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鲁讯先生在呼喊“救救孩子”的时候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但不久他绝望了,因为“孩子死了”。 没有人救孩子,孩子更没有被救活,而且孩子死得那么悲惨、那么没有道理,又那么“平常”。 如果《药》可以换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 “孩子死了”。 两个母亲在墓地相遇,她们的孩子一同埋在黑土蓬蒿之下。嘎噶远去的那只乌鸦,株株僵立的野草,它们见证了“孩子之死”。 如何对待孩子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待无助的弱者检验着人类的恻隐之心和责任感。“孝敬父母”是一种成人主导的“为成人”的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子是一种文明。尊重孩子意味着敬重他们的生命,平等对待他们,爱护他们的情感,包容他们的缺点和对他们承担责任;而不是屠杀他们、利用他们和虐待他们。然而,回顾人类的历史,我却发现了那么多施于孩子的残忍和疯狂的成人自私;特别在20 世纪,成年野兽和国家摩洛(1 )勾结起来,以各种“大义名份”的名义,以“传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义,屠杀、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们纷纷老化,孩子们纷纷死去。这是力量对软弱的伤害,是现在对未来的伤害,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则的伤害。

  回顾这样的历史,审视这样的现实,需要怎样残酷的灵魂?我将毫不保留地表达我对“孩子之死”的绝望,为着对复活的微薄的奢望。

  一、疯狂的利用

  本雅明说,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实际不过是一整场灾难。如果要为这“整场灾难”命名,这一整场灾难的名子叫“孩子之死”。 “上帝之死”和“ 诗人之死”不过是虐杀孩子的诱饵和借口,目的不过是给杀害孩子安排些“可死之道”。 “孩子之死”从被利用开始。与其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利用工具的历史,不如说是利用孩子的历史。利用孩子首先杀害了精神;人类进化史是孩子抵抗利用的历史。

  孩子是独立的人,还是“我的孩子”或“国家的孩子”;“我”的孩子意味着我的责任,还是意味着“我”的“权力”,这是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无论孩子是“我”幸福的材料,还是传宗接代、耀祖扬宗的工具,或主义或什么集体的零件,都是十足的恶和十足的野蛮。把孩子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是对孩子最疯狂的利用,也是这个世界一切退化事件和不幸的总根源。

  传种的工具世界上可能在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传种”和“养儿防老” 的“种危机意识”了。在这种文化中,孩子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格来看待来尊重的,而是被当做种的延续的工具来被“喜爱”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东方社会获得了文化上的全面胜利。这种胜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2 )当孩子不幸夭折的时候,那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伤痛哭,但总有那样的成年野兽,他的悲痛首先不是因为对生命的哀悼,而是因为自己可能“断种绝户”了。正是这种心理,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对女婴的杀害、遗弃和虐待,一个敬畏生命而不是对孩子持种工具主义态度的人,不可能实践这种“生命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逻辑。

  女孩儿是儿童工具主义最不幸的受害者。我经常有一种幻觉,中国大地上每一棵小草就是我们历史上虐待和抛弃的女婴;她们那么弱小,那么美丽,那么不幸— —她们在另一个世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让我们这个被称谓人类的世界显得更加肮脏和丑恶;让我为我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而深深地感到耻辱。

  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耻的民族,是在无数个小女孩儿溺死时的抽搐中无耻地成长的。没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女婴被遗弃,有多少可怜的小脚为满足中国成年男人变态的兽欲而活生生地摧残,有多少女孩因被叫做父亲的那个东西的性别歧视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和一切孩子应该拥有的欢乐。——“传宗接代”这个动物教条,是中国人所有的教条中最恶贯满盈的,我经常无可奈何地感慨:中国人何以愚昧到这种程度!在今天,可能只有“每个德国妇女有义务为国家生个孩子”这个纳粹教条可以和它媲美了。有什么道德和生理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人持这种观念,仅仅为了让它们在世的时候已经臭不可闻的肉体基因和精神基因能够千秋万代地臭不可闻?

  我已经是一个父亲了,但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天经地义”的“亚洲价值观”。 女孩儿何辜?我希望每个中国人记住我们所犯下的罪孽,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更人道更正常的明天。

  生存和治富工具鲁讯说中国史籍上写了两个字:“吃人”。 我中学的时候还以为这是文学语言,然而阅读史书我发现这竟然是史实。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也分“ 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两种。在灾难的年月,“易子而食”几乎是一种“必然” 存在的现象,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饥饿吃人似乎“情有可原”,但何以“易子”而不“易大人”?朱元璋的军队“嗜食人”,但却偏偏“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3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乳”食“味道鲜美”,更可能是因为孩子挣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时反抗的力量大的缘故吧。中国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弱肉强食”吗?看“动物世界”,饥饿的非洲土狼专攻击幼小的角马,与“弱肉强食” 的理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考古学的根据但我们有人类学的根据把易子而食的中国人看作非洲土狼的祖先。据说20世纪中非的统治者博卡萨仍然保留“食人” 习性,看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吃人不完全出于“饥荒” ,往往是仇恨的牺牲和美食的祭品。吃人是有传统的。有考古学家发现了山顶洞人啮食同类的痕迹。由此出发似乎吃上了隐。隋炀帝时期处决谋反者,从其身上剔下肉块煮来令公卿以下的文臣武将食之。黄巢“俘人而食”。 南宋庄季裕《鸡肋篇》载:“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通目为两脚羊”。 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朱元璋军队把人肉称为“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吃人和吃孩子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人的事情仍有发生。秦牧曾描写道: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有吃敌人心肝的风俗……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过酒的惨事。”(4 )“壮志饥餐胡虏肉”,《西游记》中专吃人肉的“妖精”,看来并非完全是文学抒情或空穴来风。辛亥革命的烈士们不曾如袁崇焕一样饱了很多同胞的口福吗?文革时吃人之风有起,可参见后文。

  今天呢?我不知道。但据说胎盘和流产的以及为计划生育目的而“刮掉”的胎儿已经是一种美容滋补、延年益寿的美食了。孩子们终于享受现代文明的福荫了,他们不用在各种成年的大嘴和牙齿间握着小拳头挣扎了,没有知觉之死也是“安乐死”的一种罢。

  我最近看到魏明伦先生“赋”诗“堂堂中华”的时候,我真为他捏把汗,因为那似乎无异在说“堂堂的牙齿”和“堂堂的胃”一样。

  吃孩子据说主要是“饥饿难耐”,于是“饥寒交迫”时便“弃婴溺婴”或“卖儿卖女”。 有的弃婴行为完全是因为“文化”上的原因,如私生子等等。中国人“ 弃”了多少孩子?这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弃婴的“父母”只能叫作魔鬼。

  相对而言,似乎“卖儿卖女”要“人道”一些,他们“毕竟”给可怜的孩子找了个“归宿”,甚至还可能找了个“好人家”,尽管孩子们不这样认为。

  从“忆苦思甜”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种“史实”。 “数千年来,中原人市鼎沸……乡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带上门来,这些准丫头年龄大概都在8 至12岁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这也许是最不悲惨的一种人市,因为妓女市场和血肉的人肉(一称”米肉“)市场正惨淡地普遍存在。”(5 )鲁迅也有“出卖小孩,只有几百钱一斤”之说。(6 )谁说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异化”为商品;而“我的”孩子,无需“异化”,她就是商品。

  “卖儿卖女”仅仅是历史吗,或仅仅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吗?60年代初大饥荒年代,文革时期,吃人现象复活的同时,卖婴、弃婴和甚至“无偿”送出孩子的悲剧也在局部地区也复活了。仅仅为了“活着”,这些父母的用心似乎值得垂怜;是的,谁愿意这样做呢!然而饥荒不是成年人的责任吗,不是千万个父母特别是那个毛氏父亲应承担责任吗?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解释得了的了。1992月4 日和5 日《中国青年报》就有 “11岁幼女被卖为人妻”和“狠心母亲以女抵债”的报导。1999年2 月26日《南方周末》有“秘访‘贩婴村’”一长篇报导,揭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乡“一些靠出卖自己亲生骨肉致富的人”,和“一个规模庞大的贩婴网络”。 报导说:“ 生孩子卖,在秦城乡十分普遍,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看作是发家治富的手段。”报导还说:“目前,秦城乡‘婴儿’的行价为:男孩:6000元\名,女孩1000-3000元\名。”报导还披露,贩婴活动已经形成了规模并形成了一定的 “交易规范”。1999 年6 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公布了“贵州拐卖人口悲情档案” ,看后尤其令人绝望。我们只能进行更深刻的反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弃婴结束了吗?今天中国的孤儿院或儿童福利院仍然“业务繁忙”。1999 年10 月10日《羊城晚报》有“一个弃婴寻根档案”的一篇报导,该报导来自美国,报导说:一户美国家庭“本来已有两个孩子,但先后又到中国领养了4 个,其中有个相貌很丑,还有个是罗圈腿,但善心的‘老美’都把收养的中国婴儿视同己出,倾尽心血……”报导的目的是受领养者之托,寻找弃婴的“生身父母,以便日后能尽报答生育之恩”。 面对这样的报导,我真为中国,为中国的父母们感到惭愧。1999年 11月10日,澳大利亚移民局继15(?)个国家之后,与中国民政部门又达成了“弃婴领养协议”,中国民政部门要求每个国外的领养人赞助“福利院”4800余澳元。有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仅仅被国外领养的中国婴儿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 4000余是女婴。中国的奥里弗-忒斯特(7 )的悲惨命运何时是尽头?

  把孩子作为谋生和富贵的手段,使我想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太监制度。日本人寺尾善雄写了一本反映中国太监制度的书,叫《宦官物语》,其中说,有一个很穷的父亲为了发财,就将他9 岁的儿子马德清用刀子“净了身”,送进宫里。还有多少 “伟大”人物为了“事业第一”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对林豆豆,斯大林对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最杰出的是戈培尔先生,毒死了自己6 个孩子为“千秋帝国”殉了葬。

  还有把自己孩子当做乞丐的成年乞丐。在今天中国的火车战,在繁华的街头,衣衫褴缕的孩子追逐着行人在祈讨,他们的成年亲人躲在角落里坐收抵押道德和人性而获取的利息。还有利用孩子并同时利用人类的同情心更不道德的事情吗?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学生赈灾募捐,贪官污吏却挥霍救灾款并千方百计地制造“自然灾害”。 我又想起据有中国特色的训练孩子表演的“杂技”艺术,而在更多的国家,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种艺术更多是驯兽表演。我顺便向读者提供一幅反映中国“ 杂技艺术”的招贴画,有人说那很美,这种“审美”是否太病态了呢?如果我是一名观众,我将在那些幼小的变型的躯体面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罪。为了满足我们这些变态的残酷的观众的爱好,为了适应我们日益提高的对残忍的鉴赏水平,为了“振兴民族的艺术”,这些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挨了多少打?对一种残酷麻木了,就必须供给一种更残酷的残酷。为了生存,“为了将来有门吃饭的手艺”,有人这样辩护说。然而我们都知道,有需求才有供给,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这是对残忍的需求,是猎奇,是嗜血的看客的兴致,是毫无心肝的对人的痛苦的平常心。

  是取消孩子杂耍的时候了,在罗马斗兽场关门1000多年以后。

  把孩子当作赚钱工具即“市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了。每当我听到“教育产业化”我就不寒而栗。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传统:“干一行吃一行” ,这简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部门自然也要“吃”教育。“教育事业” 首先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官员的谋生之道,然后才是“为了下一代”,或者说,它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经济贫困、就业过剩的国家尤其如此。

  “薪奉”和学费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教育的经济目标压到文化目标的时候,将导致教育产业的垄断和教育事业的颓败。1999年下半年,广东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北省通山县浩路乡雨山村小学的“现代溺婴”惨案:这所学校10年来一直要求学生每周三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上山砍柴,向学校交烧柴。1999年5 月5 日,6 个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县教委、民政局、保险公司等有关单位出资,每个死难学生家属获得3000元的安葬费、 2000元的保险费,外加大米150 公斤。这就是生命的价格。这就是“教育经济化” 的恶果。

