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下)

卢德平 译
  
自从《哲学研究》一问世,对规范性的满意和不满意,都和对语言的混论状况的满意和不满意纠结在一起。也和这样的事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语境中完全适用的语言,也许根本满足不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要求的"严格"和"明确"标准。同时,也与我们想否认所有这些混乱局面,并强迫语言和思想适应此种或彼种无法整体划一的表现形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认知科学家"(或这样看待自己的哲学家),常常认为,似乎存在着一种信仰的本质,比如,好像相信某物,是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大脑把语句放置在信仰之匣。"(我没骗你。)在《哲学研究》的开头部分,维特根斯坦强调,像"相信"、"问题",以及"命令"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反映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当代科学实在主义,企图将所有问题表述为一种类型,也即实际上表述为经验问题;同时将所有证明表述为一种类型,也即表述为经验性证明。这不过是以下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即将个别的表现形式强加于所谓决非划一的现象上。维特根斯坦不是要阐明我们的观念,而是要阐明我们自身。矛盾的是,他是想通过教我们如是生存,而以不明确的东西来阐明我们自身。这样解读的话,对维特根斯坦的关注,以及对个人和社会转型的关注,就不仅仅是没什么不协调,而是相互增强。

"'意义'的意义"

直至1980年左右,刚才所描述的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的思想。但在1966--1967年期间,首先在语言哲学课上,后来又在语言哲学暑期讲学班所作的一些讲座中,我就开始就意义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根本不是由于想了解自然科学如何解决哲学问题而受到的启发,而是由于人们对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所持观点的消极反应。按照那些观点,说者对词汇意义拥有的知识,仅仅相当于对储存在"头脑内部"的"意义规则"的容量所拥有的不言自明的知识。1966量,我终于认识到,把语言完全想象成具体说话人"头脑内部"的东西,这种看法肯定是错的。有一些思索,尽管我不想在这里做任何评论,但使我相信,将词语比喻成工具的惯常做法是错的。如果人们心中的"工具",就是人们原则上孤立使用的工具,比如锤子或起子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它就像一艘远洋客轮一样的工具。它在运用的时候,需要许多人通力合作(并参与到复杂的劳动分工之中)。赋予一些词以特殊意义的手段,不仅仅在于人脑的状态,而且在于人们对非人类环境和其他说话人之间所处的关系。

对这种看法,起初人们置若罔闻,但是,当我在1972年底所写的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即"'意义'的意义"里[51],发现受到人们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这一部分是因为,这篇文章与克里普克有关"命名与必然性"的著名讲座里所提出的观点相一致[52]。这一系列讲座是1970年在普林斯顿讲授的),至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对于意义的任何全面说明必须包括说者大脑之外的因素,这种观点,现在也许已经成为语言哲学里的"正统观念"。(不过,请注意,这种特殊的看法,并不来自于"科学实在主义"的纲领,尽管我以前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有,从1972年左右开始,我对奎因长期以来关注的一条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即词语是怎样(奎因也许会说假如)才能决定指称的。

指称和模态理论

对我来讲,这一点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理由在于:就像绝大数人赞同思维的计算模式,我也相信,当我们看到或听到世界中的事件时,实际发生的,是我们的思维或大脑里所产生的视觉或听觉材料。那些感觉材料是思维或大脑从认知上进行加工的对象。在我们所感知到的桌椅和感觉材料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不过是对视网膜和耳鼓所产生的因果冲击这一问题,以及从视网膜和耳鼓到达大脑中的过滤器之间所传递的因果关联的信号这一问题。与感知的客体之间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认知关系。我们的感觉材料,似乎是我们的认知过程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界面。(这就是当思维和大脑相等同时,笛卡尔关于思维的描述所处的局面。)在可证实的感觉上,我们所直接意识到的,是有关外部世界的真实属性,而不是"表现"。这样认为,其可能性,正是我断然拒绝的。按照这种新笛卡尔思维图式,似乎不存在思维(构想成一架计算机)是如何了解人们所拥有的"主观经验"(感觉材料)这一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些东西被视为存在于计算机内部,并且对于计算机来讲,是"可以触及"的。不过,认为这些经验"表现"了思维或计算机之外的客体,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达数分析哲学家都抛弃了实证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理论基本上是预知主观经验的一种手段。不过,根据我和其他人所发现的很吸引人的思维哲学,很难看出,思维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实际上怎样超越了实证主义者所允许的范围。人们懂得,被构想为计算机的思维,能"理解"某种科学理论,也就是说,能把它用作一种预知手段。但是,它怎么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是说,理解像"原子"和"微生物"之类指涉现实事物的术语呢?这正是我自从发表"理论所不能"一文以来所一直呼吁的。

