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1月号

  最近众多媒体纷纷披露了大陆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有80% 强的被访民众主张“对台动武”。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如果这一结果是可信的,那么它尤其令人深思。

  ◎反思“战争人格”

  自90年代初以来,一种“热爱战争”的思想开始在全社会出现并不断蔓延。在反思“文革”的短暂的人道主义思潮被抑制之后,我担心,“阶级斗争”所根据的 “武打精神”或“要武嘛”(毛泽东)这一野蛮传统正逐渐以“民族主义”的新形式借尸还魂。重新在荒无人烟的民族精神的空中祭起“枪杆子理论”,无论是一种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救援,还是一种政治讹诈,在一个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 世界精神”主流的新时代,都可能是一种返祖现象。

  战争人格是一种原始文化,从赫拉克利特经黑格尔的渲染,希特勒把它民族化了,斯大林把它国家化了,毛泽东把它阶级化了——在李逵、关羽“砍人头如切菜” 这样的传统审美文化的共同援助下。现在,东方世界的精明人正努力把它企业化和商业化。战争究竟是什么?我建议广大读者去读一读东史郎的日记。我赞同罗斯福的一篇著名演讲:我痛恨战争,因为战争是无数孤儿寡母,是无数断壁残垣……

  有一位伟大的智者曾说过:“动物撕打,而人类契约”。另一位学者说:“只有当人不再杀人才得以为人”。那些动辄喊“杀”喊“打”的人,面临着重大的进化的任务;让我们为他们的灵魂日夜祈祷——主是仁慈的,一定能宽恕他们,因为 “他们说的他们并不知道”。“战争状态”的逻辑结论之一是敌人的存在。“敌人” 一般在国境线之外,但由于政治文化自身的局限性,“敌人”更多“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周围。虚构内部敌人是20世纪最野蛮的政治迫害形式之一。敌人意识因暗示了“非敌人”的人的(对敌人的)专断或特权地位而为卑贱者所钟爱。当有人鼓吹 “祖国的蓝天”在等待纷飞的炮火时,我怀疑,事实上可能是他自己在盼望,在那样的天空里,他不仅可以口头斥责、污蔑别人“正中美国人的下怀”,而且他应该 “有权”对他人实行“专政”。我认为一切鼓吹战争的人有一个幻觉:“局外人幻觉”。即想当然地预定战争中的一切灾难都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个永远失去父亲的幼儿肯定是另外一个倒霉蛋的孩子。如果没有这种局外人幻觉,如果“幼吾幼及人之幼”,除了几个疯子以外——因为他们有病——绝大多数“战争主义者”都会马上闭嘴。人类正这样日益分化为两种人:对他人受到伤害而感到自己痛苦的人,和因他人受到伤害而感到自己幸福的人。前者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后者有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帜。现在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的社会,或者由于历史传统,或者由于强制遗忘的现实环境,根据那个民意调查结果,第一种人似乎占“公民”的20% ,而后一种人占80%.我似乎记得一位领导人说过,跨进21世纪,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处的位置。但是,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文明的位置上呢?除了上面充分展示的“野蛮”,还有更普遍的“谎言”,二者构成我们的“文明”的内核,因为二者竟然成为了生活的“常识”。人反驳说,面对“日寇”的暴行难道我们不能“ 打杀”吗?我认为这是偷换概念,因为我批判的是“热爱战争”这种“文化”,并不是无条件地鼓吹取消“抵抗暴政权”。不过我必须提示的是,“日寇暴行”一直在人道主义批判的范围之内。同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日寇暴行”同样存在,同样是恶。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忽然想参军”或突然渴望杀人的人,我们不能太认真,因为稍一沉思我们就能发现鼓吹战争状态的人多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我们能发现他们的伪勇敢和真精明:“增加发行量”和“收购注意力”是他们真正的商业目的;这种商业动机在一种政策环境(同时也是市场环境)中受到了鼓励。你不能在他们那里找到理性、良心和责任,那从来不是他们的长项。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责任是愚蠢,而无耻才是成熟。他们能够在良知的普遍怨恨中眉开眼笑地数钱。

  但伪战争贩子“收购注意力”的商业努力显然取得了某种成功,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反省一种被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王朔挑战金庸”所引发的文化争论为文化反思提供了某种启示。

