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与追赶模式

  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

  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落后是指国家之间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着格申克龙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根据OECD的Angus Maddison(1995)的数据, 182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水平的73.3%,1870年为75.3%,尔后美国开始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英国为1.9%,到190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为人均GDP水平上升为89.2%,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人均GDP水平,为105.5%;第二次是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9.6%,1953年日本GDP增长指数超过二战期间的最高水平,开始经济起飞,1953-1992年期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90.1%。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记录(年平均增长率为1.95%);第三次是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1965-1992年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GDP年平均增长率均为8.8%。1973年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欧国家(12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24.3%和31.4%,到1992年分别上升为57.5%和66.6%(见表1)。

  为什么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追赶工业化的先行者呢?它们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的观点。所谓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是指工业化后来者具有特殊益处和优势,这包括:一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这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因素。通过技术引进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二是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工业化的后来者对工业化模式的设计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它们不必重复先行者的错误道路,例如“先污染、后治理”,同样他们可以选择更快的发展道路和更开放的发展政策。例如世界经济一体化为经济改革和转型国家加速市场机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有效率的改革者比他人学得更快,所以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不落后,不仅取决其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学习的方式。 三是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赶超”社会意识。工业化后来者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巨大的突然性的工业努力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新政”(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穷国要追上富国取决于三种决定性因素:一是穷国的储蓄率水平高低,储蓄率越高,人均增长速度越快;二是经济开放程度大小,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将加快穷国的追赶进程;三是技术扩散的程度快慢。由于模仿与使用先行国的技术发明成本比自我创新成本低得多,如对美国化工、医药、电子与机械等行业的48种产品创新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模仿成本平均为创新成本的65%,但不同产品的差异较大,模仿成本与创新成本的比率在60%-90%之间的只占一半。 工业化后来者的增长可能超过技术领先国,如果技术领先国和技术引进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越大,那么新技术引进和被模仿的产品项目收益率就越高,从而显示了追赶效益。如果技术引进国的经济规模愈大,那么所引进的技术产品的收益或外溢效应也显示了大国规模效益。

  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也说明了技术模仿国有可能追赶上技术发明国。Posner(1961)的技术差距模型(technological gap model)解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基于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引进,这使得发明者和发明国在世界市场上暂时处于垄断地位,并大量出口新技术产品。但是当外国生产者获得新技术之后,他们就能凭借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占领国际市场,甚至发明国的市场。 Vernon(1966)对技术差距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roduct cycle model)。 该模型从技术发明国和模仿国的角度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了5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在第二阶段,该产品的生产在发明国得到了改进,为适应国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产量大幅度上升,并大量出口;在第三阶段,该产品已标准化,模仿国开始生产供应国内消费,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相对低于发明国,故模仿国产品开始出口,而发明国产量开始下降,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在第五阶段,模仿国在发明国家市场上低价销售,发明国产量大幅度下降或停止生产。由于技术扩散、标准化以及较低的国外生产成本使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走向结束,发明国又会致力于新的技术创新,引入新的产品。8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扩散时间大大缩短,即从新产品在发明国投入生产开始,到模仿国在第三国市场上完全代替发明国为止的,这一时间越来越短。高技术模仿国越追越快时,技术发明国就必须越跑越快。

  技术引进国在技术扩散过程中通常显示出跳跃式(leapfrogging)特征。如果技术领先国非常依赖当前的高新技术,并且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潜在技术是存在的,那么“跳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是指技术路线选择和新技术开发方向而言,技术引进国外于获取世界最新技术机会的前沿。Brezis,Krugman和Tsiddon(1993年)曾断言,当前的技术领先国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经验积累逐步提高生产率的,他们假定领先国的知识不能被其他国家所获得,各国内部来自经济的收益是递减的,新技术的出现基本上是偶然的,它们的出现只是为实现更高的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性,只有通过大量的“边干边学”,这两种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 因此对于当前技术领先国来说,采用新技术似乎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他们往往选择继续沿用旧的生产技术与方法,然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采用新技术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从长期来看新技术能够产生更高的生产率,这样追随国最终将成为技术领先国,于是“跳跃”效应便产生了。 然而,发展中国家能否正确选择从外部获得新的技术,进而能否具有使其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能力,乃是成败的关键。

  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最主要途径是吸引外资,因为投资中包括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积累。Romer(1986)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可以用生产中积累投资代表知识的积累,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他的研究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又会引致知识的积累,知识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进程,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增长的一个良性循环,从而长期稳定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一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不断追加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

  二、中国成功地追赶上来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latter comer),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