在这一问题上,倒使我想起数理逻辑方面的一些成果。如果不深究技术上的细节,那么结果就是,倘若在语言项目和客观外界中的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话(例如,我们大概在心理上都拥有这种指涉关系),那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对应关系,使得同样的语句得以成立(不仅仅在实际世界里,而且在所有可能的世界!)[53]马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理论中的词语与客观外界中的项目之间的"指涉"关系,究竟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存在的话,那么仅仅通过预知和验证并不能证实这一事实。如果A和B是两种不同的对应关系,对任何语句的真值(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无关紧要,而且无论A还是B,都属于指称关系,那么,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明能决定,究竟是A还是B,属于"适当"的关系。"适当关系"的观点,也许会成为毫无希望的形而上学概念。不过,奎因处理这一问题所采取的特别大胆的方式,是我从来都无法接受的。这种方法,是否定有关我们的语词所指涉的对象这一"事实"[54]。按照奎因的看法,正如其所指出的,当我认为,我在指涉我的猫塔比塔(或者我的妻子、朋友,或者我本人)时,并不存在我的语词是否在指称塔比塔,或"猫之外的整个宇宙"这一事实[55]。我们相对于外界处于知识和感觉上的关联,而与有关这一现象的整个感觉完全相反的观点,总是在我看来,不可能正确。

科学实在主义,似乎只是加重,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在科学实在主义者看来,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将指称还原为物理学所运用的概念,而这看起来没有可能,

要么就认为(奎因也这样)。存在着决定性的指称关系这一点,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开始疏远赤裸裸的科学实在主义。这一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我发现哲学家的重要工作所在。这样的哲学家总是坚持,在认知理解的问题上,对艺术的理解,与对科学的理解同样重要。这位哲学家就是纳尔森·古德曼。我发现自己赞同古德曼的立场,他坚持认为,对于客观世界并没有"现成"或"固有"的描述。许多描述都会"适合",但这取决于我们的兴趣和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碰巧所喜欢的任何东西,都是"适合"的。说不只一种描述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每种描述都正确,或者说,这种描述是主观的。)当古德曼偏激到认为,不只一种"世界",而是有许多世界,并且这些世界都是我们亲自营造的[56]。我一方面不能赞同这种看法,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发现,其著作不断激发我们的灵感。那时候,我还开始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它是我第一次在宾夕法里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实用主义者老师那里听说的:这种观点认为,"价值判断"根本不是缺乏"认知意义",而实际上预设在所有认知活动之中。事实和价值相互渗透。

70年代和80年代,我首次尝试在反实在主义和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内在实在主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57]。上述情形就是我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我现在仍然维护那种做法所涉及的一些观点(也即,否认现实性要求一种独特的描述,以及把事实和价值视为相互渗透,而非支离破碎的观点。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我的思想的核心要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计划就整体而言,由于拘泥于将我们的感觉视为我们自己和客观外界之间的"界面",而看起来有一些致命的不足[58]。

我绝不是开始被这些问题困扰的唯一的哲学家。米歇尔·杜米特考虑过其中一些问题,并且试图形成一种论证主义,能免于我在实证主义里所见到的那种现象学倾向。在同一时期,理查德·罗蒂与科学实在主义发生了决裂,并朝着起初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关,此后又与美国实用主义有关联的方向发展[59]。就像奎因那样,罗蒂也拒绝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词和物之间存在着任何决定性的指涉关系。但是(与奎因不同),他认为,较之在其他方式上令我们满足的说明,科学的说明不见得有更多的权利被称之为"真"。对罗蒂来讲,"真"不过是用来"称赞"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的一个形容词。

