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索

中国最近将自己的20年发展目标设定在全面实现小康。而小康的具体指标,应该是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应该说,这个指标并不高,即使正面临美国制裁的伊拉克,其国民人均收入也已经超过了这个指标。为何中国的这个指标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对此现象或许有若干解释,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则是中国的大国特性。这种大国特性,既有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的因素;也有中国国情复杂,几乎具有从最发达国家到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所有特征的因素。因此,这种状况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决策:小国也许可以搭车发展,也可以奉行一种发展理论和政策;而中国却不行,它的发展必须吸收所有益和有效的理论,奉行一切可能有助于我们发展的政策,才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一切都使人无法避开对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全面思考。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与那些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总会有某些原则上的共同之处,否则,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但同时,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就使每个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难免会带上一些不同的视角,从而产生出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解释。而这些解释,肯定也会反过来构成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理解,并产生相应的现代化目标预期。

目前关于现代化流派分类的书籍很多,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由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其中译本序言对此曾做过一个简单的总结,对于提纲挈领地了解现代化学派分类的大致状况十分有益,而其所作的分类现在看来依然还是没有过时。 主译者沈宗美先生的归纳是,现代化理论先后经过了正统现代化学派,现代化修正学派,强大政府学派,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阶级论等五个大致的阶段。 这些理论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内因论,以正统的或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修正学派为代表,即认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主要是受制于内部种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本国的传统,本国社会结构,本国的权力分布形式,本国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等等。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政治的运作应该是多元的民主模式,其次,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改造具有优先的地位,政治现代化只有在前者已经取得成果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以亨廷顿为首的强大政府学派,尽管也只能将他勉强划归到内因论的阵营中,他强调的重点与前面学派的主张却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否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能否正常地进行统治,才是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想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稳定和有效的政治秩序压倒一切。

与强调内因的现代化学派相比,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学派则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归结为外部环境。这一学派被认为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很大影响,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解,马克思对发展问题有非常精辟的阐述。马克思认为,现代世界的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资本要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主要是从活劳动(劳动力)中产生。活劳动使资本可以在有偿劳动之外,剥夺工人的无偿劳动,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无偿劳动的基础上的;第二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逐步减少对劳动力购买的比重,使平均工资降低,相对的剩余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多,社会购买力逐步降低。于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发生了,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便向有可能增殖的地方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工业资本不断地通过强力去获取一个又一个的市场,殖民制度便由于这种贸易和航海而被创造出来,殖民者通过世界市场来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成长并通过垄断这种市场,加速资本的积累。就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殖民扩张密不可分的。 这种思想对弗兰克等依附论代表人物的影响显而易见。弗兰克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的都会,而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的农村,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各方面的优势将其余国家的剩余价值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去。这种剥削关系的存在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进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发达与不发达只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却沿着另一条思路继续发展了依附论。他的基本观点与弗兰克相似,宣称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但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局限在于仍将不发达现象作个案分析,认为只有把低度发展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低度发展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要继续生产,直至扩张到利润的边际为止。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现象。

这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眼光,即是说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现象。这是他的理论被称为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核心”和“边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都市中心”与“卫星”概念,核心经济主要指制造业、银行业及相关的先进经济活动,而边缘经济则基本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边缘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构成的,但与弗兰克的区别在于,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领先来解释为什么北部核心地区能占有其余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即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对等强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机构,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国内又表现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边缘经济只能产生弱小的国家,意味着它们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条件,其从属经济的地位因此变得更为确定。

如果说现代化学派强调一个国家发展的主因是其内部因素,那么,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强调的就是外部因素,这种分析固然有其深刻的洞察性,但其弱点也显而易见,即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剥削我们,那么,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剥削,我们最好与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脱钩,关其门来搞发展 。而我们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本身就是对关门搞发展思路的否定。

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理论为什么会给人以雾中看花的感觉。应该承认的是,无论是强调外部因素还是强调内部因素,这些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然而又都未能给人以满意的答案。也正因如此,中国学者自己的现代化研究成果就更加引人注目。北大罗荣渠先生在对世界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整理归纳之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现代化观点:即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性的社会发展,另一种是以西欧为代表的突破性的社会发展。这种观念终结了西方有关现代化研究的单一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与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复杂的,即使是同一经济形态的社会也存在千差万别,有许多中介、过渡、变异的形式。 而一个社会能否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应该是受到若干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