  特别是在“经济中心”的时代,学校乱收费已经让普通家庭濒于破产。1999年 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这学我们上不起了”为名报导学习乱收费的问题。广州市1999年“清查中小学乱收费工作”截止10月31日,“全市清退中小学乱收费达 170 万元”。 (8 )《广州日报》2000年1 月10日报道说,安徽省1999年年底对 4602个中小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的违规收费总金额高达7712。28 万元。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收受家长甚至孩子的礼物的问题,1999年2 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说:“孩子送礼让人忧”,该文根据一项调查说:“福州……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曾受到过学生送的礼物。”文章呼吁:“救救孩子应先救救大人,担忧未来应先匡正现在。”腐败这种道德缺陷竟然发展到幼儿园了,难怪有人说,孩子变成了教师生活和富裕起来的人质。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1999年10月25日《羊城晚报》有这样的一篇报导:“武汉一所学校制订日常行为量化‘管理’办法:学生违校规,家长教罚款”。 教育果然“产业”化了,而且据说还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呢。

  教育腐败来自教育产业的垄断,教育产业的垄断最早可能基于政治原因,但长期看是基于“经济效益”。 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利益,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成为改革中最保守的部门,无论它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利益拒绝教育的自由化改革,其实质目的无非是为了捍卫垄断利益而已。北大教授钱理群近年本着自己的良知呼吁教育改革,便有人用毛式语言攻击他,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种扣帽子作风与其说表现了主义的坚守,不如说表现了利益的疯狂。

  性工具中国的成年男人是性虐待狂,因此“以小脚为美”这种变态的审美成为国粹。多少女孩被这样摧残了啊!这里我们必需恢复历史的常识,以立德夫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发动的“天足运动”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感恩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通过她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我们的罪恶:

  “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味口而加在了女孩身上。”(9 )

  雏妓问题是人类对孩子犯下的又一罪恶。李敖专们写了一篇文章,控诉国民党大元们的荒淫无耻,呼吁人们拯救那些“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10)在秦牧那里,雏妓的命运更加悲惨:“北方的妓馆,有所谓‘雨打梨花’之刑,把猫放进雏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一场,让猫儿抓破雏妓的周身皮肉。”( 11)这真是淫虐狂,足以让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自愧弗如。鲁迅先生在通斥“踢”孩子、“推”孩子和“冲”孩子这种罪恶之后,也谈到中国人对孩子的“ 凌辱文化”:“连7 、8 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 的了。”(12)这种“审美传统”或“国粹”一直被保留着,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是一种据说利润极高的商业项目,因一种只有欣赏小脚的民族才能理解的的原因,雏妓倍受主要来自有产阶级和有枪阶级的广大嫖客们所喜爱。2000年1 月6 日《羊城晚报》报道说,广东佛山市破获了一起专门介绍“处女”的卖淫集团,其中一名受害者是12岁的“阿好”,她先后6 次被现代老鸨们当做“处女”提供给现代嫖客们“开处”。 “宠幸”雏妓可以说是男人中的败类的“合法消费”,还有“非法消费”,即奸污幼女。这种丑闻100 多年来不绝于耳。近年不断涌现出这样的野兽,第155 期《新闻周刊》报道了广东丰顺县“67岁色魔”祖接奸污14岁少女的惨案,奇怪的是,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1999年3 月16日《服务导报》报道:1998年10月,四川省蓬溪县发生了一起诱骗3名在校14岁女中学生到酒吧当“三陪小姐”,并致使其中两名少女惨遭强奸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3 名少女的家长迅速向蓬溪县赤城镇第一派出所报案。当事人王春平当即被刑事拘留,但令人费解的是,1999年 1 月王春平又被取保候审。还有报道提到安徽55岁的董传明将年仅15岁的少女诱骗入地洞里多次奸污、拘禁58天这一令人发指的案件。1998年广东韶关著名的“9 - 20”事件尤其恶劣:1998年9 月20日晚,一个13岁的卖花女在韶关金都酒楼被强奸,施暴者是一名姓蔡的武警部队的干部。振怒之余,此案两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是“人渣”施暴前拿出工作证威胁小女孩说,我是警察,你不要声张,否则我枪毙你。二是在场的与人渣一起来此“轻松一下”的人都袖收旁观、“熟视无睹”,有人还配合,这些人都是包括一名法院庭长在内的“一些带‘长字’的干部”。 《新快报》、《羊城晚报》都作了相关报道。韶关市委机关报《韶关日报》还发表了题为《严惩人渣!决不姑息》的署名评论。更令人恶心的是屡受表彰的“一个没有人性的公安局长”:广西隆安县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县政法委副书记陆世长,1991 年10月30日串到该县一所幼儿园向一个5 岁的小女孩施暴;陈春雷先生记述说:“ ……屋里传来了小女孩惨叫声,遭凌辱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诉说了‘穿警服老头’ 的暴行”。 当这些罪犯不能有效绳之以法的时候,一种更深刻更大规模的凌辱少女的事件正在进行,一种孩子工具主义的思潮正在茁壮成长。孩子的哭声却那么微弱。

  意识形态工具人性有无限可能性。向恶的和向善的。激发孩子天性中的善因还是恶因,后天教育是关键。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教育最基本目的是把孩子训练为主义的工具,训练为疯狂的野兽或驯服的家畜。这种意识形态的利用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接班人教育、仇恨教育、择劣教育和利用良善。

  1 、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对人的不尊重所根据的逻辑与“传宗接代”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让孩子为老人或成人的主义或事业接续香火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没有任何合法性。任何人,特别是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践踏和剥夺这种权利是十足的狂妄和暴虐。新一代人凭什么要与我们这代人保持一致?当我向自己的孩子提出这种非份的要求时我将感到自己太无耻了。

  工具教育的荒谬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孩子们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对于儿童应该更多地给他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不是生硬地把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强加给他们。似乎把这些“政治口决”背熟了就可以所向披糜了,就可以包医百病了。“读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它属于人类的声音,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过。”(黑格尔)“誓作X X X X 事业的接班人”,校园里仍然飘散着这首歌,尽管孩子们连主义与“变形金刚”有什么区别都不清楚。在这脆脆的童音里,“爷爷们”因感到“股权”后继有人而欣慰;在这歌声里,窗外自由的空气和美丽的阳光匆匆流过。

  当然,“接班人”教育也导致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争夺“继承人”(接班人)即争夺儿童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鼓吹利权主义,而家庭利益则鼓吹的利家主义。这种冲突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和家庭都没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天性;都没有把儿童当做人,而是当做工具:对“国家”来讲,儿童是主义继承或者为国争光的工具,对家庭来讲,儿童是养老或者为父争光(通常表述为“耀祖扬宗”)的工具。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是相当坚苦的,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这种相互矛盾的、不受平等尊重的、没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与“孝”的竞争中,人的个性成了牺牲品。他们在“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布罗茨基)之间无所是从,他们感到一切都很虚伪,他们感到幻灭。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历程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因痛苦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 于是出现了“人生季节的颠倒”(周作人),出现了孩子的令人吃惊的市侩主义。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成年人有这样强烈的财产意识;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有这样强烈的工具意识。这种工具意识背后可能是出于对死亡的共同恐惧。它们都想“长寿”,如果肉体腐烂就遗传精神,孩子不幸成为“载体”。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如此实用主义的民族,何以“意淫历史” (李敖)的观念那么强烈,而企图“把自己托付给历史”(13)的人竟然如此的层出不穷?或者是因为“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招自己的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14)?

  主义的传种接代是对孩子肉体和心灵的共同霸占。

  2 、仇恨教育国家是仇恨的产物,它在仇恨中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并榨取自己的超额利润。国家主义者利用孩子集中表现在对孩子的仇恨教育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仇恨教育,或者如果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世界大战和文革都不可能发生。“ 斯大林时代……从伦理的观点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象限……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在实践上实施暴力……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强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赞扬。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15)仇恨教育把孩子变成捍卫国家利益的野兽,同时对更多孩子的命运和感情漠不关心。

  奥威尔在《1984》中这样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在邻居家的一次经历: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 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奥威尔想要说明的是,孩子们的“敌人意识”是“仇恨节目”反复教育的结果。他接着写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 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作为曾经当过“红小兵”和“红卫兵”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感到奥威尔是在写“我”。 “我”的“野人”化根源于一种仇恨教育。文革的野蛮性就是“仇恨节目”教化的结果。

  仇恨教育内涵一种自我拔高和与权势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在价值上高于“敌人”,“我”有权对敌人专政;我和“咱们”是一伙,“伐异”是手段,“ 党同”是目的。这种心理支持了敌人意识从原始社会绵延不绝到今天。由于其二元论的思维特点,它特别容易被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况在两难选择中,谁不愿 “你死我活”呢。

  红小兵制度的不幸还表现在:在人类的童年就培养等级意识,权力意识和普遍敌意。

  这种制度把孩子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好孩子即红小兵或少先队员;一类是“黑小兵”或“少后队员”。 前者享受很多“特权”:参加某些活动和不同服饰。其他的孩子则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这种制度激发了中国特色的上进心:一方面是权力欲、出人头地、权威人格;一方面是嫉妒、讨好权力(即老师)或依附性、自卑、敌意。老师作为裁判者依据这种制度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与统治者利用等级制度实行统治的动机是一样的。等级制度也包含着一种激励机制,只不过这种激励机制更有利于激发人类的某些恶劣的天性而不是道德感和积极的进取心。权力确定个人属于哪一个等级,这种确定完全取决于权力个人的喜好。于是效忠,告密便成了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兵”显然是“敌人意识”的产物。“红小兵”既然是兵,就必然有一种战斗意识。孩子们有一种天真的也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他们经常能从张三家的猪偷吃“生产队”的玉米而发现“敌情”。 文革时有多少孩子把他们的父母当做“ 阶级敌人”是完全出于这种“敌人意识”的培养。激发人性之恶的教育在20世纪看来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想想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迫害就能发现这一点,孩子们被训练成为“战士”、打手,最后又自然变成炮灰或被遗弃在“广阔天地”之中。

  希特勒也给儿童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10到 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见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6 到10岁的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16)这些组织的原则是种族仇恨。“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思想教育的“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 ……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17)这样的教育目标为纳粹“培养”“合格”的战争工具,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在孩子加入“少年队”的宣誓誓言中:“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18)

  中国作家冯至这样谈到了战时日本的小学教育: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去刚刚结束撕杀的战场,命令孩子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增强他们的胆量,“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教育!”(19)当东史郎“远征”中国出发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并对他说:“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20)这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母亲!

  苏联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在学校里,苏联的影响开始在我身上留下烙印,我变得爱国了,为在少先队担任工作而感到自豪,深信一切好事都是随着十月革命而来的。从幼儿园起,每天就是这么对我和我的同学进行灌输的。我们的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在一个普遍富裕\人类有史以来最好最幸福的社会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们应对敌人和资本家保持警惕,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一切拿走并奴役我们。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为了共产主义,必要是准备用生命保卫祖国。”(21)

  以谎言为主要内容的仇恨教育必然是反人道主义的。仇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谎称敌人的存在,并致力发现和确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敌人不被当人来看代,他的生命和尊严是没有价值的,“敌人”的价值就是“人民”被无情地毁灭。

  如何确定“敌人”?大体上说来,人与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么,“敌人” 就只能经常是从与“我”一样的人们中制造出来。按“契卡主义”的逻辑,“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22)根据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谁是犹太人,由我决定。”(23)康生确定敌人的方式犹为独到:“你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如何对待“敌人”?纳粹海军上将邓尼茨说,对“不跟我们一道的人”只有简单的这句口号:“靠进,瞄准,击沉”,并且“要铁石心肠”(24)。戈培尔博士的话更有水平:“犹太人是拉圾品,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临床问题……同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合适宜的。” (25)。中国戈培尔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专政毕竟不是绣花!”红卫兵把上述“待敌之道”讲得最直接明了:对待敌人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杀杀杀”,“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时有《造反歌》云:“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该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感谢上帝他们还未控制核按钮)一切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 呀,都滚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里的语言及其逻辑全部是从“语录”中学来的。“就是要……”这个公式是经典的,蛮不讲理地理直气壮,是一切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

  不承认蒙难者是人,这是文革中的残酷的意识形态根源。作家扬沫感慨说:“ 现在有些青年人怎么变得这样了啊?有的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凶狠,可以用皮带抽死人。‘八\二三’打萧军、老舍的就都是些梳着两条小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宽皮带的女中学生。”(26)孩子的兽化是“夺过鞭子揍敌人”这种教化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鼓励犯罪,那么‘普普通通的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够变成罪犯。”(27)