  ◎反思武打文化

  自从1999年11月1 日《中国青年报》文学版刊发了王朔《我看金庸》一文之后,各种传媒竞相炒作,学界对此却反应不一。大体说来,围绕“金王之争”至少存在三种观点:“修理王朔派”、“声援王朔派”和“不以为然派”。

  很多学者属于“不以为然”派,他们认为“金王之争”如果不是媒体炒作,就是王朔自我炒作。有学者认为,即使对金庸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比如批评金庸 “妖魔花”了中国人,那么进行这样的批评也轮不到王朔,因为在王朔的作品里,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是被“痞子化”了。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没有必要参与这种琐碎无聊的文人口舌之争”。但显然,如果一定要学者们在金王之间有所褒贬,可能大多学者会对金庸寄以同情。

  在“修理王朔派”和“声援王说派”之间,这场争论可以说还未开始就胜负已判:修理派一直拥有压倒多数的优势。加上中国文字经过大批判的千锤百炼所累积的“修理”(批判)优势(动机分析与“就是——判断”),王朔似乎已经被“修理”得体无完肤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金庸的小说。我感到动辄对人喊打的人和批王朔的人之间有某种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根源于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力量崇拜(以暴力和狡猾为主要手段的“权威人格”,可参考法兰克福学派对“权威人格”的定义)。“武术”是暴力的艺术移情或文学抒情。

  我的观点是:首先,我认为,王朔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这种诚实在一个被谎言管理的社会显得尤其可贵。“动机分析”——如普特南对“相对主义”的批评—— 是一种“精神自杀”。它使任何学术批评都不可能,而“批评者”本人也必然面临相同的“分析”。其次,王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涉及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的大问题。考虑金庸小说的“普及率”,考虑中国“武打小说”在世界文坛上的 “独树一帜”,我认为,王朔的批评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提出了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它也可能帮助刚刚兴起的中国学界对中国人忏悔意识的呼吁。我担心,金庸的作品可能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几代人,因此对这样一种关乎重大的文化事件进行反省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甚至可以把这场争论看作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先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旧武打文化”,它的核心思想是:蛮不讲理的“在朝”的法家现实进行儒家的“文学”抒情,其边缘文化是“在野”的法家的绿林精神或“梁山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神人”(克里斯玛人物)偶像崇拜。新的武打文化以“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给力量崇拜“赋予了新的”合法性“,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力拔山兮气盖世“与”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二者之间共通的文化资源。现在我们面临着对”新的武打文化“和”旧的武打文化“共同反思的任务。但令人遗憾的是,或者由于清高,或者由于胆怯(主要是惧怕”群众“),文化反省的任务一直被搁置了,剩下的只是学术表演。儒家文化是法家现实的文化表演,以儒家为文化反省对象的”现代思想“是新的文化表演。今天,我们一起沉陷到一个化装舞会之中,为了显示我们的”成熟“或我们的出类拔萃,我们一致同意,舞会外面的现实是”俗文化“或”亚文化“。在我看来,法家比儒家更能代表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中国文化“,而”武打文化“是法家思想最精制的大众文学形式。

  我同意这种观点,“王朔没有完全批评到点子上”——据我所知,他也不是最早最深刻地审视金庸作品的人——但他开了个头,他无意中提示思想界应该有更多的人认真思考和解释这个“武打时代”(从小说到银屏,从成年人到儿童,从文学到政治,从拳头到嘴巴,从古至今,等等)或武打文化。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这样一种文化进行还原,进行“考古研究”(福柯)。我们不能对一个文学批评提出超越它本身的要求,尽管我同意,对文学批评仍可以进行文学批评和学术批评。

  最后,我赞同我的朋友朱学勤先生说的: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因此“有话不好好说”。以批评精神超越大批判精神和骂人精神,是这次讨论的方法论方面的意义。大批判或骂人是“语言武打”,是语言的“蛮不讲理”或“ 话语力量崇拜”(它比“话语霸权”更原始)。从“金王之争”的两派的大批判语言中,我们恰恰看到了“武打文化”对我们灵魂的毒害。要治理批评精神的贫困,应该支持和欢迎各种公开的辩论。至于王朔所使用的“批评”语言,是归与一种个人的语言风格,还是斥之为“刻薄”或“过分”,我尚未想清楚,故不敢置评。

