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纪”一词的输入

  欧洲各国大都以耶稣降生为纪年之始,每百年指一个时代。传教士东来后,在其出版的中文报刊大都标明公元纪年和以中国帝王年号纪年两种。中国在变法维新期间自办的报刊,如《时务报》等亦采中西两种纪年,但未见有以“世纪”作为百年的纪年单位。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於1898年底创办了《清议报》。在该报的〈叙例〉中,梁氏第一次使用了“世纪”二字:

中国自古以来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げ后起,以扶国家之危於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纪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纪之英、俄、德、法、日本、奥、意乎哉?

这里日文中一些词稪如“支那”、“世纪”等同时出现在他的笔下。梁氏在世纪之交前夕第一次使用“世纪”一词,即坦露了心中的世纪关怀和中国关怀。

  虽不能断定梁氏是中国用“世纪”之第一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世纪”二字是因梁氏之文而大行於中国。本世纪20年代末徐致靖之子徐彬讲过一段颇为中肯的话:“日本译自西洋之科学的名词及其他学艺之术语,如经济、伦理、哲学之类,皆为梁氏用入己文,此类译名,即随梁之文势而普习於中国。严几道氏虽极图自立,创译‘讲学’、‘名学’、‘爱智学’,然至今仍以不甚通透之日本译名最为通行。”其原因是“梁文有力焉”。

  用“世纪”一词多少意味著接受以耶稣纪年这一事实,这无疑犯了中国历来以帝王纪年之大忌。此前受西方以耶稣纪年的启示,康有为首创以孔子纪年。1895年,康氏在沪办的《强学报》曾以“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作纪年,这不独遭到正统派奉今王为正朔的非议,甚至连思想较为开通的张之洞也为之震骇。若采“世纪”,纪年问题自然不能不辨。於是,梁启超於1898年底特作〈纪年公理〉,刊於次年《清议报》。文中指出:“《春秋》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此其义何,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其意在淡化纪年的政治含意。他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於人之脑筋甚劳,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义,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盖有精义存焉。问者曰:‘孔子以前纪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当时诸国,各自纪年也。西汉诸侯王,亦各自改元,……东汉以后,孔制渐昌矣。’”反观欧洲,其情形亦与中国相似:“欧洲希腊诸国,各自改元。千余年前,犹沿此制,后乃定於一。以耶稣降生为纪,与孔子精意暗合,盖由繁而简,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梁启超强调,中国不应再以历代帝王之年号为纪年,应“归於一”:“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璭犹自立,则纪元必归於一。”他觉得中国亦宜归於一教主,但不可归於耶稣。中国可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同时他又认为,世界各国交通以后,全球万国应归於一。归於谁呢?这里遇到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他认为这一问题有待世界各国开大会来定夺,最终定一符合“公理”的纪年法则。

  面对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冲突,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纪年〉及1902年的〈新史学论纪年〉中均主张以孔子生年为纪年,同时将历代帝王年号及西历分注於其下。

  值得关注的是,谈及纪年时,梁氏多次讲到纪年只是一“记号”。但他深知中国文化泛政治的特征——纪年与忠君爱国联系一起。对此,他为自己在〈夏威夷游记〉中采西历纪年作了辩解:

或问曰:“子中国人也,作日记而以西历纪日,毋乃无爱国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设记号,皆所以便人耳。记号之种类不一,如时、月、日,度量衡之类皆是也。”

所谓爱国云者,在实事不在虚文。吾国士大夫之病,惟争体面,日日盘旋於外形,其国家之实利实权,则尽以予人而不惜,惟於毫无关轻重之形式与记号,则出死力以争之,是焉得为爱国矣乎?吾则反是。

  至此,在梁启超那里,以西元纪年及“世纪”一词实际上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在论及世界及中国大势时,更多的是采西元纪年和“世纪”二字。

二 世纪情怀的勃发

  作为表露世纪情结第一人的梁启超,虽在〈《清议报》叙例〉中萌生了这一情愫,但世纪情怀的勃发还是在他生平所作的第一次世界之旅中。

  1899-1900年,梁启超作了一次太平洋之旅,自日本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到北美(后因自力军,自檀香山折回)。

  1899年春(3月),鉴於戊戌政变后世界各地华人的爱国热情,梁启超拟游说各商埠的华侨捐资成立一个商会,厚集财力与人力以图救国,并认为这是“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年底,应美洲华侨之邀,他於12月19日自日本起程,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抵达檀香山。

