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惠赐]成功的危机与危机的成功

——读报有感

  年关将尽,好消息不断传来。继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强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的数量,也先后超过俄罗斯、意大利和加拿大,今年也成为世界第六强。一个物质,一个精神,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惊喜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小试牛刀,即功效卓著,满堂喝彩。中国富强可期,中华复兴在望。

  然而,正所谓相反相成,中国巨大成功背后带来的问题也并不少。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的产值,虽然令众多国家望尘莫及,但一人均,我们的平均值又远远落在好多国家之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无论是住在海边,还是住在山洼。人均国民产值过低,大部分人过于贫穷,中国人的尊严、人性、权利就得不到保证,而且极易受到伤害。所以,中国人要求提高人均产值的呼声和压力,应比国民总产值提高带给我们的欣喜要大得多。

  论文数量多了,情况也是这样。多既说明了我们搞科研的人多,科研的投入多,科研的成果多,又说明人类四大发明者的子孙的确无愧于列祖列宗的光荣。然而,一人均,又要相形见绌。且如《中国青年报》所说,“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少,水平不高”。“我国的发明专利数量仅为论文数量的几十分之一,在世界排位也在前十名之外。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统计,而2001年授予我国内地专利权的专利共266项,在美国授予专利的106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在第22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创造的直接价值还相当有限。

  再想一想,我们的近邻日本已有11 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近三年中,竟连着出了四个诺贝尔奖得主,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获此殊荣。而据《中国青年报》载,“去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人类的技术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排名很靠后。这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竞争力以及微观企业活力目前还处于中下等水平。在所评选出的全球46个技术创新中心中,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印度有一个班加诺尔”。无论科学研究,还是经济发展都贵在创新。只有创新,科学研究才能突破,科学家才能带给人类新知识,才能把人类引到新世界。只有创新,经济才能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不能长期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的扩大来谋求发展”。创新是唯一出路。论文增多,证明我们的创新能力在增强。但看看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看我们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还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年终盘点,这些问题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前提是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尊重事实教训。《文汇报》称,“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去西方学习,中国学生一个劲地学造船造炮,日本学生则学人文科学,比如法律、经济,也学自然科学。德国的俾斯麦对此作出预言说:‘日本渐兴,中国渐弱’。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炮、舰强于日本,但是没过几年,日本就超过了中国。甲午海战不幸被俾斯麦所言中”。历史告诉我们,不努力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不努力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努力使中国走出繁荣——毁灭循环的怪圈,不努力为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作出制度安排,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过去总是吃亏于此,今后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现实中,问题也不小.职在创造未来的大学,连自己的未来都创造不了。教授拿不了诺贝尔奖,还有许多原因可讲,如果连课都教不好,就说不过去了。《文汇报》载,“曾经有人对教授的授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教学好的只占5%,较好的和一般的占了21%,而教学差的比例则高达74%”。教授上不好课,学生如何提高?教授上不好课,则何以为教授?特别荒唐的是,“本市某高校博士生日前新开的心理学课上,博士生们惊讶地发现,‘老师’居然是自己同一个学院的师妹。原来,该课教研室的教授们出国的出国,外借的外借,只剩下这名尚未毕业的‘临时师资’了。而另一门管理类课程,上课的居然只是一名硕士生。”这也很难怪,教授太重要了,太忙了。“本市一所高校基础理论学科的一位教授在校外名气颇响,曾有不少学生选修他的课,但最终都失望而返。因为一学期根本见不到这位教授几次面,基本上都是由研究生代劳。据他的研究生介绍,导师因忙于‘走穴’,所以校院里平时难觅他的‘芳踪’,连他们要和导师见面都得提前预约”。

