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一

  对瞿秋白思想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两个途径都处在发展之中。第一种是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途径。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人。瞿秋白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方针,从武装夺取政权到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从农民暴动、农村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革命纲领。从严格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内容,从政治、建党到文化,是瞿秋白在1928年之前思想的发展。这条研究途径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瞿秋白在中共历史上的问题。第二种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化的研究途径。现代化的追求是1840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压倒性的主题。那么,到了瞿秋白阶段,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到了哪一步了?现代化遇到了哪些问题?瞿秋白的探索从什么方面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瞿秋白的探讨又有哪些前提条件?这是现代化研究的途径。中国现代化的晚近的发展,使得这种研究显得特别有价值。

  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主题。怎么样实现富强,或者富强的实现条件是什么,从林则徐以后,就是折磨着中国所有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最的问题。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答案就处于冲突之中。中国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些答案而展开的。但是,很明显,有些答案存在下来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引起巨大的反响,而有一些,在它被提出的时候,被不屑一顾,深埋在历史的陈迹之中,过了若干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被人们挖掘出来,对历史产生新的影响。从观念的变迁来看,我们的确会发现,现代化似乎有自己顽强的逻辑。

  造反或暴动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在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伟大的字眼的年代,中国古代盛产的农民暴动被作为中国历史最值得骄傲的遗产。但是,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在中国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的开端,这种暴动的取向是被严厉地压制着的。富强是一种社会总体方案,必须在保护现存秩序下进行。富强的追求既要有序,又要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理性的――它之所是理性的,有三个因素:第一,现代化的追求是在明确的理性的反省下进行的,我们缺少什么就引进什么或补充什么;第二,富强的方案带有强烈的选择的特征,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是非常清楚的;第三,它的极端的和平性质,必须保证秩序,保证权威,这样才能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地步。――现代化方案在极端艰苦的国国内环境下进行了三十年,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到了90年代以后,追求富强的信心与耐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大批优秀的精英要求对社会制度进行改组,以更好地容纳西学,更好地推进富强事业。这就是有名的康梁变法。实际上,这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最生一个理性主义的方案:最后一个和平主义的方案。

  现代化或富强的追求,也是现代化实现条件的递归式的追求。在第一阶段,条件是办军事工业,自己制造先进的军事武器;在第二阶段,富强的实现条件是对制度进行和平的改变: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实现第一阶段人们提出的任务。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在提出了“更高的实现目标”的同时,要求把上一阶段的目标包括进来,所不同的,只是认为,必须先解决现在提出的问题,上一阶段的目标才有条件实现。现在,现代化成功的条件被认为是用武力赶走满清政府,因为在上一次的政变中,革命者已经得出结论:现在的政府已经无力也无意推进富强事业。革命或暴动,在曾国藩时代被认为是富强最大威胁的东西,也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最大的推进力量。必须先用革命的方法摧毁旧政权,建立按新的原则组织进来的新政权,富强才会真正实现。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可以摧毁旧政权,而在第二天新政权就可以建立,而第三天,如果不是休息日,就可以开足马力进行现代化的建设,那么,这种暴力,这种以牺牲好多人生命的暴力,完全是值得的。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似乎按照自己的内在的逻辑,从和平走向暴力,从秩序走向革命。

  革命并没有立即奏效。这是革命者的巨大挫折。一方面,革命并没有在短期内完成,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后,即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后,继起的民国(它把19世纪为止西方“最先进”的政制,即伟大的法兰西的“共和”政体,作为自己的蓝本)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反而使人觉得更糟。民国时的走马灯式的大总统在老百姓的眼中,甚至还不如光绪皇帝。但是,这却决不是革命停止的时刻。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的失败不是革命的目标本身有问题――而伟大的世界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理想是不会有问题的,美国、法国与俄国都是生动的例证。因此,必须对革命失败的经验进行总结。结果,革命的阵营本身出了问题。有一批不想革命的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变成了反革命。于是,革命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对革命中的反革命进行革命。革命从革满清政府的命到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命。因为革命阵营本身发生了分裂,必须挖掘新的革命力量。结果,新兴的、人数少得可怜的、也最为悲惨的产业工人和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就成了革命的主力。中国革命也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瞿秋白进行革命与思想创造的背景。

  瞿秋白身处革命的时代。他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思想特别活跃的人。革命是瞿秋白的中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中国社会要实现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富强的梦想,必须要有最革命的力量来领导,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继承或接受列宁主义的原则,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实际上是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灵魂。中国共产党要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取得胜利,又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组织与思想路线,有一支革命的军队。在中国的情况下,必须承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此外,要实现革命的成功,党必须发展各方面的事业,在各个战线上开展斗争。