  我不否认“金大侠”的才思敏捷,但他的基本认识论是“善恶二元论”;他的基本方法论是“打”;他的基本价值观是“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是灭绝人性的 “大兴惨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谢富治的原话。如果在红卫兵精神和金大侠精神之间作区分,可能区别在于红卫兵是“国家铁拳”的一部分,而“神雕侠”的铁拳属于他自己。

  “善恶二元论”是极权主义的道德合法性,“打”是野蛮民族的野蛮传统和极权主义唯一的政治安排。我确信金庸的作品是伟大的,只不过是并仅仅是在中世纪时代是伟大的,或者,只有在仍旧生活在中世纪法则之中的人们中间,它才是伟大的。这个法则是:一切围绕生存资源和政治资源展开的竞争和冲突其最普遍或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打”.这是动物世界的普遍生存原则。“武打小说”仅仅是对这一动物原则的“杨朔式抒情”;人比动物虚伪,他可以“以打为美”。“我把那家伙打了一顿”,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自豪而幸福地炫耀说,却丝毫不觉得丢人。

  这样的动物或恶棍象庄稼一样遍及我们的四周。“专政不是绣花,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这话是姚文元说的,但以同样的口吻谈论问题的人绝不仅仅是姚文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姚体”是全民语言。前几年就有这种“呸式”语言:“国家给他们(台湾人)捎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没什么好商量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中国可以说不》)最近,我经常在朋友那里听到同样的抱怨: “为什么不打台湾?!如果我是领导人的话……”我每次都非常诧异他们谈论战争和暴力问题时那如此轻松和权威的神情。我非常庆幸他们没有真正成为“国家领导人”,而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一直在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为大陆的儿童和台湾的儿童(据说他们也是“我们中国人”)能因此免遭失去父亲或被炮火撕碎他们幼小的躯体和灵魂的悲惨命运而庆幸。

  暴力的平常心是“武功崇拜”(是以打为常识、为美、为“赢”的原始精神)的恶果。拥有“武功”的人是习惯“捎个话”而不愿意讲道理的。“蛮不讲理”,这个词很精彩,因为“蛮”,所以“不讲理”。能够蛮不讲理一直是一些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如何才能“蛮”?“武功”(拳脚的与枪炮的,或旧式的与新式的)而已。

  “武术之乡”还有一个基本经验:“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打文化”的经验显然是狭隘的,因为如果的确如此,由于世界上永远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那么世界应该每时每地都是战争;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不仅如此,这个“经验” 可能还意味着强大的国家或个人“应该”欺负“落后”的国家和个人。我不想为此举例,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可以反省你自己,你可以正视你的周围。

  我们能否仅仅以“审美”的理由来为金庸的作品辩护呢?我赞同经济学家应有 “人文关怀”,那么作家不更应有“人文关怀”吗?“打得很美”,“美”在何处呢?如果说武打小说是“成人的童话”,我不理解,何以我们成人特别喜欢“童话” ,并且喜欢“打人”的“童话”?我常常想“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方式在金庸先生那里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即“武打方式”而不是“经济方式”:伯爵遇到高人苦练打仗的本事(我们称之为武功)或“苦练杀敌本领”——当然,无一例外地周围跟着一大堆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子——然后伯爵下山杀死了仇人。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文学不仅仅审美的,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窗口。金庸先生仅仅是反映或迎合了“打”的传统,而不幸的是,这个传统是反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我建议王朔在批评金庸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省我们的文化,反省中国的文化:何以有如此众多的人迷“武”恋“打”?

  “成年人的童话”?它实际上成为了童年的常识。成年人不应该因自己这种变态的审美造成的儿童的童话的消失而集体忏悔吗?我们在“成年人的童话”中想象自己把别人打败了,我们因“孤独求败”而无限幸福,——何以我们高人一等并恃武力为所欲为就感到美或幸福呢?这不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权威人格”吗?