尽管我可以接受杜米特的"论证主义语义学",并且在我看来,罗蒂几乎放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确实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存在着,但是令我高兴的是,在分析哲学里,已经成为典型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他们看到了同样一些困境,而这些情况正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哲学回归的历史

在"语言如何依存于客观世界"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哲学困难,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研究,包括思维的计算机模式,不会得到解决,我终于看到了这一点。我在上文对发现这一问题的途径已经作了描述。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期以来所论述的问题。泰勒尤其坚持认为,那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些思维方法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是强制性的。他的论点是,对这种强制性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即试图揭示有关观念的变迁谱系的研究,使得笛卡尔主义(或笛卡尔主义和唯物主义)似乎变成思考心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我们永远不能看出,滋生出这些问题的一些假设是多么随机不定。只要没有看出这一点,我们就回一直胶着于那些问题。不过,70年代末,当我撰写《理性、真理及历史》一书时,我还没有听说这种情况。不过,1980年,(受理查德·罗蒂的影响),我开始认真研究威廉·詹姆斯,而且立即对詹姆斯的观点留下深刻印象。他坚持认为,把经验描述为"内在于"我们的心理(或大脑),这种做法是一种错误。在这之前,通过阅读奥斯汀的《感觉与情感》,我意识到可以否定界面观,但还是摒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当我在80年代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时,我终于懂得(纵然詹姆斯的方法包含有一些站不住脚的因素),但在认为必须放弃传统的观念这一点上,詹姆斯是对的[60]。此外,(连同普特南的著作),我开始研究约翰·杜威的卷轶浩繁的著作,它们在探讨伦理学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条思路,也即避免了许多标准的二分法(绝对之于相对,工具之于范畴,如此等等。)[61]

大约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哲学家,约翰·马克多维尔,极力主张抛弃新笛卡尔派的思维图式,以及事实和价值二方法,而绝大部分分析哲学似乎都拘泥于此。许多年来,马克多维尔的观点只以偶尔几篇论文和谈话的形式出现,但在1991年,他在牛津开设了约翰·洛克系列讲座(现在以《心与世界》为题出版)。我本人就若干相关问题所做的杜威讲座,1994年开设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两组讲座里,新笛卡尔派的观点,在彻底参照哲学史的同时,得到了明确阐述(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极力主张的)。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观点,即认为"哲学是一回事,而哲学史是另一回事",显然行将寿终正寝。或许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吗?

大陆分析哲学的(不予)接受

不提到英美分析哲学的一条特征,我就无法结束本文。这样一条特征,就连最无知的观察者,也不会逃脱其注意,即排斥"大陆哲学"。(一些权威的博士学位授予机构,在其课程里很少收进富科或德里达的著作。就连哈贝马斯的作品,也仅仅是开始受到注意--而且通常只是在伦理学课程里--最近的事。)乍一看,这种情况也许有点令人吃惊。毕竟,哲学分属一门人文科学,法语里的"理论"在其他人文科学里也受到认真对待。分析哲学系科对其他人文系科感兴趣的问题无动于衷,这并不足怪。不过,这时候,人们也意识到,分析哲学的自我形象,是科学,而非人文主义的。如果人们期望成为科学(哪怕人们实际所写的更接近于科幻),那么,与人文科学有别,看起来就是一种积极的品质。当然,并不是分析部门的所有哲学家都对这种状况感到满意。(例如,有几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多年来,研究并讲授过胡塞尔的现象学,或哈贝马斯的哲学,甚或海德格尔的哲学。)不过,绝大数哲学家都坚持剔除上述作者的著作,其根据在于,这些作者观点"不明朗",他们的著作(实际上也许没读过),"不含有什么论点"。他们不承认,本身的哲学观也是科学的。通常,当分析哲学遭到批评时,其辩护者就将其哲学风格简单地等同于"论点"和"明确性"。但是,牛津学派的教义--"凡是能说的都可以明确说出",已经变成教条。鉴于《逻辑哲学论》所依据的"逻辑形式"的概念已经寿终正寝,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实际上为此提出什么论点。优美的散文,不管其主题如何,都必须向敏感的读者传达一些值得传达的东西。如果它旨在劝说,那么这种劝说不得是非理性的。(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也即,所涉及的因素,也许是呼吁看出人们拒绝看出的东西,比方说,呼吁某种生活方式,或者实际上发生于语言实践,或科学、伦理、政治实践中的要素,而不仅仅是来自所公认的前提的演绎,或为了经验性假设所提出的证据)。要求我们只按罗素所写的那种散文去说话,而这样的散文又是如此美仑美奂,这种要求事实上,必然会限制我们所能谈论的内容。

分析哲学应该继续下去吗?