  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工业初期的人均水平。据OECD世界经济史专家Angus Maddison(1998)研究(见表2),1700年欧洲人均GDP(指1990年PPP国际美元下同)为870美元,1820年上升为1129美元,美国分别为600美元和1260美元。中国在1952年时,人均GDP仅相当于537美元。大大低于1820年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同期水平(609美元)。

  5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同期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显示了巨大的发展差距。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美国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9.8倍,俄罗斯相当于中国的5.5倍,日本也相当于中国的4.4倍(见表2)。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建国5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1995年中国人均GDP为2653美元,与欧洲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8.15倍缩小为5.3倍,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8倍缩小为8.8倍,与日本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4倍扩大为7.4倍,与世界人均GDP相对差距由4.2倍缩小为2.0倍(见表2)。这表明,中国在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显示出现代化的追赶模式特征(见图2)。

  一是速度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进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属于第四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长率(见表1)。按照Maddison计算,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4.52%),苏联(为4.76%)和日本(7.85%),但高于美国(为3.46%),印度(为4.02%)和欧洲(为4.27%);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9%,大大高于上述国家的增长速度(见表3)。同样在这一时间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也明显高于世界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见表4),显示出特有的“追赶”特点。如果说东亚“四小龙”在二战之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堪称为“东亚奇迹”的话, 那么中国也同样打破了这一记录,所不同的是也是最有意义的是它发生在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之中。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因而占世界世界GDP总量的比重或相对于美国GDP比重百分比明显上升。根据Maddison(1995,1998)计算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0%,1995年上升为10.9%(根据世界银行〈1998〉计算,1997年中国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11.9%),2000年这一比重上升为12.5%,2015年提高到17.4%,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国家;197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3.0%,1995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2.0%(根据世界银行计算199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57.0%),2000年上升为60.6%,2015年相当与美国的100.7%(见表4)。这表明,中国在追赶过程中,用相对短的时间(不足40年)由经济实力不足美国的1/4竞尔超过美国。

  二是结构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进国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进国的速度。例如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花了80年的时间(从1870年到1950年),美国花了50年的时间(从1820年至1870年),苏联/俄罗斯花了33年时间(从1917年到1950年)(见表5),而中国从1978-1995年仅花了17年的时间。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带来重大变化,而且也引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因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几乎总是伴随着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工人技能的改善,教育的发展,组织的改进以及国际贸易的更大程度的开放。

  三是开放效应,即工业化后进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快于先进国的速度。麦迪森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在促进使各国尽其所能进行专业化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清除了自然资源有限国家的障碍,由于运输技术的改进,降低了成本,使距离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使用国际交换更容易,发挥巨大的吸引力。贸易在推广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也显得十分重要,它在这方面的作用还由于国际投资的流动而加速,这甚至对技术推广和组织改进都有更大的推动。工业化伴随着贸易全球化即世界不同地区经济一体化显著提高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又对本国增长潜力产生重要影响。1820年世界出口额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1913年上升为8.7%,50年代后又不断上升,到1992年为13.5%。一个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总量和个量的迅速增长。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日本人均出口额只有42美元,到1995年增长为2456.6美元;1950年中国人均出口额4.57美元,到1973年仅为13.6美元,到1995年增长到99美元,比1973年增长了6.3倍(见表6)。凡是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或地区出口占GDP比重都明显上升,例如二次大战后的日本、韩国、泰国和我国台湾省出口占GDP比重都大幅度上升。中国1978年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仅为13%,到1995年已超过30%(见图3)。 按美元计算,1998年中国的贸易额3240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9倍,已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占世界贸易额的4%。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贸易大约有一半属于进口品加工成出口品,减掉这些加工贸易,那么即使对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就,其开放程度也是大大低于全球水准的。 改革以来,中国不仅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而且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为50.2%,到1995年已上升到85.6%,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超过纺织品出口额成为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

  四是制度效应,即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据物价部门统计,1979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3%,到1996年已上升为92.5%;市场调节价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所占比重由7.4%上升为79.0%;市场调节价在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0%上升为81.1%。 此外政府指导价实际也是市场供求调节形成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从总体上看,商品价格已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在工业生产领域,国家计划管理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已由1980年的120种减少到目前的12种,仅占工业总产值的4%。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预算内投资的比重由1981年的28.1%,下降于1995年的3.1%,而自筹资金的比重由55.5%变为53.2%,利用外资的比重由3.8%上升为11.5%,利用国内贷款的比重由12.7%上升为21.0%。在外贸外汇方面,取消了进出口的指令性计划和出口创汇指标要求,建立了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实行有管理的流动汇率制度,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况换。 为了对中国经济市场程度作一定量分析,作者设计了市场化指数(marketization indices),它是由投资市场化指数(由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表示)、价格市场化指数(由市场调节价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中比重表示)、生产市场化指数(由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和商业市场化指数(由非国有经济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表示)加权平均而得。197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24.91%,到1985年上升为54.23%,到1990年为62.17%,1997年又上升为76.87%。这表明我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为目前的3/4,已属于准市场经济国家(见表7)。