  从现代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来看,现代化的严重的受挫,导致要用革命的方法推进现代化事业。也就是说,现代化受到了巨大的抗拒,必须使用越来越深刻的动员,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而在革命中,或现代化动员中,农民革命或所谓“绿色的崛起”,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特征。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就是对现代化的贡献。

  二

  瞿秋白从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到1936年就义,思想发展随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20年之前,前期。第二阶段,1920年到1923年,“赤都”时期。第三阶段,1923年到1928年,领导中国革命时期,第四阶段,1928年到1936年,领导文化事业阶段。瞿秋白是个艺术家气质的人,在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他发挥自己的文学与批评才华。在中间两阶段,则主要是对中国革命性质、党的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探讨。

  第一阶段。瞿秋白对革命与战斗的热情,与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的。母亲早逝,家道中落,动乱的年代,激起他对社会的不满。1909年,瞿秋白进入常州中学。他阅读中国古籍和近代的改革社会的思想的著作。除了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政治著作以外,他也喜欢琴棋书画。1916年,瞿秋白中学未毕业,为了生计,到无锡乡间的国民小学教书。不到一年,又前往武昌谋生。动荡的生活与谋生的失败,加重了他的不满。这是一个社会严重失序的社会,所以,像传统中国的一般情况那样,有识之士再也不把功名作为改变自己现状的手段,而另想他法。在他能产生思想的时候,他想的是他那个时代有识之士的普遍想法:怎样改变中国的现状?1917年,他来到北京,投考俄文专修馆,想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来探讨改变中国现状的途径。现实不能令人满意,他悲观厌世,遁入佛教,想从研究佛学解决人生问题。他后来说在北京三年,是他最孤寂的三年。他赞成佛教的慈悲平等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思想。这一阶段的瞿秋白博览群书,对哲学有浓厚兴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思想大转折。“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被打破了。”(《俄乡纪程》,《瞿秋白文集(一)》,23页)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情,参与学生运动。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领导学生参加天安门的示威游行。他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显示领导天才。6月3日,他被捕。

  五四运动使他认识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1919年11月,他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创办《新社会》,猛烈抨击旧社会,讨论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造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瞿秋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新社会》发表的文章中,他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而改造旧社会,必须像孙中山一样唤起民众。要革新社会,“非得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五四以后,他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进革命运动,反对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的新村运动。他认为走实业救国或妥协式的革命都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他主张用激烈的改革运动,即革命,来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认为革命是劳农革命,用革命手段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尊严。这是他对革命的新的理解。这时候,他参加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学习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8月,《新社会》被查封,1920年8月,出版《人道》月刊。在顾大钊的倡议下,瞿秋白的人道社、周恩来等的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暴光社会等,于同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召开座谈会,商议联合活动。通过《联合改造宣言》,提出在赤旗下团结合作、到农村去的口号。

  俄国革命使他心仪神往。五四以后他开始研究与翻译俄国文学。1920年9月,他作为《晨报》社记者的身份去苏联。他异常兴奋。就像中国的第一批向英国的朝圣者充满激情一样,他也是个更加充满激情的朝圣者。他山之石头,可以攻玉。像上个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精英一样,中国问题的解决,没有人回到传统寻找资源,而只在传统以外寻找资源。结果,上天入地求之遍,英国式不行,就走法国式的,法国式不行,就走俄国式的。“我决不会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文集(一)》,5页)瞿秋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他不愧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从李鸿章开始的中国精英的忧患意识,到了康有为一代,变成了失望,在经过民国的极短暂的奋起以后,到了民初,变成了种极端的绝望意识。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极端表现。五四运动的大部分人都有绝望感,也对自己的方案深抱怀疑。但是受五四熏陶的人不一样。传统的包袱已经不再存在。这个社会已经被改造得满目疮痍,不再为一个整体,社会在巨大的改革力量面前,就像一堆没有生命的积木,可以让精英们随意拼装。瞿秋白的乐观心情是五四时期人所没有的。“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只是向着自由门去,……”“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共产主义, “心海中的灯塔”,“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般舵,前进!前进!”(同上,51,55,88)

  第二阶段,在苏联。在苏联两年,他进行大量研究工作。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社会科学、文艺思想与文艺作品,深入考察苏联社会。他多次见到列宁,对列宁的崇拜无以言表。他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词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考虑问题,发现了奋斗之乐,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瞿秋白比李大钊和陈独秀更有热情,更毫无保留。

