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党天下”(节录)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1],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2],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Laschi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

  先是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间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朝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乌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3]。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做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谚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与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与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数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吠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止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小吠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4](陈铭枢);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

  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自己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稿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伦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认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2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伯钧兴师问罪。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6]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月,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

  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而代之!

  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响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争得站在坚实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耆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踏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而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尔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八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十一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葸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7]的储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己被摘的可能性[8]。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9]。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是11:00。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份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时候,这生命还可贵么?这死还可惧么?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进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权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刹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的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

  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介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类似张东荪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上一篇:伟大的外行

下一篇: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

内容提要:英国民族主义经由了诺曼入侵后的孕育时期,清教运动的发展时期和帝国扩张的成型时期等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盎格鲁·萨克逊的部族传统与诺曼入侵者的较量,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新兴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以及工商集团对外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冲动,都对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 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清教 民族国家 维多利亚主义  冷战之后的世界,陷入了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尽管各国学者对这种局面的成因……去看看

“入世”与中国的行政法制

“入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而全方位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恐怕就是对于中国法制的影响。因为WTO是由各成员方政府签约成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各项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一系列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负责实施,根据WTO各种协定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也主要由成员方政府来承担。因此,加入WTO对于我国的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到底具有哪些影响,提出了哪些方面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些影响与挑战?这无疑是摆在中国法学与法律界、特别是行政法学界的一个现实课题。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部分博士生在导……去看看

中印边界西段的东半部分有条约根据吗?

摘 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认为1842年条约和1684年条约,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西段东半部分(西藏—拉达克边界)的条约根据。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两个条约并不能成为这段边界合法有效的条约根据。中国政府的主张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印度政府的观点则是无法成立的。  关键词:中印边界 西藏—拉达克边界 条约根据  中印边界习惯上被分为三段。东段指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中段指尼泊尔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中印边界;西段指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与中国西藏和新疆的边界。其中,中印边界西段又可分为两部……去看看

《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一 从「科学」和「民主」不对称讲起  新世纪即将来临,当我们以「百年」为时间单位鸟瞰中国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迁时,最深的印象或许是「科学」和「民主」的不对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民主和人权的进步一直步履维艰。为甚么民主理念在中国远不如科学具有权威性?这是现代思想史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高度重视似乎已成定论。因此人们往往将中国今天政治结构的困境视为五四以后民主的失落,而少有人质疑科……去看看

直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下称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公布实施已五周年。在这五年两届的村委会直选中,作为乡镇干部的一员,自始至终参加村民委员会直选指导委员会工作,因此,对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现就村民委员会直选的这一变革,谈一下个人的看法。直选,历史以来就有过。远的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的选举,想当时的这个时候的部落没有上级领导机关吧,没有,必定是直选了。这里暂县不去追溯。现代的建国前北方的屯、南方的甲,屯、甲长的选举就是附近的这么几十户的户主凑在一起,讨论酝酿一阵,然后提出一、二个户……去看看

民间美学与极权话语

由郭沫若和周扬於1958年根据各地采编的民歌所汇集的《红旗歌谣》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群众文艺处於官方鼓动的巅峰状态时的基本面貌。1958年4 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提出,收集民歌一方面「对於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与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使「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和「促进生产力」的伟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劳动阶级的文化表达及其「现代」意义   从《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点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运……去看看

北京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与公共政策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1.个人收入的界定  通常,收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从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收入做出不同的定义。西方一般按照国民经济体系SNA 计算方法对个人收入进行统计,如在美国,居民个人收入包括工资和薪金所得、其他劳动收入、业主收入、租金、利息、红利、企业和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以及个人对社会保险分摊额。我国长期以来依据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 ,将个人收入定义在劳动报酬之内,但在实践中已有突破,如个人所得税纳税范围不仅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而且还明确涵盖了诸如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财……去看看

现代性的悲歌

美国大片《辛德勒的名单》里表现的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了。纳粹的焚尸炉和毒气室几乎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血迹仍然未被擦干,血色依然红得似火,但后代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在牺牲者们的墓地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情侣们也在月色朦胧的殉难者的纪念碑前缠绵悱恻。正是人类天性中最善于忘却悲剧的这种特性,使悲剧如影随身地在人类历史中反复发生着。让我们翻开历史里最沉重的一页,回到冲锋队肆意横行、纳粹国防军战靴穿过大街小巷的德国,去重新回味那些几乎尘封在记忆中……去看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

[摘要]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在总体趋势方面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三大趋向。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同一研究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国政治  随着20世纪90年代“……去看看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既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成正比或成反比或是先升后降的关系。其具体关系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存在提升国民幸福水平的因素,也存在减少国民幸福的因素,同时,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它许多因素也对国民幸福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去看看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

米勒(Jan-Werner Muller)在讨论施米特(Carl Schmitt)与二十世纪欧洲思想联系的《危险的心灵》(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中感叹,施米特研究测试的是二十世纪思想者的正直意识,因为这一研究必然要给他们带来这样的问题:「施米特对我们有甚么意义?」「(我们)为甚么要谈施米特?」1施米特在30年代鼓吹法西斯和积极配合纳粹极权的理论开拓,因而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议的人物之一。在饱受极权主义蹂躏的中国讨论施米特,「为甚么要施米特」更成为一个极为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就像所有的……去看看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所谓民间宗教信仰是指流行于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家祭、墓祭,岁时节庆、人生礼仪和象征等。[1]中国乡村民间信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来宗教例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在乡村的传播,从而形成的正统宗教系统;二是中国传统的儒、道等乡村信仰的延续,包括鬼神和祖先崇拜的民间信仰系统。  在新中国建国后,乡村的民间信仰作为封建残余遭到取缔,天主教等宗教也一度受到打击。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放弃了"左"的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正统宗教和民间信……去看看

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作者前言:   本文完成于中国正在遭受汶川地震的巨大灾难之中。中国人民在迎战这场天灾中的表现,不仅深深感动了我,也激发了我对本文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即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问题有了新的感悟。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地改进市场权利的界定,释放了中国人巨大的市场拼搏能力,创造了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困惑。这个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没有互信和关爱。不少人甚至对中国人是否有同情心,是否有能力互助产生了怀疑。这一次天灾降临,正如外国媒体所观察到的,一夜之间,世界看到了另外一……去看看

快乐、基数效用与人际比较

* 本文部份论点,取材自拙作"A Case for Happiness, Cardinalism,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 Economic Journal (November 1997). 摘 要  经济学者虽然偏好诸如“偏好”(Preference)等较客观的概念,但较主观的概念如快乐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虽然人人拼命赚钱,但由于相对所得作用与对环境生态之破坏,除非提高能促进福利之公共开支,否则实际的经济成长未必能增加快乐。与许多经济学者的观点相反,效用是可以基数测量及人际可比的,但人际可比之基数效用较序数效用更难获得,而它又是进行社会决策所必……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