上述的理论研究,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关于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视野,使我们能够在更高的层面来理解作为历史过程的世界现代化问题。然而,我们又始终不能释怀,因为这些理论还是未能完全消解我们心中的那些困惑。尤其是,我们已经按照各种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在做了,为什么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相应的赞扬呢?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世界史工作者,我也不能忽视一个十分显著,但在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容易被人遗漏的史实:即在100多年前的那些世界现代化强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列强,在100年以后依然还是列强,而其基本成员,几乎没有变动!换言之,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百年前就已定型,在这百年中,尽管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地推进自己的现代化事业,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挤进他们的行列中。于是,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还有一些不愿为人言说,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的“潜规则”?同时,为了我们的思索不致成为空想,我们也必须再次审视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默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文明的性质是一种争霸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更多地具有某种保守的性质。雷海宗先生曾用“无兵的文化”来概括中华文明自秦以后的特点,极为简明地阐述了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前的转型。他认为,在春秋时期,中国的贵族男子都以不能当兵为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但这种尚武精神在战国以后逐渐变化,由于战争的惨烈,整个家庭灭绝的事情增多,人们的厌战心理逐步抬头,两种不健全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专事为出价最高的人杀人甚至卖命的“侠士”。最终,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 反观西方,从来就没有“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的想法,只要有可能,总是要使用武力,甚至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男人的标志。这种尚武文化的形成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西方的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很早就开始了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在西方能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取决于能否在战场上战胜自己的对手,战败者要么全体民众被屠杀,要么作为一种文明群体而消失。 这当然就使西方关于霸权的定义和关于霸权的观念的探讨比东方热烈得多。莫德尔斯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他首先分析了沃勒斯坦的看法,认为沃勒斯坦关于霸权的限定主要是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即“生产的优越性”,军事方面的内容尽管涉及,但似乎并未占据应有的重要位置;当然,实际上它还应该包括“供给方面”的内容,即对它所领导的国家提供必要的资源。但莫德尔斯基认为,霸权还有其更广泛的含义,这个词在古希腊起源之时,就意味着个人的领导,公元4世纪则已经表示在君主支配下的领导权。这种霸权与统治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表明,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领导权。 而争夺霸权的客观基础,则是欧洲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迫使每一个不想受制于人的国家都必须奋力争取这种权力。但这种状态也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潜在的机遇。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监督的贸易、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西方世界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廷对高利贷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由于在欧洲不存在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先后顺序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没有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掠夺。 当然,欧洲国家相互之间仍然在不间断地争夺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但这种争霸却促使这些国家不断地改革和发展。在近代以前,欧洲的争霸在性质上与近代以后有某些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维持霸权的国家需要相当大的开支,而且也不可能为自己带来在近代以后兴起的霸权国家的那种巨大利益。

近代以后形成的霸权国家,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霸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涵义。一个拥有霸权的国家,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极为丰富的世界资源,而且还能控制几乎同样数量的市场,并能基本按照自己的利益,制订相应的国际标准。这样的霸权国家,与中世纪以前的霸权国家,从带给霸权国家本身的利益而言,显然已经有了一种本质的差别。大卫P.拉普金指出,经典理论认为国家都是平等的,所以世界秩序是在一个平等,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种状况显然并不合乎实际的历史进程,按照长周期的理论,如果没有考虑国家对其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所起的非凡作用,尤其是那些主要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行动,我们就不可能这真正理解世界体系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国家的意图与其达到目标的能力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则是欧洲国家相互争夺这种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努力所形成的最终结果。

麦尼尔的《竞逐富强》一书,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正是欧洲在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分裂造成的军事与政治的剧烈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因此,西欧并非先有现代价值观、人生观才产生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才出现工业文明;实际上,它在思想、宗教、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通过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强烈刺激与相互作用而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同样,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与他们很好地解决了“富”与“强”之间的关系有关。也就是将军事力量与市场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用麦尼尔的话说,就是欧洲商人的特点是尚武精神与商业精神相结合。 而且,尽管强度不同,欧洲的海上冒险活动都是靠政府的、半政府的和强劲的私人企业的结合来维持的。由此形成的这个新的结合体对于经济良机反映灵敏,每次航行都是一项新的事业,需要每一个有关人员做出新的决定。 换言之,市场与经济重要,军事实力与行动的决策也重要,但关键的是要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军事的行动富有经济的含义,这就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机制问题。而能使一个富有活力的机制得以建立的关键性因素,显然还是始终充满竞争的环境,于是,对霸权的觊觎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统治者野心所能解释的了。

