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 月,日本颁布《河流法》; 而同时,当局也正热切地筹划如何使用战争赔款以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1] ; 百年之后,1996年9 月,在名古屋一条美丽的河流以及那扼住清流咽喉的大坝前,日本一批觉醒者,发出了他们的《 21世纪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他们呼喊出日本人——或说全人类,在看到产业革命所推进的繁华之下的全部危机之后,所应持有的哲学。

  就在这同一天,也是在一条曾经非常美丽的江上,中国人正日夜赶工。他们抓紧这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在这条6300公里长的大江中段最美丽的峡谷里,建造起一座据称是融汇了人类所能达到最高技术水准的超大型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不顾这已是一条大量携带泥沙的河[2] 、一条承载着繁重交通负担的河[3] 、一条因森林遭滥伐而两岸多滑坡的河、一条须养育四亿人口已不堪重负的河。

  这是一项受到最广泛批评的工程——除了抓住机会赚钱的公司和抓住钱炫耀技术的工程师们而外。国际上,从草根组织到媒体,从银行家到政府官员,由于有了田纳西、阿斯旺、依泰普,他们的态度可以想见; 有趣的是,在中国国内,竟也一反往常一片“坚决拥护”,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不同意见的表达首先出现在为当权的共产党视为“助手与团结对象”的政协委员们中间。他们当中不少人享受着共产党赏赐的隆隆声誉和相对较为优厚的生存条件,多年来一直小心做人、本分自处,以此作为保障地位安妥的交换。此次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他们不但极具分寸感,且纯粹从技术角度出发,将论争局限在科学范围之内。

  在这样的意见也难于表达的时候,独立的民间出版物第一次出现。《长江 长江》(日文版《三峡? ? 》即来自此书)如果不看“前言后语”,也只是记者们对上述人士技术性见解的通俗阐述。它的意义在于,新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喉舌”的概念开始被突破,有着“官方记者”身份的“人”开始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行事——“前言后语”当然另当别论,它明确提出了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两名作者 1989年以来自然也被中国当局视为“持不同政见者”。

  上述两类人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国虽然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其权力机构也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但自1949年以来,这一机构从代表产生到具体运作,无一不在共产党的操作下。然而,到了1992年,在通过三峡工程议案时,竟出现的1/3 代表未表同意。这又是一个突破: 它一方面表明了这一工程广泛地不得人心,同时也反映这样一个现实: 全体人大代表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耳提面命的时代业已结束。

  其实,就算在共产党高层,仅从91年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质询和意见表达来看,已与毛泽东时代有了相当的区别: 他们已不仅仅只在政治意义上大作文章,而是考虑到了环境,考虑到了外部世界的意见,甚至考虑到了对不同意见的容纳。

  至于他们的意见就其结果而言似乎并未奏效,或许可以看做是由毛所开创的党内独裁的势力,包括政治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依然相当强大,转型尚须一定时间。

  三峡工程究竟是谁的工程? 谁将从中获利,谁会受损? 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该不该付出环境的代价? 作出这样决策的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 70 年来,在一个接一个独裁者手中,它已是几度上下; 最近十年来,公开的论争和私下的交易,更日趋白热化。它早已不是一个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强行推进和开始萌动的抗争,融进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全部特色: 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转型、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环境保护观念的萌发……; 同样,在她的外部,正当《长良川宣言》所代表的对待世界与自然的哲学已然萌发的同时,不但国家之间还囿于原有的政治格局,无顾忌地攫取与无止境地享乐也还没有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中心地位退去。

  三峡工程正在这样一个情势中进入人们的视野。

  载日本《世界》杂志 1996 年

  [1] 甲午战争赔款的使用分配: 扩充军备费为2 亿日元,而建设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的费用为380 万日元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 (一)》p127

  [2] 1988年数据: 悬沙输沙量为4.62亿吨; 即1.31公斤/ 立方米,外加卵石27.7万吨; 粗砂石3 万吨,居世界第四位

  [3] 预计2000年时下水过坝运量为155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