  他重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分,由此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础,它的基本观点与基本词语。延安时代和后来被官方化的话语是瞿秋白思想的发展。瞿秋白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内力已经趋于磨灭,将当年复生的新潮所创造的人间美逐渐恶化、怠化和纵恣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清歌变成了醉艺,妙舞已代以淫嬉”,“一切资产阶级的艺术文化渐渐地隐隐地暴暴露出他的阶级性与市侩气。”“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一)》,98,194页)

  第三阶段,领导中国革命。这是瞿秋白一生的光辉的顶点。1923年,24岁的瞿秋白学成回国。他参加中共中央的机关工作,任宣传委员会委员。他参加党的三大的筹备工作,建设上海大学,主办党的理论刊物,起草党的文件。他任《新青年季刊》主编(该刊第一次由瞿秋白自己译的《国际歌》),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称该刊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指针。该刊的宗旨之一是“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坚持革命性和战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该刊承诺以严格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文学。由这种严格科学的方法,瞿秋白发现,社会科学有阶级性,而在各阶级之间,只有受压迫阶级才是客观科学的;社会科学只有变成无产阶级的科学才能获得新生。这些都是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五四伟大人物们不懂的全新的话语。支配五四运动伟大人物的基本信念是启蒙主义式的:用适用于全人类的原则来指导社会。五四运动是普遍主义的。但瞿秋白讲的是“方言”。他认为这种普遍性的话语不存在。

  瞿秋白保证,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机关的《新青年》,“将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社会革命的事业,进行彻底的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行动,帮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

  1923年10月,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由瞿秋白参加起草的。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年仅24岁)。1925年,共产党四大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参加宣传工作。1925年5月, “五卅运动”爆发,他希望学生上街,全上海“三罢”。他希望把事态搞大,激起全国人以至全世界人的支持。但是,他说陈独秀不支持搞大。五卅运动以后,他主编中共油印的小报《热血日报》,分别用“热”、“血”、“沸”、“腾”为笔名发表文章。瞿秋白对战斗与流血有比陈独秀和李大钊更大的热情。所以,他应该是比这两者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的典型。

  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阵营开始出现裂痕。他认为新的革命必须由新的力量来领导,因此,共产党应该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用他常说的话,共产党要“包办” 国民党。这引起了国共的不和。这种不和终于导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新的形势下,瞿秋白发展自己的思想,认为共产党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进行暴动。1927年“八七会议”,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他领导临时中央政治局,除兼管农委、宣传部和党报外,并负责政治领导和全面工作。共产党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走上整顿自身、严肃纪律、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第四阶段,1928年以后。1928年6月18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是五大以后党的实际的领导人,六大的政治报告是他做的。按道理,他应该继续留任党的核心工作,但是他被取代了。他从权力的实际顶峰下来,到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随后就发生了与王明的争吵。这次争吵对于瞿秋白是悲剧性的。 1930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由李立三实际领导(向忠发六大以后任总书记)的中央在瞿秋白与王明的争吵之间站在王明一方。瞿秋白受到了进一步的排挤。以后他退到文化战线,在上海领导左联运动。后来,组织决定他回苏区工作。1935年,他在突围中被俘。同年被国民党处死。

  

  三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1923至高无上928年间作出的。他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而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基本的框架就是瞿秋白在这个阶段奠定的。

  第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瞿秋白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1923年他在《新青年》杂志“新宣言”中称:“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势必半途而废,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3年9月他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他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哪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回答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同上,第2 期,1923年12月)

  瞿秋白呼吁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要有领导权意识:“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工农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成为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六大以前》, 714页)

  瞿秋白呼吁共产党要有夺权意识。(虽然他本人在具体的夺权斗争中往往是失败者)他呼吁同资产阶级夺权。这是瞿秋白在1925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国民革命中必须同时展开对资产阶级妥协性、动摇性的斗争,必须对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瞿秋白的思想在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被党中央接受。“和左派国民党结合成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 “从而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1989年,176页)

  瞿秋白认为夺权的关键在于夺取政权和军权。北伐以前,共产党对参加政权没有兴趣,对进入政权的党员往往批评有加,命令参加政权的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鲁振祥:《瞿秋白探索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瞿秋白研究》(8),190 页)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时时让共产党员记住自己是“在野党”。1926年,瞿秋白提出无产阶级进入军权与政权的建议。无产阶级“不仅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领导权的斗争。 ”(《北伐革命战争的意义》,《瞿秋白选集》,293页)

  1927年5月《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对夺权思想进行了深化。“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六大以前》,699页。)瞿秋白是共产党中的先知先觉者。

