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缘

——西伯利亚系列随笔之一

  (一)

  1999年8月初我从内蒙古草原来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这个在不久以前被称为海兰泡的地方,这里的天空依然很蓝,人烟稀少,与亚洲低纬度地区的人满未患和各种喧嚷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我与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朋友趋车向北,东西伯利亚大地莽莽苍苍,仿佛把我带到了人类的童年。

  每当我置身于国外的土地上时,我都从心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我突然“意外地”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比如,我会在美国或俄罗斯的广阔的土地上感慨;13亿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太小了;由于拥挤中国人的脾气不太好。我几乎想与叶利钦和克林顿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主张用“契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一厢情愿,我一次开玩笑地对一位俄罗斯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很敏感地看着我。然后他说:

  “其实,您的国家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比例并不如此失调啊,十几年前我到过北京,我很喜好那时的北京。我今年去北京非常震惊,北京满面灰尘,污染严重、楼房堆积,我看到了‘北京之上的北京’。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按北京的发展模式,再多的空间都会被你们塞满并搞乱的。”

  我被他的“拒绝”所激怒,但我总得静下来反省。我知道他的潜台词:如果执行我的“移民方案”,西伯利亚不久将变成“西伯利亚之上的西伯利亚”。我们的确有很强的垦殖能力,“北大荒”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变成了历史,黄河跨年度断流,然后是长江,然后是淮河,然后……我们的生存空间已到了一种边缘,一个空间的边缘,一个时间的边缘。在这个世纪的傍晚,我们编织各种理由,准备向世界提出领土要求,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请给我们让出一块地方,好让我们繁殖。我们将同时带给世界一种关于有效生殖的文化:如何在人与自然、我与你的关系中,使人战胜自然,使我战胜你。

  我想起中国对边缘古老的崇拜,这种崇拜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海关令人厌恶的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在中国还表现为关于“大一统”的皇权贪婪和圈子癖。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理想,在这个理想实现之前,我想最好的“爱国主义”是珍惜边境之内的空间;珍惜这里的生命,珍惜这里的自然。我一直不理解,就那么几条河流,几千年了,平均每两年一次“天灾”,我们就是不能有效治理它。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劳民伤财地修长城,可以劳民伤财地搞各种庆典,但水利上的支出总是拙襟见肘,总是有那么多的“王八蛋工程”和贪污挪用救灾款和工程款的“王八蛋”。这一切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民族的经济贫困问题,这是这个民族的道德贫困问题和制度贫困问题。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道德精神是否把尊重生命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我们的制度安排是否把敬重生命放到了首要位置。走在黑龙江两岸我被两边堤坝的不同所震惊:“阿穆尔河”一边堤坝高筑,而“黑龙江” 这边依然是自然形成的土坝和杂草。我们可以设想当水灾发生时两岸居民面临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遭遇----面对这种差距,我们批评对岸“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否应该感到惭愧呢?既然我们的经济比人家繁荣,既然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干大事”,为什么不把几条河流治理好呢?我们集中精力干大批判的时候是否比我们集中精力干正经事的时候要多呢?

  中国历史已经从草原部落和农业部落的冲突史中走出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从“阶级斗争”的冲突史中走出来了,这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胜利。 “部落自治”应该是20世纪后期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主题。令人遗憾的是,或者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或者由于疯狂的自私,民主化(经济与政治)问题被拖延到了21 世纪。我确信,这种“拖延”是中国濒于地理边缘和精神边缘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将在21世纪面临自治和边缘化的双重课题,这两个课题解决的空间和时间都在缩小。飞机从黑龙江向南,我不知道我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离人类的家园、离自己的家园越来越远。

  (二)

  我在俄罗斯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很多“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纸,一种企图摆脱但仍摆脱不掉的愚蠢的批判的喧嚣仿佛又扑面将我活埋;那种噪音挥之不去。我希望尽快从耳边将这种喧嚣赶走。我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回到“ 革命”以前,回到“改革”以前,复辟“义和团”和“文革”的话语,只能让我为自己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深感丢人。