  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

  穷国和富国不仅存在人均GDP的差距和人类发展指标差距,而且也存在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创造知识还是传递信息往往成本较高,绝大多数知识与信息都是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创造出来的。全球80%的研究与开发成果来自发达国家。全世界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发达国家的用户有1.2亿人,占了92.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创造知识能力与获取传播信息能力的差距甚至大于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1. 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知识创新能力方面差距十分显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科技成果是按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活动,即通过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衡量,其数据选自《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数据。1995年中国以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成果仅占世界总数的1.6%,印度和东亚地区为2.1 %,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0.1%,西欧为35.8%,独联体国为4.0%,北美地区为38.0%,大洋洲地区为2.8%,发达国家总计占93.1%(见表8)。1990-1995年期间,在SCI登记发表论文总数最多的20个国家之中,中国居第15位,排在荷兰、西班牙、印度、瑞典和瑞士之后。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差距也十分显著。国际上根据公布的专利指标原理,技术活动可以通过专利事务所公布的专利数描述。这里不把专利看作一种工业手段,而是看作处于知识前沿的技术能力的标志。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报告中选择两家最大和最国际化的专利系统──美国和欧洲的专利系统作为分析的基础。1995年中国在欧洲申请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0.1%;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16.6%;北美地区占33.4%,西欧占47.4%;大洋洲地区占1.3%;发达国家占99.5%。1995年中国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0.2%;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27.3%;欧洲占19.9%;北美地区占51.5%;大洋洲地区占0.6%;发达国家占99.5%(见表9)。

  中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中国基本上中断了与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改革初期在国际科技刊物发表的科学成果和申请技术专利数相对于世界总数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的发展起点十分低下。二是中国研究与开发R&D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极其低下。根据《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按购买力评价(PPP法)计算,1994年全世界R&D支出总值估计达4799亿美元,其中北美地区占世界支出比重为37.9%,西欧占28.0%,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占18.6%,印度和东亚地区占2.2 %,独联体国家占2.5%,拉丁美洲国家占1.9%,中国占4.9%,相当于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两倍,也高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比重(见表1.10)。我们认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对中国R&D支出比重估计过高,既使是按实际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这一比重不会超过世界总量的3%。发达国家R&D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为89.2%。这就是发达国家既是世界科学发明主要发源地,也是世界技术创新主要发明地区的根本原因。三是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根据《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从国内研究与开发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均超过2%,发展中国家均低于1%,其中北美地区为2.5%,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为2.3%,西欧国家为2.8%,大洋洲国家为2.5%;世界平均值为1.4%;中东欧国家为0.8%,独联体国家为1.0%,中国仅为0.5%,印度和东亚地区为0.6%(见表10)。发达国家R&D支出占GDP比重较高的原因之一是非政府(主要是企业和各种私人基金会)R&D支出占R&D总支出比重在1/2以上,其中日本这一比重达到3/4,美国这一比重也在60%以上,而中国这一比重仅有20%,企业尚未成为R&D投资的全体。四是中国单位R&D支出的科学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以世界平均数为100%,中国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仅为33%;技术成果效率系数分别为2%和4%。 五是中国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基本不具竞争能力。1996年中国高技术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21%,而韩国、日本这一比重为39%,英国为40%,美国为44%;从高技术出口额看,韩国相当于中国的1.6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3.2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5.6倍,美国相当于中国的7.4倍(见表11)。

  由此可知,当代世界上科学发明和技术成果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全球R&D的投入也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尽管中国在个别科技领域属于国际领先水平,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还不是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主导国,仍属于技术引进国和技术模仿国。由于模仿技术成本大大低于创新成本,知识又具有外溢效应,中国仍处在以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为主、自我创新为辅的阶段,并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跨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形成中国科技与产业的竞争优势。因而缩小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将成为21世纪中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2. 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差距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通讯与获取信息能力的差距更为显著。当代人们获取信息主要渠道有报纸和刊物、收音机、电视和有线电视,电话和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因特网。国际上评价信息社会有三类指标:一是社会基础结构,如在学人数、读报人数等;二是信息基础结构,如人均电话数、电视数、卫生覆盖率等;三是计算机基础结构,如人均电脑数、联网率、用于软件/硬件的开销等。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电视机迅速普及的过程。1985年全国城镇每百户家庭彩电普及率17.21%,到1997年达到100.48%,平均每年普及率提高6.9个百分点;同期农村每百户家庭电视机(包括黑白电视和彩电)普及率由11.74%上升为92.44%,平均每年普及率提高6.7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电视普及率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每千人口拥有252台,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11台),其中城市还高但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611台)。这是开放电视机市场,鼓励厂商竞争的结果,广大城乡消费者从市场竞争中获益。