  第二,“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六大以来》,710页)。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之极端重要性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25年10月中共中央会议,要求共产党“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推动会议第一次把“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土地交给农民”,把“耕地农有”的主张写进党的决议。(《六大以来》,695页)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瞿秋白的启发下写成的的。瞿秋白专门为它写了序言。

  瞿秋白呼吁中国革命者在农村就地造反,杀死或剥夺大地主和军阀,建立农民武装与政权。他赞赏俄国革命“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起而包围地主的邸宅、杀戮地主及其走狗,”“没收一切土地,自己动手分配乡村中的土地。”(《十月革命万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63页)这导致国民党高级政治领袖和将领(瞿秋白戏称他们在农村的势力为“革命军属”)的恐慌,进一步激化了国共矛盾。瞿秋白认为半殖地的中国的革命问题是个农民革命的问题。“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或成功,必以农民运动是否进展或成功为转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农民问题》,204页)“中国革命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选集》,305页。)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向导》,195期,1927年5月)

  瞿秋白呼吁建立农民的武装与政权。他认为解决农民问题有四个任务:耕地农有;武装农民,组织自卫队,使农民以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乡村政权归农民;镇压反革命。这些显然都是所谓绿色的崛起的典型的标志。这种呼吁在现代化的任何别的时期都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有合法政府的时期,任何一个还有一点正常的社会,不管是一个传统的社会还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都不可能允许农民“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更不能允许私人随变组织起来用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表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时期,处于最深刻的社会动员时期。中国的社会已经还原为西方理论家所说的自然状态。这完全是中国问题,或完全是东方问题。这也是革命力量的极端的分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不是旧的传统力量与新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而是革命的力量之间的斗争。

  四大任务必然加剧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最革命的,也必然是最有前途的力量主张,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牺牲所有阶级的利益。瞿秋白与毛泽东是这样的。瞿秋白说,因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问题,“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就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六大以前》,697页。)

  第三,“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瞿秋白在中共领袖中,第一个呼吁进行游击战争。他的1927年12月10日的《武装暴动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共在各种各样的暴动失败以后的思考: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不能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所以革命也就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只能出现散乱各地的农民武装。因此,应该“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这便是游击战争。”“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地去袭击。”而且游击斗争不能止于战斗,还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割据,“进于革命地域的建立。”此后,瞿秋白多次表述这种思想,并对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的斗争进行表扬。

  四:瞿秋白与陈独秀的争论

  1923-1928年,在瞿秋白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产生了争论。瞿秋白与陈独秀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的事件之一。瞿秋白是中国新革命的原则的制定者。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一个无论是年长于他还是年轻于他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更先知先觉。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瞿秋白与陈独秀的争论标志着五四运动的彻底终结。五四运动的伟大人物们,不管多么激进,还是 “口头”革命派,或者说是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也许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并没有成功,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文化英雄们可能才觉得,摧毁可见的、结构性的东西,必须以摧毁心理的、深层的结构为前提,革命应该从打打杀杀转变为转变观念。因此,唤起民众有了不同的含义。甚至孙中山的唤起民众也不是唤起民众去战斗,而是唤起民众觉悟,转变观念,孙文主义的精义叫“知难行易”,而战斗,在孙中山先生看来,肯定还始终只是一部分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所为。因此,从中国革命的逻辑上看,五四运动的伟大人物们,既可以说从孙中山先生的立场上进了一步,也可以说从孙中山先生的立场上退了一步。进了一步,因为,按照中国现代化的革命逻辑,在有形的东西被摧毁以后,中国传统已经被彻底瓦解,当然,瓦解了传统以后,也不可能再指望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来领导改革,领导从林则徐以下的富强的要求。而中国社会已经分裂为一个个敌对的力量,要在这些敌对的力量之间经妥协产生一个新的现代政府 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可见的结构以后,所有伟大的人物,并没有胜利的自豪,而只有胜利的悲伤。事实也是如此。社会没有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而变得更有希望。因此,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按照中国革命的逻辑,也按照现代化的动员逻辑,五四运动的伟大人物们把摧毁的目标从有形的东西移向不可见的、无形的东西,以期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本身进行再造。――从人类史上来看,显然,只有极端绝望、极端丧失自信的民族或人群才会有这样的举动。五四运动把革命从政治学领域转到心理学与社会学的领域,文化学的领域。现在要摧毁的不再是权力结构,制度安排,特别不是某个人,而是行为习惯,心理甚至语言。五四运动把孙中山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又可以说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中退了一步。因为,五四运动的伟大人物都是教授,都是有留洋经验的饱学之士,连伟大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也不例外。他们相信通过教育、知识与新思想的传播可以改变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人的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相信废厄泼赖,――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废厄泼赖的现状,只让一种声音说话。――他们相信知识与教育,所以也就对暴力多少持保留态度。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制度框架中的自由主义,不是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而是制度缺席的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主义。李大钊因为早死,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与瞿秋白等人发生分歧,但是,比李大钊更激烈的甚至更极端的陈独秀与瞿秋白也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意味深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歧是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分歧,也是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是启蒙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区别。