  大兴惨案可能是这种意识形态激发的残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1966 年8 月下旬谢富治“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大兴县,该县公安系统向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8月27 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13个公社, 18个大队,先后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 人,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仅38天,有20户人家被杀绝。(28)“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相比也相形见绌。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29)

  丧失人性的红卫兵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对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30)据说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类的女儿和妻子,意在通过“反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 王毅先生还谈到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吃人的野蛮:“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到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31)这使人联系到当时报纸广播和各种艺术经常重复的那句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话:“恨不得吃尔肉。喝尔血;恨不得将敌人碎尸万段!”普通人堕落为凶手不仅出于对敌人的恨,也出于对自身工具角色的默认,“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集体的零件”,工具的价值是“使用”,是牺牲。因此,仇恨教育必然配套一种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不断告诉孩子们他们的价值是为集体献身,同时,集体主义教育还因其“法不责众”的逻辑鼓舞了对“异类”的行凶。“纳粹党的教育,是不着重培养人的个性… …在纳粹党的德国,小学校门前常常有这样的标语:‘你是无,集体是一切’…… 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人都没有个性,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负责任的事,尽量发展他的残暴,终归是谁负责任呢,是那个抽象的‘集体’。 ”(32)最疯狂的集体主义教育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它因“合群的自大”(鲁迅)和自我拔高即使导致灭绝性的杀戮,却让凶手从中体会一种优越感和合理性。

  仇恨教育往往还大树特树杀人英雄,歌颂暴力和杀人者,向凶手移情,让孩子们学习。中国历史书和中国文学所树立的英雄绝大多数是“砍人头如切菜”式的关羽式杀人英雄,或者是杀人不吐骨头式的诸葛亮式的杀人英雄。还给他们修庙供后人摩拜。“纯粹恶的神话……由于它允许人们将暴力和压迫行为合理化,对这一神话的信奉本身就是对恶的纵容。它容忍了恶以善的面目而存在。”(33)战争故事和战争电影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和思想教育内容,这一切似乎是司空间惯了。在莎士比亚和一双靴子之间(34),我们教育孩子说显然靴子代表“事物的本质”, “莎士比亚又不能当饭吃!”;那么在“拿破仑”和“琴纳”之间,我们只能记住前者。“象拿破仑那样”,自然成为孩子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实践。鲁讯先生在谈到“我们”一味敬服“拿破仑”、“成吉思(汗)”和“希特拉(勒)”时,警告国人:“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35)谁能否认,世界大战和政治杀戮不是杀人英雄崇拜的恶果呢?那个梳两把刷子的少女,当她施暴之际,她并未觉得自己在杀人或犯罪,她感到自己是在“革命”,她感到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象杀人英雄一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改革开放以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教育改革相对落后的问题,想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公安部门的统计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查获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每年均超过15万人。换言之,每1 万名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中,就有21。5人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统计数据还表明:刑事涉案的未成年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自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时间,竟翻了一番。目前, 18岁以下的未成年犯已占犯罪总人数的14%。……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趋势… …是低龄化、团伙化、恶劣化!”(36)这篇文章还列举了很多令人发指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这篇文章面对孩子的上述暴行问“孩子们怎么了?”,我想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大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大人们都在“不顾廉耻”地犯罪,国家都在犯罪,而且大量的“成年罪犯”仍逍遥法外(37),乃至满面春风地出入各种会议和庆典,而且歌颂暴力英雄的剧目仍然频繁上演,孩子们还能如何呢?“在很多情况下,退化行为是由于个人生活在持有退化标准的群体中而产生的,这倒不是说他本身就固有缺陷。”(38)个人的“退化”特别是孩子的退化是在退化的群体文化中习得的;在这样“思想的煤气室”(39)中成长的孩子,使这个社会具有重新建立“煤气室”和发动“文革”的无限可能性。出路在成年社会的自我反省和恢复个人责任,特别是督促“国家”的责任意识。确定孩子犯罪的环境因素,不仅是为了明确人类退化的真相,也是为了呼唤强势群体(特别是相对与孩子这个弱势群体而言)承担“进化”的责任。“对间接原因进行研究,旨在使拥有财富、知识和影响力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责难和惩罚对于在不道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是没有用处的。改进的希望主要在于唤醒那些有能力摆脱不良影响的人的良心,从而铲除罪恶的根源。”(40)

  这正如此文所言:“道理不可谓不明,只是不知道,我们还有等多长的时间,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彻底走出教育的误区!”

  3 、择劣教育什么好不要什么,毁灭什么,什么坏要什么,鼓励什么;激发人性之恶,动员人性的阴暗面来支持政治的罪恶,一切专制主义者都精于此道。孩子的利用成本较低,自然成为普遍的利用目标。其中雇佣孩子当特务是卑鄙中尤其卑鄙者,因为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鼓励告密是最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尤其不幸的是,孩子竟然成为了道德沦亡的牺牲。

  关于在学校招募特务的事情,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陌生。“为了防范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钱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阶层找招募的,在他们当中有将军和男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男女大学生……还有14岁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生,一个11岁的男孩子当密探,赏给他钱……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贪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41)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揭露了这种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癖,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42)。那些孩子们,在帝国解体后,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接受自己良心的质询?于是有那么多的人自杀了,这是怎样的悲剧啊!

  除了利用金钱,领袖们更多利用荣誉来鼓励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径。斯大林主义者尤其善于这种“精神鼓动”。 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亚-莫罗佐夫。它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43)文革时期更残酷,“告发”父母还不行,还鼓励咒骂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励的方式还不是荣誉,而是各种恐惧。北京有杨氏兄妹与众多红卫兵一起将自己的父母打死,没流一滴眼泪,还高喊“打倒反革命!”(44)这种疯狂并非个别。利用孩子达到如此的水平,可谓青出于蓝。

  孩子的兽化是孩子人性之死,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之恶和人性之恶共同害死了孩子,在他们看见初升的太阳那关键的时刻。

  4 、利用良善与道德之死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对孩子的利用,从道德上看特别恶劣的是利用道德激情来实现政治目的。没有人否认,利用良善,利用道德是最不道德的。利用道德热情的基本手段是制造谎言,煽动激情。

  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抗战后震惊中外的“沈崇事件”。1946 年冬天,国民党一名高级官员在抚顺近郊被苏军惨杀,激起了全国性的反苏浪潮。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和转移“热点”,“反对党”炮制了沈崇事件。沈是北大的女学生,且是一名地下党员,她谎称某日被一名美军施暴。于是全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美狂潮,学生运动的“规模超过‘12-9 ’运动”。 “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有甚于是乎?

  一位作家详细记述了这见事情的经过,很多媒体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如果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的缘故我将感到汗颜,如果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为“沈崇”汗颜。

  “不择手段”进行政治斗争是有历史传统的,而且这种不道德往往被当做智慧来自我欣赏和普遍受到欣羡。利用道德奸污了民族的道德意识,欣赏不道德已经是对道德热情的先奸后杀了。经过这种政治洗礼的孩子们,他们的在未来还会遵奉“ 实践理性”吗?这个以他们为主体的新社会将肆无机惮、理直气壮地践踏道德,乃至生命。“文革”有它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二、疯狂的虐待

  既然孩子仅仅具有“工具价值”,那些不能成功地训练为野兽的,或即使成为野兽的,为了“神圣秩序”的维持,将被训化为缺乏创造力和独立人格的人。这种训练往往伴随着肉体的责罚和精神的虐待。虐待孩子的背后往往是成人的权威人格在起作用,或者完全出于“恃强凌弱”这种卑鄙无耻,它毁灭孩子的尊严,甚至毁灭孩子的生命。

  “这些孱头们!”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45)

  中国自古以来,打孩子和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对孩子的“打”和“骂” 被成年人谎称为“亲”和“爱”,这真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至于在“私塾”中,打板子是老师的“天赋权利”,就如同今天警察说“刑讯逼供”是“工作需要”一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靠棍棒维持的国家,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尊严。他可能不知道:棍棒统治是“从娃娃抓起的”,而这里的“师道”就是“尊严”。 中国的孩子必须在出生后就开始在板子下学习大人们的“之乎者也”,学习他们的牛逼轰轰和卑鄙无耻。否则便被“亲爱”一番。“启蒙”:“蒙者,草丛下一猪也。”儿童,猪也,只有猪才能“被人利用”或作为“闹事者”受“应有的”责打。而父权和国权正是这么认为的。难怪鲁迅多次提出《我们怎样作父亲》这个深刻的问题。“打”特别是“逼迫表态和检讨”以及“公开惩罚”是管理“犯错误”的学生的通用办法。这是完全侮辱人的尊严的,但这种尊严意识非常淡薄。我相信,在他们还没有把人当人来尊重之前,在打人骂人还是“家常便饭”之前,在“检讨”还被当做教育艺术之前,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叫人格尊严的。这样的公民又怎么配谈论“保护动物” ,又有什么资格主张“国家尊严”!

  “公塾”里的孩子的命运也无根本之改善。目前教师的体罚学生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媒体频频发出“体罚学生何时了”的呼喊(46)但暴行似乎并未减少。看到下面的案例的人难免要问:这还是现代社会吗?

  1 、陕西省华阴市某子弟小学老师崔敏叶,因学生王某不好管教且偷拿了同学 10元钱,便将其头部按在墙上,用锥子在王的脸上刺出个‘贼’字,并在上面涂墨水以示‘训戒’。 天津市某中学有个孙老师,让考试不及格的11名学生轮流站到教室讲台前,当众打自己的耳光,以考试得分为基数,最多打到53下,必须打出响来;有的学生不肯打,孙老师亲自去打……山东东阿县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刘某等几名同学,因没有背出所学内容,班主任孙老师也是罚他们自己打自己脸,并让到其他班 ‘游班示众’,刘某因经不住精神打击而喝农药自杀。(47)

  2 、1999年11月1 日,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三年级(3 )班的一名9 岁女学生未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老师黄海燕……叫其他学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 名女生拉她的裤子。这位女生一面号啕大哭,一面拼命挣扎。几分钟后,老师亲自从侧面扒下她的外裤……事发后,这名受辱的女生几次在夜间哭闹。(48)

  3 、1999年9 月27日上午10时许,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22岁的代课老师葛小侠因他数学作业未完成,当即打了它两记耳光,并将其蹬倒。葛小侠当堂宣布,全班50名学生对葛某须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打得轻受10教棒处罚。全班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49)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还有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的张永海案。1999年4 月 8 日,该校小学4 年级学生张永海因“不好好打扫卫生”,班主任让同学打了他90 个耳光,孩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50)1999年1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二小年轻的女班主任让学生掴“不听话”的学生耳光。(51)……

  这些教师和狱警有什么区别,那里也流行唆使犯人打“不听话”的犯人。前面提到的武汉那所学校,还给“闹事”学生“办学习班”。而在四川省彭山一中,“ ‘犯错’的学生除要自我暴光外,其名字还会被写在黑板上公开,以及自写广播稿在校广播里面向全校1000多名同学念”。1999 年10月16日,该校初一(三)班两个未满13岁的女生跳楼自杀身亡。尽管司法机关作出学校和教师无任何法律责任的结论,但有学生说自杀事件与犯错暴光的侮辱性规定有关。(52)前不久,《南方日报》上也有“幼儿犯点小错罚站厕所思过”的报道:南京某大学一幼儿园小朋友因不睡午觉,竟被老师关进厕所“思过”,结果一病不起。

  我们发现,上述对孩子的虐待和侮辱所采取的手段,所根据的“理念”完全是红卫兵那一套。造反派不是有给什么“分子”吃大便的吗?今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也被一些教师所钟爱,2000年1 月8 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贵州湄潭县抄乐小学教师罗远寿为“整顿班风”,用强令吃大便的方法来惩罚学生。

  去年12月13日,抄乐完小五(二)班学生冯航上课时向后张望,受到班主任罗远寿厉声呵斥,当即吓得发抖(“吏呼一何怒”)。按照罗远寿宣布的规定,谁上课时转头看后面的同学,就要令后面的同学吐十口唾沫给他吞下。后排的同学被强令向冯航吐口水,吐到第三口时,冯航受不了还了一口唾沫。罗远寿见状火起,令后排的这位同学到厕所撬屎给冯航吃,如不去就不要来上学了。这位同学只好流着泪撬来粪便喂冯航,而后痛苦得放声大哭,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哭了。罗远寿居然还威胁冯航说:“不许吐出来,一定要吞下去!”被公开侮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冯航自觉无脸见人,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并从此辍学。

  我想到了“老舍之死”。 这里可以“告慰”巴金老人,不用建“文革博物馆”,因为“文革”还没有过去。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里都包含着法西斯主义的根苗。此文结稿的时候,我又听到湖南一孕妇女在光东一家商场被保安剁掉手指的暴行,联想到1999年那么多人“热爱战争”,我真是绝望;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中国同胞们如此残暴和嗜血?或者果真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美国总统胡佛说:中国人是一个嗜血的民族。我有血统上的理由对这种“污蔑”表示愤怒,但让我有什么现实的理性的理由来“捍卫民族的尊严”?!不要在奢谈什么“阴暗面”和“辩证法”了,这是对在“阴暗面”中死难的生命的公然侮辱。以此逻辑,纳粹暴行,斯大林审判,日本人的屠杀都可“辩证地看”,他们也“有理由”辩护说,死者、被迫害者毕竟相对是少数嘛。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不就是持这种逻辑吗?