对我所能目睹的半个世纪的美国哲学其特征上的变化,作这样的叙述,必然是从某种角度进行的。我意识到,我对一些辉煌的贡献强调不够。多纳德·达维森、索尔·克里普克、大卫·刘易斯、罗伯特·罗奇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充其量,仅仅偶尔受到注意。要作部分开脱的话,请让我说,我的关心,不过是追溯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某些哲学趋势的兴起过程,以及对这些趋势的错误之处加以摆脱的起初阶段。达维森、克里普克,以及罗奇克影响到这些发展过程,但所采取的方式,不容易用现在这篇概述加以描述。因为我已经大量批评了科学实在主义潮流及其相关趋势(例如,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唯物主义和视点论,以及布拉克布恩的"准实在主义"),所以也许看起来,我在诉求分析哲学的总结,而对这一问题,我得说两句。

如果"分析哲学"仅仅意味着,是充斥着科学知识、现代逻辑成果的知识,以及以往的分析哲学家的煌煌巨著的知识,而这些哲学家包括直至当今的罗素、莱辛巴赫、卡尔纳普的话,那么,确确实实,我根本不呼吁这种哲学的总结。我关心分析哲学的某些趋势--迈向科学主义的趋势、维护哲学史的趋势,以及不屑于倾听其他种类的哲学的态度--但是,与这些趋势较量,并不等于和分析哲学作斗争。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著作中处处参照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奎因、达维森、克里普克、大卫·刘易斯,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在这一意义上,我把自己算作"分析哲学家"。不过,要提到我所不同意的最后一种趋势,就会发现,有这样一种趋势,它把分析哲学视为一种"运动"(这种趋势,在欧洲几个国家,促成了分析哲学家新的排他性协会的诞生),视为一种糟糕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哲学"运动"唯一合理的职能,就在于,使迄今没有被人接受,或者说,遭到忽视或被推向边缘的那些观点获得了注意和承认。分析哲学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确实可以说,属于世界的哲学主流之一。使其成为一种"运动",毫无必要;它仅仅保存了我为之扼腕哀叹的那些特征。

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康德学派;我们也可以从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我们还可以学习维特根斯坦,而无须称自己为维特根斯坦学派。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达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

注释:

[1]我将其描述为这一运动的所谓核心信条的那些观点,在艾耶尔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著名通俗读物《语言、真理和逻辑》(伦敦:高南茨,1936)一书中得到辩护。它们逐渐形成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坚信的基础模式。这一基础模式在以下范围上是确切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形而上学的说明是无意义的(尽管他们在哪些说明属于"形而上学的"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说明可以与"认知上有意义"的说明(科学说明)区别开来。这样做是借助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说明要么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要么是通过诉诸逻辑(包括数学)和定义而决定的(参见注47)。伦理说明,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被视为"无意义",倘若将它们看作是表达了有关客观外界的真理的话。不过,如果将它们看作是"情感"的表达形式,也即表达某种态度,呼吁别人共有某种态度的方式,那么也允许赋予其二级意义。

[2]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相信,全部的经验真理都是有关感觉材料的,这大概是最顽固的一种误解。甚至卡尔纳普在《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柏林:维特克雷斯-弗那格,1928)一书里提出的有名"Aufbau",也仅仅是断言,感觉材料为重构科学说明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汉斯·莱辛巴赫在《经验和预测》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论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仇视。

[3]事实上,所有的科学概念--尤其是,可观察的科学概念--都充满了理论,这种观点,自20年代初期以来,举足轻重地出现于努拉斯和卡尔纳普的论文之中。

[4]这是一种误解,对此,主要应受指责的是托马斯·库恩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无论莱辛巴赫,还是卡尔纳普,都是在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之后进入哲学领域的。汉斯·莱辛巴赫的《相对论与先验知识》一书(柏林:斯普林格,1922;贝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严格讲,是关于如何解释科学的革命。它同时不强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这场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理论是"不可比较的",而这正是库恩后来所倡导的。