  中国目前家用电脑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极其低下,与发达国家存在十分显著的差距。1997年全国居民家庭家用电脑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只有2.60%和1.70?,全国无线寻呼和传真普及率分别为2.4%和0.58%,电话普及率为8.11%。中国每千人口日报、电话线数、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每万人口因特网用户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千人口日报数与高收入国家相差13.2倍;每千人口电话主线数相差12.0倍;每千人口移动电话数相差21.8倍;每千人口个人电脑数相差74.4倍;每万人口因特网用户数相差969倍(见表12)。目前美国网民占全国人口50%,中国网民占全国人口的0.17%;“美国在线”网站每天用户上网71.7万人,每天电子邮件为3300万件,WEB站点浏览10亿次,有2700万用户对话。中国最大的站点每天上网也只有10万人次上下。 这是由于中国通讯与信息业发展基础薄弱,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电讯业的长期垄断维持了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无论是电话初装费、购买电脑费用,还是电话费与因特网上网费,占居民人均年收入比重过高,例如1994年移动电话入网费为3000-5000元,超过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00元),到1998年降至为1462.4元,相当于人均收入的1/4;城市电话初装费1998年为1691元,相当于人均收入的31%,农村电话初装费为1183元,相当于农民人收纯收入的55%(见表13)。根据《1994年世界电信报告》,发达国家电话初装费仅占人均收入的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低收入国家为10%,显然较高的入网费和初装费限制了中国通讯与信息手段的普及,形成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此缩小通讯与信息手段的差距中国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的关键所在。

  四、面向21世纪知识发展战略

  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创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包括改善人民的营养结构,消除各种传染病,控制重大疾病,降低婴儿死亡率,普及科学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等等。根据UNESCO的《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发展中国家科学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单纯的追求“国际领先知识”转向“知识创造财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特别象中国放弃基础研究,恰恰需要强化这一领域的投入。国际经验表明,没有本地知识创新,仅仅依赖技术引进、设备引进是无法有效的吸收全球知识,必须要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必须培养本地的知识人才。本国或本地知识创新能力越高,获取和吸收全球或全国知识能力则越大。

  知识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共享性,几乎所有使用知识的人或机构都普遍性的受益,形成了知识的溢出效应,科学(主要是基础科学)的公共物品性质就决定了R&D应当主要是由政府来资助。但是知识本身可以创造财富,又是一种市场物品,例如具有高收益的、应用前景和领域极为广泛的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一旦被创新出来就会迅速的应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这类知识创新或技术创新是有很高的风险,不仅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而且更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框架,加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生产与应用周期,保护其创新者的利益和收益。从长远方面看,这类知识与技术创新会激励各类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增加R&D的投入。同样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也会对企业提高R&D投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造成外部压力。

  应促进有形资本积累与无形资本积累、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之间的联系与匹配,特别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无形资本和软件投资的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又是世界上“软件”投资比例最低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中国国内投资率为4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前者比后者高出20个百分点,但是大部分属于“硬件”投资,即对设备、厂房的投资。尽管设备投资中含有知识和技术的要素,但是对决定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软件”投资比例过低,例如1990-1995年期间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为2.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4.3%;1995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2%,连印度这一比重也在3.5%(见表14)。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占GDP比重下降,各类软件“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例如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1.00%下降到1996年的0.68%,政府科技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1991年的0.58%下降为1997年的0.41%;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1991年的2.86%下降为1997年的2.49%;政府用于计划生育支出占GDP比重由0.074%下降为0.059%;1997年全国污染治理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22%(见表15)。

  我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见表16),资本投入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小,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仅提高0.1个左右百分点,而与知识相关的教育因素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4-0.6个百分点;与知识相关的通讯因素,电话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增长影响有0.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4-0.6个百分点。这表明,对知识与软件投资的收益要高于对设备与硬件投资的收益,对人民投资收益要高于对物质投资的收益。我们发现,仅人口增长率下降一个千分点,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一个千分点,它们的综合作用(即所谓“人口要下来,素质要提高”)就可以使人均GDP增长率就可以提高0.72-1.20个百分点(见表16)。