  自1895年公车上书投身政治以来,梁启超少有片刻闲暇。这次太平洋之旅为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旅途悠闲。“素不能诗”的梁启超在旅途中忽发诗兴,两日内竟成诗十余首,浓烈的世纪情怀是他诗作的一大主题。

  第一次出现“世纪”二字的诗作是〈壮别〉。“极目览八荒,淋漓几战场,虎皮蒙鬼蜮,龙血混玄黄。世纪开新幕(此诗成於西历1899年12月27日,去二十世纪仅三日矣),风潮集远洋(泰西人呼太平洋为远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来日所在之太平洋,即为二十世纪第一大战场也)。欲闲闲未得,横槊数兴亡。”诗中对时间和空间的两次自注,实诗人世纪情怀的流露。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诗人在1900年1月30日(阴历腊月三十半夜时分)的作品。他忽然想起此时此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

  在这首豪情充溢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澎湃的心潮与贯耳的海涛相激相荡,他以一个“世界人”的目光纵览人类历史的走势。他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纪由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四大文明古国点燃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这是一个“河流文明时代”。“此后四千数百载,竤族内力逾扩张。乘风每驾一苇渡,搏浪乃持三岁粮(《汉书西域传》言渡西海不得风,或三岁乃达。西海,即地中海也。)”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及黄海、渤海等,成了人类繁衍的内海,历史进入了第二纪——“内海文明时代”。五百年前,随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帝者挟帜民赢粮,谈瀛海客多於鲫”。由此,第三纪“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聂”。“世界风潮至始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顿曲(觅得檀香山澳大利亚洲者,后为檀岛土民所杀)。冲锋我爱麦寨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绕地球一周者)。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颉太平洋。”

  诗人凝重的历史感不是为了发念古之幽情,而是让国人体悟到千古未有之奇变。由河—海—洋,人类的生存空间虽然在扩大,但因竞争加剧,人类的感受越来越局促。置身於太平洋的梁启超,深感“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张肺歙地地出没,喷沫冲天天低昂”。风平浪静,泛舟小溪,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竤战殃。……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兼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人类世界为何相食相残,有无规律可寻呢?严复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梁启超的脑海里:“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水银钻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虫焉藏。”

  处大洋文明时代,全球“一砂一草皆有主”,“惟余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肃肃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鬼罢哭,问天不语徒苍苍”。身为飘零之客的梁启超,独有世人皆睡唯我独醒的感慨。他哀其不争,怒其不奋,心灵的孤寂与忧愤有谁人能体悟?

  梁启超是“情种”,更是不屈的勇者。诗人拿出先民“龙战於野,其血玄黄”的气概,蹈海搏浪,呼唤睡狮早醒,直面新世纪、直面太平洋:“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璩。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兮沧桑。沧桑兮沧桑,转绿兮回黄。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

  黎明时分,“酒罢,诗罢”,开辟中国新世纪的“萧何”兴奋地极目眺望著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但见寥天一鸟鸣朝阳”。

三 世纪之交的中国

  十九世纪以降,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始向域外(世界)投去惊异的目光,然由此再开“处士横议”之风。然而,十九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在静态的描述和平面的展示。而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人”的梁启超对世界的观察,目的是为中国的定位明确空间和时间的参数,以确立一个切实的立足点。

  中国之於世界,空间上处何地位呢?随著欧洲民族帝国主义掀起的浊浪奔涌东来,中国首当其冲。1899年梁启超作〈瓜分危言〉,棒喝国人,预言在世纪之交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将由非洲、拉美而移至亚洲。一年后,八国联军横践京门,梁启超认为这多少印证了他的预言。

  1902年初,梁启超作〈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将列强在亚洲的竞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在印度,第二期“重心点专集於中国”。与第一期不同的是,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今日茫茫大地,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於中国而谁行之?”时下的英日同盟,黄白两种人握手以立於世界。结果,“岂非此新世纪中民族竞争之大势,全移於东方,全移於东方之中国”。