[5]"论存在什么"(1948),收于库恩的《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

[6]"两种独断论"(1950),收于同书。允许一些在经验上不可证实的说明--纯粹的数学说明--划归"认知上有意义"的类型,而同时禁止"形而上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 法,依赖于鲜明的分析与综合之分。正是由于这一点,奎因对这种区别的批评,使得"科 学与形而上学"之分在哲学家那里成为可疑的对象。

[7]"范围与语言科学"(1957),收于奎因《悖论的方式》(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6)。"论自然化的认识论",收于奎因《本体相对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9)。

[8]这种二分法大约在1939年之后出现于卡尔纳普的著作。可以假定,"可观察的项目"(例 如"蓝色"、"色调")仅仅指涉可观察的成分。同时,体现为观察报告的说明与体现为理论假设的说明之间的区别,可以描述如下:前者只包含可观察的项目,而后者至少必须包含一条理论项目。在于普特南:"理论所不能"(1960),收于普特南:《数学、物质与方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已经指明,这两种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

[9]参见米歇尔·弗里德曼:"逻辑实证主义再评价"《哲学学报》(1991年10月):505-519。

[10]参见雷希:"库恩屠杀了逻辑经验主义吗?"《科学哲学》第58期(1991):264-277。这条注释应感谢杰纳德·霍尔顿和裘第·卡特。

[11]默顿·怀海特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除了牛津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它也认真处理过实证主义。

[12]在这一意义上,长期以来,我并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是"日常语言哲学家"。而且,我认为,奥斯汀实际上的重要意义完全超出了他对这一观点所表现出的忠诚。

[13]怀海特在哈佛的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不仅最年轻,而且是来这个系时间最近的人。(参见注释11)

[14]尤其是,康奈尔大学几年来开设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系。

[15]正如注释6所提到的,在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辩论的背景下,奎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也削弱了有关"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分的整个观念。

[16]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默顿:格那文哈格,1957)。

[17]递归函数是一组函数。根据丘奇和图灵在30年代提出的的论点("丘奇论"),这种函数,严格讲,包括计算机原则上所能够运算的函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在其所有形式上,都保存了两条核心论点:1)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比传统语法("短语结构语法")所能允许的要复杂的多;2)对递归函项理论(以及一般的计算机程序)而言,这些更复杂的结构依然可以使用某种形式系统加以描述。这种形式系统,最初由图灵同时代的美国人埃米尔·泼斯特所设计。

[18]保罗·齐夫:《语义分析》(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0)。今天,研究生们一般都认为,这一观点肇始于多纳德·达维森德"真理与意义",《综合》第17卷(3)(1967)。可悲的是,齐夫的书倒很少有人想起。

[19]"图灵机",是一些抽象的装置(至少在30年代,当图灵描绘这种机器的时候,它们还仅仅是作为数学的抽象物而存在的),构成了现代计算机理论的基础。

[20]"思维与机器",收于普特南的《思维、语言和现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

[21]普特南:"理论所不能"。这一影响,部分归因于对卡尔纳普观点的集中诘难。正如弗里德里克·苏普在《科学理论的结构》(厄尔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4)一书的序言中所描述的,存在着两种诘难:"首先,存在着针对有关公认的观点的特征施加的诘难......旨在揭示其属于不可弥补的缺陷(这也是他对我的非难所作的分类)。其次,存在着两可性的科学哲学(由汉森、库恩以及图尔明所提出),这种哲学干脆拒绝公认的观点,进而坚持采取其他的科学和科学知识观。"出处同上,第4页。

[22]这种逻辑词汇有时可以包括更高层次的逻辑,或换句话说,集合论的有关资料。参见卡尔纳普:"理论概念的方法论特性",载于费格尔和斯库里文:《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概念基础》第一卷(明尼坡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56)。

[23]重印于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第11章。

[24]多纳德·达维森的"论概念范式观",载于《第60届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包含有一种有力(而且著名)的论点,针对的是意义不相容性观点的一致性问题。