  战略性的发展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反之,战略性的发展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建国以来,我们实施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追赶战略(见表17):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赶超战略,50年代中期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采取了资本密集技术路线,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转轨期的追赶战略,8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设想”,其中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实现,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出口导向增长,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是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基尼系数)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严峻的各种挑战以及诸多的发展途径的选择,必须站在全球和全国的高度,议大局,关注大的发展趋势,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我们认为,应确立21世纪初期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其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见表17)。以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和促进体制变革的最关键因素。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的增长和扩散的时代,信息技术正以空前规模迅速发展,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传播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知识发展战略是新型的追赶模式,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即投资于体现在物质资本的知识中,投资于人民,改革机构体制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战略十分强调对“软件”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它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促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缩小知识差距的主要途径是:一是获取全球或全国知识;二是提高本国和本地知识创新能力;三是提高广大公民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四是培养和加强广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促进知识获取、生产、吸收和交流四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和协调作用。

  知识与信息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改革要素。当今世界,一国或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上的优势不再是永远的优势,而知识及提高自己的知识潜力,即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才是发展关键,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的机遇发展得更快些,甚至赶上工业化国家。

  21世纪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实质是加速技术的追赶过程。由于技术引进和模仿的技术成本大大低于技术创新的成本,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开发到应用的时间成本,这使得中国通过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增长,吸引国内和国际私人投资,引进国内和国际先进技术,有效的利用信息和通讯手段,吸收传播和应用最新知识,加速技术进步,同时实现技术追赶和经济追赶。为此中国必须从保护性非市场的科技路线转向竞争性市场导向的科技路线(见表18)。新的科技路线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在鼓励政府与公共机构对R&D的投资的同时,更着眼于鼓励企业与私人机构的投资;鼓励国内技术创新,也鼓励和促进技术引进,并大幅度降低引进成本;鼓励市场竞争,刺激创新者,提高私人回报;促进产学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重新界定政府角色,积极发挥NGO的作用等等。

  五、获取全球与全国知识的政策。

  引进全球知识,获取全国知识,创造本地知识是缩小知识差距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对世界范围内技术知识存量的开发利用,是生产高速增长和表现现代经济特征的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依靠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利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作为欠发达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扩大其知识存量,就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获取外部知识,创造本地知识。其主要途径是:

  第一,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鼓励引进国外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国际贸易是从国外获取知识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从进口资本货物、技术产品和服务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出口商为促进产品出口就必须满足国际标准采用先进技术,也可从外部获得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凡是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都有助于获取全球知识、技术和信息,同时也会产生有效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厂商提高竞争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指下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中国自主性技术创新能力(指专利数)严重不足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追赶先进国家最好技术选择是技术引进,为此应以最低的成本引进国外技术,必须调整技术进口政策,促进技术流入和技术交易。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并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消化吸收经费比例。1997年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引进经费达236.5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2.0%,而技术改造经费高在1102.4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9.5%,消化吸收经费为13.56亿元,仅相当于技术引进经费的5.7%(见表19)。 大幅度降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进口关税税率,逐步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对电话和信息技术及设备实行零关税。国内各类技术标准尽快与国际标准(如ISO9000和ISO14000环境质量认证标准)接轨,迫使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提高质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二,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特别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可以带来知识的收益,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最好途径,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是全球的带头人和主要来源,他们占了世界生产总值的1/3,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占世界FDI的70%,占世界R&D支出的80%。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对于吸收和传播知识和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技术主要是通过技术领先国投资而流入较落后的国家,先在某些“飞地”扩散并渗透和改变整个经济时,就开始了迅速而持续的发展。 通过培训当地职员,通过与国内供货商和分包商的接触,跨国投资者的行为带来可观的知识“外溢效应”。此外积极吸引外资也会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吸收国际管理知识和经验。国际经验和中国各地区经验表明,那些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就愈高,出口增长率就愈高;反之则反。其背后隐含着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的知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再保护亏损的国有企业,而应当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提高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为所有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政策环境。

  第三,建立技术许可证制度。技术许可证制是取得某些新型技术专有权的市场准入的有效方式。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许可证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应取消对技术许可的各种人为限制,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或本地区申请技术许可证和专利,同时也鼓励国内企业利用该种制度引进技术,推动技术发展和技术扩散,为全球知识和技术的流入大开方便之门。政府鼓励技术信息中心和技术咨询中心,为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较为方便的获得相关的国际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