  首先,陈独秀虽然对苏俄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但是他没有瞿秋白那样的热诚。也正是因为陈独秀等人的独立的判断,相对的对任何事物的保留态度― ―这是五四运动时期所有人都有的――,他反而不太会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仅仅视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影子。相反,正是因为瞿秋白与王明(我们知道,瞿秋白可以说是中共中最得列宁真传的人,但王明还认为自己更“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对苏联人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既在这种性质中汲取力量,又因为这种性质感到骄傲。因为新一代对苏联的失去自己独立判断(而独立的判断,是五四运动中最“主义者”都有的。因为,没有严格的纪律,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面对着相对重大的问题,人们总会自然地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判断),造成了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决定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影响(这从瞿秋白与王明的争论中看出来)。我们知道,直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独立判断才又发展起来。而这种独立判断的产生,又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对联经验的保留态度。

  第二,陈独秀从骨子里不相信也不喜欢暴力,甚至带有五四运动文人所特有的贵族气。他认为军事是次要的,更是军人的事情,而且军事的胜利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理性、和平与秩序仍然是陈独秀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对暴力的呼唤或欣赏,我们知道,是五四运动中除胡适(也就是自由主义一支)以外许多人都具有的,鲁迅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尼采、拜伦式的狂暴表示欣赏。这些欣赏恶的思想家在中国社会越来越令人失望的时候走得越来越近,是很自然的。鲁迅与瞿秋白就是如此。鲁迅虽然欣赏瞿秋白的勇气与对毁灭的热情,特别是他的文学才华与批评的敏锐,但是,在伟大的鲁迅与伟大的瞿秋白之间仍然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墙,这种高墙也存在于身为共产党的创始人的陈独秀与党的“第二代”领袖瞿秋白之间。这个高墙是什么?就是亲自去战斗,去撕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鲁迅先生一句名言,叫“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相信的是他批判过的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废厄泼赖。如果辱骂与恐吓都不是战斗,那么面对面地拿长矛、大刀撕杀或把人家的土地抢夺去分掉,可能更不是战斗。陈独秀与鲁迅一样,属于“口头”革命派。在瞿秋白看来,“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应该这样来理解:骂既骂不死敌人,又骂不到土地,所以应该以辱骂与恐吓更厉害的手段来战斗。陈独秀不喜欢暴力,更不喜欢冒险地使用暴力,认为那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所以,正如中共党史告诉我们的,当北伐战争已经打起来并取得进展的时候,陈独秀仍然不希望北伐。陈独秀的态度被瞿秋白为领导的中共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的意思落后于革命或形势的发展。左右倾这个名词源自法国革命,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名称,源自俄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我们知道,在列宁时代(他说罗莎卢森堡等人幻了资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左右倾还是党内可以存在的事实,甚至允许存在这种对革命形势的不同的估计,而在列宁以后,斯大林时代,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要被清洗。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公认的创始人,可能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名称的人。

  第三,陈独秀对权力特别是政权的敏感性不足。和五四运动的几乎所有伟大人物一样,陈独秀基本上是个文化人,他们的事业具有政治的含义,但他们本人对政治其实没有兴趣。他们不是政治家,也缺少现代的政治家的意识与追求。实际上,在传统的政治体系(精英的,建立在考试之上的)瓦解,而新的政治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参与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以前这一段时间内,政治被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或甚至是不值得去重视的领域。“政治家们”,就是军阀们,就是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灾难的那些人,而文化人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的。因此,陈独秀和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一样(也与马克思一样),在政治上是个“原始人”。他没有权力意识,对政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这在陈独秀看来,国民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他也时时告诫共产党人,他们的党是在野党,不要参加政权。之所以如此,陈独秀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克制自己,服从大局,这样就会保证革命力量的团结,相反,如果强化国民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并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也心存宽容之道。瞿秋白则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应该争取领导权,应该有枪,应该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观念。历史证明,只有这种力量,这种观念,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站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今天,瞿秋白的思想使人不寒而粟,但是它是有效的,可以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 中国社会恢复秩序的。