[25]安斯柯比的"现代道德哲学",代表了对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诉求。这篇文章收在安斯柯比的《伦理学、宗教和政治学》一书,《安斯柯比哲学文集》第三卷(牛津:布拉克维尔,1981)。

[26]查尔斯·特纳维斯:《意义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27]比如,请考虑一下语句:"桌上有咖啡。"(The table is covered with coffee)根据语境,这也许意味着桌上有几杯咖啡,或咖啡溅在桌上,或桌上有几包咖啡。不过,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咖啡"、"桌子"即"有"均有其标准"意义"。

[28]对格里斯观点的强烈批评,参见查尔斯特纳维斯:"分析年鉴",《思维》第100卷(398)(1991年4月):237-264。

[29]比方,传统的心身问题,被看作不过是大脑"软件"和"硬件"的关系问题。

[30]参见奎因:"范围与科学语言",以及"论自然化的认识论"。

[31]参见普特南:《逻辑哲学》(1971),作为普特南:《数学、物质和方法》第二版的一部分,有重印。以及奎因"论存在什么"。

[32]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这一点相当于说"p(q或r)"等同于"pq或pr"。

[33]参见普特南:"逻辑是经验的吗?",又以"量子力学的逻辑"为题重印于《数学、物质和方法》一书。

[34]有关这些困难的说明,参见普特南:"答米歇尔·里德海德",载于克拉克和哈里编《普特南读解》(牛津:布拉克维尔,1994)。

[35]奎因《词与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

[36]一项有名的奎因思想试验,常常用来解释这一学说。它包括这样的想法:不经意地碰上一些当地人,他们说一种至今无人懂得的语言,好想是叫兔子佳瓦盖(gavagai)。在《词与物》一书中,奎因坚持认为,我们可以把佳瓦盖在"丛林语言"中的所有表现形式,都翻译成一种"可以分离的兔子部位",而在我们的翻译模式的其他方面做出"补偿性调整",那么由此形成的翻译模式就会适合所有可能出现的行为材料。如果认为词语的指称可以从行为材料出发公开触及到的话(否则,语言怎么才能学会呢?),那么奎因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不表明,根本不存在佳瓦盖意思是指"兔子",还是"可分离的兔子部位"之类的"事实"吗?

[37]尤其是,布纳德·威廉姆斯:《笛卡尔:纯粹研究计划》(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8),第299页。

[38]当代数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大于25的数",而当代生物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导致人类疾病的微生物。"由于这一点,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意味着,这些科学家"承诺"数和微生物的"存在"。而且,由于存在是单义的,数和微生物都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存在(如果当代科学是正确的话)。

[39]"数学化的成功与限度",收于奎因《理论与事物》(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第149页。

[40]参见大卫·刘易斯:《反事实》(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4-91页。

[4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拉普分社,1970)。

[42]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约翰·罗尔斯:"道德理论的独立性",1974年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就职演说,载于《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第48卷(1974-1975):第5-22页。

[43]马基:《伦理学:若事生非》(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7);吉尔布特·哈曼《道德的本质:伦理学引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44]布纳德·威廉姆斯:《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45]这三个人是罗杰斯·阿尔布里顿、斯坦利·卡维尔,以及布顿·德里本。德里本从哈佛退休后,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不过,比我年轻一些的同事瓦伦·格尔德法布,除了在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之外,今日,在延续哈佛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传统方面,也助了一臂之力。

[46]参见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第15、16、17章。

[47]在所有的纯数学系统里面,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语句。自从哥达尔取得这一发现以来,实证主义者们在其标准上作了种种复杂的调整,目的是为了避免认为,任何纯数学语句在认知上皆无意义。不过,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深究那些调整方法。

[48]参见"数学必然性再思考",载于普特南:《词与生命》(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大学出版社,1994)。

[49]奎因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是对这样的实证主义观点的诘难:一定种类的说明(分析性说明),原则上,能免于经验上的反驳。奎因不认为可以对概念知识和经验知识(例如理查德·罗蒂)加以区分。持这样的观点的哲学家,是在悄悄认为,任何有效的概念知识观,在不可修正这一点上,与实证主义的分析真理观相似。但在《论确定性》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对河与岸的区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岸与河会换位,同时,有些岸比其他岸脆弱。他的意思是,在"语法"(概念)说明和经验说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哪怕一定的说明的地位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哪怕一些"语法"说明变得受人误解。

