方式将没有住在苏联的波共政治局委员Г·亨里霍夫斯基和叶日·伦格请到莫斯科,说是有“要事”商量。在这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生涯中,肯定没有过比这次莫斯科之行更“重要”的事了——他两再没有回到波兰。

  这次对波兰共产党的战争,也没有放过所有在苏联的波共普通党员……

  我们无法将受害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单全部列出来;我们也不必统计哪些国家的共产党被斯大林的“大清洗”殃及过,而只问,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为斯大林的“大疯狂”流血?

  伊朗共产党领袖A·苏丹- 札杰;墨西哥共产党领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穆克尔德日、恰托帕德赫亚;而驻苏联共产国际朝鲜分部则被全部消灭;还有德国、比利时、土耳其、美国、英国、法国、蒙古、西班牙、巴西……还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郭绍棠……

  可以肯定地说,被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共产党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柱的,还有军队。然而在斯大林最主要的统治工具——警察力量的打击下,军队也同样不堪一击。

  八

  在1937-1938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斯大林消灭的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好几万人。我们无法把这些在耻辱中默默死去的军人名单开出来,因为历史只记住了在对德战争中战功赫赫的著名红军将领。

  以下是死于内务部警察手中的苏军将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最杰出的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Я· Б·加马尔尼克;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В·К·布留赫尔元帅;还有几乎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负责人……

  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曾开列出一大串被害的红军统帅的名单,为了篇幅,我们只好省略了,而只摘录下他的几个统计数字:战前年代被逮捕的有: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5位,所有的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将近一半的团长;所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师、旅政治委员和三分之一发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对他的军队的大屠杀是那样的震惊了世界,并且对另一个政治狂人希特勒扩张野心无疑是一个刺激,而为他的冒险计划增添了勇气。

  希特勒在制订对苏联的进攻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头等的苏联高级军事干部已在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因此,他们没有优秀的统帅。”

  九

  军队摧垮了,党摧垮了,只剩下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警察统治。那么,斯大林的所向无敌、已经没了对手的警察力量是否可以偃旗息鼓,可以将它的刑具、囚室和各式各样的侦讯手段收藏起来了?

  否,大账算完了,要算小账了,下一个该轮到那些无职无权,但又是最让统治者操心的平民百姓了。

  政治恐怖从来就是直接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这又是一个无法详细列出来的名单。

  那么社会的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命运是不是好一些呢?

  在几十年后,我们从许多揭露和悼念的文章中,得知了许多在“大清洗”中被杀害的党政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名字,而很少听人谈到普通工农在那个悲惨的年代里的悲惨遭遇,没有人为这些最底层的牺牲者平反、为他们悼念,而他们自己也写不出回忆录来,于是,仿佛悲剧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发生过似的——这真是一场毫无声息、毫无意义的死亡。

  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苏共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党浪潮:1933-1934 年;1937-1939 年,两次共有21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些人大部分在“大疯狂”的年代里被流放和枪杀了。毫无疑问,这210万党员中大部分是普通工农群众……

  没有具体的人名,却有星星点点的数字统计——在工人方面:莫斯科发电厂有1000多名职工被镇压;莫斯科地铁工程局有几百人被捕;在斯德博德市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就对铁路职工进行了三次审判,三次分别判处了28人、60人、24人枪决……

  在1937年,几乎所有曾经被送到美国、德国去实习过的工人、职员都被捕了。

  农民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几乎是这类国家的普遍规律——任何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变,首先涉及到的总是农民,无论是受益还是受害。

  苏联的集体农庄本来就是以对150万农民的枪决、流放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以后的年代里,农民即使小心翼翼地敬畏着这个神圣的腾图,也常常免不了冒犯的嫌疑。1937年,许多农民以“反对集体农庄”或“破坏集体农庄生产”的罪名而被起诉、枪决;这些罪名即使没有根据,也总能捕风捉影,然而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是以“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受恶运的。

  这才是永远无法统计名字和数字的大屠杀。

  人们曾经给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无名犹太人和无名战士树立过无名纪念碑,可谁为这些在同样残酷的、赤裸裸的屠杀中死难的无名百姓树立纪念碑?