  第四,陈独秀没有政党意识,甚至算不上现代的政治家,但瞿秋白是典型的现代政治家。党内有党的情况在现代政治中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陈独秀没有明确的现代政党意识。相反瞿秋白因为深谙列宁主义的精髓,对政党有明确的意识。瞿秋白对政党理论的讨论,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是个巨大的贡献。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因为工人阶级的觉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最先进的人员中还要有一部分最先进的人来领导。纪律的概念是瞿秋白带给共产党的。他说,党的组织必须严整,并且有很严格的纪律。瞿秋白说,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统帅形式,在这个形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妇女团体、青年团、报纸、特别是军队。所有这些组织与资源,必须听党的命令,是党领导的事业的一部分。

  关于党的纪律,瞿秋白说,“在党内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党员有讨论党的政策、决议,选举和批评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利;但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所谓铁的纪律,便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当然不是说,党内不应该有意见的争执、批评与讨论。铁的纪律,正要预先有详细谨慎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多数的决议,这才是自觉的自愿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机械的服从。可是既经决议以后,批评和讨论既经充分辩明以后,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就是全党党员的天职。否则,便不能有统一的党,更无所谓纪律。”(《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月刊第1 号)

  瞿秋白呼吁要在工农群众中涌现出新的领袖,工农的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率领群众去奋斗,谁就是新领袖。”而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从阶级构成上的分析,瞿秋白说,中国革命在1927年以后之所以没有取得进展且老是失败,因为党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

  从一方面看,瞿秋白是最极端的,也是最教条的列宁主义者,另一方面,他是中国新一代人物的最著名的代表。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极端性,在于他的不妥协性。在他是把五四运动中处于暗流中的一种思想发挥殆尽的人,这就是革命观念,把革命重新拉回到战场上,而且把革命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阶段的理论;他比任何人都注意到“绿色的崛起”――中国革命必须唤起农民才能获胜。这是个伟大的、石破惊天的想法。瞿秋白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天才之一。他的伟大的预言实现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瞿秋白是无可比拟的。而在瞿秋白之前,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动派,农民都是不可依赖的力量。在革命者一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中对农民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是有名的。马克思著名分析的大概意思是,农民是波拿巴复辟的阶级基础,而之所以如此,因为农民的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他的著名的比喻是农民类似于麻袋里的土豆,只有一个麻袋,也就是封建的专制国家,才能保持他们的统一性或作为一个阶层;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因此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虽然与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大工业的产物、最革命的力量――共同处于受压迫状况,但是,在革命与觉悟方面农民与无产阶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革命方面,无产阶级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状态。后来,我们知道,伟大的列宁敏锐地感觉到东方国家农民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把农民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在反革命方面,也是中国的传统方面,一种最典型的思维是是防民如防草寇。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认为农民是不安份的标志,是教化的对象,也是防范的对象。

  瞿秋白是把中国革命的暴力要求发展到新的顶点的思想家,也是诉诸毁灭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历史上,恰恰是那些对自己的理想深信不疑的人、认为现实世界已经无可救药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的人,才对革命和暴力报以巨大的热情。所有保守的、反动的分子,他们抗拒暴力,要求保护现存秩序;所有对的理想报有余地的思想家――而怀疑、留有余地,一般是思想家的特征――也对最激烈的暴动怀疑态度。但瞿秋白不同。他对暴力、革命、毁灭与摧毁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与热情。因此,瞿秋白也是把五四运动的原则进行彻底捣毁的思想家。

  五.“文化革命”

  1931年以后,瞿秋白被排挤,他就继承了以前的文学事业。还在五四运动以前,瞿秋白就产生了以文化救中国,使中国“文学再生”的想法。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实际运动的需要,他主要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同时也注意文化问题,把文化问题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他是从五四运动过来的人,五四时期的文化救国论对他也有影响。他说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新社会才有可能。“中国人应该觉悟得快一些,要有世界眼光,知道新思潮是挡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3号)

  从文学的社会作用到党的文学运动,是个巨大的转变。表示一种巨大的自觉。五四运动把文学革命作为一种革命的工具,这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文学中的一部分人物要走俄国文学的道路。那些对中国情况表示失望,想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俄国别车杜式的。当然,这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初期以后的中国社会与俄国整个19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的进展都有些相近,只不过更厉害而已。俄国人没有发展到有组织的文学革命运动,因为文学革命运动一方面发生在列宁之前,另一方面,又受到有世界影响的最伟大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抵抗。俄国文学家始终还是坚持文学性的。瞿秋白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瞿秋白文集(二)》,543页)

