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影像化的世界里,最特殊最浩大的视域奇观是什么?假想一个西方他者,只要有机会看到中国电视 ,随便摁到一个台,他都有可能与场面浩阔、秩序井然的跪拜场面狭路相逢。对于西方他者生命中绝少出现的跪拜行为,其不可思议与难以理解是显而易见的。这算不算视域奇观之最?

在一个危机四伏,人类越来越难以自我把握,各种文化危机层出不穷的全球化语境之中,什么样的言论最为可笑?如果一个人由上述视域奇观洞悉了中国文化之秘,耳闻目睹“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全球化时代是儒文化时代”诸如此类的叫嚣,他一定以为自己置身于愚人国。这样的言论算不算可笑之至?

但是,许多华冠衣衮的大人物总能于这可耻的奴才生活场景中寻找出美来。他们总能振振有词,其理由无外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能最大限度的缓解人性危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这种人文主义是提供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个性独立,道德理性,民主政治的基点。

中国传统文化果真是人文主义文化吗?是的,的确是这样。然而,人文主义思想就必然地能导致自由与独立,民主与平等吗?恰恰相反,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其主导方向竟然是王权主义,并使人不成其为人!

一:中国的人文主义

老子与孔子是中国人文思想发展中的两位巨擘。此二人把先前零星的人文思想上升为理论。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把人还给社会,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根基。

其一: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提倡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先人而后神。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们在自已的思想体系中几乎都给神安置了一席之地。老子以道作为最高存在支配一切,他从本体论上抛弃了神,可是在信仰的范围内仍然保留着神。孔子从信仰的角度,提出了“祭神如神在”的观点。思想家们通过如此这般的对神道观念的改造和修正,确立了一系列的人文主义思想。诸如:以民情知天命,先人而后神,敬鬼神而远之,神道设教等等。这样,人成为了神的目的,神则沦为人的工具。从实用主义出发,人确立了彻底优于神的地位。

其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利用自然,为人造福。既然人能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神,自然也会以同样态度对待自然。思想家们把人作为自然的生存物,认为人的活动要受自然制约,如想求得与自然相谐,“法天”、“法地”、“法四时”是最基本的手段。而人既然可以利用效法自然,把握自然规律,与自然相谐,其进一步的发展就顺理成章是利用自然规律,使自然成为人的福地。如此,人生成于自然,最后,则成为了自然的主人。人确立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优先地位。

其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强调人性,并以人性为基础推演社会的人际原则。既然神与自然都成为了工具手段,那么人就自自然然成为了天地间的主宰。那么人的自信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了。这样,人基于对自身的自信,以自身的根性为基点去推演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理解了。果然,传统思想深入探讨了人性问题。虽然对人性的善恶各有不同看法,但最终仍旧归结于对人本身的自信。孔孟认为人性本善,人追求道德的完善是一种天性,仁义礼智是人的性善的逻辑展开,人在向善的过程中通过同自身的欲望作斗争不断提高和发展自身的价值。荀子虽以为人性本恶,但他又以为人可以通过去恶从善。这样,他和孟子就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比较例外的是法朱,法朱以为人天性喜欢追求名利,但他们又认为对名利的追求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正是通过追求名利,人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的价值。老庄则以为人的价值与回归自然的程度成正比。这实际上是提倡消灭欲望,不过,消灭欲望其实依旧是一种道德化的自我完善过程。如此,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基于对人自身的信念,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定位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彻底将人改造为了道德化的人。而所谓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有道德的生活。如此,社会关系成为了以完善道德为目的的人际关系。这样,人文思想的路向变得狭窄了——人文思想简化为了伦理道德思想。

其四:人在自我追求中主要是求圣化而不是神化。

当人成为道德化的追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种道德化的生活,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以道德为依据和目的的伦理人际关系时,人的最大价值便是成为道德楷模。这样,人在自我追求中寻求圣化成为了逻辑必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圣人谱系。这些圣人悲天、悯人、以救世为已任,集一切社会美德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些圣人能洞彻天机,把握神意,了解自然,是天地与人之间的最强有力的枢机。正是他们,把自然与神作为人之手段落实到了操作层面,使人在社会生活中尽情的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于道德化的前行路径中享受尘世的幸福。

