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卡尔波普

Piers Norris Turner 著 秋风 译
 
  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可以告诉人们整个世纪的历史,卡尔波普爵士(1902-994)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20世纪批判极权主义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这一科学空前发展世纪之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89年柏林墙倒塌,使人们重又对波普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生兴趣。该书1945年在英国出版的时候,波普还只是一位并不知名的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奥地利科学哲学家。该书曾被20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最后,才由哈耶克推荐给Routledge得以面世。波普称此书是他自己“战果”,他试图批判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他所关心的是善良的人们是如何被诱惑信奉他认为是危险的错误思想。虽然他30年代由于犹太血统被迫离开了他的故国奥地利,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在书中他却一字未提个人的苦难与悲伤。那不是回忆录,而是从哲学上对乌托邦思想予以全面清算。在他写作之时,他所挑战的观念,似乎大有席卷全球的气势。当这些错误观念的源头被追到马克思、黑格尔,甚至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时,他丝毫没有退缩。当众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念之时,波普却英勇地捍卫了民主原则,勾勒了一种立基于民主改革的社会图景。

  波普是位证伪家,他觉察到不管以何种名义宣称可以提供某种确定的真理的知识体系或政权所蕴涵的巨大错误和危险。在这样一种系统中,就毋须建立促进思想之交流和学习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因为真理已在手中了。打着历史进步的招牌,政权就可以宣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甚至大规模的暴政,都是合法的。,因此,波普反对一切宣称掌握了历史变化的规律的理论,他把这种错误学说称之为历史决定论。历史预言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事实上,纳粹主义和苏联式极权主义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惨剧。

  虽然此书准确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威胁,但并未提及苏联,或为冷战张目。实际上,波普是在二战前发展起自己出思想的,当时的地缘政治景象是迥然不同的。不过它甫一出版,就因其对柏拉图和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极权主义倾向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而受到众多哲学界人士的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不屑一顾,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很多人长期昧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前景,对任何人胆敢把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都暴跳如雷。尽管如此,波普此书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对左右两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Isaiah Berlin在1963年写道:波普此书“是当今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最细密、也是最大胆的批判”。《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最近所列20世纪最重要非虚构类作品中,此书排第六位。乔治索罗斯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波普,读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目前他组建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则致力于传播波普的开放社会思想,特别是在东欧。看来,波普在冷战之初所揭示的政治哲学,如今仍在为世人重视,并在新近走出铁幕的国家付诸实践。

波普其人

  波普生于1902年,他的成长期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度过。16岁离开学校,开始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年青时曾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抵制了1919由左派煽动的街头骚乱,这次骚乱中有示威者死亡。同年,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一度跟从Alfred Adler做精神病医生工作。他开始对哲学学习感上兴趣,并下决心要成为学校教师。1919年,波普成为Arthur Eddington关系亲密的学生,这位先生曾成功地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的理论的批判性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其追随者的“教条态度”适成鲜明的对比。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为实现自立,他给一位家具工匠做学徒,并从事社会工作。为实现当学校教师的理想,他后来又重返校园。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获得教师资格证书。20年代晚期开始,他开始与维也纳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成员来往,这个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试图表明科学对于哲学的重要性。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科学之逻辑基础的著作,当时几乎无人关注,但却相当经典。然后在纳粹反犹主义的危险下被迫离开奥地利。先到新西兰,并在那儿获得大学教职,二战后回到英国,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一直到退休。

知识的局限性

  波普一直关注知识的有限性和在这些限度下促进知识增长所需之各种结构。在科学和哲学两方面,波普都是主宰了20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批判者,因为实证主义假设,知识必须以经验运用归纳法所能验证的为限度。实证主义声称,有意义的陈述必得是可以验证的。而波普则主张,某种普泛的理论的验证,需要在每一可能的例证中都得到肯定的结论,未来的例证是永远也不能观察到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作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在波普看来,一贯正确的知识基础或例证,感觉经验、直觉知识都是难以获得的。对这一点,波普特别地论证说,我们的知觉能力和思考能力只能受进化局限,只能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特定的和有限的理解。我们不是上帝。波普等人也注意到,实证主义的验证原则本身就不能接受验证,因而按它自己的标准也不能算是有意义的陈述。

  而根据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在其支持者看来,都是科学理论,这些追随者似乎在各种可能条件下都能自圆其说,从而不屑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虽然这些验证根本不说明什么问题,但他们由此而获得了某种确然的信念。相反,波普则主张,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一种理论,唯其可能是错误的,在能在检验和批评中继续生存。波普据此试图通过比较爱因斯大林坦物理学一类的科学理论,与他所拒绝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学之类的伪科学之间的区别,来揭示支撑科学的哲学基础。可见,他的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与他早年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有很深的关联。