  “走穴”的不都是明星吗?教授们什么时候也成了明星?教授的岗位在讲台上,教授的岗位在实验室中,既然下商海经商,既然上舞台表演,不授课,不实验,何苦还要抓住教授头衔不放呢?这样的教授即使讲课,也成问题。“本市某著名高校的一名经济学教授,在校被称为名教授,在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发言权,但在校内,他每年授课的内容几乎不变,以致选修他的课的学生都不用听课,只要找师兄师姐们抄抄他们往年上课的笔记本就可以对付了。有一名选修他的课的外系同学通过同乡弄到一本他三年前上课的笔记本,发现他如今讲的还是三年前的老内容,连举的例子都是三年前的。而不少教授上课照本宣科,讲课语言乏味则更是老问题了”。虽然这是几个极端的例子,很难说普遍,但绝不在少数。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位中国老学人就说过,大学,不是指有大楼,而是指有大学问家。现在我们大学已经很多了,大学里的大楼更多。学问家呢?像以上所举诸公怕难是大学问家,像教不了课的那74%的教授更怕难是大学问家。没有大学问家,就没有大学。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最好的毕业生们争着出国留学,说明在莘莘学子心中,中国大学还不够格.不改革,能行吗?

  其实要改革也容易。《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呼唤技工的文字,作者立意甚高。他引用了“北京市刘海燕副市长曾说,北京之所以不生产奔驰,而生产韩国的现代车,是因为没有能够制造奔驰的技术高超、全面的产业工人”。他还引用了“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难以象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制造出精密的东西。除了技术落后外,更重要的是气质和性格上的原因。中国人一般都是‘差不多就行’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同时在归因上有一种滑头的倾向,如果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总爱推脱自己,把肇因推到他人或是外部环境上,而日本人和欧洲人一般都爱自责,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问题”。该文作者实际上不同意这种观点,他通过自己采访的两代技工师傅的精湛技艺和不凡经历,有力的论证中国工人能够掌握精湛的技艺,创造人间奇迹。现在缺少技术精湛的高级技工,工人普遍缺少精湛的技术,时代呼唤技工。他认为,“呼唤技工,实际上是呼唤一种精神,一种敬业的、傻傻的、深爱自己的匠艺、视其为自己一生归宿的精神。就像周强所说,‘滑头的人,技术绝对上不去。技术上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那为什么现在缺少有精湛技术的工人,缺少技工精神呢?文章的作者认为,技工师傅的回答一针见血,“对工人苛刻似乎成了习惯,加班应该给100,他给80元,平常拉晚,不给加班费,每天修十几个车,累得贼死,天天拉晚。工人的积极性屡受打击”。“现在技术练兵是走形式,玩花活,什么车工、电工都答一张卷子,而我们那时,车工有车工的卷子,机修有机修的卷子。而且那时我们从心里是真想练技术,而现在青工认为,搞这干啥,背什么卷子,瞎耽误工夫,还不如把这些奖金给我们分了”。“现在的技术是比过去粗糙多了,主要是大家心气跟过去不一样了。看着当官的手不动,膀不摇,架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资,心里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周强的师傅则比徒弟回答得更精辟,“对记者反复问的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工普遍技术不行的问题,他略有些不屑地回答道:‘分配的不公,使工人们心理不平衡。如果干部享受在后,吃苦在前,一切都能解决’”。本末倒置的干部、不学技术的青工、和不好好上课的教授,虽是三种现象,其实共有一个本质,都是精神缺乏的表现,都是不合理制度的产物。任你经济学家高谈阔论,达官贵人报告演讲,文山会海,廿年辛苦,实际上都抵不住老工人这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是,制度改革,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把人的创造才能解放出来。总结历史经验,尊重事实教训,我们不难做到这一点。老工人的不屑,正是对我们的迟钝麻木推诿拖拉的鞭挞。

  改革就是前进.一脚在地狱,一脚在天堂;一脚迈向天堂,一脚离开地狱;一脚脚迈向天堂,一脚脚离开地狱.只要改革,我们就总在迈向天堂,离开地狱;停止改革,我们就一定会远离天堂,深陷地狱。改革的危机就是设在我们身后的地狱,危机的改革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天堂。正视改革的危机,用深化改革战胜改革的危机,应该是我们前进的轨迹。期待着明年听到看到更多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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