其五:把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作为认识与实践对象,使天地人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和谐一体。

既然人要把自然、社会作为工具为我所用,既然人要以自身根性为基点展开社会生活,那么,自然、社会与人就逻辑地成为了人的认识与实践对象。而在这样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人的基本追求是享受人之为人的尘世幸福生活,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仁成圣。正是以前者为底线,后者为价值旨归,人将社会、自然融入自身,使自身自然化社会化,也使自然与神人化。如此双向互化,天地人便一体化了。而天地人的一体化,使人必然的陷落一个庞大的罗网之中,在这个网络之中,不可能有自外于他人的人的存在。于是,所谓道德完善就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一个以人的道德化为目的的社会里,社会的全面道德化才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唯一归宿。所以,个人的道德完善只是社会完善的基础与起点。顺理成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了中国人的道德追求路径——-这是一条必然之路,在这一条路径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除的悖谬。一方面,在这一路径的行进中,个人的价值与作用至高无上,神与自然被抛到九霄云外,其他社会关系与因素也处于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向高一级路径迈进的过程中,由于其不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社会与他人负责,作为个体人的根性便逐渐消失。也就是说,人越是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发使自己融入社会而遗忘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最后,人越来越自然化、社会化,直到彻底失去自我。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文思想。他将自然与神作为人的手段,人成为人的生活目的,尘世生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肯定。同样,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彻底,才使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只可能是成圣成贤,只可能是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全面道德化。不过,社会生活与人生目标的全面道德化往往使人从理论到实践沦为非人,这恐怕是这些思想的原创者们始料未及的。如果有思想家能修偏纠颇,在中国传统思想的伦理道德主题之外,另行原创关于政治、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也许可以又有一番景观。遗憾的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所谓人文思想与专制主义合流,使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变成了彻底的非人化自我之行动。

二:中国的王权主义

传统中国社会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控制整个社会的,一直是一个至为显赫的利益集团。即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虽然在不断的变动,但其基本结构却稳如磐石,从无改变。马克思曾说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正是王权支配着整个社会,历几千年不衰。这是如何形成的呢?翻开浩如烟海的典藉,一切都一目了然。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蜂起,天下割据,为了争取更多人口与土地,兼并战争连绵不断。这种对土地与人口的占有欲,使天下诸侯无不以兼并他国乃至一统天下为目的。最后的结果是秦始皇结束长达近千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随着秦始皇的君临天下,其权威也扩充到全天下。可见,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一统局面的形成是武力兼并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中,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而是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而且,最高王权在统一社会的过程中,又通过军事组织化,将权力与利益进行分配,就形成了统治集团——王---贵族集团。这就意味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于是,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既然是王权决定社会结构,那么,封建地主便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也不是经济运动的产物。又由于王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无限性,这就使封建地主具备了流动性。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层——封建地主阶层是变动不居的。权力才是地主身分之根本保证。对权力的追逐是所有人的目的。所以,士人---官僚---地主的生态循环圈为封建地主的生态特点。如此,以士人---官僚---地主生态循环圈作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器,以权力的控制与分配为基本职能,以最高王权为归依,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体系基本完成了。但王权主义的形成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统治运作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思想资源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利用。