  “善待学生”的呼吁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未来取决于现在。善待孩子是老师的责任。有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应该学会容忍孩子的弱点。因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 (罗素语)”(53)当孩子在上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将是什么样的“ 公民”?他们将学习这一切。

  学校暴力和虐待不过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缩影。孱头们自然不仅在学校有,社会上更是大有人在。鲁讯在“推”一文中,就记载这样一个“人才”:“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脚蹋板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54)这种专门欺负孩子的光荣传统一直后继有人。1999年12月8 日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就发生了这样一种仍然普遍存在的“推”的悲剧:“蜂拥而上的叔叔阿姨不顾一切地挤啊挤,八岁学童被挤进车底。”(55)

  随着技术的进步,“钳”有取代“推”之势。1999年下半年,南宁市14岁的小保姆遭受雇主变态的虐待,被钳断10颗牙齿,“遍体鳞伤”。 (56)比“钳”更“ 文明”的是“脱”:除了前面的例子以外,1999年12月8 日《广州日报》报道说:去年11月24日下午,2 岁的女娃吴燕珊在深圳一家商店被怀疑透窃商品,被商店人员将衣服扯开,扒下裤子检查,却未发现任何赃物。1999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也有“没偷书却被强行搜身重庆八童投诉新华书店”的报道。1999年7 月19日和8 月24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广西南宁一女中学生在南百微笑堂超市购物时,遭该超市两名保安裸体搜身的事件。

  然而还有“切”。1999 年1 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湖南长沙市一家医院 “误切”了两岁女孩膀胱的恶性事件。更恶劣的“医疗事故”是1999年1 月22日《南方周末》报道的“胡绥芬事件”:1997年6 月5 岁女童胡绥芬在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因服用了医院提供的6 瓶假药而死,“在这起案件中,医院令人惊讶地逼着小病将愈的孩子一针一针地承受假药的痛苦,一直到死;当地省卫生厅拒不做鉴定,卫生部督促也没用;假药已经证实,但无人查处。”和小绥芬命运不相上下的是河南省南阳市的6 岁孩子李宁,1996年2 月17日他玩耍时不慎从5 楼摔下,被送到新野县人民医院,输了由新野县血站提供的400毫升血液,染上了爱滋病毒。(57)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然而中国的医院也“产业化”了,医务人员受取病人“红包”的问题说明了“疾病和痛苦也是生产力”;当医务人员如纳粹一样对“贫困的痛苦”施以训斥或象“领导”一样面对病人麻木不仁的时候,医院又政治化了,司法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一切丑恶都在这里被疯狂地复制在病痛身上。根据2000年1 月 8 日《羊城晚报》的报道,安徽一仅5 个月大的病儿在南京二附院因此类原因未能及时医治而死。报道说,,1999年31日12时,“焦急的母亲抱儿急诊排队9 次爬楼 6 回,冷漠的医生互相推诿三个小时无人施救;眼睁睁送走一条小命。”这是20世纪最后一天,这个5 个月的孩子在本应该受到现代医学呵护的地方却为这个罪恶的医疗制度和罪恶的世纪殉了葬。如果有人说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我猜想他肯定有足够的“糖衣炮弹”和足够冷漠的心灵。

  当然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是“打”,这里自然少不了以打为“工作需要”的某些“警察叔叔”。 中国广西的一中学生在南宁迷路找“人民警察”求助,竟被警察当作盲流送入“收容遣送站”,遭到残酷虐待,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该学生家长状告南宁警方,居然打不嬴官司,打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98年12月11日,广西防城港市滩营中学学生黄钟声与同学及老师一起到南宁市观看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活动时,与老师和同学走散。他想起电视和广播上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就找到一个交警岗亭。交警把他交给了110 警察, 110 警察把他带到了南宁市公安局朝阳派出所。而派出所又于当晚将他送进了南宁市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里,黄钟声度过了恶梦般的4 天。他一进去就被搜身,先后在两间收容室被先关在里面的人搜身和轮番毒打,也无工作人员理会。12月15日早,黄钟声和另5 人被拉到隆安县城乡镇西宁村(距南宁近100 公里),每人发给一个面包后,就被丢在公路不管了。黄钟声走失后,其父及学校派人到南宁寻找。 15日找到了被人从河里救起的黄钟声。经广西医科大学和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检查,黄钟声胸部外伤,左侧血气胸,左第7 、8 、9 肋骨骨折,创伤性精神病。(58)

  1999年9 月17日《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四年:一起错案和七个少年被毁的青春”的报道,它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当“成年国家”不是公民和孩子寻求援助的对象,而是作为相反的东西而存在的时候,它所能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1995年1 0月18日,吉林省双辽市第一中学5 名学生和两个社会青年以涉嫌“ 902 ”案件的理由被拘捕。狱中羁押了446 天之后,取保候审,然后,“无罪释放” 。 当时,“9 02 ”于1 0月18日告破,11月19日上了《双辽报》,双辽电视转播台连续播放3 天,公安局开庆功会发奖金,热闹一时。一个孩子回忆当时审讯过程是这样的:“……这时姓杨的(警察)脱了衣服走过来便打我耳光,大约打了十五六个,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抓起我头发再拖到地上,然后又从地上把我扯起来,他松手的时候,地上落了一撮头发……他们打一阵问一阵,我不承认他们就接着打,我抓住裤带不放手,他们就抱住我的脑袋往墙上撞……我求他们别打我了,姓杨的一听就火了,说”谁他妈的打你了“,他还说要与我大战三百回合,我现在承认也晚了……他一边抽我,一边让我自己数着,数错一鞭子就加五鞭子……他们给我铐上脚镣说要把我带出去毙了,又说如果承认马上就叫我回家,说我的同学早就办好手续回家了……当时已经快6 :00了,要是平时该吃晚饭了,我怕我妈着急,我平时放学就回家……中午就没吃饭……我想我得回家了……他们让我和其他人的口供一致,可是因为我根本没做所以”一致“不上来,他们就打我,后来他们说一句,我就跟着重复一句……可是他们还是没让我回家!……张树鸣、张玉伟(警察)继续审我,打我,张树明还拔出手枪指着我的头,做出开枪的样子,还抽出梭子让我看里面的子弹……快到中午,进来三四个人,为首的一个五六十岁,旁边的人叫他” 胡副局长“。 我心里升起一丝希望,当官的总不至于像刑警一样不讲道理吧,谁想他听我说冤枉竟也破口大骂:”人民白养活你了,人民的饭你白吃了,人民的衣服你是白穿了,给我铐起来!“我绝望了,领导怎么也这么讲话,到底是人民白养活了谁?……一百来鞭子打得我遍体鳞伤……同号人帮我脱掉棉衣,内衣已与肉粘在一起了,只好连皮一起揭下来……当时我的眼里没有泪水,只有愤怒,我罪犯何处,法犯那条,我还是个人吗?……

  更骇人听闻的是河南省潢川县的16岁高中生耿丹之死:

  1999年7 月1 日下午,豫南潢川县城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年仅16岁的潢川高中学生耿丹,在县农机学校潢高教师严景办的补习班听课。临近放学时,潢高学生王帅在校门口与保安王利文发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脚。随后王帅打电话叫来其哥哥和五六个社会青年,与农机校保安张荣辉打架,后社会青年逃散。耿丹这时恰好放学遇上围观,而后离校回家。当他行至校门外30米处时,公安干警詹家顺不问事实,就以耿丹参与殴打张荣辉为由将其抓住,强行拉往社会青年打架的现场农机校,途中让保安恶棍张荣辉手操铁棍猛击头部,以致造成脑颅挫伤裂重伤。继而詹家顺和凶手张荣辉合伙将耿丹架往农机校保安室继续毒打。后“110 ”赶到,强行将耿丹扭进其执勤车(当时围观者众多)。耿丹说,“我又没有打架,为什么抓我?”“110 ”干警王建辉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脸部(此时耿丹已头负重伤),不让其表白。……耿丹被带到“110 ”值班室,……耿丹还是委屈地说:“我没打架,是王帅找社会青年打了校保安。”从当天夜里七时许至次日上午9 时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着手铐,铐在“110 ”办公室的床梆上。他们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长达14个小时。……7 月1 日夜9 时,耿丹的母亲向“110 ”值班干警提出担保,要求让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绝。一个值勤干警说,耿丹恶心是饿的,但耿丹这时已吃不下妈妈带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凤(母亲)离开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这一夜,少年耿丹脑颅内在不停地渗血,并且渐渐形成了可怕的脑疝。从这个时候起,耿丹对亲人的无数次呼唤概无回应。接下来的时间里,曹建凤强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医院。“11 0”的干警层层请示,九点左右,终于同意放人,一个高个子警察说,要不是看到这孩子昏迷成这样,我们是不会放的。曹建凤已顾不上理会,她匆匆忙忙找了辆人力三轮,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紧急抢救,做头颅CT,诊断结果为:急性颅脑损伤,头皮损伤,硬脑膜外血肿,脑挫伤,脑水肿,并脑疝形成。……耿丹无声地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房里,下肢僵直,上肢紧缩至前胸,体重不足30公斤,肠胃功能瘫痪,严重意识障碍,没有表达意识,不能说话,对窗外的一切,对家人的照料,对爸爸妈妈的绝望,对每天都要有的带泪的呼唤,无知无觉……耿新亚说(父亲),在武汉,医生告诉他人的脑袋里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会疼得晕死过去。“我儿子脑袋里出了5 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12月8 日早晨8 时,少年耿丹在一阵抽搐之后离开了人世。(59)

  “耿丹之死”提前宣告了20世纪的死亡。不管这个世纪的太阳如何宣称它有神圣的义务继续普照孩子们的心灵,但它已经毁灭了这心灵,并从所有孩子的心灵的天空上可耻地跌落了。我愿怀着悲愤的心情兴奋地为它送葬。

  司法腐败还以更“丰富”的形式严重影响着孩子的命运。1999年12月9 日《羊城晚报》有一篇题为“12岁女孩受累官司辍学三年”的报道,广东省翁源县12岁的女孩路路母亲遇车祸,但赔款却拿不到,简单的案件审理一波三折三年未结,因贫困路路只能辍学在家,形同弃儿。记者质问:“为什么申请执行书被两次调包?为什么简单的肇事案久久不能执结?为什么案卷里有那么多蹊跷?”前面提及的那个 67岁色魔祖接,因有关司法部门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未能“逮捕归案”。这不仅是对被害女孩的又一次侮辱,也是对法的奸污。法律本来是援助孤弱的,可耻地是,它唯一的存在价值是能够凌辱孤弱而被利用,它唯一的成就是从凌辱孤弱、助纣为虐中养活自己。

  最令人绝望的是:虐待和打死孩子的还有“父母”。1999 年7 月7日,山东省宁阳县5岁女童陈莹“因写不好几个阿拉伯数字就被其母亲活活打死。”(60) 1999年11月20日,广东中山市张家边一村小学生黄某因偷了家里三块钱,竟被亲生父母绑住手脚,在身上浇上煤油,活活烧死。(61)

  肖斯塔科维奇说:“人在打架的时候最能暴露他的本性”(62),一个社会在打孩子的时候尤其能暴露这个社会的本性。丑恶啊,足以令人无地自容。

  这些罪恶就发生在“举国上下”和“举球上下”欢天喜地跨世纪的时刻,可是有谁还能铭记这世纪末的丑陋和受害的孩子的名字?