  第四,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国际知识产权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鼓励创造新知识的激励机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生产者正在寻求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环境。政府不仅应当承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且也维护知识生产者的利益,包括本地知识生产者和保存这种知识的人,保证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如中草药以及在本地植物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制造假冒伪劣、任意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得不到严厉的打击和惩罚,就等于剥夺知识生产者的利益进而妨碍知识与信息的流入,因此政府要坚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盗版侵权行为。

  第五,充分利用原藉的海外人才资源或外地人才资源。中国或欠发达地区获取全球知识或本国知识的重要途径就是广泛联系和充分发挥海外侨民、留学人员或原藉外地人才包括院士、教授、工程师、管理人才、企业家的人才资源优势,鼓励他们不定期返回本地传播知识、转让技术、交流信息,提供各种讲学机会,投资机会和贸易机会、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关系建立海外或各地区人才与知识信息网,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为本地提供知识、技术与信息。

  六、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政策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对R&D的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知识创新与R&D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规模效益。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一项战略性基础研究都会比小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解决诸如农业与育种、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气象预报、减灾防灾、计划生育、重大疾病防治、食物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的R&D的投入都显示出巨大的收益。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对旨在知识创新的R&D财政投入,委托给非政府组织(NGO)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全社会公开招标竞争;二是将政府用于技改投资额部分转为旨在技术创新R&D基金,打破地域、行业界线,允许各类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与研究所、公立机构与私人机构)公开竞争或联合竞争;三是将政府削减对粮食企业亏损财政补贴转向对农业R&D投入(二次大战之前美国政府R&D支出最大的用途是农业研究,并产生一场农业革命)。

  第二,鼓励企业增加对R&D的投入,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R&D总经费来源的50%左右或50%以上是来自于企业,R&D总经费支出60%左右或60%以上是用于企业,而中国R&D总经费来源企业(指横向收入)仅为37%。 据英国贸工部1998年对世界排名前300家跨国公司调查,他们在R&D的投入平均占销售额的4.6%。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形成对企业投入R&D的外部压力,势必迫使企业增加R&D占销售收入的比重,1997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一比重为3.0%,用于新产品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9%, 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适当提高不同行业的折旧率;企业R&D投入可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对企业进口新技术设备实行减免关税;降低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成本,并简化手续;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设立“新技术产业化贷款”,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提供低息贷款。

  第三,确立R&D投资优先领域,鼓励“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政府对知识创新R&D投资应集中在那些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目的,特别是与中国长期发展与增进广大人民福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例如农业、人口与健康、节能、节水、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自然灾害与减灾、气象预报等。根据世界银行研究,中国农业R&D和技术推广工作对提高农业生产率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投资回报率高达94.4%。但是在过去15年来,农业R&D经费与农业产出的比率在持续下降。 政府对技术创新R&D投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开拓国际市场,应集中于电子产业、软件产业、通讯制造业、航天与航空制造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药与中药业等新兴产业。

  第四,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资源作用,激励知识创新者和技术创新者。鼓励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自由探索,特别是有重大科学意义并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的科学探索;鼓励我国科学与国外科学家合著科技论文(欧盟国家这一比重达30-40%,日本和美国分别占20%)。技术创新带来收益(可称为创新租金),应大部分归创新者个人所有,使私人获得与其创新努力接近的私人回报。为此需要提高专利发明者个人净收益比例,提高技术推广者个人净收益比例,从而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以万名科技人员专利数为重要指标)和开拓市场能力(以人均技术市场交易额为重要指标)。

  第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一批R&D公共机构实行企业化或公司化改组,形成新型科技企业,直接进入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鼓励那些具有潜在市场需求、高附加值、面向海外市场的R&D研究者寻求企业赞助或直接与国内企业合作。推动产业界和学术界联合研究与开发,政府对技术创新R&D资助项目,其负责人必须由产业界担任,80%以上的经费应来自参与项目的企业,使新技术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商业化的产品。

  第六,鼓励创新活动和高技术产品向服务业转移或扩散,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成为高技术的主要购买者,不仅可以产生对新技术的巨大需求,而且还显著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就业范围。

  第七,加快建设面向21世纪促进技术进步的设施,例如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专用网、数据网和通讯网“三网合一”。