三:合流

按照中国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逻辑,天地人是一体的,人虽是这个一体化网络中的一员,但他并没有个体独立性。他需要受整个网络的制约,才可在道德化的路径中实现其最大价值。依照此观点,君主也不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就理论体系而言,君主也是被规定的对象,他不仅要受天地人的制约,还要受名分、伦理道德的制约,即受到道统的制约。君主必得以圣人为师,以道为师。但是,中国人文主义早已取消了神与自然的权威,神与自然只是人的手段,在这个全面世俗化的社会里,君主作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管理着所有的社会生活。而为了论证君主这种无上权威的合法性,君主们自然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以确立其合法地位。我们的思想家们则心领神会,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最好的工具。聪明的君主们只需要承认自己是受制约的,就可以让这种所谓的制约一劳永逸的巩固与稳定自己的主宰地位,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不错,君主的确是天地人这一网络中的一个结,可这个结却也是处于枢纽地位的纲。如此,王权主义形成了。系统化的王权主义是这样规定君主的:其一,君主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既然在天地人这一网络中,圣贤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是道德化的最高人格典范,那么,君王为什么就不是这个圣贤呢?这样,能够沟通天地人的圣贤就被君王取代了。其二,君王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把握着必然之理。由于自然为人所用,掌握着最高世俗之权的君王自然是最能把握自然的人。他深通自然之理,引导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样,君王能把握社会发展之义,也是必然的。这样,君主不仅能通天彻地,还能左右大自然并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其三,君主是政治治乱的枢机和决定力量。他拥有全面所有权,是认识的最后裁决者。这一点是上述三点的逻辑必然。最终,君主们不但成为了人间最有权势的人,也成了人间的精神领袖。君主彻底圣贤化了。

王权主义通过对人文主义的吸纳改造,以君主取代圣贤成为了这个道德化社会里的最高人格典范,修—齐—治—平的道德化路径就变成了追逐权势的仕途升进之路。在这条路径中,无吝说权力越大,道德化程度越高。这两种思想天衣无逢的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专制社会历几千年而不衰。这个专制社会以权势大小进行等级分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君主高踞塔顶,是权势与精神的双重化身,在其之下,道德化程度逐级下降,官阶也逐级下降。一个追求道德化的社会变成了实质上是追求权势的社会。

于是,中国社会的终极之词由道变成了势,拥有势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变更,但势本身的崇高地位却永世不变。

四:人沦为非人

为什么人文主义这么轻易就沦为了专制王权的工具呢?原因在于人文主义在其源头就为被王权主义奴化作好了准备。那表面上是一个百花齐放、思想极其活跃的年代,而且,思想的争论按理也应导向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求。然而,问题在于,诸子争论的焦点自始至终都集中在政治之上,不仅没有否认君主本身的合法性,反而论证了明君的合法性。试想,所谓明君不就是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体吗?不仅如此,在人文主义被改造的过程中,众多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路径为王权专制的最终一统奠定了根基。诸如仁义礼智信,诸如三纲五常,诸如宗法血缘等等。正是经过对这些具体理论措施的实施,对人的道德化要求演变为对帝王负责。而既然帝王集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身,既然帝王全面掌握社会所有权力,还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全天下人,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就只能是他的学生。这样,臣民卑贱论作为常识的出现就是一种逻辑必然。于是,臣民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永远的卑贱者,他一生都只能仰望金字塔顶那个尊贵的存在,听从他的旨意。他如牛马车舟,生来就是被支配者,拥有绝对的义务。更为可怕的是,既然臣民是天生的卑贱者,永远也长不大,那么其无知无识无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定位。由此出发,整个民族的罪感意识与错感意识便应运而生。

终于,在一个道德与权势合二为一的社会金字塔结构中,人被彻底奴化了。他怀着永远的罪感与错感,惶惶不可终日的活着,除了下跪,他能干什么呢?人彻底沦为了非人。人彻底奴化了。

五:心态

在一个社会生活道德化与从势化的社会里,在帝王一身两兼世俗与精神的双重权威之金字塔社会结构中,由罪感意识和错感意识生发的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格当然是亦主亦奴。其间,官僚群体的政治人格是主奴综合意识的典型代表,而圣人人格则是主奴根性的抽象化、理想化。这种社会人格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得以长期维系的文化根源。