  无法逃脱“丢人”,是我们的宿命吗?无法逃脱重复耻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在那些报纸面前,我深感无地自容;为什么我们的父辈要那样说话?我们对中国历史的那点杰出“贡献”,又集中在这个“边缘年”里折腾起来了。新一代人,全世界的人,又目瞪口呆地观看了远东“现代化的古典演出”:新义和团运动,新整风运动,新拜上帝会,新文革大批判运动.....新一代人有福了;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为我的民族感到难过。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唯一我们不熟悉的是如此众多的荒诞浓缩到了一起,这是精神极度惊慌和紧张的杰作。丑恶已经达到边缘,达到极点。巴金先生倡议修建文革博物馆以铭记历史,警惕后人;巴金先生看来是过虑了:我们用不着怀旧,因为我们仍在“陈旧”之中。姚文元天才地创造了一种语言脱衣技巧,这种技巧再一次雄辩地驳斥了任何关于象形文字枯燥无味的诬蔑:我敢打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骂人方面,其无耻,其机智,其语言之丰富,其平常心,都比不上国人,无论是市井泼妇,还是学术无赖。如此丰富的骂人技艺,如此蛮不讲理的理直气壮,充分展示了一种历史性和民族性的语言贫困、精神缺陷和道德沦丧。姚氏语言是人类语言文明的边缘状态或最后的低级形式,它可能同时汲取了大上海小街道小市民不依不饶的恶毒与刻薄。他不仅骂人,并依靠国家强权逼迫人自己骂自己。世间暴政有甚于是乎?

  姚氏语言的核心语词基本上有这样一些;这些词不可能用来讲道理,只能用来呼喊口号或骂人:

  “一小撮人有计划有预谋地……”“一小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做事“有计划”不是好事吗?任何集团都可能是少数人哪。“一小撮”是道德判断,是“出身论”,是有罪推定。但绝不是法律判断。

  “别有用心,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就是不明白,既然他“不可告人”,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有政治野心,有政治目的”。这种批判是否意味着只有 “我们”或批判者才有权有政治目的或政治野心?宪法不是明明赋予了所有公民可以有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的权利吗?甚叫“野心”?

  “他们就是要……”全称肯定判断,不容置疑。“人民公社就是好”,“刘少奇就是内奸工贼……”蛮不讲理,莫此为甚。“深揭猛批”。接下来是各种变相的 “X你老母”。“揭批”,“揭批”,多少罪恶假汝之道而行?……

  我建议中国设“媒体谎言罪”或“媒体欺诈罪”(处罚传播谎言或隐瞒真相的媒体)和“媒体侵犯罪”或“媒体骚扰罪”(处罚包括用无聊透顶的节目侵犯公民的电视时间这种行为等媒体暴行)。既然是“国有”媒体,更应受纳税人制约;私有媒体你不好约束它,有那么多的媒体,谁让你专门看它的呢?但在国有媒体一统天下的环境里,你就没办法,你没得选择,你只能看它的。那么为了避免它的侵害,为了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和闲暇权,就必须寻求法律援助。“天下苦秦久矣!”,国人苦媒体久矣。同时应该节约纳税人的钱取消很多媒体,既然内容基本一致,花我们钱建那么多电视台干嘛?当姚氏污言秽语反复由电视台的俊男靓女们以一种竞争导致的矫情的自信说出来的时候,那种风情,那种雅致——还要将脖子扭一扭—— 那种做恶的平常心,真让人为他们操心:“这孩子算完了,怎么就没有人管一管?” 。只要出名,他们可以舔别人的脚后跟,何况后面还排着长长的替身呢,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什么活、职业都有人干,重要的有吃的就行,何况“名利兼收”的事情。

  

  姚氏话语首先是国家话语,即它必需依靠国家暴力才能讲下去;它本身就是国家暴力的一部分。首先,它要依靠国家的铁拳胶封住被批判的可怜虫的嘴巴;然后它要与这个可怜的家伙“平等”地“辩论”,仍然雄辩,仍然慷慨激昂;最后它要用国家的铁拳将部分被批判的人捏成它喜欢的各种形状,特别是“翻然悔悟痛改前非”的形状,以资批判的效果。从“整风”经“文革”的反复“练习”,这种“反省”已经有了一种公式。中国人的自尊大部分在这个公式里被绞碎了。不取消这个公式就不可能维护“民族自尊”和“国家尊严”。人先自辱而后人辱之。这时我们可能会想起邓小平先生,他铲除权力主导的大批判的努力,在中国现代史上对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语言环境是有杰出贡献的。在俄罗斯我听到一个笑话:张春桥强烈要求出狱,理由是姚文元都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要关在这里?看守劝他别听信谣言;他就把报纸举到看守的面前喊到:你不要骗我,这样的文章只有姚文元才能写出来,他肯定出来了!这个笑话令人酸楚,令人恐惧。我的同胞啊,我们为什么就不长点记性?