  就中国的内情而言,戊戌政变后慈禧的倒行逆施,为命运多舛的中国在新世纪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期列强瓜分中国之论甚嚣尘上。1899年6月,梁启超应日本某大报之邀作〈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回应西方列强的分割中国之议。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征诸欧、亚各国历史,各国之兴亡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眼前的处境虽如此前之土耳其、印度,但中国人种有自己的“特质”:一、富於自治力;二、有冒险独立的特质;三、长於学问,思想易发达;四、人口众多,物产沃衍。这是“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的内在根据。“有此四原因,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於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面对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挑战,梁启超主张:“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於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如何才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呢?“欲实行民族主义於中国,舍新民末由”。为此,必须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教育,梁启超认为这也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宗旨。“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历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风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而增殖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以一部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率先设计了一个全方位的民族自我更新的蓝图。

  民族主义之生成,除了要培植自己的根柢外,还需要域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刺激及民族英雄的示范,以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此间,梁氏写了〈自治!菲律宾自治!〉,对世纪之交菲律宾人民不屈强敌的压力而争独立称颂备至。〈新罗马传奇〉以文学剧本的笔法,“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此外,他还作了〈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这些作品几使同时代中国的青年志士心往神驰,不能自已。

  在经济领域,由於二十世纪的巨灵——托辣斯已横空出世,“产业竞争”之时代正取代“铁血竞争”之时代。一国的强弱在於能否在产业界占一席之地位。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广结工会,发动罢工,进行消极抗拒,而应将中国的优势产业,如丝、茶、皮货、瓷器、纺织等“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

  关於政府行为,是放任还是干涉?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之弊在於本该放任者却干涉,反之亦然。他主张“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此论虽抽象泛论,但就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处境来说,政府自当该有所作为。

四 新世纪的预言

  展望新世纪,中国固然面临著最严峻的挑战,但梁启超认为挑战与机会并存,他对祖国的前途抱乐观的态度,坚信中国不仅不亡,且将成为世界上的强国。

  梁启超讴歌他国的爱国志士,实是自己爱国情怀的流露。爱国主义或爱国情怀是梁氏世纪情怀的重要内容。他在檀香山之旅中写成的〈爱国歌四章〉,一挥笼罩在心头的压抑、混沌之气,热情赞颂祖国辉煌的文明史。四章分别讴歌“泱泱哉,我中华”、“芸芸哉,我种族”、“彬彬哉,我文明”、“轰轰哉,我英雄”,四章皆以“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为结语,预言祖国在新世纪繁荣强盛。梁启超确信:“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於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

  为使处患难中的中国人看到新世纪中国的希望,1902年梁启超特作〈新中国未来记〉,以主人翁“孔觉民”之口,“讲中国何以能维新自立之原因”。预言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将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极。由於“自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学”。在中国国庆五十年(1962)大祝典之日,世界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1901年,梁启超还以“世界人”的眼光,在〈富国强兵〉一文中预言俄、美、中将是“二十世纪世界舞台第一等重要之国”。当前俄国兵虽强,而国未富;美国国虽富,而兵未强;中国国未富而兵亦未强。但在二十世纪,俄国必将富,美兵必将强。“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则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别作弄於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拔除之,则二十世纪之舞台,将为吾国民所专有。”同年,他在〈俄人之自由思想〉中认定俄、美、中三国欲成“大业”,必须有“大变”:“美国由共和主义变为帝国主义,俄国、中国由专制主义而变成自由主义。”

  人类历史诡谲多变。本不是预言家的梁启超固然没有塞莱斯那样的知名度及引人注目。征诸梁启超时代的历史,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以反满的取向澎湃激荡,建立民族国家、“新民”、以我民族主义抵制民族帝国主义的目标未能实现,中央政府在干涉与放任的两难选择中走向毁灭,经济领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也因皮之不存毛无附体。然而,历史不都以成败论英雄,预言亦不以末节断是非。征诸现实,放眼二十一世纪,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当今世界正趋多极化,人们惊呼太平洋世纪的到来,亚太经合组织越来越为世人所倚重。回首刚刚过去的1997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以来举国奋力推进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组建特大型企业集团等,这无论说是梁氏的睿智,抑或是历史的巧合,我们又怎能不为中国在百年前就出现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未来意识的先哲奇才而惊奇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梁启超预言中国必将“雄飞於宇内”的期盼将逐步变为现实。

  在新的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中国人怎样才能无愧於梁启超的期待?又当抱何种情怀“奔向2000年”、“面向二十一世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