一般说来,帝王、官僚、庶民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三大社会政治等级。官僚介于帝王与庶民之间,是主与奴,贵与贱统于一体的典型。相对于君,他们是下,是奴,是臣;相对于民,他们是上,是主,是父母。由于官僚们头上永远都有君主高踞着,所以,其主奴意识的根性就是奴性。那么,是不是只有官僚才身具奴性呢?不是的,在中国,王权至上的社会结构属于“权力—依附”型结构。这种结构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关系上,帝王、官僚、庶民之间等级分明,君支配臣,臣支配民;官僚队伍也等级分明,形成上对下的支配,下对上的依附;而在宗法关系上,大宗与小宗,父家长与其他家庭成员以及长辈与晚辈,兄与弟,夫与妻,嫡与庶,都属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其中父与子的隶属关系更具绝对性。在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类似的“权力—依附”关系同样普遍存在,如师与徒之间犹如君与臣、父与子。总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纵向关系都有明确的序位,并依位构成“权力—依附”式的等级关系。这就使一切社会角色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奴”的特性。“尽人皆奴”是这种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及相应的文化观念所共同构建的社会现实。而与普遍的“权力—依附”型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是普遍化的绝对权威崇拜,他视一切社会权威为绝对权威,具有极强的支配性、强制性和不可违逆性。为了维护这种权威,他总是力图剥夺服从者的人格独立乃至一切权力和自由。权威者与服从者的关系实质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主奴关系。譬如“天地君亲师”这五种最重要的社会权威便将所有中国人卷了进去,使他们沦为了奴隶。另外,在天地君亲师这五种权威之中,君与师是可以变动的,这使所有人虽先天为奴,但却又都有可能成为主子。于是,以奴性为根基,形成了主奴根性。那么,圣人呢?其实,以圣为信仰的人必然是奴在心者。因为他们认同臣道、子道、奴道、仆道。以圣为信仰者又必然是主在心者,因为他们认同君道、父道、夫道、主道。他们为人下人时,必定卑身自贱、奴颜婢膝;而一旦为人上人,便会自命为他人之天,摆出一幅至尊架子。可见,绝对权威与绝对服从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相互依存彼此相通。所以,圣人恰恰最具主奴根性。而圣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之人格典范,奥秘即在此。

六:思维方式

奴在心者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可以想见的。其一,盲从保守性。既然没有独立自主性,自然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既成之是非为是非,盲从保守,固然也。其二,复古惧变性,等级社会千年不变,圣人典范自古皆有,自然就以古代为价值制高点顺守就行,何须变革呢?三,经验实用性。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只可能以古来的经验为依据思考行事。且整个社会的终极词是势,那么就搁置了精神的超越性追求,凡事以世俗享乐为上,自然是越实用越好。四,混沌性。这是上述几点的逻辑必然。思维缺乏明确清晰的逻辑,天地君亲师就是逻辑,权势就是逻辑,享受就是逻辑。如此,随便怎么样都行,只要可以享受生活。

七:几点思考

上述关于王权主义的全部论述均出自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也正是因此,本人才不辞繁琐,摘录合成了这篇小文。希图能为普及刘先生略尽绵薄。事实上,作为中国人,我也责无旁贷。因为独立的思想,呐喊的良知需要真诚的响应。只是,这里有一点置疑需要提出。

刘先生在书中说道,关于中国王权主义系统观点的成形其思维契机是马克思的一句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决定社会基本形态的依旧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何以是这样,而王权支配社会则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它回答的问题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什么。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如果一种力量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它不仅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还决定了统一的意识形态,那么,它也必将决定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样是其支配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唯一真理,也不可将其作为最后的唯一的真理——中国古代将王权主义作为最后真理的可怕后果,我们还没有受够吗?文革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最后真理的灾难性结局,我们还想再受一次吗?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从问题出发逻辑必然的得出该得的结论——这就是说,王权不仅支配社会,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决定着主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当然,我仍然认为刘先生关于中国王权主义的系统论述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全面最深刻最理智客观又最具良知的论述。本人在刘泽华先生的启发下,思考了几个汉文化语境中最具逻各斯意义的词。