  第八,实现军民两用技术一体化,利用军事技术来促进民用技术的应用,利用民用技术满足国防需求的潜力,改革国防与军事装备采购制度,鼓励军用与民用科研机构参与竞争招标。

  第九,鼓励私人进入R&D领域研究。私人R&D一般集中在应用技术方面,但随着基础科学商业化步伐的加快,也有私人R&D机构对商业化前景看好的基础研究表示兴趣,政府应根据本国或本地情况,发挥私人R&D机构同市场联系紧密的特点给予一定的优惠鼓励,私人R&D从事科技的商业化研究工作。外资企业R&D中心和研究者应视为本国R&D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允许和鼓励他们公开申请、公平竞争国家或地区科学基金、政府资助高新技术开发项目和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

  七、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政策

  有效的缩小地区差距战略必须包括提高广大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措施。这包括从普及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多样化的教育体系。

  稀缺的公共教育支出与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基本格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教育人口,“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国情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教育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据统计,1997年全国各类学校在生为21308万人,各类成人学校在校生为7008万人,全国教育人口共计2831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9%, 约占世界教育人口总数的1/4。中国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低于3%。换言之,我们以不足3%的世界教育公共支出资源来承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门类齐全的各类教育,这一基本教育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的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投资。

  第一,实现全民普及基础教育目标。政府应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于社会效益高、受益面广的初等教育,必须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同时为扫除文盲青壮年普及基础教育提供机会。尽管中国在提高儿童入学率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然赶不上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国(World Bank, 1998)。主要是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有较高辍学率,女孩子的辍学率又大大高于男孩,边远山区孩子的辍学率又高于临近城市孩子的辍学率,少数民族的孩子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孩子的辍学率,这不仅造成了学校设备和教师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成为普及初等教育目标和提高公众识字阅读能力水平的障碍。要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资金投入,改变传统的资金分配办法,可以合同方式直接委托给NGO(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直接用于补助贫困人口孩子学杂费、书本费和其他费用,乡村教师的生活补贴,乡村校舍建设和设备投入。该项投入应与儿童入学率、辍学率等指标挂钩。鼓励和提倡城市以多种形式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孩子上学,可利用城市目前因学龄儿童规模大幅度下降所闲置下来的中小学设施为贫困地区孩子办寄宿学校。 对贫困地区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半寄宿制学校、女童班、中小学的民族班。改革中小学教学内容,使之适应和贴近当地实际。

  第二,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目前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不足50%,其中西北五省区初中毕业升学率在34-53%之间,即有近一半以上的初中毕业生终止学习。在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要大力促进城市中等教育普及,使所有的初中毕业生有条件获得高中教育、职业高中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灵活方式。在农村开办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职业学校,进一步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率。政府应资助贫困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学生有一技之长,成为当地实用技术人才。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教育,推进普及化程度。普及高等教育是韩国成功的经济起飞重要的经验,1960年韩国实现了全民小学教育,这为劳动力受到良好教育提供了基础,随着加速工业化,韩国的中等教育和第二教育迅速发展,70年代初,韩国大学入学率约10%,到1995年几乎达到55%,与大多数OECD国家相差不多,中等教育总体入学率也由原来的24%上升为90%,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迅速增长,对韩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韩国的高等数育迅速发展主要是私人投资推动的,1995年韩国私立大学在校生占总数的82%,私人用于高等教育投资超过政府投资比例(World Bank, 1998)。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情形与韩国70年代的情形相似,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指个人学费和杂费)太低,普通高校为13.6%,成人高校为26.3%,当时韩国为20%,主要以政府为主。显然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非政府投资,特别是私人投资应成为投资主体。这是高等教育由奢侈品到普及消费品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全国逐步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在城市已经基本普及中等教育之后,要加快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这就要求全面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打破国有部门长期垄断高等教育市场、缺乏竞争机制、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的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学校模式:一是“国有公办”,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高校理事会公办学校模式;二是“国有民办”,转让给社会独立法人承办经营;三是“民有民办”,由社会力量集资自主办学;四是“合资合办”,鼓励允许国外大学及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兴办正规学校,社会大学、合资、合办专业培训学校,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一流大学合办世界一流专业,学院甚至合办世界一流大学。改变政府对高等教育支出分配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竞争招标,直接与教育产出效益指标挂钩。放开对大学生学费的管制,全国不做统一规定,由供需关系决定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价格(即学费),辅之多样化学生资助和勤工俭学办法。

  第四,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开放式”大学。如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虚拟大学利用卫星和因特网来传授课程使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学习者可共享资源。这种大学迎合了广大远程学习者的需求包括正规学校学生和非正规成人学习者,帮助那些没有校舍教师和设备条件的学生直接与最好的教师进行对话。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局应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开放式大学条件,包括聘用一流教授和使用命名最新的教材,增加新的教育与可视设备,开办多样化的专业和课程。国家图书馆和沿海城市的大学尽快建立数字化图书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便捷的信息和教学服务,鼓励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招收欠发达地区攻读学位或非攻读学位的远程教育学生,由中央教育支出补助。可以起到效益成本低的作用。