  十

  这些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成了斯大林权力的祭品。悲剧在1937年,的确达到高潮;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幕悲剧最令人颤栗的场面——尽管是几百万的死亡,但对于二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毕竟只占百分之几;而那些战战兢兢地活在斯大林的绝对权力之下的百分之九十几的苏联人的命运,才具有更浓烈的悲剧色彩。

  或许,对活在30年代的苏联人来说,痛痛快快的死亡——哪怕是冤屈的死亡,恐怕也比生活在秘密的、公开的警察统治下幸运了……

  十一

  只有让每一个公民感到恐怖、把每一个公民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才能算作成功的政治恐怖。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

  政治恐怖的核心警察专政。

  警察专政的表面特征是秘密戕害、是秘密监视、秘密控制。但实质上是有伪装但又故意露出锁链和镣铐;要找理由抓人,但又故意使理由不太充分,让每个人都相信会抓错的,让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让所有的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

  这就是警察统治!

  这种恐怖在苏联的三十年代代是那样铺天盖地压在每个公民头上。

  在苏联1926年颁布的一百四十八条刑法中,真正能让警察机关施展才能的只有一条——五十八条。这是专门针对一切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条文。

  这是伟大的、权威的、横扫一切的一条。

  五十八条成了斯大林时代最具有权威性的社会存在,它控制着二亿人的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使苏联成为历史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最富有弹性和粘着性的是五十八条的第十分条:“ 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看来,对自己公民的言论所有的恐惧症,是在半个世纪前遗传下来的!

  警察的解释有多广,他们的权力就有多大。一个五十八条就足以对付所有的社会成员,禁锢人类的所有思想……

  五十八条主要是为平民百姓制定的。

  相比之下,警察对百姓的战争要比对党和军队容易一些。他们只需将对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时所用过的手段简单地重复一下就行了 ——同样要大规模的收拾,同样要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同的是,在上层用莫须有的大罪名,在下层则用莫须有的小罪名……

  以下是俄国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那洋洋150万字的巨著——一部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政治罪恶调查实录——《古拉格群岛》中透露出来的,内务部如何在一些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那些没有反抗或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寻常百姓中挖出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克拉斯诺达尔市女电车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她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

  第二天,女司机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反苏宣传!十年。

  ——农庄庄员德依娜·叶菲莫夫娜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好像党应该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三次刑期。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卖死力气,总希望能多挣点儿什么。他真的挣到了——一枚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一个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警察头子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恐怖行为罪!五十八条,十年。

  ——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象上。有人进来看见了。

  五十八条!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的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象。买了。

  半身塑象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抬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膊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疼,身子还得往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 8条,恐怖行为!十年。……

  还有许多许多……可是,等一等!这些荒唐透顶的悲惨故事为何如此耳熟?

  呵记起来了!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的——六十年代,由斯大林的警察创作的这些悲剧完完整整地在中国城市、农村上演过了……

  十二

  这出场由政治恐怖和领袖崇拜编织的悲剧,在中国也完完整整的上演过,而且规模更大、更精彩,同时还具有全民投入的中国特色。

  文化革命一开始,中国的警察机关就被冲散了、打垮了——不是嫌他们过分地行使了警察权力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相反,是嫌他们过于手软,没有及时而彻底地挖出隐藏着的大量的阶级敌人。于是,毛泽东便发动群众。

  这是毛泽东的看家本领。他既然能发动全民去逮麻雀、炼钢铁,为什么不能让全民来搞阶级斗争、搞“群众专政”呢?而这一切又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世界革命、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很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建立起行使警察权力的机构——生产队、工厂、学校、街道办事处,都成立关押人、拷打人、审讯人的准警察机关。

  神洲大地到处都有带红袖章和不带红袖章而能行使警察权力的人。毛泽东把他的绝对权威建立在没有警察的警察统治上,毛泽东把每个人都变成了警惕性极高的警察,使阶级敌人在每个地区、单位甚至家庭里都面临着监视者、告密者的包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伟大可以与斯大林媲美。

  警察统治的秘密不在于毫不手软地镇压反抗,而在于戕害无辜,制造出那种不反抗也可能被捕被枪决的政治恐怖,所以才能把人变成颤颤惊惊的奴隶、才会在文革中制造出那么多没有罪而畏罪自杀的牺牲者……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成功的精神专制,从来没有过如此庞大的警察网络——每个单位都有关押人的“牛棚”、都有在民兵看押下的强制性劳动(劳改营),都有负责审讯的专案组,都有行使专政权力的脱产看守人员……

  这个被毛泽东称赞过的“群众专政”,不过是把一部分群众变成警察,而把另一部分群众致于严密监视下——监视、告密、关押、审讯、劳改这一整套的警察统治,在文化革命中彻底的民间化了……