斯派克曼的理论也对地缘政治和强权政治的密切关系提供了雄辩的证词。他认为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实质。他说,悲叹人的权力欲无异于从现实的世界逃避到梦幻的世界。他争辩道,在国际事务的领域内尤其如此。在这里,权力斗争就是生存斗争。“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因为到最后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像现实政治的崇拜者一样,他教导说,归根到底,强权就是进行战争的权力。他和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强调军事实力以外的因素作为制胜的工具——领土的大小、人力的数量、边疆的性质和原料的丰富。他认为这些因素是军事力量的补充。

显然,争夺霸权的实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霸权的建立并不意味在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实现完整的政治一体化,而是指在一个地域内排除对手并使其指令生效的支配能力,这就要求在面临危机时具有控制局势的军事力量。 也就是说,军事力量对于霸权国家十分重要,尽管并非经常和直接地需要使用,但对其自身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麦尼尔的另一个观点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技术落后就要受到惩罚。 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并没有一个终点,也没有永久的天然霸主,只要谁停滞不前,谁就准备挨打。(这与我们常常说到的,“落后就要挨打”几乎如出一撤)就这个意义而言,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建设问题,也是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致被消灭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莫德尔斯基则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角度指出,世界需要领导,这是因为:1,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领导,因此全球体系也需要领导;2,这种领导在全球的层次上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服务功能;3,过去500年来,这种领导在全球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从葡萄牙和英国的实践看,这种领导的作用是积极的和正面的。 这种能够充当领导的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霸权国家。而要维护这种霸权国家的地位,霸权国家就必须在经济上保持领袖的地位,很难有一个不能保持经济强势地位的国家能够长久地保持它的霸权地位。当人们讨论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要素”时,通常包含土地,劳力,资本以及组织(管理以及企业的活力),同样,在讨论政治过程时,其中也包括4个重要的内容:位置(地理),人口(或是社会),财富(或是资源),以及政治组织。所以,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并充当这种领导的职责,莫德尔斯基认为,必须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许是能够超然海外的海岛型国家;第二具有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有领先的经济;第四,有能够全球投放的政治战略组织能力。
莫德尔斯基对此观点进行了逐条分析,他认为,先后称霸世界的这些领导国家都几乎是与海洋有关,甚至是独处海外的。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显然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很容易控制不列颠群岛并作为自己实施世界政策的基地。美国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岛国,因为其独自在另外一个大陆上,当然,它也与加拿大与墨西哥分享同一个大陆,并非完全可以独处一隅,但其拥有与英国几乎相当的地理优势则是毋庸置疑的。葡萄牙与荷兰都在半岛环境中,海军对他们都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国家都可以自由进出大西洋,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有两个优势,第一是他们拥有了“安全剩余”,即他们比那些以陆地为主要边界的国家能够在安全上减少开支(增加一条陆地边境就增加一笔国防开支),却能获得相应的安全——他们不容易遭到入侵或占领,社会更为稳定,更有内聚力。当然,也使他们能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全球的范围内。其次,岛国性质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海路与世界进行贸易。对于大陆强国而言建立巨大的海上贸易体系(包括商船与海军)是一种奢侈,但对于海岛式的国家却是一种必需。

其次,是其开放性。所有的世界强国,在相对的层面上,都是稳定和开放的。由于上述提到的海岛的优越地理特性,它易于使人们产生共同体的意识,也较少受到国际战事的干扰。同样,它也易于成为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民族共同体。当然,稳定与自由往往是通过革命或是变革逐步形成的。英国清教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都是推动这些国家逐步稳定,并走向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一旦其稳定与开放性得以形成,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他们就成为吸引各种移民的天堂,也就是具有了“包容性”。换言之,一个能够吸引移民的社会是一个富有领导潜质的社会,吸引移民本身也成为一种发展的方式。

第三,经济方面的强势地位几乎是所有世界强国的共同标志。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经济成就能使他们保持其经济领袖的地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其经济的规模与GNP的数字,而是其经济总量与关键领域经济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在17世纪,法国或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总量都超过英国或是荷兰,而在186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比英国或法国大,但显然不能说前者在领导世界经济的潮流。所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非仅仅与经济总量有关,而是与其经济的构成,尤其是其用于创新计划的比例有关。当然,发明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明的缘故,而是与全球影响和世界贸易有关,简言之,与全球体系有关,也正是这一点凸显了主导经济的特征。一般而言,主导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提供了一种效仿的榜样,也影响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订。它对于世界强国而言是绝对必须的。