  精神虐待1 、“让学校破产”谢泳说:“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关键还是一个教育的理念问题。”(63)我以为,这个教育理念就是对孩子精神上的虐待,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谎言和暴力为价值取向的反人道主义课程教育,这方面我在“仇恨教育”中已经讲了。第二,以“驯良”和扼杀儿童的创造力为手段的反自由主义教学方法。第三,以生存型考试为唯一教育目标的考试制度。第四,国家一元垄断的办学机制。

  希特勒的追随者之一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评价集中营:“这里有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它的里程碑叫做顺从、勤奋、诚实、秩序、整洁、事实求实、真实、牺牲精神和热爱祖国。”(64)这些“箴言”总是使我想起学生时代,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校训;遗憾的是,这些校训中唯独没有“人道、自由”这样的字眼。这种教育不可能充分培养孩子的自由人格和创造力,已经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人愤慨地说:“一个出生在今天中国的孩子,从3 岁起,就要学会把手背到身后去……仿佛手放在膝盖上,就听不懂一加一等于二。……我们的孩子在一条最窄的通道里,在沉重的书包、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和不可以在走廊里跑,不可以越出学生行走的白线之类的戒律的双重陡壁之中。一旦触壁,必然招致惩治。”(65)这种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呢?孩子们变成了这样的可悲状态:“畏葸退缩,仿佛是一个奴才,一个魁儡,然而……却美其名曰‘听话’……‘好孩子’。 ”(66)“狡猾”是对这种教育的一种反适应。

  1999年中国出了两本批评扼杀个性教育的好书,一本叫《审视中国语文教育》,一本叫《杞人忧师》。两书公布了大量惊人的迫害学生个性自由的案例,其中“统一答案”如此束缚自由和天性,看了让人唏嘘不止。但是从理论上揭示“划一、强制教育的破产”的,写得很深刻的是一本80年代的译著,是日本教育家香山健一著的《为了自由的教育改革》。我建议所有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好好看看此书,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在这本书“扼杀个性学校的破产”一节中,香山健一记述了一个叫杉本治君的 11岁学生的命运。这个孩子在小学四年级时写了一首诗,叫“考试战”,这是来自孩子心灵的呐喊,孩子写到:“代替导弹的是铅笔;代替机枪的是橡皮。”考虑学校生活毫无乐趣,孩子提出“应使学校破产”。 然而班主任不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应受鼓励的个性自由的表现,反而斥责他“让学校破产”的想法是“变态心理”,“ 应送精神病院”。 “这位女教师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大家能理解治君的想法吗?但没有人举手。治君觉得自己的个性被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彻底否定了。此后,治君从高层公寓纵身跳下,断送了无以替代的个性与生命。”(67)

  杉本治君的命运就是很多中国孩子的真实命运。作者随后悲愤地指出:

  “治君是‘扼杀个性’的划一主义学校教育的可悲牺牲者之一。……不单是治君一个人,在全国各地学校,不知断送了多少‘治君’的生命,不知摧毁了多少无以替代的宝贵的‘个性’。 教育者应该刻骨铭记治君的死,应该牢记治君‘让学校破产’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认为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拯救全国各地无数‘ 治君’的宝贵生命和丰富的个性,让致‘治君’于死地的划一主义的教师、学校和制度破产。在幼小的治君的文章里,具有对21世纪文明转折的敏锐的预感。……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落伍于时代的19世纪的人们对于来自21世纪的留学生——‘ 治君’们实施了善意的私刑,并且自古以来,没有什么能够比‘正统人们’愚蠢的善意更为糟糕的了。”(68)

  如果说治君死于私刑,那么“考试落榜”自杀的孩子完全死于考试这个“公刑” 。 考试是童年的炼狱。孩子们过早体会到疯狂的生存竞争,这条路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文化荒漠和人性的萎缩。想到生存型考试的残酷的竞争和孩子沉重的学习负担,我只能感慨:中国的孩子太可怜了。学习和考试的压力甚至逼得学生自杀,相关报导日渐增多。有媒体披露:“学生自杀的年龄由11岁开始恶化,上升到16岁为高峰期。”(69)“黑色的7 月”埋葬了多少孩子的梦想和生命。更令人扼腕的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出题”和“阅卷”大人们所持的陈旧标准和随意性,有人说是“草菅人命”并不为过(70)。

  我倒不是主张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大学”或取消考试那种状况中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秦晖先生的观点。但是否有一种中间的道路?事实上有的,美国的教育和日本的教育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借鉴。我看出路至少有三个,一是教育的多元化解决教育供给短缺的问题,二是经济的多元化解决教育的需求短缺问题,三是政治的民主化解决儿童权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成人和他们的头儿少点私心就足够了。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中国取消了“生存型考试”,或“生存武打” (生存竞争),那一天,中国的孩子们象日本的《儿童宪章》所说的那样:“儿童,作为人,受人们的尊敬。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人们所重视。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中为人们所抚育。”

  2 、教育的权力或知识的权力精神虐待的背后是教育者的权威人格。“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在这里表述为“老师永远是对的”。 学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把字写出格子外。在这种管束中,一种权威意识被体验着,权力欲是一种永恒的恶。

  那种模仿(杜撰?)儿童语气的居高临下的教育方法,是一种爱,还是是一种伪善的自大,同样值得深思。黑格尔说:“它破坏了、玷污了他们(孩子)对更好东西的真实的、自发的要求。它一方面使儿童对精神世界实体性的关系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使他们轻视人。因为人自己对儿童表现得象儿童那样稚气可鄙,最后,使他们产生自以为高明的那种虚荣心和自负。”中国电视台的“少儿节目” 完全是的成人节目,那些主持人有话不好好说,他们用一种儿童也不使用的变态的嗲里嗲气的口气同儿童交谈,仿佛这就是儿童使用的、低于他们水平的、一种供其欣赏和嘲笑的、白痴式的语言。

  3 、“教育者本人必须是受教育的”“成人教育”不仅是奴化教育,而且造就 “少年老成”这种反常现象,中国的孩子的“成熟”,市侩和机会主义,是“成人教育”(灌输与摹仿)的最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和教育理念有关,也关系到教师的业务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有媒体已经披露了中国教师整体水平令人吃惊的事实。《羊城晚报》(1999\10\19)还报导了安徽省芜湖市狮子山小学的一件丑闻:老师为提高考试成绩的名次,哄骗学生装弱智,结果这名学生被中学“拒之门外”。 我们有权利质问:我们的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首先必须是受教育的”,如果教师本身未受过良好的知识和品格的教育,他只能“误人子弟”。 这当然不能完全责怪教师,是什么在“误人教师”呢?为了考孩子人类社会绞尽脑汁,可谓机变百出,然而谁来考考孩子的人?谁来考考考孩子的人?

  三、疯狂的屠杀

  一方面是对孩子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更多孩子的杀戮与迫害,所有持儿童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莫不如此。以政治理由杀害孩子和迫害孩子,这足以证明这样的政治是彻底的野蛮和原始,足以宣告人性的失败,足以提示人类反省进化道路上的迷误,或意识到尚面临巨大的进化差距。

  “真野蛮”杀害无辜的孩子是真野蛮。自以为应当如此,自以为如此英雄,自以为得计是真野蛮。千方百计掩饰暴行、拒绝忏悔甚至利用悲剧是真野蛮。

  当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我反复地问:这是为什么?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看看这些纪录,我感到那是在杀我——“始做俑者,其无后乎”?

  我选摘一些相关纪录在这里,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念,为真野蛮提供一个永远的注释,为千年审判提供充分和足够的证据:

  1 、有些州的那些发了疯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不仅指控成年人进行反革命和恐怖活动,而且还指控小孩进行了这些活动,例如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逮捕了60个10岁的至12岁的小孩,他们被指控建立“恐怖的反革命组织”……同时还有 100 多个孩子被立案审查。……柯秀尔坚决拒绝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 16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就卧轨自杀了。……一些有名的“人民的敌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逮捕……有时内务部机构不仅枪决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和成年子女,而且也枪决了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们的年龄都在14-16岁之间。…… 许多“人民敌人”的孩子以后的40年代被逮捕并被流放。……几十万无辜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也被逮捕并被强行迁往我国的某些边缘地区……不少老人和孩子死在途中……肮脏的货车车厢里装满着妇女和儿童,几乎满得不能再满,他们大多数人在祈祷和哭泣。(71)

  2 、1942年10月5 日,纳粹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杀害了5000名犹太人。“党卫军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1 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72)

  3 、在这个小村子(邱亮村),我目睹了野兽般的野蛮行径和难以言表的悲惨情景……据说师团长要把女人和孩子全杀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被带了出来。孩子听到他的家人被刺杀时撕心裂肺地惨叫,看到凄惨的血,吓得直发抖。老人慌张地紧紧搂着孩子,象是要替他挨刺刀。在这里,生命不如尘土草介。一阵凶猛的刺杀之下,老人和孩子倒下了。……老人怎么带着一副难以言表的热爱和痛苦的表情,在吸吮着他心爱的孙子或儿子的血!他不停地咕嘟咕嘟吸吮着孩子胸口涌出的血!……他如此爱孩子,他痛惜行将逝去的幼小生命……这就是战争的本来面目… …孩子的鲜血被吸进老人的嘴里,就象孩子的生命在老人的生命中存活一般。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之躯开始痉挛,迎来最后一口呼吸,死神淹没了他的肉体……我们继续前进。(73)

  4 、一个8 岁的女孩子当了十年反革命:“我们市委宿舍大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内定重点是我。……那时我8 岁。… …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成反革命,当做真正的囚犯关起来……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X X ‘. 还在我的名子上打上’X ‘“. 为了逼迫这个孩子交代反动标语是乃父的指使,”警察叔叔 “拉她去刑场进行了”陪死“,搞假枪毙。(74)

  5 、1966年8 月,北京9 万“黑五类”及其家属子女被强制遣送出北京。他们在“如狼似虎、皮带翻飞的红卫兵驱赶下,走进了北京站大门。那神情好像是电影银幕上被日本鬼子驱赶进万人坑活埋的可怜的中国老百姓。……一个4 、5 岁的孩子没有躲过这一劫难。……四岁的孩子成为家庭出身的受难者。孩子在皮带下哭喊。母亲听到孩子哭叫从皮带拳脚下爬起来,……扑向自己的孩子。她坐在地上,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哭喊着:‘妈妈,我怕……’母亲的眼睛第一次涌出了泪水。… …那个眉清目秀的苗条少女,她大叫一声:‘狗崽子!’扑到地上的母子面前,伸出纤细的双手,抓住母亲怀中4 岁的孩子,一把从母亲怀中夺出,高高举过头顶,大叫:‘你他妈生下来就是罪过!’随着喊叫,孩子被头朝下摔到坚硬的水泥地上。 ”(75)

  6 、1970年,18岁的中学生黎莲被这样惨无人道地处决:“‘……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紧贴在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 而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76)

  把这些悲剧称为事件是残忍的。它不能命名,只能诅咒,只能默默反省,只能永远记忆。

  第一个悲剧发生在30和40年代的苏联,这样的暴行同样发生在中国:黑五类的子女实际上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至少在30年中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必要代价”. 甚至在“抢救运动”中,被“ 抢救”的“特务”就“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 岁的小特务!”(77)

  第二和第三个悲剧分别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不同程度地也发生“我国”. 后面三个悲剧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中国。遗憾的是,对此的反省还很不够。人类有更充分的理由记住死难者。中国人有更充分的理由在记住乃至移情秦始皇的同时,铭记被他“坑”了的人的名字。然而人类的历史正相反,人类的记忆正相反,甚至拒绝记忆成为一种体制。这是一种真野蛮。

  在1999年“打倒北约”的呼声中(我当然支持一切反对暴行的正义呼声),在 “终于认清了西方人权的真面目”的学者“猛回头”中,我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历史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野蛮与被害人之众,可能远远超过“日寇”和新老“ 列强”的战绩,对残暴的“番邦”愤怒声讨当然是正义要求,但“愤怒声讨”中国凶手的声音为什么100 多年来总是那么微弱呢?大兴(远远不止大兴)和奥斯维辛发生了一样性质的事情,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人的罪孽难消!但中国人呢?有谁在深刻地反省“文革”的罪恶?不仅如此,民族反省却往往被攻击为卖国。但这些爱国者将无法评价东史郎,因为根据“爱国主义”的狭隘逻辑或低能的热情,他如果赞同东史郎,就等于赞同东史郎“卖国”;不是有日本人把东史郎咒骂为“ 卖国贼”吗?但如果反对东史郎,那也是“卖国”,“卖中国”,因为东史郎批评的是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队。拒绝自省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精神错乱,如果它不是一场阴谋的话。

  1925年6 月18日,鲁讯先生就有这样的感慨:“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抢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78)或者是因为我们伪勇敢,因为在自己国家这里声讨远处的外国是不需要什么勇气因而无需承担什么现实的风险?

