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创新的资源无分古今中外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承上启下的人物殷海光在其《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在“好古”的氛围笼罩之下,其实古代的制度、人物、思想哪有那样理想化!我们与其费那么大的劲来维古,不如用多的努力来开新。

  我这里所说的开新并不是像五四运动前后的那许多知识分子之系受反偶像主义的推动,以致见古就打。当然,我们更不当作知识上和道德上的乡愿主义者,也不当作知识上或道德上的折衷主义者。当着人在知识构造上想不通,在道德实践上行不通的时候,不是容易流为乡愿主义者,就是容易变成这种主义者。这种人永远在琐细和浅薄之间打转。

  唯有在思构时破除古今之界,才足以谈道德重建,谈道德重建时不受民俗情感的牵连,工作才能顺利展开。道德节目有古今之别,道德原则无古今之别。道德实践有古今之别,道德理想无古今之别。我们在重建道德时,所面对的不是那“古圣先贤”,而是眼前活生生的个人和社群。人并非作为道德而存在,道德是为人而建立。所以,我们的道德是存在的道德。存在的道德之延伸,才是道德的理想。(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pp545-46)

  根据殷先生的逻辑,我觉得可以补充说,道德节目有中外之别,道德原则无中外之别。道德实践有中外之别,道德理想无中外之别。

  根据同样的逻辑,传统,从发生学上说,有中外古今之分,但人类所赖以生存、及获得自由、尊严、幸福的基本规则,却并无中外古今之分。人们在不同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会制度下的具体行为有古今中外之分,但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理想,并无古今中外之分。

  有许多人一听自由、尊严、法治等词汇,本能的反应是,这是外来的文化,是西方的价值,然而,细细分析,此处“西方”一词却根本就是含糊其词,什么时候的西方?哪个西方?

  须知,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自由理想,在西方也是晚近才确立的一个概念,有人说古典雅典如何如何,然而,19世纪杰出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就已辩明:古代人的自由概念与近代人的自由概念,不啻是南辕北辙。

  现代自由概念,在西方并不是在其文化诞生时,就自然地存在在那里了,如竹子的成长一样,尚在土中孕育的竹笋,就已先天地决定了未来竹子能长多少节;相反,自由,在西方,也是历史地演进而来的,经过了种种历史的偶然、冲突、妥协,才达成的一种其实即使今天观察也相当脆弱、因而也需要小心呵护的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在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不也被数个国家抛弃吗?这从另一方面说名,自由理念和制度,并不是西方所固有的,也不是西方人的本能,否则,他们中的很多人如何也会一度生活在专制制度、极权制度下?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也之维护自由观念和制度的心态,可以用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来形容,需时时警惕来自社会变迁、观念演变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并要对这种冲击不断做出反应,一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自由主义不断地自我调适应的历程。

  不说别的,单是我们中国人,20世纪初所接受的自由主义,与90年代所接受的自由主义,其间距离之大,甚至可能不小于今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理论间的差异。

  同理,张口闭口中国人如何如何,也是诗意的成分多,而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明清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命运和精神状态,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能相提并论吗?新文化运动时的思想界与50、60年代有任何相似之处吗?历史上曾经有过今日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吗?

  明乎此,对于任何传统,任何概念,均不应将其视为神圣,对于所有这些古今中外的价值、思想、制度,我们也应保持一颗平常心,既毋须愤怒,也不需谗媚;相反,对于活生生的现世的我们而言,来自任何文化的、任何时代的价值、制度,只要合乎我们自己对于有尊严、幸福及美好生活之理想,都应来者不拒,取我之所需。

  我知道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然而,我以为,重要的是把握用以判断何者用、何者弃的标准,这一标准,其实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基本上就是功利主义的标准:能让最大多数的人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其他高妙的意识形态、宗教或抽象的所谓群体、国家目标,都不应成为判断的标准,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就是合乎人之本性,而不是所谓文化特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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