  毛泽东从1950年第一次与斯大林见面起,就不服气斯大林作为共产世界一号人物而与之抗争,但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也没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以至当赫鲁晓夫于1956年第一次将斯大林的罪行公布于世时,毛泽东还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领袖,认为他是七分功劳、三分过失……只有到了60年代,毛泽东才成了共产世界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成功不在于他的那些轰轰烈烈、但又全是以失败告终的治国大略—— 农业集体化、工业大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不过是对斯大林的抄袭模仿而己,苏联早就有过、东欧也都有过。毛泽东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神,能成为半个世界的一号人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比斯大林更有魄力地扩大了警察的权限和队伍… …

  十三

  我们还是回到苏联,回到斯大林的权力之路上。

  曾经有人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与近代史上的最大罪人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希特勒利用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对德国人民实行过同样残酷的戕害,只不过更大的战争罪行掩盖了他的警察统治。

  但区别还是有的——斯大林在1937-1938 年达到高潮的政治恐怖行动,是在革命的名义下采取的——这是政治家所具有的最坚硬的盾牌。因此,面对着这个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不仅当时的世界对斯大林的行动保持着沉默,就是今天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敢正视这段历史。

  人们敢于公开把斯大林的行为中称为罪行的,是他在1939年9 月,把一大批德国反法西斯者都交给了盖世太保。因为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贴上革命标签的行为。

  顺便说一句,这些由苏联交给盖世太保的德国人,大部分都活到了战后,而那些没有交给德国而关在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则几乎全部遇害……

  这也算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一点区别?

  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政治恐怖?以及,在一个两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政党控制着的社会里,一个人怎么能有力量对整个社会举起了屠刀,并且是几乎没有受到反抗就获得了胜利?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知道,在被消灭的数千名知名人士中,有许多是党、政、军的首脑;而仅仅1936-1938 的“三年时间,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共有500多万人。”难道斯大林的警察力量真的可以战胜整个民族?难道这数百万人真的因为珍惜革命事业而宁愿相信自己是反革命,也不愿意对斯大林的革命行动进行反叛?

  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先放一放,而回到第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臣民进行如此残酷的镇压?

  历史学家在试图解释这场灾难时,有过许多很复杂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作如下的归纳:——斯大林对席卷苏联的恐怖浪潮一无所知,内务部的首脑对他隐瞒了真相,这些罪行是警察头子背着他干的……

  毫无疑问,不知者不为过。

  ——斯大林发起的这场大清洗运动,但他并无恶意。他的责任只在于,听信了被内务部夸大了的“反革命”和“政治谋杀”的敌情;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革命……

  谁能过多的指责一位领袖的革命警惕性呢?

  ——斯大林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他是个自大狂、妄想狂、暴虐狂,他的猜疑心和报复心都是病态的……

  按这种说法,斯大林应该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历史法庭应因其无责任能力而宣告他无罪。

  ——斯大林是曾是为沙皇秘密警察机关效劳的暗探和奸细。在50年代,西方曾出现了许多支持、或论证这种说法的书籍和文章。

  这种说法骇人听闻,却能轻松而简单的解除人们痛苦的疑问。……

  然而,我们不能不对这许多说法表示怀疑。

  我们无需反驳斯大林采取这一系列恐怖政策的动机是出于维护革命的利益即维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说法;但也不能支持斯大林是个自觉的反革命的阶级论点,尽管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我们把责任推到沙皇的秘密警察身上,而不必从革命领袖身上去寻找责任,这样的解释能医治我们被伤害了的革命良心和理想。

  尽管斯大林对十月革命领导权的篡夺具有政变的性质,但这毕竟是局部的反革命政变,斯大林毕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毕竟没有将财产和政治权力重新归还给地主和资本家;当然,更没有交给应该从十月革命中受益的苏联人民。

  十四

  也有历史学家将斯大林的复辟与拿破仑的称帝相比,把斯大林主义称之为“波拿巴主义”. 事实上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拿破仑在政变后依然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保留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在法国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而斯大林则严重地践踏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并且在他掌权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拿破仑在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后,便彻底改变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权形式——宣布自己为终身独裁者,随后又为自己戴上了帝王的王冠;而斯大林却没有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他巧妙而无耻地把新的政权形式与绝对的个人独裁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具有的权力……