  与此相关的却相反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似乎是我们更容易宽恕“国际仇人”,可谓恨也容易,爱也容易。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化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慷慨地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也受同样的罪。为什么对昔日敌国的老百姓抱着这样的菩萨心肠的我国最高决策人,竟不肯哪怕稍微对本国的平民百姓发点善心,仿佛嫌百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把中国人杀够似的,竟然又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呢?这个问题,直到23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79)

  文洁若是有感而发,反右和文革几乎迫害得她家破人亡,然而,今天的“祖国” 是否还了她一个完整的公道?那个邱亮村的孩子,那个在1966年北京站被“自己人” 活活摔死的孩子,大兴县那个才来到这个世界38天的婴儿,那个被活活掏出肾的18 岁姑娘黎莲,还有更多的因“自己人”而死难的孩子们,一直到今天,有谁在为他们招魂?

  “革命的安慰”与孩子的笑容上述第四和第五个案例有中国传统刑罚“株连” 的痕迹。“株连”孩子是人类的普遍的政治丑恶,但达到株连九族和灭门的程度,不限于“革命时期”,并被绝大多数王朝合法化,而且是成文法,这可能首先数中国,就象“凌迟”首先属于中国一样。中国秦代就有“罪夷三族”的刑罚,即诛杀三代人。到隋杨帝时,谋反者罪其九族。到了明清,株连之广,手段之残忍,简直匪夷所思。在大动荡和大革命的年代,杀害敌方的老婆和孩子普遍成为斗争的策略!

  孩子在“株连”中纷纷被杀掉,他们露出极端恐怖、吃惊和迷惑的眼光,他们怎么能明白这种疯狂的政治智慧?肖斯塔可维奇说,他看到一个突然被杀害的孩子的尸体,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是没有想到叔叔阿姨们会杀死他呢,还是尚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孩子的笑容”永远留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他使所有的良知颤抖,使所有的刽子手们看见自己罪恶的灵魂,使“人类文明”永远受到诅咒。

  然而,据说,这“孩子的笑容”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可以安慰着革命的恐怖。这是一种世俗的杀婴祭祀,它安慰的实际是“革命者”的恐惧。

  在谋杀了父母之后,一定要宰杀这些父母亲生下来的儿女。长期以来,这是一条不成文(80)的政府行为准则。这条准则一直在起作用,政治的残酷性要求斩草必须除根。古希腊有句名言“屠戮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而让这些孩子们安然无恙地活下去,这岂不是愚不可及吗?马其顿王国的国王菲利浦(philip)最喜欢引用这句古希腊格言,并将它付诸实践……希腊人总是把那些专制暴君的子女们处死…… 对于罗马教皇们而言,杀死这些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政府行为。……众所周知,对于法兰克的国王们而言,复仇的怒火必定要倾泄在对手们的儿女身上,特别是对于那些觎王位者的子女应当斩尽杀绝,一个不留!……意大利的国君们也实行同样凶残的报复行为……在恐怖时期,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政策已经被修订,但大规模不加区分地溺死小孩的暴行仍横行人间。1793年,南特革命委员会将300 名旺代(vendean )小孩淹毙后庄严宣称:”毒蛇产生毒蛇,恶人养恶子,这些小孩死有余辜。“最近,比利时暴发了一场玻璃工人大罢工,一位暴徒喊道:”枪毙那些资本家,打死他们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是资本家的幼苗。“(81)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处死了“暴君”的子女。这成了19-20世纪革命的一条原则。中国革命将那个比利时的“暴徒”的口号上升为一种政治原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直到70年代“血统论”还折磨或“教育”着因“ 老子反动”而必然“混蛋”的“儿子”. “夷灭九族、满门炒斩”是为了“威慑” 吗?但威慑手段很多,为什么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说,恶的最后的成功率是低的。“法兰克的国王们”下场如何?不仅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领导人之间彼此提防,这使他们越来越暴虐甚至残酷,其结果是,他们实际上须提防的东西就越来越多。”(82)那么率而操刀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为了威慑某些犯罪,不如说是为了安慰某些罪犯。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是坚持不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据说也是为了“威慑”.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孩子倒在“灭门”、 “赶尽杀绝”、“消灭在萌芽状态”等等“株连”的血泊之中?无论是在战争中,在革命中,还是在和平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迫害和杀死敌手的老婆和孩子,一直是英雄们的斗争艺术和政治需要。历史上这种残暴和无耻举不胜举,更残暴和无耻的是,实施这些暴行的凶手往往还被当做英雄来恭维。李敖有一篇文章:“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83),说的是国民党“奈”不了毛泽东“何”,就把人家的老婆孩子抓来折磨和杀害。这点出息岂止仅仅属于蒋介石,1931年8 月上海的一个“叛徒”的全家就全部被处决了。

  孩子何辜!

  “虐杀”谈到杀害孩子,不能忘记“政府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这一丰功伟绩,它已经和“哥萨克人杀孩子”一样具有了“历史意义”,或将成功地以典故的荣宠被未来的人类竞相谈论。谈到这种荣光自然要提到段祺瑞总理和杨荫榆校长,尽管鲁迅先生对这些“孱头们”已经揭露得足够深刻和充分了。杀害学生,杀害孩子的良知,充分暴露了择劣机制不仅贯穿于教育,也贯穿于全部政治生活。倒在血泊中的不仅仅是生命,也不仅仅是年轻的生命,同时被杀害和毁灭的还有生命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道德资源最匮乏的民族的最珍贵的道德热情。“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关。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竞将他们虐杀了!”(84)

  有一位作家这样感慨:我能否活到没有警察那一天?我在想:人类能否存活到没有暴力和杀戮并将之肆无忌惮地加诸孩子的那一天?那一天,孩子们的意见受到广泛尊重和宽容,孩子们不再成为各种霸道的自私的祭品;那一天,所有的象公牛一样撕打在一处的父亲们握手言和,所有的象野鸭一样叫喊助威或向胜利的公牛嗲声嗲气的母亲们微微有些脸红;那一天,所有的人们——如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说的 ——“一致同意:从此,人类结束战争”. 我愿以孩子的名义为这样的日子的到来日夜祈祷……

  “毫无目的的残酷”,有一种杀害却是毫无目的的。

  1864年……,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士兵们到达一个印地安人的村庄并对其实施了攻击。事实上,印地安人中青壮年都不在村子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一个孩子,大约三岁了……他也跟其他印地安人后面奔跑,以逃离这场杀戮… …一个骑兵跳下马,用他的来复枪瞄准这个孩子并开枪射击,但并未射中这个在距他75英尺远的沙地上蹒跚奔走的孩子,另一个士兵马上赶了上来并说道:“让我来试试这个小杂种,我能打中他。”他下了马并用跪姿射击,尽管他夸下了孩口,他也仍未击中这个移动的小目标。第三个士兵赶过来并表示出他能更准确一些的自信,它小心地瞄准并射击,“这小家伙倒下了。”(85)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提出了各种解释,仍然莫衷一是。这种“毫无目的”、“无感情”的杀戮只能在人性的本质中找答案,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啊,足以让人类集体反省:在这个星球上,人是最可怕最卑劣的物种;“在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更残酷和嗜血成性的了……狼与狼之间不会互相残食……每一种动物以另外的一种动物作为自己的敌人,但人类最大的敌人却是人类自己。” (86)与蚂蚁比较,人类有必要第四次忏悔(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到弗洛伊德革命之后),第四次学会谦逊,第四次寻找获得救赎的道路。

  

  四、疯狂的自私

  什么是秦晖先生说的中国的“真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新左派的问题,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问题,不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新儒家和新权威主义的问题,也不是“独脚兽和龙”(87)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我们太自私了。那样自私的权力,那样自私的公民,那样自私的企业 ……这疯狂的自私,这种赤裸裸的“私心太重”,是中国文化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这种自私的“杰出”体现,是成年社会疯狂的自私自利,丝毫不考虑孩子的感情和孩子的利益,对孩子缺乏基本的关爱和尊重。不仅如此,一代一代的孩子成为“人不为己、天株地灭”这种成人文化的牺牲。由于孩子既无发言的权利,也无反抗的能力,只能将命运完全“委托”给“自私一族”的成人,事实证明,这种“委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因此似乎东方社会的孩子们更有理由不信上帝。

  “成人的童话”记得晚清时期有一个外国传教士感慨说: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成年人为孩子们写过一部童话故事。审视我们的历史,我只能赞同他的发现。 “爱国主义者”或“纯文学家们”辩护说,但我们有“成人的童话”(武打小说)。金庸以前,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有诸葛亮火烧赤壁……但全部是散发着血腥气的“打杀英雄”,区别仅仅是用木棍、用大刀或用“计谋”. 这种“成人的童话”已经成为儿童的实践:我们都记得,在我们的童年,我们最经典的游戏项目绝大多数是从这样的口号开始的:“冲啊,杀啊……”前面提到的清华附中的学生不是要学习孙悟空“大闹天宫”吗?现在到校园里,甚至到幼儿园里我们会看到,那些活泼的孩子们最经常的游戏是彼此比划从武打电影中学来的招术,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嘿、嘿、……文革时期有一著名口号:“刺刀见红”或“杀!杀!杀!”那些“武力审美派”或“成年童话派”如何理解这一切呢?“武打审美” 绝不仅仅是“纯文学”的,它是历史,也是现实,也是政治,也是生活。区别仅仅是打人的姿势和打人的工具。

  儿童的成长过程是对成年世界的模仿过程。我希望成人记住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人的童话”的恶果是普遍的成人世界的伪幼稚和儿童世界的伪成熟。这种“人生季节的颠倒”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我猜想,这是中国人对一种伪成熟的真幼稚或真原始的伪现代的政治生活的文化适应;“中国功夫”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 首先,让我们把童话还给孩子,但同时把刀和剑在童话中彻底销毁。同时应该销毁的还应该有成年人疯狂的自私。

  漠视孩子与暴政战争和政治迫害缺乏对不幸者最起码的同情心,特别是对在战争中和政治迫害中失去父母的可怜的孩子——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 —的同情心。如果我们感同身受地想一想可怜的孩子们,想一想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想一想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叫,我想一切对父亲和母亲的政治迫害和战争杀戮都可以避免了。可惜的是,良心死了,既聋且盲。

  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是蔑漠视儿童的;我以为,漠视儿童是战争主义和各种暴力理论的根源:漠视儿童而不在意他们失去亲人的苦痛,漠视儿童而把他们当做工具或炮灰。当一名战士将一个“敌人”击毙的瞬间,他应该听见那个敌人的女儿的啼哭声,那种哭声与他自己的女儿完全一致。当一位法官或警察将一名“闹事者”咣当一声关进监狱时,他应该看见有一个孩子在睡梦中流出的眼泪,那眼泪和他自己的孩子的眼泪一样等待着父亲的擦拭。值得他们骄傲的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 这样想。

  不仅如此,折磨对手的孩子可能还被当作是对对手本身的一种惩罚。在这种无情的折磨中,很多正直的人无不懊悔自己已为人父。李锐先生有这样的感慨(88)。巴金说:“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萧姗)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89)萧乾说:“ 196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也更绝望,很想干脆自己结束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洁若肚子里还怀着一个!……那阵子,一种趋势是夫妻之间倘若一个成了靶子,就索性把另一个也拽上……襁褓中的娃娃可就太惨了! ……一天,他(小学三年级的大儿子)睁大了眼睛,气横横地问我:‘可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他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说:‘他们在学校里追着我,喊我小右派!’……孩子小小年纪所受的创伤,使我心如刀割。”(90)

  萧乾被“下放到农场监督劳动”,接到这样的命令后他回家与孩子告别。“望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孩子们,心里冒出个‘惨’字。”他不忍伤孩子们的心,只能和妻子一起对孩子称“爸爸要出差了,这回要走很久。”“谁知已经懂事了的大孩子劈头就问:‘爸爸还会来吗?’‘当然会回来的。’‘什么时候回来?’我听了,喉间哽咽……”(91)我读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为那个可怜的孩子,也为我自己——萧乾和孩子的对话正是我和女儿的对话,竟然一个字都不差!有人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什么我们的不幸如此相似?这是中国的父亲特别是中国的孩子共同的不变的命运吗?《南方周末》曾有一篇很有名的社论,题目叫“总有一种力量叫我们泪流满面”. 然而,在中国,总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让你家破人亡,总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让你妻离子散!