  (三)

  多年来我一直思考一个民族的道德状况和这个民族宗教生活的关系。在俄罗斯的几天我总是想到这个国家应该比我们更有资格象我们那样自我吹嘘,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很多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而他们都具有真诚的宗教信仰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良心,因为他们是真正在为这个民族思考:托尔斯泰,普希金,别尔嘉耶夫,布罗斯基,托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索尔任尼琴,左琴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高尔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我们有哪一个名人可以用人道主义者这样的词来说明呢?当然不是绝无仅有,但不是星群,更可能是异端,更可能过早地被踩灭,并总是受到“来自低一层次的批评。”我也相信,宗教传统对俄罗斯民族度过很多艰难的岁月起到了重要的搀扶作用。

  把宗教精神等同与封建迷信要犯常识性的错误。反封建蒙昧主义提倡科学是一个健康的方向。但什么是真正的封建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第一,我认为恃强权而蛮不讲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精神强制”是封建专制主义吗?有神论是封建蒙昧主义吗?“精神强制”或“被利用”是一种逻辑混乱,精神是自由和自主的,没有外力就不存在强制。因此,“恃强精神强制”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是的, “不容质疑”是一切“歪理邪说”的共同特点,但似乎只有国家保护的“歪理邪说” 才能成功地保证自己的观点“不容质疑”。第二,对宗教进行科学批判是荒谬的,正如对科学进行宗教批判是荒谬的一样。为此美国宪法建立了一堵“分割教会和国家之墙”。这不是高深的哲学思辩,这是是基本常识。犯常识性的错误是真正的不幸。唯物主义解释不了这样一种现象,既然他们宣称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此简单,既然人类在月球上没有发现神灵,为什么宗教的感染力与科学进步共同增长?为什么科技发达的国家的新任总统宣誓就职时,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难道他是“迷信”吗?第三,科学不等于唯物主义,这也是个学术常识。旧唯物主义的很多教条自爱因斯坦、薛定颚以来,自现代各种哲学以来,自物理主义以来,早受到了扬弃。既然承认科学无止境,何必认为唯物主义就是认识论的顶峰?何况我们很多的现行政策真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吗?最后,应该取消邪教。任何对人身进行暴力强制的教派就是邪教。易言之,“是否诉诸暴力是检验宗教是否是邪教的唯一标准”。

  因此,我们应该立法给正常的宗教划定它存在的范围,但不能消灭宗教和宗教信仰。关于有神论的说教不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它不是个科学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白银时代的一位作家说,人类的苦难永远超过幸福,因此宗教永远能够战胜哲学。当法律和国家不能充分为不幸和恐惧提供帮助的时候----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安慰----消灭宗教无异等于消灭了希望。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讲,上帝是爱,不是奴役。

  (四)

  通过对斯大林时代谜案的解读我发现,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冲突的原因有两种解释,或者它们意见相左,或者过分一致——后者即“同行是冤家”。依靠“国家” 的铁拳,站在“国家”一边参与一种不是公平辩论的姚氏大批判,是一个科学家— —比如令人尊敬的于光远先生;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魏明仑先生;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学者——如 X X 先生;应持的立场吗?即使是为了“说事”,但在客观上,拿弱者“说事”,良心何忍?

  是的,中国存在封建蒙昧主义的东西。但它主要不在宗教生活里,因为中国人还没有健康的宗教生活;它不在有神论那里,因为我们还没有确立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真正的封建蒙昧主义存在于世俗社会之中。《南方周末》发表了罗诏先生纪念胡耀邦的长文:“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该文述说了胡耀邦对封建主义传统干扰中国现代化的担忧;胡耀邦在1976年12月8日给罗诏的信中说:“多年来,‘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们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基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感,胡耀邦拒绝“学习”《资治通鉴》。罗文最后这样评述道:

  “1979年春,他(指胡耀邦——-本文作者注)刚当选政治局委员不久就对我说:“再干十年,十年以上就是野心!”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他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抛弃了、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彻底地决裂了!从此,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便实实在在是不合法的。这是胡耀邦对中国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尽管十二年来一直无人提及此事,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一片历史的喧嚣之中,在一种传统政治艺术发展到了自己的边缘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看清自己在历史上,在世界版图上,在道德谱系上真实的位置。“亚州价值观”的坐标不在“河东河西”这个位置上,即使同俄罗斯比较,用梅尼日科夫斯基的话讲,它位于“世界历史的屁股上”。历史第一次发病是一种不幸,第二次发病不过是一个笑料。是的,“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它在结束之前就结束了”。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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