第四是全球投送的政治战略组织。从总的来看,世界强国将上述的因素都组织整合得很好,这往往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必须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尤其是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安全的自然结果。而其本质,则在于世界强国具有的全球投送能力,过去是海军,而现在是核武器,空中力量以及外层空间的优势。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世界强国都拥有海上的优势,在主力战舰,海上基地,后勤供应,知识体系等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对手。而世界强国政治战略组织的功能则是具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维持全球秩序的能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它具有在全球范围内作战和获胜的能力并决定世界领导的章程。世界大战也是对世界领导能力的一种测试。尽管技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就军事力量的构成而言,海上力量以及以海上为基地的军事力量的作用依然没有减弱。因此,全球投送能力依然是世界强国政治战略组织保持世界秩序的基本功能。

这些著作我们以前一般将其归类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类,军事类,很少归于现代化研究一类,但其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不同视角的确使我们有一种震撼。因为,我们在这些著作中,发现了另一种现代化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布莱克等现代化研究的大师们在其重要著作中从未详加论述的。这就是争霸的动力,就是对外部资源的控制(无论是原材料、劳动力资源还是商品的销售市场),或许可以说是对发展资源的控制,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规则的制订权。这种争霸永无止息,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国际理论方面的现实主义流派至今认为,战争与帝国主义是人类视野中普遍而恒久的画面,而其基本原因在今天与古希腊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环境的其他所有层面的宗教、家庭、经济组织、政治正统性概念,不管其如何展开历史的进化,国际关系都一直认同自己,“战争永恒不变”。 同样,在列强之间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排位,其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谁要想不被竞争对手挤出去,就只有不断地努力,尽可能地在技术上与体制上进行创新,并防止对手的“突然发力”。这样的“发现”,也许对于长期接触这些著作的外交和军事专业领域人士不足为奇,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因为我们会很自然地将这些著作中描述的内容与西方强国的现代化历程结合起来,在脑海中构筑起另一种也许更为真实,更为全面的西方大国的发展图景。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这些相关理论著作中,我们都获益非浅,但也有一种深深的感受,这就是在字里行间,我们都不难发现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子。而这些东西,我们在现代化的理论丛书里尽管难以见到,在我们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打交道时,却是时时能够体会到的。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某些不愿公开言说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甚至不会随着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淡漠。就目前国内关注我国发展的学术讨论而言,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相关的问题,但如何将这些因素与现代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工作。

因此,我们最终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尤其是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发展的影响,从争霸与发展的角度,从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控制外部资源的角度,从一个国家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角度,从军事工业的发展与整个技术的创新关联的角度,从外部因素推动内部变革的角度,总之,将现代化理论与西方强国兴起的外部环境以及实力的因素综合起来,并进一步考察发达国家内部政治变革的不同模式,工业化的自由放任发展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产生的根源,重新考察发达国家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从我们以前所忽视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中,吸取那些对我们的发展而言十分宝贵的东西。