  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啊,那些祸害人的人想过受害者的孩子们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一切不幸?他们如今在哪里呢?他们可有忏悔之心?受难者却似乎宽恕了他们,巴金说:“人为什么变成兽?人怎样变成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92)布罗茨基说:“我倾向于宽恕那些警察,没有什么本事,又要养家糊口……” (93)呜呼,人与人的心灵竞如此的不同!

  “热爱战争”的背后最近众多媒体纷纷披露了大陆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有80% 强的被访民众主张“对台动武”.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如果这一结果是可信的,那么它尤其令人深思。1999年《天涯》第六期刊发了王小强的文章:“中国领空的等待”,读后让我不寒而栗。这厮见过战争吗,他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吗?他有没有孩子?他确信自己和孩子可以“幸免于难”吗? “中国领空”将等待无数孤魂野鬼,无数“孩子的笑容”. 战争究竟是什么?我建议他去学习一下东史郎的日记。我赞同罗斯福的一篇著名演讲:我痛恨战争,因为战争是无数孤儿寡母,是无数断壁残垣。有一位伟大的智者曾说过:“动物撕打,而人类契约”. 另一位学者说:“只有当人不再杀人才得以为人”. 那些动辄喊“ 杀”喊“打”的人,面临着重大的进化的任务;让我们为他们的灵魂日夜祈祷—— 主是仁慈的,一定能宽恕他们,因为“他们说的他们并不知道”. 我认为一切鼓吹战争的人有一个幻觉:“局外人幻觉”. 即想当然地预定战争中的一切灾难都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个永远失去父亲的幼儿肯定是另外一个倒霉蛋的孩子。如果没有这种局外人幻觉,如果“幼吾幼及人之幼”,除了几个疯子以外——因为他们有病— —绝大多数“战争主义者”都会马上闭嘴。

  自90年代初以来,一种“热爱战争”的思想开始在全社会出现并不断蔓延。热爱战争是仇恨教育在90年代结出的果子。在反思“文革”而产生的短暂的人道主义思潮被抑制之后,我担心,“要武嘛”(毛泽东)这一真野蛮正以“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借尸还魂。重新在荒芜的民族精神的空中祭起“仇恨节目”,无论是一种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救援,还是一种政治讹诈,在一个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 世界主流文明”的新时代,都只能是一种返祖现象。

  “仇恨节目”仍在上演。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作者称,“我忽然想拿枪”. “国家给他们(台湾人)捎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没什么好商量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中国可以说不》)最近,我经常在朋友那里听到同样的抱怨:“ 为什么不打台湾?!如果我是领导人的话……”我每次都非常诧异他们谈论战争和暴力问题时那如此轻松和权威的神情。我非常庆幸他们没有真正成为“国家领导人” ,而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一直在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为大陆的儿童和台湾的儿童(据说他们也是“我们中国人”)能因此免遭失去父亲或被炮火撕碎的悲惨命运而庆幸。

  “仇恨教育”还有一个基本经验:“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打文化”的经验显然是狭隘的,因为如果的确如此,由于世界上永远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那么世界应该每时每地都是战争;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不仅如此,这个“经验” 可能还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或个人“应该”欺负“落后”的国家和个人,而“军备竞赛”也就完全合理了。我不想为此举例,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可以反省你自己,你可以正视你的周围。

  更可悲的是,重新上演仇恨更多是出于商业自私。一家报纸因为1999年疯狂地演出仇恨,成功地扩大了发行量。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忽然想参军”或突然渴望杀人的人,我们不能太认真,因为稍一沉思我们就能发现鼓吹战争状态的人多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他们的目的在别处:文化贩子“收购注意力”;政客们“转移注意力”. 但其背后,不过是共同的永恒不变的疯狂的自私。如果战争热情真燃烧起来怎么办?他才不管呢。你不能在他们那里找到理性、良心和责任,那从来不是他们的长项。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责任是愚蠢,而无耻才是成熟。他们能够在“孩子的笑容”中眉开眼笑地数钱。

  我想,正是由于疯狂的自私以才如此蔑视生命、不尊重人和把儿童作为工具。因为漠视生命,所以“热爱战争”,所以“不怕牺牲”.因为疯狂自私,所以“热爱别人战争”,所以“不怕别人牺牲”;因为疯狂的自私,所以疯狂地利用“热点” 疯狂攫取商业利润和政治利润。这就是“热爱”战争背后如此平常如此残酷的灵魂。

  “哪管洪水滔天”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是向未来透支,是现在对未来实行的“ 三光政策”,是成年社会对儿童社会的侵略。由于人的寿命有限,自私者不作长期打算,往往急功近利。破坏环境导致的灾难是逐渐发生作用的,加之人类“搭便车” 的脾性,导致现时的人类对保护环境持不负责任的态度。然而,孩子们将在那样的生态中生活。

  环境污染使我日益绝望,资源的掠夺仍在疯狂地进行。那是孩子们的财产,是孩子们和未来的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我们已经挥霍一空。移民时代已经开始了,人们纷纷逃离中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环境灾难。在这种过程中,仍然有很多动人的“孩子还小,孩子先撤我掩护”的故事。未来的确令人恐怖。看看现在北京的污染,想想十年前的北京,仅仅十年啊,北京污染得如人间地狱,又罔论太原?再过十年呢?让人不敢想。然而逃出去的孩子毕竟是少数,或者更多是“ 贵族之家”的后人,这些家长是可以说:“我死以后,那管洪水滔天”的。那么更多的孩子呢?我们如何告诉她们过去的天空是蓝色的,但被我们糟蹋了,仅仅因为我们疯狂的自私?

  把刚刚出生的孩子放到一个严重污染(心灵的与物质的)而打成一片(喊打声和枪炮声)的世界,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

  教育的贫困:义务教育,谁的义务?

  1998年中国GDP 约80000 亿元,财政性教育支出2000亿元,远远达不到4 %的预定目标。4 %这个比例本身就是偏低的。谁都知道,这一问题不仅仅发生在1998. 教育经费的短缺是一个国家的贫困问题吗?不,看看校园以外的“繁荣”,看看各种形式主义的疯狂挥霍,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贫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的自私问题,或是“国家”的“道德贫困”问题。拒绝教育改革最深刻地表达了一种“既得利益”的自私。

  “教育造就未来的人类”(94)但未来的人类还未来,或还“人小言轻”,因此,教育主要依靠现在的人类发善心。这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如果说其他东西,中国这里还可能有,“善心”是无论如何也不存在的;因为这里把“善心”叫“愚蠢” ,一直是嘲笑的对象。“自私”也不见了,“自私”的中国人给它穿上了旗袍,叫 “精明”或“智慧”——北京人叫“牛逼”. 东北人叫“有尿”,“后现代”叫“ 酷”. 正是考虑到“现在人们”的自私,所以现代政治文明赋予了现代“国家”或立宪国家供给教育的责任。在我看来,这是“义务教育”的本来含义:即“国家” 有“义务”保障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奇怪的是,或者是由于“赶超型教育”的需要,或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国家义务被转移为公民义务,国家供给教育的义务转移为公民接受教育的义务。是这种观念破产的时候了。

  教育对公民而言,不应是义务,而是一种权利,公民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也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公民有义务接受教育”是国家主义的强制教育:强制孩子接受教育,并强制孩子如何接受教育。这种陈旧的教育思想不仅本末倒置,淡化了政府的责任,而且强化了政府对个人的全面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满足“政府”的政治利益,也满足“政府”的经济利益。因为道理很简单,“义务教育”无论是在“做一行吃一行”的时代,还是在划一主义教育产业化的新时代,简直就等于说是公民的 “纳税义务”或“学费义务”. 因此,我赞同香山健一先生的高见,“要从根本上转变‘义务教育’的观念,实现‘义务教育’的观念向‘保障就学’观念的转化。” “保障就学”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的义务的观念,即无偿并且平等地保障所有国民一定程度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简言之即‘国家的就学保障义务’. ”(95)国家保障就学并不等于国家因此应垄断教育,而是指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和立法活动保障教育的充分和有质量的供给。事实证明“公立教育”恰恰导致“教育的短缺”. “保障就学”的目的是让孩子拥有充分选择学与不学的自由,选择学校的自由,选择教师的自由和选择教材的自由。然而,当“国家”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时候,教育观念的转化不仅要战胜陈旧的观念,还必须战胜一种强大的自私。

  五、青春的神话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理解“年轻”并教育“年轻”全面理解自己。这首先要超越一种神话:“青春的神话”. 极权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抒情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立在“诗人与刽子手共谋”(昆德拉)的基础上。文学抒情的基本逻辑是善恶二元论,“善”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中,“青春”最受抒情的青睐,它被文学恭维后,自然同时被赋予政治学的正价值,从而取得独断的合法性,文学的“善” 被被等同于政治的“善”. 这是一个政治神话。

  自我神化与青春的真相一个未成年的民族是有很多神话的,而神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被神化的人,同时自己也沾些光。神化国家如此,神化青春仍然如此。我怀疑,“青春无悔”、“青春万岁”这种对青年的奉承主要目的是自我奉承。长期以来,恭维年轻是国家或政治家领导下自我拔高和低成本确定“群众基础”的经典庸俗表演项目之一。任何领袖都争先恐后地亲小孩的脸蛋和屁股,争先恐后地夸奖年轻人是8 、9 点钟的太阳。这是一种善恶二元论或居高临下思维模式下的自我欣赏与对青年人的勾引。如果我还“年轻”,我想率先声明自己拒绝这种恭维。

  青春不是一种特权,青春照样需要反省。青春不是白纸,同时具有善恶的可能性。如果不正确引导,照样可以为恶。特别是在“青春万岁”这种政治神话鼓舞下,青春更可能作恶多端。“在世界范围内并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暴力行为是年轻男性来实施的。……那些自我评价高但缺乏真实成就的坚固基础的人们尤其倾向于暴力,因为他们自爱的幻觉更容易被击碎。”(96)

  青春的真相可以这样来表示:“年轻是一道地平线。太阳升起来的地方,或者,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教育是关键。”或者说:“孩子们做过足够多的坏事,伤害或打死其它动物。当孩子们培养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心时,残暴也就消失了。”(97)

  青春的神话的恶果是,恭维往往使人自负,失去控制,从而为所欲为。国家恭维青春尤其导致这种恶果,因为它解除了法律的约束,“自上而下”的学生运动因国家法律之保护将宣布被迫害者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义和团和红卫兵莫不如此。

  1999年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尤其促使我们反思青春的神话。红卫兵的青春之火与独生子的青春之火混合燃烧,一种荒诞的青春形式开始炼成,“新五四青年”是在青春的神话中成长起来的。

  我批故我在在恭维中,越来越多的青春型学者激烈地批评上一代、上几代知识分子缺乏道德勇气。这种批评往往把自己从被批评的知识分子中摘出来——这可能正是热衷于这种批评的目的之一。这种批评充满了儿童的懦弱、自私、狡炸与虚荣。我并不反对批评,但我们呼吁理性的批评。从波普尔的定义引申,如果我们批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懦弱,那我们至少:1 、我们面对同样的暴政,2 、面对同样的暴政我们没有象他们那样“窝囊”或比他们坚强,3 、我们勇敢地面对了新的或现实的暴政。然而,即使今天我们在相对开明的时代,我们表现出我们所标榜的理性和勇气了吗?我鼓吹的忏悔理性是想说:首先是我自己应忏悔,其次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忏悔,再其次才是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忏悔。知识分子是有缺点的,但首先是我有缺点的,是否把自己摘出忏悔者行列,是区分一切伪忏悔作秀和忏悔理性的试金石。此外,今天我们能更“深刻”地反醒一些问题,这些“间接记忆”很多来自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说过,远离苦难的人是无权评价深陷于苦难之中的人的。青年人应该在恭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代青春的命运1999年5 月中旬,我在北大三角地发现这样两副对联形式的“ 小字报”:

  操美帝国主义,看他妈谁敢惹我;与党中央一致,那看谁敢惹咱俩。

  继承义和团民族传统,打倒民主自由科学人权,打砸抢被压迫人民之正义;发扬红卫兵革命精神,坚持阶级斗争自立更生,烧杀骂新五四青年最荣光。

  第一副对联的横批是:“尊王攘夷(扶清灭洋)”,第二副对联的横批是:“ 要武嘛”. 作者用的可能是反讽笔法,但我仍然有这样的大恐惧:文革又要来了吗?

