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及她的父亲

  不知为什么,每次到合肥,去梁小斌那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另一个人。这人也在合肥,这就是小麦。小麦是她的小名,是一个让我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名字,眼前立即会出现随风起伏的麦浪,金黄色的,在初夏的阳光下,大片大片地扑面而来。这是我在乡下时常见到的景致,少年中的记忆,很清晰。而小麦这个人,也是一个让人一接触就难以忘怀的人。这么多年,始终这样。

  认识小麦是在一次诗歌讨论会上。那年,她随着父亲来南京,她父亲身体不好,始终需要女儿的陪伴。我去签到,小麦当时在一旁帮忙。我不知道她是谁,觉得一脸陌生,就与之搭讪,说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新到作协来的?她说,我也没见过你呀?我说,现在不是就认识了吗……这时,浙江诗人柯平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说: “你啊,连她都不知道,还写什么诗?”我有点纳闷,木木地站着发楞,小麦连忙解围,对柯平说:“不可能认识的,我们不在一个城市里,我又不写诗,他怎么会认识呢?”柯平大声叫道,她是公刘的女儿。我松了一口气,庆幸柯平来得及时,否则玩笑差一点就要开过了头。定晴再看小麦,竟没有一点名门之后的那种气象,穿着极普通,也不作女孩子的修饰,大大方方的,朴素得就像厂里的一些女工,似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绚丽。

  以这种方式相识,因此记得很牢。当时,我与汪国真同住,可晚上总是跑到公刘先生那里,听先生谈他认为所能谈的一切。而小麦则不太讲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目光始终关注着父亲的一言一行。等到人少的时候,只有我和柯平在场,她才会偶尔说上几句。柯平与公刘先生关系极好,柯平对我说,他是先生的干儿子。想想先生没有儿子,这种事也是可能的。从陆陆续续地交谈中知道,小麦这时正在华中师范学院读研究生班,但考虑到父亲的身体欠佳,她想回合肥读完这个研究生,却不知转学是否很困难。这时我已在报社工作,很想向公刘先生约稿,却始终未敢开口。公刘先生是我最崇敬的诗人之一,有一次,我和车前子一起开玩笑地为中国新诗坛排座次,结果第一人是艾青,第二人就是公刘先生,可见他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心中的份量。我第一次写诗评,就选择了公刘先生的作品。当时写好了,想起个笔名,正在犹豫中,一位朋友来了,他是学地理的,随口就说叫“冰洲石”吧!从这篇诗评开始,“冰洲石”从此就成了我的笔名。

  向先生约稿未敢开口,倒是向柯平约了一稿,还有汪国真。可没想到,柯平的稿子见报后,听说公刘先生大为不悦。文章是写诗人黎焕颐先生沪上分房之事,涉及国家某位领导人的关怀,还刊发了手迹。讲实话,这类文章不论在何时,确有吹捧之嫌,公刘先生的不满恐怕就在这里。而更笑的是,这样的事竟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做了,所以先生很反感。不过,事情确实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当时柯平没有了公职,在家以写稿谋生。这个题材是黎焕颐先生无意中说起的,当时我完全可以让其他什么人去写。之所以让柯平写,无非是想为他挣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这是内情,也是实情,读者不知,公刘先生也肯定不知。他在电话里曾轻蔑地对柯平说: “难道你就缺那一点小钱?范泓是不是也糊涂了?”当时,我正好也在湖州,就在电话旁,听到先生这样说,觉得有点委屈。柯平则安慰我,说“先生从来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容不下半点媚俗。”不过,话虽如此,我仍感到了先生的一种认真和苟刻。后来在北京遇见车前子,闲谈中,他也谈及一件自己与先生闹误会的事。说起来,都是一些小事,但先生的耿直,不愿轻易原谅什么人,包括他不能原谅梁小斌一样,有时的确让人怅然。许是我们太尊敬先生了,因而总想在他的面前表现得好一些,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的可笑往往就在这里。

