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遭受攻击的两个星期之后,布什总统要求全美国的国旗从半旗升往顶端。全国性的哀悼结束。这两个星期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9月18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的授权用兵的决议案,军事出击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个大国领袖也表示支持,看上去战争已经引而待发。

首先是,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备?许多人在论及这场战备的时候,用的是"报复攻击行动"这样的词语。其实这一用词带有很大的误导意味。它把美国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单纯的报复行为,也就是说,你炸了我的两栋楼,我也得炸掉你的设施;你杀死了我们的六千名无辜者,我也要使你的人员造成伤亡。以报复使对方造成惨重损失,起到复仇和威慑的作用。这是相对容易讨论和对付的课题。而美国现在面对的,却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9月24日,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到90%。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导致美国民众支持一个正在准备战争的政府?是美国人民不爱好和平,为了单纯的报复而置他国无辜、甚至自己子弟兵的生命而不顾吗?其实,美国民众几乎一致地支持布什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今天的美国战备并不是"报复"就能定义涵盖的。今天的战备,是在攻击继续存在的威胁下,被迫进行的。这种威胁假如摊到其他任何国家头上,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

那就是,这场针对美国的、造成等同于战争伤亡的攻击,不论你叫它什么,新形式的战争也罢,恐怖主义攻击也罢,它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只是第一波的攻击。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攻击的幕后操作者,已经面对攻击惨状,感到良心责备而蕃然醒悟,决定洗手不干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样的"战果"已经心满意足,决定善罢甘休了。既然如此,那么,下面的事情是不难推论的。正如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所指出的:

"上一次,他们来炸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一次,他们炸掉了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千个人。假如我们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拿着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来,就可能杀死我们的六百万人。"

对于美国,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的常识。他们失去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怖组织长久以来在试制生物化学武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都不用那么复杂,根据美国反恐怖专家的估计,下一波的攻击最可能的方式,是对城市的饮用水系统下毒。

事实上,在上一次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炸以后,美国政府并不是对保护自己的人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按照对刑事罪行调查、逮捕和审判的严格程序,进行旷日持久的努力。然而,现在是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的攻击,美国政府面对比珍珠港袭击更为严重的类战争损失之后,自然会困惑:今天对于攻击的认识和处理仅仅停留在刑事犯罪的层面,是否会贻误战机?贻误的后果,是否就等同于"什么也没有做?"是否敌方已经升级为战争性质,而我方却在因循旧规而把美国置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这是时刻处于攻击威胁下的国家,非常自然会提出的问题。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文明社会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假如不是这样,连问题也不会提出。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攻击之前,美国的军舰已经先行遭受过自杀船只的攻击,伤亡损失惨重。军事目标如此遭受袭击,假如美国政府只是崇尚武力热衷报复,借口早就有了。

宽容的美国社会,一向容忍各种主张。和平主义就是其中一例。乍一看来,和平主义者应该和各种社会都没有冲突,事实却不那么简单。例如,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和平主义者往往是拒绝被征兵和参战的。也就是说,大敌当前的时候,必须由别人替你去抵挡敌人的子弹。美国法律是认可这样的"良心反战者"的。在二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国会照样腾出人手,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审查"良心反战者"的资格,合资格者就不必上前线。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如此宽容。这也是将和平主义作为信仰的阿米绪人,在自己的原生地欧洲无法生存,却在美国能够生存发展的原因。

正是这样的社会宽容,使得和平主义者能够在美国健康地发展,在今天美国遭受攻击的时刻,他们的主张,仍然被大多数和他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美国人,看作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被斥责为"卖国贼"。

必须注意到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下,政府官员和民间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可能一致的。

美国政府承担着保护这个国家的责任。使国家免于再次遭受攻击、人民免于再次大批死亡,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而民间和平主义者只需表达良好愿望,不必承担任何现实责任。再者,虽然反战的人们以"不再增加牺牲者"的口号,阐述着属于自己、也符合全人类长远利益的和平愿望。但是在眼前的事件中,并不是依照他们的主张,和平愿望就能达到。因为事件的实质并不是一个美国主动出击的案例,而是美国人民如何避免再次被大规模屠杀的案例。假如只有和平口号,没有有效措施,并不能维持和平。首先必须确认的事实是,是和平的美国平民遭遇了屠杀,并且正在面对更多的屠杀。

谈到美国校园的和平主义者,不由想起我们刚到美国的那几年。那时我们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和平主义者。和他们交朋友是非常愉快的经历,因为他们善良、单纯、对异域文化充满兴趣。他们的存在和人数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世界和平希望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普遍还不到承担社会责任的成熟度。对于和平主义的主张,也并不如阿米绪人那样,成为坚定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

作为已经成熟的美国知识分子,仅仅作出感性表态,要求美国政府完全放弃武力述求,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否则,这只是一种个人道义的表态,而没有社会担当的含义。在日本侵华期间,假如惟有攻击东京能够达到停战目的,而攻打东京又要导致无辜伤亡。那么,和平主义者可以表达自己反对攻击的意愿,却不能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时候,要求政府官员也奉行宁可牺牲民众亡国,也要恪守"和平"的理念。

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作出备战的宣告,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战争是最佳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他们只是在宣示武力反击的权利。这也是两个星期以来,布什并没有轻举妄动的原因。因为,作为我们一介平民能够看到的一切在阿富汗举战的困难,布什身边的军事专家不会没有看到。布什总统宣布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是有关冻结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的财产,目的是切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这预示着在其它方式能够解决的情况下,布什并不想草率动武。但是,反过来说,其他方式无效时,动武仍然是一个可能。

作为平民,我们有非常容易的地方。我们看到阿富汗是一个陷井,看到武力难以解决,只需提请政治家好自为之;我们可以表态反对战争,表达自己既同情9.11的受难者,又同情美国武力反击的无辜受难者,在道义上无懈可击。可是,政治家的一切表态必须有可操作性,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其余的话对于他们都是事实上的废话。他们必须在新一波攻击(比如恐怖分子决定在哈佛大学饮水系统投毒)之前,拿出有效的阻止方案;在一切武力之外的手段用尽之后,决定是否举行战争;在没有两全的悖论之前,必须拿出两害取其轻的方案,并且为之承担责任。例如,在被劫持的民航机冲向大楼之前,为拯救大楼更多民众,作出是否击落民航机,承担杀害机上乘客的良心责任。这样的选择在一切危机时刻出现。当罪恶发生,政治家追杀罪恶的决策往往会造成伤及无辜的后果,但是,这并不意味无所举动的政治家更道德,因为无所举动又可能意味着怂恿罪恶谋杀更多无辜。

作为知识分子,在今天,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容易的,要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才会真正遭遇道德上的艰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