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月刊编者嘱我谈谈大陆文坛情况,虽孤陋寡闻,却也略知一二,在此愿先 与贵网网友一一道来。我的见解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其他人的观点, 但是,也许可以代表我的一些友人的观点。而所谓我们这些人,在选择自己的位置 的时侯,往往不得不和那些左派中人作以大区别。从目下的文坛加以观查,大陆新 老左派大有沆缬一气,黑云压城之势。他们一方面搬出老而又老的“红色经典“ (样板戏一类),新近,又大抄外国死人,死戏,抑或把一些原本左得很的东西, 并入人文风格的话语系统比入。

  一,关于一件诗坛中事。

  大陆70年代末兴起朦胧诗,海外读者多有了解,但此诗派中一些人把诗人郭陆 生说成是朦胧之前的人物,并有评家干脆将此人说成是现代中国的”诗神“。围绕 此一伪称有人大作文章有人大抄新闻也有海外不知情者——即既不知史实之情也不 知当下之情——也紧随其后人云亦云大有把中国诗坛真的吹出一位尊神的架势。

  中国诗歌史里,李白为仙,老杜为圣,此间,忽忽然冒出一尊大神,又何以了 得呢。原来,把郭神化是缘于他写诗比较早,大约在60年代末期。66年,文革爆发,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乱动。殊不知,红卫兵事,并不像一般人想向 的那么简单。一是其来头甚大。运动初,是北京清华附中的几个中学生,受到上面 的暗示,组成此一中国的褐衫党,并写出(三论造反)的文章。再是,刘少奇的人, 为争夺文革的控制权,在1966年夏,指使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贴出第一章反 对校领导的大字报。起码,在北京是这种局面。文革形势遂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 一方是毛的文革,另一方是刘的文革;而北京城里的所谓老兵,即老红卫兵,显然 属于刘派。但是,毛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老人家将计就计,用”破四旧“运动, 来破坏刘派企望进行有秩序文革的目的;而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当然不知毛意, 而大肆蠢动起来。于是,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八月革命。在此期间,毛派与刘派红卫 兵鱼龙混杂,黑白莫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谓17年来的阶级或阶层划分是泾 渭分明的,而能够在文革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发出一点声音,并自信可以发 出一点声音的人们,大多数是体制的宠儿。

  这个阶段很快过去了。毛的文革目标基本达到。其间,刘派的老兵组成的联动 成员,因其和毛后来的大方向无多悖离,也被早以释放。但是此时,毛的运动工具 已转变到起用大学红卫兵,如蒯大富等类。到69年末70年初时,毛再度抛弃了蒯氏 等大学红卫兵,转而依靠周恩来的体制内政治力量。正是在此背景下,政治倾向取 刘派力量的诗人郭路生,开始撰写他的后来发生极大误解、误读的诗作,如《相信 未来》等。

  《未来》一诗的政治文化背景,当是以红卫兵的失落为素材,含有对红卫兵大 量被遣送农村而产生的不满,然而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对刚刚过去的乱动,发生 基本的反思,作出基本的对应,更不要说是基本的否定了。

  大陆《黄河》杂志刊出长文(质疑对(《相信未来》)的诠释)该文剖析与质 疑《未来》一诗的内含以及对它的不恰当的诠释,指出他的局限性,批评那些把郭 氏吹捧成中国诗歌灵魂的虚妄之词。应当指出,在当时的大陆教育背景下,不曾存 在所谓民主自由的文化素材,那时的文学作品充其量,只具有有限度的人文意识和 人文直觉。从一个小的逻辑出发,去解释其诗,应当说明的是,郭本人在撰写其另 一篇作品《鱼群三部曲》的时侯,曾经表明对于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有一种失落感。 所谓“鱼群”都潜入冰下,是他寄寓对毛抛弃之的不满。殊不知,红卫兵在担当了 大屠杀的工具之后,连毛本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他们的厌恶。如果说,在三,四 十年前,人们对此并不了解;那麽,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我们难道还可以容忍 没有丝毫的醒目吗?