  记得公刘先生说过,合肥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地方,有许多书不宜读到。有一年,我赴合肥,特意带了几本新书给先生读。那天下午,小麦正好也在家,先生还特意将她喊到书房来。因有采访任务,不宜久坐,告别时,小麦送我下楼,而且一直送我很远。后来,我与小麦通过几次信,她曾在信中提及欲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事,我颇感为难,因而就没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与小麦交往显得很轻松,许是同代人的缘故。那时,小麦尚未婚嫁,南京也有人为她张罗过此事,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一直觉得,像小麦这样的人,肯定能成为一位好妻子。不仅因为她的朴实无华,还在于她的内涵。读她的信,能感到她的透明清彻,同时又缠绵含蓄,没有名门之后的那种傲气,也没有大家闺秀的那种矜持,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已是不多见了。没多久,公刘先生将所读的书寄还于我,并附有一函,其中有几句歉意的话,大概是柯平从中说了些什么,先生好像原谅了我。只是我再也没有给先生作复,也没有给小麦写信,并不是因为仍在生先生的气,而是觉得自己当时的一番好意,实际上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有失读书人的骨气。倒是有一年,出版社的有位朋友欲出一套名人自传,想约公刘先生也能写一本,我打电话去,是先生接的,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先生就同意了,并让我的朋友正式发一约稿函,只是先生的身体仍不好,时间上恐有问题。电话中我没有问起小麦,但想象中她是会随时呆在老父亲身边的。

  人的交往很奇特,有时哪怕看上一眼,或仅有的几次接触,也会终生难忘。小麦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静静的,但只要说出来就有见地。记得那年与公刘先生闲聊起生命观、人生观等诸多问题,小麦的许多见解一针见血。我当时说到了人类的困境主要在与自然界的冲突之中,人类最后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总体清算。这时小麦说,这是人类在自食其果,几千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人类自相残杀的时间太长了,这也许就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必然代价。语毕,小麦又静静地坐着,照例深情地注视她的老父亲。这类谈话本身漫无目的,有所指,似又无所指,说轻松,也不乏沉重,只是说者有心,听者有意罢了。

  后来,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是有关小麦与她的父亲的。读后大吃一惊,想不到小麦自降生后第一天起就失去母爱,她从未吮吸过母亲的乳汁。其原因就是公刘先生当年因诗获罪,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小麦的母亲与先生划清了界限,与亲生女儿也断了血脉。想想天下的孩子,再苦再穷也都是在父母的疼爱中长大的。而这一切,在当时只能由公刘先生一人来承担了。如果说,这是小麦的母亲铁石心肠,也不为过。但若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思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曾使多少善良的女人失去了应有的母性,而其中所造成的罪孽又何止波及小麦一人。可究竟应当由谁来补偿这一切呢?小麦的母亲,还是这个世界?没有答案,只有坚强地活下去,只有站在苦难的废墟上眺望理想的未来,只有在心灵深处默默地呼唤母爱的早日归来。

  不久前,给湖州的柯平打去电话。交谈中,曾问起过小麦和公刘先生。想不到,这几年,作为诗人的柯平竟与我一样,与文学界的前辈师长、新朋老友也是疏于交往。他自嘲身处之地太小,没有多少人愿真正安静下来好好谈论艺术,自己也就过起了一种世俗的生活。他说,与公刘先生的交往也淡了下去,小麦的情况也不甚清楚。当时听了竟有点失落。柯平的话要会听,其中有真也有假,他说自己“世俗”,其实是一种谦词,实际上他仍写的很多,且对前辈乡贤李渔的兴趣至今未减。但疏于与公刘父女的交往,恐怕是真话,因为圈内的人都知道柯平与公刘先生的交往非同一般,就像许多人知道我与忆明珠先生的关系一样。只是我们天各一方,不约而同地与一些文学前辈有意无意地疏远,只顾闭门读书,心态竟如此相似,倒是始料未及。放下电话,小麦的影子又闪了出来,不知她研究生班毕业后去了哪里,也不知是她是否已成家,还有她的老父亲,身体是否还能挺得住,这一切,有时真是让人割舍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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