  他喜欢或推崇的是俄国的写实派,在他眼中,俄国的主要作家都是写实派,而写实派的重点是告诉人们自己生活的状况,可以唤起人们改变自己现状的热情。他说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果戈理式的作家。

  他是以后取得中国官方地位的那种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区分,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一部分,受党的领导,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当代中国根本文化观念的创始人,从这方面说,从严格的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发展或瞿秋白文艺思想的重申。从思想的独创性上看,瞿秋白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他是个最敏锐的思想家,一个以其观念切实引导中国历史――无论站在21世纪的新阶段,我们会对这种最伟大的历史遗产有什么新的认识――的思想家。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终究要代替资产阶级的文化而兴起,“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持和发展人类文化。“现时有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只有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创造崭新的人类文化。

  他是对文化进行阶级分析的重要人物。这一点他是李大钊的继承人。他说:“ 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即为人类的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一),193-194页)

  “我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的先锋队里,他将开创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赤都心史》,文集一, 166)因此,在瞿秋白所列入其中的“先锋队”的文化观念中,像西方近代批评(也是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传下来的西方传统)的核心概念是错误的。这和核心的概念 ――在当代世界上,与瞿秋白所表述的思想,的确代表两种对艺术的截然不同的理解。西方批评的核心观念认为,艺术是全人类的事情,它讨论与挖掘的是普遍的、往往是共同性的人性的特征,只有美和不美的艺术作品,或能不能给人以审美愉快的作品(因为按照康德的理论,美感与真理及道德一样,是人类最最基本的需要,分别对应于人类的三种不同的理性。艺术追求全人类的共时代的美感。所以,荷马史诗在三千年以后仍然是能够使人产生美感体验的。)在康德学派,至今仍然是西方的主流的批评学派看来,一部作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凡是好作品,至于作品出自革命者还是反动派,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翻开艺术史,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趣味与风格,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自命为走到前列的人才能产生美的作品,在西方主流艺术批评家看来,是荒谬的,也不符合事实。他们认为,在作品间划分先进与落后或者革命与反动,就像在批评领域中划分革命的作者与反革命的作者一样是不对的。这表现出典型的对艺术的本质(功能)的误解甚至无知。

  但是文化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人类文化的未来;资产阶级的文化=没落的文化,腐朽的文化;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文化观念,这样一种支撑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观念,显然是当代中国最强大的观念,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面目的观念。而瞿秋白,是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也是最重要的倡导者。瞿秋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给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思想结构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力,越联系他以后的历史,就越使人产生无与伦比的感觉。中国共产党的以后的最伟大的领袖们在权力的运作上,在治国的技术上可能比瞿秋白高出无数,但是,在思想的深度与思想的勇敢上,在思想的敏锐上,甚至可以说无人可以与之相比。后来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那些最重要的观念,都可以在瞿秋白那里找到独创性的表达。

  让我们再对这里出现的“理论”问题作些分析。这种分析不在于“批评”瞿秋白的观念,而在于衬托他的观念的革新性与冲击性。在西方的主流的艺术理论家看来,把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分成先进与落后,犯了概念上的错误,或者说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或者说是理性的误置的错误。这种错误,换一个说法可能更容易理解:当一个物理学家阅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时,不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从理论的推导(逻辑与数学上的严密性)和数据的正确性上考虑,而说它写得不押韵,不美,不有诗意。在西方的主流的,也可以说教条的批评观念中,把作家与作品分为先进与落后,就像按诗意划分物理学著作的阶段一样荒谬。奇怪的是,西方文化中被高度理论化的美学教条(美感是艺术追求的最高目的,也是评判艺术家的最后的准绳),也是中国艺术家同意的,中国的艺术鉴赏家没有把美作为高度理论化的教条,但是,在他们的艺术批评的著作里,如诗论里,就像品菜一样精细(虽然品诗与品菜肴有区别,但是,与政治和教化相比,品诗与品肴的确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实际上,中国诗人与读诗者一样,用一种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几乎和西方的情况一样,在中国古代,治国(或现代人所说的政治)与做诗是两种载然不同的领域。没有一个发疯的皇帝明确主动地要求诗人为王朝写诗,并特别是以此作为评论标准,曹操与宋徽宗是两个皇帝艺术家的典型;但是,如果有一个大臣向曹操说,可以让他的国内的艺术家通过作品促成他的北方的统一事业,曹操一定认为他发疯了,同样,如果一个大臣向徽宗说,他的瘦金体是他的阶级利益的反映;乾隆朝大臣向乾隆(他是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说,他的诗歌是大清强盛的反映,乾隆仍然会纠正他,当他是诗人时,他处于治国完全的另一个领域,而人在得意与失意时最容易进入这个与现实,特别是治国截然不同的领域。