[50]斯坦利·卡维尔最近有关这一课题的著作,包括《洒脱的条件和不洒脱的条件:爱默生完美主义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对日常状况的追求: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思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以及《哲学路线:维特根斯坦、爱默生、奥斯汀、德里达》(牛津:布拉科维尔出版社,1955)。

[51]收于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

[52]克利普可:《命名于必然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1980)。

[53]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54]奎因:《词与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奎因:《本体相对论及其他论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

[55]奎因:《真理的追寻》(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第33页。

[56]纳尔森·古德曼:《世界建构的方式》(印第安纳坡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78)。在古德曼、亨普尔、谢夫勒,以及我本人之间,就这一观点展开的争论,参见马克米克编:《星体构造:实在主义、反实在主义及非实在主义》(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

[57]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及历史》;还请参见普特南:《实在主义的多面孔》(拉萨利:开放之院出版社,1987)。

[58]参见普特南:"答西蒙·布拉克布恩",载于克拉克和哈尔编《普特南读解》,以及普特南:"杜威讲座1994:意义、无意义和种种意义:人类思维能力研究",《哲学学报》(2)(1994年9月)。本文主要涉及我对"内在实在主义"是是非非的思考。

[59]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论文集1972-1980》(明尼坡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
[60]参见"詹姆斯的感知理论"(1988),收于普特南:《带有人类面孔的实在主义》(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61]参见普特南:《词与生命》,第三部分。

上一篇:从内部看哲学的半个世纪(上)

下一篇:态度还是元素?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当代历史冲突背景下的农地制度演变

农地制度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围绕农村土地承包权和承包期限的设计、保护,在中国上上下下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而且将是旷日持久的斗争。然而,承包期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有个所有权问题。如果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背景下看,一切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伴随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冲突,中国也不可能迈过这个坎。   一·“公地”与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度 在世界经济史上,若不考虑本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则真正的“农业土地公有制”是比较罕见的。真正的公地制度是近现代国家的创造,但公地大多限于林地和荒地,可耕地一般为私人所有。 ……去看看

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

二十多年以前,当治人者引亢高歌的时候,他虽为其中的一员,却选择了沉默。我曾问他,为何为官不立言,他说不愿作违心之论。十多年以前,当许多人因故沉默的时候,他开始发声。像陈寅恪先生那样,他以自己的未酬之志,年迈之躯,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今天,这个人逝去了。然而,他的情怀、他的良知、他的梦想将继续萦绕荡漾,被珍惜引申。他用他生命中晚晴的夕阳,为一生写毕了完美的篇章。他怀三户之志,发九章之辞,以良知立德,以自由立命,虽然风雨如晦,但仍鸣放不已,守玉不渝;他不怕颠沛,敢于造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称人杰豪雄。……去看看

使人明智的“大历史”

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一直以来被许为推动人们阅读历史著作启人心智的格言。但是,有时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不免使人失望。这使人怀疑培根此言的可信度。起码说来,那些缺乏史识、史学义含,故意卖弄史料工夫的作品,读起来便使人觉得味同嚼蜡,难有收获。那些着力于一人一物、草木鸟兽的细琐考证,使人见树不见林,也使人陷入历史的茫然大雾之中。而那些脱离历史真实地为过去的人物强为说愁、且故做深通历史的姿态的作品,亦让人厌恶。当然,那些空发浩叹、自视为揭示了历史规律的高头讲章,就更使人难以容忍。看来仅仅好读史……去看看

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两次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描述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的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1%。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与变迁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参考作用。  关键词:生育意愿/独生子女/城市青年  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10093  一……去看看

怀旧文化批判

一、 怀旧是一种什么文化?   近些年来,以“老房子”、“老照片”等一批出版物热为契机,以充满怀旧情结的“张爱玲”热为焦点,以陈逸飞、苏童等民国姨太太叙事的文艺作品为支撑,以怀念毛泽东、样板戏等社会心理为基础,再加《万象》等30年代的上海杂志为命名的刊物的创办,知识界的国学热、民间热、考证热、文化随笔热等话题和现象的兴起……怀旧,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社会一道既迷人又老态聋肿的风景线,并形成一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的价值心态:旧的比新的要厚实、可靠、久远。   本来,作为一种生存选择和爱好,喜欢怀旧和喜欢趋……去看看

怎样用自由保卫自由?