其一:道德。在一个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全面合流趋于道德化的社会里,按道理,应是一个遍地仁者的君子国。但由于神与自然的人化甚而奴化,以及帝王兼具世俗与精神双重权威,道德便只可能是权势者的道德。既然有权势便有道德。因此 ,为了有道德便须拼命攫取权势,为了权势又可以沽名钓誉,以有道者自居。如此双向交汇,那么,所谓无耻、下贱、卑鄙、堕落、暴力、邪恶。。。。。。均是道德。然而,又因这些都必须以道德的名义,所以,中国人最大的道德是虚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瞒和骗。

其二:正义/真理。权势与道德通歼合谋的必然结局是实质上已合二为一的权势与道德对正义与真理的不容置疑的占有。这就是说,强权就是正义,强权就是真理。

其三:叛徒。在汉文化语境中,这个词的威严与可怕可想而知。谁戴上了这顶帽子,谁就会从精神到肉体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因为权势对异已分子绝不可能有丝毫的温情与怜悯。然而,这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权势实际上是鼓励叛徒的。在一个以势为最高追求的社会里,为了拥有权势,朝秦暮楚是最合乎道德的选择。对叛徒的严厉处置体现了王权主义歇斯底里的虚伪与暴虐。不过,令王权主义倍感欣慰的是,这种不假思索的残酷也将一切鲁迅意义上的叛徒也给扼杀了。而鲁迅意义上的叛徒实际上正是人类有理由存在下去的唯一理由。一切没有是非观的文化总是这样比脏水更肮脏比良知更强有力。

其四:温情。这一个词的存在说明了她所负载的品质在她所由之的语境中的匮乏。这一个词的存在也证明这个国度还残存着对爱的渴求。的确,当权势高踞塔顶俯看着其脚下跪拜着的芸芸众生成为这个国度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化诠释时,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个国度没有爱与温情,有的只是恩。而施恩与报恩就成为了这个道德国里最具本质意义的伦理行为。他为国人等级化的跪拜披上了一层脆弱的情感外衣。

其五:革命。在中国,其实没有革命,有的只是造反。只不过造反总会打着革命的旗号。具体说来,就是阿Q式的革命。国人的革命只能也必然只能以追逐权势为目的,而不是争取真正的做人权利与尊严。所以,在中国,革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只有世俗功利性而无彼岸追求之神性。

八:结语。

阅读本书,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事实上,如能将本书与鲁迅先生的著作对照着读,各种问题将会更加明确清晰。可以这样说,刘先生的观点可在鲁迅著作中全部找到,不同只在于刘先生的观点是理论化系统化的,而鲁迅先生的观点则是文学化的。前者富于逻辑理性,后者更具激情的涌动,但字里行间荡漾的良知与焦灼、痛苦与无奈则是同样的。比如,鲁迅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交叉循环,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社会地主官僚阶层的生态循环特点以及其专制本性和主奴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鲁迅先生又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只有圣武,只有刀与火,正是指明中国文化的终极之词是王权或曰势;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不过是王权专制或曰权势道统的意识形态保护色。正好与刘泽华先生之中国人文主义如何导向专制并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论述交相辉映。至于阿Q这一伟大的艺术形象,其不仅包容了<<中国的王权主义>>这本大书,还不可思议的包容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方方面面,是令汉文化语境中人寝食难安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隔着将近百年的岁月,鲁迅先生的思考终于被人接续上并得以系统化理论化了。他们二位的努力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摁开电视目睹场面浩大的跪拜奇观,再来耳闻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的言论,真感难以言喻的悲哀和苦涩。

为什么我们总是多有这样的昏话和胡话,唯独少有理智的独立的人话呢?

幸好,近百年前,我们有鲁迅;现在,我们还有<<中国的王权主义>>这样差堪踵武孤独的伟人的著作。

<<中国的王权主义>>刘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有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