换言之,现代化的变革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动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变化,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为了不被淘汰,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不仅与相邻的对手,而且要与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角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观念文化,军事组织,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变化,并且,一个国家一旦参与这场竞争,就永远不可能止步,因为其余的参与者不可能让你止步,除非你完全服从其余大国为你安排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止息的过程(无论是各种“后现代”还是“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都反映出了这种永无止息的特质,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对欧洲的新政策依然是在使法国“工业经济现代化”,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的改革目标,也是在使英国经济“现代化”)。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人类在此之前的一切竞争都还是地域性和区域性的,但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的竞争便成为全球性的。由于“现代化”的这种全球性质,参与竞争的对手众多,无论是一时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也就激发出所有参与者创造的潜能与激情,结果便在政治、经济、管理、技术、观念与体制等方面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与新的标准,并成为人们对现代化的定义不断加以补充和扩展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又是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正如托夫勒所说,把历史比喻为变革的浪潮,比泛泛谈过渡到“后现代主义”,更具有能动性和展示性。浪潮就是能动的,当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冲击时,强大的逆流也会一股跟着一股向前涌去。当历史的浪潮相互冲击时,整个文明也就会互相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今天看来似乎毫无意义,或是偶发的事件,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却会对未来的世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个世界大国的兴起,对原有的大国关系都是一种冲击和刺激。如何调整好这种关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凡是未能处理好这种关系,不仅无法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免费搭车,还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近代德国的历史就是一面发人深省的镜子。中国作为一个几乎与欧洲面积相等的大国,它的兴起尽管还只是一种序曲,但已经开始引起原有大国的种种疑虑。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的文明观念本质上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而现存世界的文明标准,基本上由欧洲国家共同达成。这些欧洲国家被称之为“基督教律法统治的国家”,或是“普通法统治的国家”,当这些国家向世界扩张时,与非文明国家发生冲突,就会相互产生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与现代欧洲国家接触之前,都有自己的文明标准,因此,在加入以欧洲国家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国际社会中,其文明的标准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那么,这种文明的标准的核心是什么?“以文明的法律统治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的共识,甚至在中国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治外法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司法程序行事。它们认为,一部文明的法典,必须保护民众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因此,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新成员时,按这种惯例进行法律改革,显然是必要的。 换言之,中国成为目前这个国际社会的新成员,所支付的入场费肯定比日本等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不仅要遵守种种国际惯例,还需要让原有的大国成员承认自己为大国俱乐部的“合格成员”。要做到这一点,就并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军事或科技实力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员盛利军(音)在文章《中国与美国:非对称型战略伙伴》中认为,尽管中国的地位可能还在提高,但是中国缺少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的硬体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的软体实力。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同这些看法,但其指出的问题,却十分尖锐,对我们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内部变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正如托夫勒所说,在每一个高科技国家,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文明的组合因素的混合现象,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轨迹却都很清楚。最后能赢得全球竞赛胜利的,将是那些以最少的国内纠纷和动乱就完成了向第三次浪潮转变的国家。 所以,中国目前的任务是,必须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调整中保持连续性,当然,无论前面还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能够参与世界大国的竞争,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实质性的竞争,并被超级大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这种地位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中国过去被视为“东亚病夫”,今天,却激起了一片“中国威胁论”(有时也叫“中国崩溃论”)的鼓噪,尽管这两种声音都使人不愉快,但谁也不会否认,被人视为鱼肉和被人视为威胁,心情是大不一样的。大多数宗教徒认为,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大国也是如此。大国不仅意味着人口与资源的富足,国土面积的辽阔,经济的发达,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正因如此,大国与小国在国际社会中考虑的角度不同,发展的目标也有所不同。很多战略资源,小国可以不考虑,大国不可能不关心;各种关键性的科研项目,各种重要的基础设施,小国可以没有,大国不可能没有;受制于人对小国而言是一种常态,对大国却是无法容忍的屈辱。于是,大国的发展与小国的发展就开始显现了一种本质的差别:小国的发展基本上是国内事务,它可能引起现有大国的关注,但不会引起担心;大国的发展却必然是国际事务,它必然要引起其他大国的担心,各种不顺耳的声音也会随之而来。中国的崛起所引起的国际反响也是如此,对我们还算友好的克林顿也认为,“……历史学家都知道,伴随着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而来的总是不确定性与焦虑,暴力冲突经常(虽然不总是)随之而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 当然,克林顿是主张“接触”中国的,但这并不否认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换言之,中国已经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一举一动已经具有了“国际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较为成功地将这种外部的压力转变为了内部变革的动力,并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这种外部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如何在这种新形势下,将这种更大的外部压力转变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促进我们的社会发生深刻的本质性的现代化转变,将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也许我们在前进的路途中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与在此之前的困难相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毕竟“被人嫉妒比被人怜悯要好”( better be envied than pitied.)。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未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注:此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大国发展与世界霸权》一书的序言)

上一篇:拒绝虚无主义

下一篇:发展的困惑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关于国家主义必须申明的三点

何新认为:1.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应当成为共产党的治党理念。入党的人,不管来自什么阶级或阶层,必须接受这一信仰才能入党,这是共产党的党章所规定的。否则不要加入。2.国家主义,即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应当成为中国一切政治家(不论是何党派)的治国理念和每一个公民的政治信念。3.至于自由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包括各种宗教信仰,可以作为知识分子或其他公民自行选择的个人信念。只要你奉行这一信念或信仰不违背或有害国家利益,即不应受到任何干涉。(我之所以抨击自由主义,首先是因为有鼓吹者把它伪造为……去看看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三个代表”

摘要:当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多极化的加速发展,世界上出现了对党的政治合法性置疑的声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十六大报告中被重点提出而后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本文试图从“三个代表”的内涵及政治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层面,通过理性思考与实践实证的方法来说明实践“三个代表”就是实践党的政治合法性。关键词:“三个代表” 政治合法性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on the viewpoint of rule Legitimacy of CPC in China1Wan Shao Hong 2S……去看看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编者的话:此文十年前删节发表在《人民日报回忆录》上,读到的人不多。 作者现把这篇旧作修改补充,首次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本刊登载时有删节。】    周恩来大力纠“左”   本文叙述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 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忆这 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事件以后,第 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去看看