  第五,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建立中央宏观调控、地方分权为主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央教育部门从直接干预转向负责全国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集中精力、集中财力援助欠发达地区,对他们“雪中送炭”,解决这些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性的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将发展高等教育的职能和财政支出转移给省级政府。实行“政校分开”的原则,高等学校应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约束、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高等学校应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决定校长招聘方式和人选,校长对理事会负责,并受理事会监督和制约,理事会成员可由教育主管部门、中央或地方政府委派人员、企业界、科技界、教师代表组成,高校有权自主决策招生考试和录取,不同专业的学费数额、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师资聘任资格、工资水平、经费筹措等,教育主管部门具有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第六,大力提倡大学生勤工俭学,实行多样化学生资助与劳动报酬方式。早在1957年刘少奇同志就提出应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他认为,国家提供助学金只能解决困难学生一部分困难,不能设想,国家的助学金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不能设想,学生中所有的困难都全部由国家揽起来予以解决,青年不应该一有困难就完全躺在党和国家的怀里,只懂得伸手向国家要,而不去自己动手想办法。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对优秀学生实生奖学金制;对所有学生实生贷学金制,国家财政用于高等教育的部分开支用来贴息或减息,由学生家庭或亲威朋友担保;研究生或博士生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助教金制和助研金制,鼓励研究生或博士生从事辅助教学、科学研究活动,并使他们的劳动和贡献得以补偿。

  第七,实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使人们获得选择教育所需的信息。教育质量关系到整个国家知识战略的成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由直接管理学校向直接监督评定学校的教育质量方面转变,并向社会、广大学生和家长发布有关教育质量的信息,提高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以后逐步采用复合的方式,由国家强制性地制定基础教育的质量,而由独立的权威的民间机构评估高层次的教育质量。

  八、扩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政策

  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人们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分享知识,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潜力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改革其教育体系,拓宽工商业机会,并缩小与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知识差距方向拥有很大的潜力。要把这种潜力变力现实,国家要把更有效的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国家主动打破通讯领域的高度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使用成本,促进新型通讯技术在城乡地区的迅速普及。

  第一、充分利用通讯和计算机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新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更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产生更大的潜在收益,例如远程教育、广播教育、电视教育、可视电话教育、虚拟教育都成为开放式的大学,迎合了各类学习者的需求,同时克服了距离障碍,既扩大了开放式大学在校生规模,又大量减少了学习者费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利用这些新技术发展开放式大学,收益十分显著,政府要强化这类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社会边际成本较低的公益性的高等教育项目的投入。在环境领域,利用卫星遥感和通讯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包括国家的和社区的环境质量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

  第二、为贫困地区和穷人提供更为方便的通讯系统。新型的无线技术在那些人口稀少、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地区以较少而更佳的成本提高质量的通讯服务。政府应对小城镇、边远地区、山区提供电话网络安装、电脑网络、无线通讯技术提供专项补助资金,提高这些地区人口电话、电脑普及率。使用这些补助金可以采用市场竞争,公开招标方式,可降低系统成本。

  第三、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收音机因廉价和耗电少而能为众多常人所接受。电视因文字和图像一体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在许多农村边远地区,电力供应不足,或者电费过高妨碍了广播与电视的普及和使用。除了建立农村电网之外,还应为农民提供使用常识和修理服务,使之更有效地利用现代媒介传播知识。国家与地方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网应当增加各类知识特别是农业技术知识讲座、技术示范的播出时间和节目,以广泛地扩大科学知识普及和实用技术应用。

  第四、加快电讯业开放,降低服务成本和资费。开放电信业市场是世界性潮流。最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公众以低廉价格获得一系列电信服务,这对原有的垄断电信业是个冲击。到1997年2月底,代表着世界电信市场90%以上份额的60个WTO成员国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承诺开放基本电话服务,包括:有声电话服务,长途国际电话和转音频电话服务,数据传输,私人租借线路、移动电话和卫星服务,以及中继线服务等(World Bank, 1998)。开放电讯市场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可以从通讯革命中获益,也会增强他们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打破电信业的国有垄断格局有助于提高效率,增加电信企业降低成本压力,促使电信业内外竞争变成高度竞争行业。为了确保在开放市场中公平竞争就要制定公正的、管理的电信业务收费标准,建立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规章制度,确保企业既不能作有碍于竞争的活动,也不能欺骗消费者。(因为版面原因,本文所有图表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