我在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曾与科斯教授讨论过哈耶克的理论。我记得他当时很是称赞哈耶克早期的著作,而贬抑其晚期的著作,其中显然包括《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所谓早期著作,主要是指以《通向奴役的道路》为代表的捍卫市场经济原则的著作,而晚期著作则着重讨论法律制度。当时我正在读《自由宪章》的部分章节,觉得不能将哈耶克的早期和晚期分开。我争辨说,在哈耶克的早期和晚期之间也许有着某种逻辑联系。正是由于哈耶克发现,如此美好的市场制度并不能自己保卫自己,才去思考保卫市场制度的方法,从而必然走向……去看看

等级差别赞

作者简介:丹尼斯·杜顿(Denis Dutton),教会坎特伯雷大学哲学教授,编辑《文学日报》网站。该文选自他的《赞美精英》一书。  丹尼斯·杜顿(Denis Dutton)写到等级差别是人类社会内在的本质,人们对于精英的厌恶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我不是要称赞精英主义而是要理解它,不是要讨论精英的历史而是讨论史前时期的精英。  人类天生是有等级差别的,他们喜欢根据技术、年龄、财富、能力、经验或者任何别的标准进行等级划分。如果我们愿意,当然可以否认等级差别的存在,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关键时刻,连无政府主义者在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协会……去看看

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

本文发表于《东北亚研究》1998年第3期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就是民主不断推进的历程。对于这种政治变迁有着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对这种政治转型作一个尝试性的解答。   一、现代……去看看

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

本文原载《读书》2006年第10期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可能选择。这样,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实际上,今……去看看

世界石油市场形势与中国的石油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的石油开采量已经超过发现量,未来世界的石油供求形势将更加紧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石油消费也将不断上升,而受资源制约,我国未来石油产量难以显著增加。因此,石油战略安全问题将日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石油市场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并将导致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要确保我国的石油安全,除了建立战略储备基地之外,特别要注重对石油资源的有效控制。要坚持走石油资源地多元化的道路,广辟来源,形式多样,以避免资源地单一可能带来的风……去看看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根据讲座整理)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模式。第一种解释模式是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第二种解释是乡土社会自治论、乡土社会和谐论,认为乡土社会是家族本位的,强调宗法伦理。第一种解释模式之下,号召进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成为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第二种解释模式之下,既出现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反传统的呼吁,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之际、随着新儒家学说的引介、后现代……去看看

世界常规兵器工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常规兵器工业是军事工业中最早出现和形成的一个行业,是国防高科技产业的基础和支柱产业之一,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冷战结束后,世界常规兵器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在兵器工业中的应用使现代兵器工业进一步高技术化,同时兵器工业的科研生产能力进一步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兵器工业上遇到了更高的技术门槛和资金困难,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兵器工业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军事霸权的科技产业基础不断提高,其……去看看

自我的生存个人的发展

近十年来,人权学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内容。  这就是所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提出。熟悉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人权运动发韧之初直至前不久,人们公认的普遍人权的基础一直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亦被表述为私有财产权)。今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试图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来代替上述三项基本人权,要么不接受普遍人权,要么把生存权和发展放在普遍人权之上,似乎过去的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基石的普遍人权与生存权与发展权格格不入。不过,在我看来,对生存权与发展权有两条解释的线索。一条是国家主义的解……去看看

“库尔斯克”号失事与俄罗斯军事帝国

俄罗斯帝国是几兴几衰,已经变动了很多次,每次扩张的时候汹涌澎湃,收缩的时候就是千里荒原一片赤地,弹缩的幅度非常大。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楚为什么有时很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引起俄罗斯非常强烈的痉挛,可有时很大的事情如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入侵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卫国战争,它反倒应付得还是很自如,而且扩张也很凶猛。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说过: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人的事情,俄国是一个迷中之迷。  今天我就根据我的理解,主要侧重海洋战略,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军事帝国的兴起和衰落。一般的理解,俄罗斯就是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即原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