  波普指出,进步所需要的是一种批评性的结构,在其间,彼此竞争的理论能够被检验。波普称他的哲学为容错或批判理性主义,他的格言是“我可能错了,你可能是对的,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可能离真理就更近一步”。波普主张,我们不要去试图徒劳地去检验或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去证伪他们,因为我们只需一个否定的例子,就可以推翻整个理论。因此,在理性的辩论中要紧的是,使不同的主张想批评开放,抛弃我们认为错误的理论,留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理论,这就构成了进步的动力。这一“最好的”理论并不会永远经得验证或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们也不能被证伪,所以,它们其实是更好的可供我们证伪的理论。如果你坚信某一特定观点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这一观点向批评开放。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仅可以取得进步,也能使人类保持乐观主义,这在波普看来是一项道德责任。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波普指出,这一点能使我们保持谦卑,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他写道:“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这一段话系由网友路过指教译出的)

零碎社会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他所担心的是,当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时,我们就变得自大起来。而这种自大如果使我们觉得压制那些不同意的人也是正当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某一政府整个被这种自大心态控制,危险就会急剧地放大了。由于此种确凿无疑的知识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那种自大也根本就没有根据,波普则试图分析,在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后,何种政治结构最有利于社会进步。

  波普把批判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领域,而鼓吹开放社会中的零碎社会工程。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否获得了真理,但经过努力,我们可以矫正那些可以被确认的种种问题,从而得以推动社会进步。在波普看来,哲学和政治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改良方案和政策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推测和主体间的批评过程获得,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展开论据,并使政策进可能地明晰、清楚。为使此一过程很好发挥,我们就必须维系自由和批评性的制度,保持个人自由,我们也需要一套服膺和平改革的政府体制(即民主),我们之所以青睐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这套制度允许不同的观点在观念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波普和哈耶克都曾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们的著作都收藏在胡佛研究所档案。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收藏于胡佛私人或学术交流的明信片、信函,见证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二位都是奥地利人,都在英语世界度过其学术生涯。哈耶克帮助波普在英国出版了他早年的著作,并帮他伦敦经济学院谋到职位,当时哈耶克是那儿的教授。而在反对极权主义上,他们携手并肩,其著作中有很多相近之处,哈耶克写给波普的信中甚至称之为“我们的”哲学。

  虽然波普强烈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极权主义的倾向,但他对马克思本人的道德动机却持同情态度,他写道:

  如果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观念,如果能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则我可能至今仍是社会主义者。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的、简朴的、自由的的生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试图实现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则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又何来平等?

波普的思想遗产

  由于对政治和科学思想的贡献,波普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而为人们铭记。他的很多洞见已成为常识,这也可能正是他名声不振的原因吧。我们常听人说“证伪”这一或那一理论,却不见人提起导入这一概念的人,科学已深深打上了证伪方法的烙印,而开放社会一词,也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时至今日,正是由于波普,所有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成了证伪家,他们都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的失败。(有的学哲学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波普,那是因为波普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常识中了)

  有些哲学专业不愿接受波普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哲学常能穿透常识的的蒙蔽,违反人的直觉。很多哲学家相信,实证基础可由理性的辩论提供,因而,也就毋须波普的推测及批评驱动的方法。他们认为,只要需要,实证就是可能的。而有些哲学家则相信,理性的辩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觉得波普未免太乐观了。也有人攻击他的科学哲学没有能解释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有批评者坚持,归纳是科学进步和我们就未来行为做决策的的关键。由于他的政治理论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系统的世界观,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可谓人人言殊,这也部分是因为他疏忽了某些细节。虽然这也可以视作他的著作的一个长处,体现了彻底的反教条主义的品格,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没能吸引更多门徒,引发更多讨论。

  波普巧妙地批评了很多主流哲学观点。他朋友很少,学术界也鲜有人皈依他的思想。他甚至为他最出色的学生所背弃。他的一位同事曾开玩笑说,波普的书其实应该被他的敌人称为开放社会。波普的追随者很少成为著名大学有势力教授的。尽管有这些批评和挫折,不过波普仍将在世界各地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他对开放的胸怀和观念自由交流的呼唤,将继续深得读者之心。波普也留下了一批论文和未出版著作在胡佛研究所。他的著作总是充满洞见,从而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哲学家中,少数在未来仍广受读者关注的人物。

  作者Piers Norris Turner是胡佛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原刊HOOVER DIGEST,2000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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