  然而,这样一种古代艺术家甚至社会观察家完全不理解更不接受的艺术观念― ―艺术有阶级性;艺术或以根据艺术家的阶级地位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划分不同的时代;艺术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时代的最先进的阶级的最先进的一部分,即先锋队的总体事业的一部分,实现这个先锋队的社会改造计划――, 这样一种完全异质性的观念,这样一种或明或暗地对艺术与艺术家提出特殊的也是至高无上的要求的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在观念的起源上,瞿秋白也许只能说“填补了国内空白”。这是一种典型的起源于西方,但发明权应该归于俄国人的观念。基督教的救世理想始终暗示着对艺术的这种要求;近代艺术产生所遭遇到的强人的道德与宗教的阻力体现着这种要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近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与马克思同时发展的、继承俄国东正教传统的19世纪俄国批评家向这种要求迈进了一大步;而继承民粹派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这一种理论。这个观念在根子上体现着西方典型的救世理想,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中有两个独立的起源。标志着这个理论之完成的是艺术的两标准理论,而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

  从这个理论的开始,两个标准的冲突就存在,并且深深地折磨着这个理论系统中的每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对艺术可能有一种艺术以外的理解,这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那里,艺术家首先是个艺术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艺术家可以让人认识到俄罗斯的可怜的现状,从而唤起人的自觉意识。“真”的概念慢慢地浸入了艺术。别林斯基认为写真可能同时是美的。他在伟大的普希金与果戈里那里发现了典型。对“真”要求还是隐含着的。别林斯基的最伟大的批评企图就是使人认识到真与美的联系,使艺术家通过“写真”产生认识与改造社会的后果(这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改造),从而能够慢慢地把知识分子形成一股改造社会的潮流。在别氏那里,他的要求是隐含着的。而且,每当他想明确地对艺术提出一种明确的艺术以外的要求时,就遇到艺术家的强烈的反抗甚至反感。而在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我们看到,一方面,这种求真到加入运动的倾向的确越来越明确,要求的确在增长,另一方面,第一流的艺术家一旦发现这种对艺术的“额外”的要求有可能牺牲艺术的自由时,他们就迅速抛弃了这种要求。以后,我们知道,艺术批评向社会批评前进,而在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一股明确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对艺术的要求也只能是在求真、写实的要求下的揭露的要求,与此同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分歧进一此发展了。所有伟大的艺术家断然拒绝批评家对他们的作品的解释(如杜波罗留波夫与陀斯妥耶无斯基的争论),而托尔斯泰对他们更是不屑一顾。从俄罗斯革命开始,特别是革命以后,对艺术的政治的要求明确地发展起来了。就此,艺术据称可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这个理论的起点是发现艺术的求真价值,它的发展是两种标准的平行而将艺术标准放到首位;而它的完成是政治标准放到艺术标准之上。

  瞿秋白理论是奠定在这种观念的完成时期之上的,所以,对艺术的政治的要求变得异常的坦率。在五四时期,他是向俄国追求真理的那部分人的典型。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是没有结果的,真正的文化运动就要造就“紧急到民间去的先锋队”。“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文化。”

  对于瞿秋白来说,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阶级的反映,还是不够的。应该倡导有意识的为阶级利益去奋斗。“文学与艺术固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每一个阶级都在运用文艺作阶级斗争的武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要用文艺战线上的意识斗争去帮助自己为着阶级利益的战斗。文艺,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或阶级目的。……只有无产阶级……需要自觉的斗争,它公开地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瞿秋白文集(二)》,1053-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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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80年代的思想主流被斥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臣服(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批所谓“全盘西化”论),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进步的“五四”传统,开始被否定和清算。在这场民间色彩甚深的思想学术角力中,我全力以赴地捍卫“五四”的启蒙传统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垒一直存在,阵线越来越分明,分歧越来越尖锐和深刻。在争辩中,我已在学理上作了……去看看

“全盘西化”辨

作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全盘西化”在当代中国是广受诟病的一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中,“全盘西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中国当局与官方学界的全面批判。从那之后,“中国不能搞全盘西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全盘西化”的实质是什么?反“全盘西化”实际上所反何物?国人其实马马虎虎、不甚了了。人们已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将“全盘西化”作为一顶不受欢迎的帽子来扣人,对“全盘西化”论的精神实质则往往不加思索。本文为“全盘西化”辨,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