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2010/07/10
原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预测未来长期煤炭需求并分析其对环境、煤炭供给和煤炭价格的影响;模拟解释变量不同增长率下煤炭需求的演变并给出政策选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GDP 是引导煤炭需求的原因,但煤炭需求不是引导GDP 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了将GDP 作为解释变量的合理性。变量模拟得出的政策选择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即便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去看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去看看

五十年代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演变及其原因

建国以来,如何协调国营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今天仍然有待于探索和完善的问题。回顾和研究五十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变化,对于了解国情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许有些参考作用。  一、苏联的“一长制”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一长制”也叫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即厂长由国家委派,向国家负责,是该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人,在企业内实行层层负责制。列宁是主张实行一长制的,他认为集体管理制是苏维埃政权初期产生的一种萌芽的管理企业的形式。到1918年底,苏联的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化……去看看

“三农问题”的出路:从强制农业化到自愿农业化

编者注:本文系作者2003年12月在(纽约)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国:农业化受挫与强制》第三部分。  “中国农民问题”指涉三大制度性问题:土地制度、二元社会结构、市场公正。二元社会结构包含两个子问题:第一,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是城市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农业国家的“超稳定局势”。第二,城市当局推行的户籍管制取消了农民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而“城乡差别”降低了农民的就业能力。因此,相关的理论应对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彻底消除城乡隔离,这基本是中国理论界的共识。至于“大、小之分”(着眼发展大城……去看看

从王若水的病逝看左倾理想主义者

前中国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不久前在美国病逝。 北京的作家戴晴认为,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权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左倾理想主义者 的悲剧。左倾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的悲剧 王若水走了。 以左倾激进而激扬革命,顺理成章地入党掌权,却因依然怀抱纯洁理想而质疑革命。这样的人物,在中国还剩几个? 生于1920年代中期的王若水,与比他早生了七、八年的陈涟、袁永熙夫妇,(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傅作义的女儿、张学良的弟弟,富家女韦君宜,以及一批当时名牌大学学生、外加年轻的胡风追随者们……),基本上是同一时代、同一阶层、同……去看看

剖析儒学传统的问题性

答冷德熙评《人性与自我修养》  冷德熙以“历史神话和现代神话”为题针对我的《人性与自我修养》在《读书》(一九九○年七月,第48—55页)所发表的评介,是根据同情了解而作出的建设性的批判。仔细审阅数遍,很有启发。我本想扣紧冷先生论文的重点,一一详加解说,但因目前从哈佛休假担任夏威夷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工作,事务相当繁重,这篇回应恐怕只能勉强达到点题的目标。不过,要在这里摆出讨论的都属于我自己的日课,也就是我经常思索的议题,将来总还有商榷的机会。   首先,应当申明,《人性与自我修养》是北京大学的胡军……去看看

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遂不顾友人挽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多方设法回到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人民中国。1一 万里迢迢为「解放」  回国后不久,钱端升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之后到北平解放前,钱端升所做的一切,在自述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2。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去看看

生活资源与社会分层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祖云,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戴洁,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分层研究,生活资源分层法比经典分层法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我们通过对武汉市进行的分层研究得出结论是:依据生活资源划分的城市阶层结构模式为橄榄球型。最后我们对实证研究得出的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讨论和分析,并考察了生活资源分层标准与其他经典分层标准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分层/生活资源/理论探讨/实证研究  众所周知,社会分层的依据是社会……去看看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制(即所谓“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去看看

社会保障与女性成才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徐延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内容提要」女性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按照人口性别比例来看,女性人才占据人才总量一半左右才是“理想状态”,但实际上,女性人才所占比例很小,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其自身的数量极不对称。本文对女性在经济、政治、科学研究等社会生活主要层面的参与程度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女性参与程度来探寻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和社会制度根源,并着……去看看

美国与“九头鸟”

一、引子   人类最愚蠢的想法之一是自以为可以预见未来,就在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天下无敌、包括美国国防部估计在2025年之前世界上没有一支与自己抗衡的力量时,恐怖主义以大大超越常规的方式和规模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在美国和世界面前,尽管其面目十分丑陋,但它毕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了。  约6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当时国内学者批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时,笔者就生出几个疑问:这些学者是否真正具备了同这位大师的对话能力吗?还是硬摆架式想借批评出一下学术风头?如果亨廷顿预见一旦被证实,中国学者何以面对……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