  现在看来,郭的”相信“,实在不过是相信红卫兵运动的卷土重来;相信他们 这批体制内的干部子弟,有望最终取得毛的信任;相信他们所说“二十年后天下是 我们的”这一预言。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预言已经实现,但,并未在自 由民主的终极意义上实现;因为在距离此作发表不到十年,北岛就自觉不自觉地喊 出了“我不相信!”的呼声。而他们的刊物也取名为(今天)——无论从T·S·艾 略特的“现在”性诗观来看,还是从当时先锋诗人直面现实的态度来看,人们已经 多少疏离了那种让人们等待未来的,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虚妄。

  而批评者引用西哲的名言“未来是主人恩赐给奴吏的最后一份礼物”,来说明 该诗的沉旧感与意识形态背景。这是从一个大的逻辑方面,来分析该诗的局限性。 哲学家荣格曾对于“未来”发过一番议论。他说,你知到魔鬼在地狱里是如何折磨 人的灵魂吗?——他让他们等待着……而让人们在无比残酷的“今天”环境中,无 限度地忍受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并不加以些微的解决,或解放,反而让他们只 是向前看——这一观念,令人想起一句老话,“目的是没有的,行动就是一切”— —而在郭诗以及其他固有的宣传当中,此话当然被反其意而用之——即,为了目的 之达到,可以为所欲为。几乎是自食其果的中国人,对此一历史,恐怕是记忆犹新 的吧!

  清而析之,《未来》一诗,无论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还是从现在时的尺度去衡 量,都无法和正而巴经的人文主义作品比类,他们根本不是同一范畴的作品。需要 说明的是,在经历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番沉痛思考后,一代较具独立精神的 诗人,才慢慢锐出大陆文坛,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朦胧诗。无端地,把这一精 神独立过程推早到文革刚刚平息的年代末期,是无论从现实的层面,还是从艺术的 层面,都不可取的。

  文革中的大陆文坛有无真正的异端思潮(有人把郭并入此一行列)?此一设问, 涉及到包括郭陆生这样的诗作,有无可能突破17年体制的深层桎梏,这一根本问题。 有人称,在57年的百花争鸣被毁灭以后,至1966年,大陆文坛出现了一个澈头澈尾 的文化黑洞。任何妄称自己已挣脱黑洞的言行,都处在大可怀疑之位置。其中一个 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的年轻人,含一部分中年人,其教育背景,无法挣脱毛的思想 控制,普天之下莫非毛思,是也。所以,把郭陆生现象和文革背景加以分割,凭空 制造一个无政治背景的虚枉中人,是大陆某些企图抑忘文革的人们的一种荒诞心理。

  二,格瓦拉现象。

  北京新近上演小话剧(格瓦拉),居然引起轰动。有报纸说,此剧已被鲜花与 掌声所包围。上至将军,部长,下到大学生,小轻年,人们一如发现了新大陆,忘 乎所以,亢奋异常。心态多溢于言表,文字多语焉不祥;这些恶之花的出现,实属 近几年来的空前景观。

  将此一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人物,推上今天的舞台,绝非一件偶然之举。关乎于 此,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唯独忘记把此公纳入他应有的政治历史背景中,以 作辨析(这一作法和上述郭氏现象相似)。

  挣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是本世纪中叶,在此地球村发生的比较重大的 潮流中事。与冷战的世界格局相适应,格瓦拉的存在与选择,自有他的道理。美, 苏,中,在第三世界发挥的作用,也是迄今为止,难于释清的事。但是,在第三世 界国家选择其出路的时侯,无外乎美苏中三种模式。中国方面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文本时,指摘他们出卖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即新殖民主义)。文革以来(含文 革前)的世界革命与人民战争思想,在亚非拉不径而走,极大地影响了那些地区的 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苏交恶以后,中国与古巴也发生了一段磨擦。虽然,尚没有 迹象表明,格瓦拉明显亲华,但是,卡斯特罗的反华亲苏,却是有案可察的。人们 在阅读有关格氏的材料时,可以发现他的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虽然,他的奉 读圭皋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是,列宁的革命战略与策略,却当然不同于游 击战。由此可以看出,格氏后面,的确存在着一双无形的手。

  文革期间,许多红卫兵从内地云南边境潜入越南,参加反对美国的战斗。时隔 半个世纪,越南人自己戏言,战争时期,我们的口号是,赶走了美国佬,一切问题 都可以解决;现在,人们说,美国佬回来了,一切问题就会解决。在那个国度里, 有谁还在怀念中国人、中国的文革、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呢!其实,在当时,越南 人,他们的士兵,已经厌倦了那些越境跑到那里去的,奉世界革命的乌何之众。( 凑巧的是,郭陆生的诗歌里,有关于世界革命的颂歌。)