  我曾有幸在钱理群先生那里广泛翻阅这十年出版的各种语文教材,我曾多次通过电视聆听今日青年导师(科学家、教授、学者)们的偏执与逻辑混乱——我觉得这一代青年如果不这样表现反而奇怪了;如果“第二次文革”或“小文革”搞不起来,那反而奇怪了!

  我相信中国思想界的中心正从校园转向民间。这未必是好事,因为青年人毕竟集中在校园里。我们可以把1949年以来出生的人分成三代人,他们在各自年轻的时候到选择了不同的释放青春的模式。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代沟”根源于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成人环境以及不同的人生经历。

  第一代青年出生于1949年前后。“革命”和“阶级斗争”是他们的话语核心,也是他们解决现实与理想冲突的主要语言资源。他们构成“文革”的群众主体,他们在文革中埋葬了青春。但在“文革”后期,他们开始反省自己语言的贫困和精神的贫困,这种反省是在舔噬伤口和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内部读物”的过程中来完成的。他们成熟了,当然,成熟是向两个方向延伸的:回归“资治通鉴”或趋向“ 渐进自由主义”. 他们的苦难可能赋于了他们更多的实用理性,而不是更多的道德敏感。

  在对文革的公开反省中,第二代青年走进了大学;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对文革法西斯暴政的反思和开放涌进的新思潮提供了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话语。他们自然成为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主体。一个民族的人道主义热情与他们对苦难的记忆是密切相关的,与他们对世界持和平主义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后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不仅是这代人的不幸,也是这个民族的不幸——可以说,它是一个一向缺乏人文传统的民族在希望之晨可悲的自杀。

  这种大悲剧命运已经开始通过第三代青年体现出来了。第三代青年接受的教育是否定第二代青年人道主义道德激情的教育,是否定“新话语系统”的教育,是强制遗忘罪恶和苦难的机会主义教育;即他们必然接受反人道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反自由主义的旧革命话语系统的教育,反对“十字架神学”的极端商业主义的教育。另一方面,青年人的激情永在,社会矛盾在深化和表面化——当社会动荡来临,这样的反理性主义激情领导下的解构运动将促使他们拾起革命和“文革”的语言符号;事实上,1999年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与第一代青年不同的是,他们缺少了更多意识形态的道德真诚,多了更多的伪勇敢和市侩精神。

  不仅如此,中国人口政策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开始从第三代青年身上显现出来了。独生子女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脆弱、霸道、自私、虚荣,实用。这一代人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农村的孩子的人格可能(双生子女多)还比较正常或健康,但他们却受不到应有的文化教育。愚昧和单纯与上述人格共同构成这代人的基本人格。这当然不是孩子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严重关注。

  我知道我对中国当代三代青年的述评会受到很多愤怒的批判,但我并不想因此收回自己的观点。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的有两点:一是我对三代人的结论是概念性的,这种结论与特殊“反证”并不抵触,即我并不否认有些青年与我的评价正相反。二是我对第三代青年的批评最苛责的结论无过于“太年轻”,而主要不是现实的罪恶。我知道,这种年轻(丧失记忆,否定人格、机会主义和不讲道理)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几代人身上,存在于几代知分子的灵魂里,存在于我自己的血液里。

  我呼唤良知,对青春承担责任;我对所有人呼吁,已经“青春”过的和正在“ 青春”之中的。

  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的降生都带来了上帝对这个世界尚未绝望的信息;然而,在中国,每个孩子的“成熟”都不断加重我们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绝望。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毒害孩子心灵的精神土匪,是迫害孩子的无耻帮凶或看客。

  人道主义者是从受害者特别是“少数”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的。所以我不会理会“你讲的都是少数现象”这种司空间惯的指责。我们每个人都是“少数人” ;一个人的悲剧对这一个人就是一切。“大多数”是一种虚妄,一种无心肝的托词。

  人类的受难史在一定意义上是母亲的受难史,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孩子的受难史。但“痛思母亲”使我们悲伤,怀抱孩子的尸体更使我们绝望。有人说,“共和国不能开枪,因为共和国的臂膀里不能抱着尸体。”即使将孩子的尸体掩埋了,但人道主义者仍然永远能看到它,能看到“孩子的笑容”所展示的深刻的意义,能感到孩子的眼泪滴落在脸上的痛楚、冰凉和温热。

  20世纪走得太匆忙,太自私,它流下了那么多孩子的血泪却不肯反省。它拖着我们的臭皮囊蹋着自己的罪恶光荣地前进了,“不知个个的脸上带着血污”. 坚守在20世纪天空的是我的灵魂,它将为死去的孩子的灵魂日夜祈祷;它将代表已经“ 跨”了“世纪”的那些象快乐的猪群的父母们永远忏悔。

  这个幽灵将永远向21世纪所有远去的背影们呼喊:你们怎样有勇气直面人生地平线上如星星般刚刚睁开的纯真的眼睛?

  注释

  (1 )《俄罗斯暗夜》薇拉-妃格念尔著谢翰如译三联书店1992年3 月版P. 193 “国家机器成了真正的摩洛”译注:“摩洛:古代腓尼基宗教中的男性大神,以活烧婴孩祭之。另一种说法是:摩洛是宗教术语,指一婴孩为祭品的火烧献祭仪式”. (2 )《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年2 月版P.4. (3 )转引《随笔》1999年第六期李国文“朱皇帝的残忍”一文。

  (4 )《自由呐喊》石言主编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4 年10月版P54-55. (5 )同上,P.56. (6 )《鲁迅杂文全编-下》P.163.(7 )《雾都孤儿》中的小主人公。

  (8 )《羊城晚报》1999年12月4 日。

  (9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10)《李敖文集-中国性研究与命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P.240.(11)《自由呐喊》P.54-55. (12)《鲁迅杂文全编-下》P.277.(13)何新语。我曾说,这可能让历史很为难,除非他以另一种姿势:“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 (14)《鲁迅杂文全编》P.355.(15)《斯大林时代的谜案》(苏)安*弗*安东洛夫-奥弗申柯著红旗出版社1992年9 月版P.2-4.(16)参见《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8 月版P.118、246.(17)同上,P. 241 、242 、243.(18)同上,P.246.(19)《自由呐喊》P.278.(20)(《东史郎日记》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3 月版P.5. (21)《与莫斯科决裂》(苏)阿-舍甫琴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P.62 -63. (22)《摆脱克格勃》(俄)瓦-巴卡京著新华出版社1998 年8 月版P16 -23. (23)《希特勒的追随者-戈林》古一多-克洛卜著海南出版社1999 年6 月第一版P.67.(24)同上。

  (25)同上,P.56、62. (26)《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邓瑞全主编1999 年1 月版P.457.(27)《希特勒的追随者》P.20. (28)《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P.298.(29)《黄河》1999年第2 期P.150.(30)《青春的浩劫》,P.215.(31)《北京文学》1998年第九期。

  (32)《自由呐喊-冯至》P.278.(33)《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美)罗伊-F -鲍迈斯特尔著东方出版社1998 年12月版P.127. (34)《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纪录并整理花城出版社1998年1 月版P.3.(35)《鲁迅杂文全编-下》P.493 -494.(36)《人民警察》1999年第12期P.5. (37)因此我认为上述14%的比例是不公正的,成年人的犯罪率要更高,因为未成年人的犯罪都是破案率高的“简单”案件,而且晦罪手段也不高明,而成年人犯罪的情形正相反。

  (38)《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1 月版P.293. (39)《见证》P.15. (40)《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P.295.(41)《俄罗斯暗夜》P.308 -309.(42)《摆脱克格勃》P.30. (4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P.130.(44)参见《青春的浩劫》P.116 -117.(45)《自由呐喊》P.86. (46)《中国青年报》1999年6 月2 日。

  (47)《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17日。

  (48)《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 日。

  (49)《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1日。

  (50)《中国青年报》1999年6 月10日。

  (51)《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 日。

  (52)《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第154 期。

  (53)《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17日。

  (54)《鲁迅杂文全编-下》P.108.(55)《羊城晚报》1999年12月12日。

  (56)《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5日。

  (57)《羊城晚报》1999年10月18日。

  (58)详见1999年7 月《南方周末》“收容”一文。

  (59)详见《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7日“16岁少年-植物人”一文。

  (60)《羊城晚报》1999年10月9 日。

  (61)《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7日。

  (62)《见证》P.32.(63)《科学时报》1999年10月18日。

  (64)《希特勒的追随者》P.129.(65)《杞人忧师-王小妮》。

  (66)《鲁迅杂文全编-下》P.173 -174.(67)《为了自由的教育》P37 - 38)

  (68)《为了自由的教育》(日)香山健一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37 -39. (69)《粤港信息报》1999年1 月6 日。

  (70)《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4 月版。

  (71)《让历史来审判》(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7 月版P.378、379 、422 、559 、560 、841 、842.(72)《第三帝国的兴亡》P.947. (73)《东史郎日记》P.77 、78.(74)《100 个人的10年》冯冀才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7月版P.78-85. (75)《青春的浩劫》P.67-68. (76)转引《黄河-摩罗》1999年第二期,P.153.(77)《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5 月第一版P.8. (78)《鲁迅杂文全编》P.229 -230.(79)《名人自白》 P.755.(80)中国除外。长期以来,“灭门”在中国是成文法;这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虚伪的而我们的法制是真实的”又一例证,“斩草除根”对一些民族可能是政治新闻,但至少在古代中国,它是政治常识,有关常识事件的任何言论不可能成为“名言”;常识的东西就很少有人反思和探究其合理性。

  (81)《政治的罪恶》(法)路易斯-博洛尔著改革出版社1999 年4 月版P. 30-31. (82)《恶》P.399.(83)《国民党研究》李敖著时代文艺出版社P76- 82. (84)《鲁迅杂文全编》P.388.(85)《恶》P.12. (86)《政治的罪恶》P. 27、96. (87)《独脚兽和龙》乐黛云勒-比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独角兽”和“龙”分别代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这里意指中国的落后或许不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是道德和宗教方面存在差距。

  (88)参见《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99年春天李锐先生将该书的香港版送我时,我曾专门将我的读后感告诉他,特别提到我对他在“服刑”期间和孩子之间感情的感触,并曾向他赠诗一首:“过尽千帆星月稀,城头依旧大王旗;巫山远看孟姜女,龙胆重读屈子词。最是男儿劫难后,始知大者众归时。也闻杜宇啼春梦,执手零丁欲语迟。”诗的题目是“读《党内有个李锐》一书有感”. (89)《名士自白》P.142.(90)同上,P193,199 ,200.(91)同上,P.205.( 92)同上,P.150.(93)《文明的孩子》(美)布罗茨基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4)《为了自由的教育改革》P.2.(95)同上,P.58. (96)《恶》P.19- 33.(9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