  这两个人更本质区别还在于:拿破仑改变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未能改变革命的方向;斯大林保留了革命政权的形式,却彻底地扼杀了革命的理想和原则。

  拿破仑靠自己的魄力和权力,改变了大革命后的共和制,但由于他把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从而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了1789年以来的革命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事件可以算作法国历史上的一次政变,而不是一次复辟;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基本上是依靠警察力量实现的,他根本没有把工人和农民力量和利益作为他的政权存在的依据。相反,正因为他虚伪地利用了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和革命口号,他对十月革命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糟蹋和埋葬才是彻底的。

  我们曾说过,斯大林所杀害的共产党人,比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我们还要说:比这个罪行更加严重的,是斯大林对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扼杀,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它的各种敌人对它的颠覆和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埋葬是在30年代由斯大林完成的,而不是在1991年……

  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不是本书所能说清楚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痛苦的问题上——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戕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普通的黎民百姓?

  上述的解释之所以应该否定,是由于那些解释者,没有正视那段历史的勇气而不敢承认那个可怕的、然而又是非常简单的事实。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反对把斯大林进行政治恐怖的动机弄得太复杂。他的解释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是过分的贪图功名和贪权。”但问题是,贪权者是政治舞台上的出场最多的角色,而大规模地镇压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斯大林现象”,对政治家来说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除了斯大林凶残、虚荣和嫉妒的本性,历史和制度还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在十月革命众多的以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演说家称著领袖中,斯大林是最平庸、资历最浅的一个,他从来没有得到上述称号中的任何一个。

  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这个连它的敌人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 —几乎只有斯大林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教育,他是唯一一个不懂外语的政府成员 ……斯大林是决不愿意在政治舞台上充当配角的。他要获得无限的权力和无限的荣誉,就必须把这些比他有资格和能力的对手消灭掉。

  斯大林靠阴谋和背信弃义逐步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又靠残酷地运用权力把他的个人独裁推向极致……

  权力把这个缺少道德原则和崇高信仰的斯大林推到了超级伟人位置上,同时,权力把他人性中的阴暗点放大成一场人类的巨大灾难……

  这种可怕的悲剧只有在政治伟人的圈子里才会出现。

  啊,由警察权力营造的伟人时代!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想起了纪伯伦的一段话:什么对心脏有利——爬楼梯和性交;什么对心脏不好——与伟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还会出现伟人时代吗?

上一篇: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

下一篇:俄国人的领袖崇拜与叶利钦的功过评说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朱镕基现象及其启示

朱镕基背负着千余年来中国人心目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形象走下了中国的政坛,与诸葛亮等世人敬重的丞相们所不同的是,朱镕基在政坛上的活动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他没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为世人所公认,而且后继有人。他对每个中国人,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和榜样。但是,在看似并不悲壮的朱镕基现象中,仍隐含着一丝丝的悲壮。  朱镕基传奇的政坛生涯无论对无数的个人,抑或对于整个国家,都有无限的启示和激励。朱镕基早年被错打成右派,在这个将持续20年才会予以纠正的政治标……去看看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新探

原载《社会》2006年第2期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摘要:基于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和国际经验,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应当尽快改变。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为基本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当突破"大保障"的思路,选择"小保障"的方向。在对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待遇标准以及各方责任根据"小保障"的思路作出调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将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由于"小保障"的思路需要长期坚持,而且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保障模式在精神……去看看

武斗的结束 怀疑的开始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唐少杰这本书的题目是《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从时间维度立意,说的是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预示了文革中整个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衰落。其实,此书的内容也是空间上的浓缩,论述了这场运动的全面情况。用毛泽东时代常用的、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清华可以看到全国。不过,当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人想到威震全国的「清华井冈山」和声名赫赫的「蒯司令」时,一定不想用麻……去看看

国家权力作为财产

腐败往往不是由人民开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病疼思医。同样,人们发现社会生活中有不正常的情况时,自然就会开始考虑社会的问题。腐败在中国已经成为使百姓痛心、使执政党疾首的公害,于是人们对法律、道德和制度开始怀疑,着手调查,想发现并纠正某个错误,或者弥补某种缺陷。对腐败问题的各种层次的著述,即便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也肯定足以“汗人”了。我不打算追踪各种主张的知识渊源,也不想指责那些似是而非,隔靴搔痒的理由,更不想探究每个作者的动机,“我只要求注意这个倾向:根据并参照良心或权利或个人幸……去看看

新区土改中的“斗地主”