  现在五,六十岁抑或更年轻一点的人都知道,由中共赏识的印尼共党领袖艾地 的悲剧命运;以及刚果总统卢蒙巴的遇害,使中国派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世界 革命的一部分,倍受挫折;而美国方面培植的某些亚非拉所谓“傀儡政权”,却不 无得手之处。

  随着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有形无形的转变。邓的开放政策 与接近美国的政策,逐步取代了50、60年代的反帝反修政策。邓在与美国前总统布 什的一次著名谈话中说,中国的敌人向来是日本和苏联。这是一种改变中国对外战 略的重要思路。而在本世纪后半叶的地球村,所谓"帝国主义"国家,由于适行了内 部的调控,增长了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内化因素”,他们的内在危机逐步淡化。 如近几年的老美,就出现了连续几十个月的经济增长。20世纪初,由英国费边社提 出的改良思想与实施手段,不断取得成功。而曼德拉等一批崇尚欧美自由思想的第 三世界人士,也在并不反帝的立场上,取得了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一切说明,世界 革命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日见式微,而今只剩下末流的游击战士,仍在他们的丛 林里,不知搞些什麽!

  那麽,何以北京的人们如此健忘呢?   应该说,其实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遗忘。   9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一场迄今尚未完成的争论。新 左中人,数典记“祖”——这个祖,既非中国文化之祖,也非西方主流文化之祖— —而是本世纪初“一声炮响”传来的那个祖,当然,此祖后来有了所谓西马,新左 一类使人们难以识别的说教。

  用古典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引用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让人们清楚一个道理; 愿望天堂的努力把人们带进地狱(通向奴疫的道路)。

  此话何谓?无外乎在于说明,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和乌托邦理想(如我们的人 民公社),已经为人类带来了难以数记的灾难与死亡。问题的提法,应当是判断格 瓦拉自己是不是像他对他的母亲所说;“我这个20世纪渺小的证人”如何具备殉道 式的妄想;而在于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格氏的战斗及其结果,在今天,在21世纪, 到底意味何在?不要说,连玻利维亚共产党都不接受他,就是和波尔布特相比,他 也是一个蚍蜉样的革命者。因为,他既不懂列宁的政党斗争,也不懂毛的和本国革 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纯粹的疯子,即便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没有他的一席之 地,又何论其他呢!

  所以,在人们比较清楚地分析了十月革命和文革等人类的历史悲剧后,一些丧 失基本良知的老左新左,竟然完全无视这一常识性的知识,编造出如此拙劣的神话 蛊惑世人;而北京观众中的大多数人,居然如念考妣,一呼即诺。这一事实,实 可引人深思。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世界上顽固维系游击精神的革命者,为何许人也?没 有读过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年轻人,不能了解个中的玄秘。但是我们不难举出那些 从丛林走到他们权位上的游击战士的名字……

  而在美国,以后统一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兴国家们,早已走出了革命的怪圈。自 从罗斯福等人在30、40年代靠能力和魄力针贬其弊,在资本内部加以调整或曰“改 革”,他们的确成功地解决了那一体制的基本问题……。那里的人们不同的程度实, 现了他们的"光荣的梦想";他们的美国梦,什麽别的梦,包括香港在内的地区,不 同程度上也完成了他们的梦想。而在中国的文革时代,完成了另一个丛林神话的70 年代的柬埔寨,目下遍布大饥荒的朝鲜……,格瓦拉的理想已演变为十足的恶梦! 而解除此一恶梦的基本轨迹,是抛弃格瓦拉式的诗意(注意,自称为“有艺术家的 趋味”)——带来魔鬼和他的奴隶的诗意。

  重提格瓦拉的人们,无视这一切。他们有意让人们忘记这段最近的历史;让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一次次憧憬革命的梦魇中,再一次复蹈列宁主义的实践。 而北京的大部分观众,的确像从未经历过历史的悲剧一样,他们在大大小小的报刊 上,在网站里;在观众和剧组人员的坐谈会上,大谈这一丛林神话,以致达到如痴 似醉的程度。这种假陶醉,除了要在改革开放实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证实革 命的合理,合法性以外,究竟还有何图呢!

  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懂历史,也不易在时下的宣传与时髦里,了解历史的年轻人 来说,再度发起一次毛的、列宁的、卡斯特罗的革命,甚至文革的可能性,起码在 这里,是可以呼之而出的。这是人们,尤其是生活在21世纪之初的北京人和中国人 的悲哀之所在。

  于是,人们不得不又想起了那句老话,对于历史,人们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 人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