如果说1946至1949年间解放区的土改是出于中国共产党内战动员的需要,是为了从解放区获得充足的兵源,1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改则是为了在广大新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树立与新中国相适应的全新的价值观念。立新的过程,也就是破旧的过程。土改之前,经济上相对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农村的权威,他们不仅扮演当地乡民的精神导引,帮助调解乡民间的纠纷,而且在村里的所有重要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新区土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打破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当地农民中的威望,打破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为了……去看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改革四十余年历史回顾与反思

提要:建国后至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中国高校改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四十余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我国高校改革有大刀阔斧锐意进取的时候,也有因违反教育发展规律而陷入困顿与停滞的时候。经验固然可贵,教训犹为深刻。回顾这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反思,对今后的高校改革将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高校,高等教育,改革  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其目的、结构、过程、内容和方法都要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即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内部因素,即制度自身的活力。  ——S ·拉塞……去看看

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

我以前看的历史书给我一个印象是,西方的宪政与共和制度先于普选制而产生,而私有财产权似乎是宪政的基础。最近我从哈佛大学教授派普斯(RichardPipes)的新书《财产论》(原书名为“财产与自由”,PropertyandFreedom)找到了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  一般认为,宪政制度起源于英国。按照派普斯记载的英国历史,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代议制的基础。由于土地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国王必须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收税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早期英国王室卖王室土地得到相当财政收……去看看

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p70-80  内容提要:文章根据建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制度论文发表数量和研究焦点的转移,将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分为5个阶段,就每个阶段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同时,结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土地政策调整的各个阶段进行对比,总结了中国土地制度和政策调整的变迁特点,并将理论研究的演变阶段与制度的演变阶段进行了对照,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先后经历了多种变迁方式,土地政策也相应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由于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忽视了核心制度的再创新,效果因此并不显著,新问题不断显现,问题依……去看看

只有实事求是才成其为科学家

——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郭来喜  郭来喜   地理学家。 1934年生,河南上蔡人,195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1959—1960 年进修于莫斯科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云南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   主要著作:   论文二百多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贫困,人类面临的问题》(19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1994) 科学出版社   □ 众所周知,您是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极为难得的没……去看看

中国现行法律保护死者名誉吗?

自1987年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起诉连载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报纸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以後,十多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不绝如缕。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诉人有:武术家海灯和尚的养子范应莲、「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子女、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音乐家王洛宾的儿子、旧上海闻人虞洽卿的儿子、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外孙、蒋纬国过去的恋人施利聆的儿子等。  法院受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於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去看看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

   2009/10/01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p165-187  提要: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本文将定量研究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特别是分析村民对农村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观政治信任对其村级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村民对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村民“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特别是处理了村民“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旨在揭示我国特定政治体制中“政治信任”对村民选举参与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探讨在一个“压力型”政治体制下推行基层民主选举所可能存在……去看看

“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

导 言浙江省义乌市拥有国内外闻名的“中国第一小商品流通中心”,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富于经商传统的义乌农民“敲糖帮”尽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当商品经济大潮刚刚开始涌动时,他们就以特有的悟性和勇气,悄悄从地下转向公开,从走村串户的提篮叫卖转向固定设摊,从乡村来到集镇,又进入县城,自发地形成了小商品市场的雏型。在经历了一段时期无效的劝、堵、赶、罚后,政府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行为方式,开启了自由贸易的政治空间。1982年9月,在政府的主持下,义乌正式开办小商品集贸市场,开辟小商品一条街,全国各地客商蜂拥面至。1984……去看看

油价搅得世界不安

●作者: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美军守在伊拉克巴士拉港防止油船遭恐怖袭击。   这一段时间,国际石油价格的涨落牵动着世界的每一根神经。6月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价格涨至每桶42.45美元。尽管在欧佩克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适量增产的决定后,油价有所回落,但总体而言,目前的油价仍处于海湾战争以来的历史高位。美国一些经济分析师和国际问题专家指出,一旦油价突破每桶45美元,新一轮石油危机将不期而至。届时,不仅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将严重受阻,国际间围绕石油资源再分配的战略竞争也将再度白热化。   与此同时,最大产……去看看

农民工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2010/07/31
原载《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是促使农民工婚恋观念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观念显著影响了农民工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态度;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的婚恋观念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反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观念更趋传统。农民工在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变化促进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融合,但也有可能加剧未婚先孕和婚外恋的发生。  关键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