  记得晚清时期有一个外国传教士感慨说: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成年人为孩子们写过一部童话故事。审视我们的历史,我只能赞同他的发现。“爱国主义者” 或“纯文学家们”辩护说,但我们有“成人的童话”。金庸以前,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有诸葛亮火烧赤壁……全部是散发着血腥气的“打杀英雄”,区别仅仅是用木棍、用大刀或用“计谋”。这种“成人的童话”已经成为儿童的实践:我们都记得,在我们的童年,我们最经典的游戏项目绝大多数是从这样的口号开始的:“冲啊,杀啊……”现在到校园里,甚至到幼儿园里我们会看到,那些活泼的孩子们最经常的游戏是彼此比划从武打电影中学来的招术,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嘿、嘿、……文革时期有一著名口号:“刺刀见红”或“杀!杀!杀!“ 那些”武力审美派“或”成年童话派“如何理解这一切呢?”武打审美“绝不仅仅是”纯文学“的,它是历史,也是现实,也是政治,也是生活。区别仅仅是打人的姿势和打人的工具。

  儿童的成长过程是对成年世界的模仿过程。我希望成人记住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社会角色。“成人的童话”的恶果是普遍的成人世界的伪幼稚和儿童世界的伪成熟。这种“人生季节的颠倒”(周作人)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我猜想,这是中国人对一种伪成熟的真幼稚或真原始的伪现代的政治生活的文化适应:“中国功夫” 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审美的艺术?我想起中国人对女人小脚的病态的审美来了。那时“80%”的人是“喜爱”小脚的或“以小脚为美”的,尽管被活生生摧残的女孩不喜欢;现在,“80%”的人是“喜爱战争”的,尽管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哭泣的孩子们不喜欢——一种猥亵的审美已经渐渐死去,一种野蛮的审美却还在生长……语言文字都变成了武器— —武器的作用是杀人,而语言文字的作用是证明或表述“为什么杀人”以及“如何杀人”。如果说语言和文字是文明的载体,那么,武打语言和文字承载着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当个人武打“打下了江山”以后,对“打”的金庸式抒情就深化为意识形态抒情,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国家暴力的合法化以及以国家等大词为借口对暴力赋予正价值,国家暴力往往对个人进行合法的迫害和谋杀。

  ◎“爱国”——给残忍提供的机会

  自古以来由于“莫非王土”的皇权自私,中国意识形态有一种“大一统”拜物教。它认为,如果在个人生命和个人权利与“国家统一”目标之间二者择一,必须选择后者。我的看法正相反。我这种观点并不是偏激或“异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国家仅仅是个人自由和自我完善的工具”,但这一“工具”毕竟还束缚个人自由,因此,“国家应该不断消亡”。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尊严”这个概念是可笑的,因为如何说工具——比如一把锄头——有“尊严”呢?如果“国家” 不断“尊严”,那么“国家”如何“不断消亡”?

  波普尔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痛。“痛”何以尊严?国家价值在个人价值面前如此,国家统一的价值就不证自明了。作为工具价值,统一是必要的,是一种善,但当且仅当国家统一是通过契约自愿联合而不是通过征服强制一统时,统一才是善,尽管不是至善(至善是个人自由)。

  托斯妥耶夫斯基曾举例说:如果你为了一个“社会工程”,必须用坦克压到前面一个正在握紧小拳头的吃惊地望着你的孩子,你能相信你的那个“大义名分”的目的的合理性吗?“对台动武”不正是面临相同的问题吗?“武力不是用来对付平民的”,在所有的战争中,“正义的”与“非正义的”,这个口号都被用来覆盖每一颗炮弹,但每一颗炮弹在爆炸的瞬间都雄辩地证明了这句话永远是一个谎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因而人类可以这样划分为两类:通过暴力和机遇完成政治安排的人和通过和平协议和深思熟虑完成政治安排的人。文明与野蛮,判然有甚于是乎?

  ◎向孩子忏悔

  战争人格和武打文化代表了一种疯狂的成人文化。他们缺乏对战争中的不幸者最起码的同情心,特别是对失去父母的可怜的孩子——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的同情心。如果我们感同身受地想一想可怜的孩子们,我想一切对父亲和母亲的政治迫害和战争杀戮都可以避免了。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是蔑漠视儿童的;我以为,漠视儿童是战争主义和各种暴力理论的根源:漠视儿童而不在意他们失去亲人的苦痛,漠视儿童而把他们当做工具或炮灰。当一名战士将一个“ 敌人”击毙的瞬间,他应该听见那个敌人的女儿的啼哭声,那种哭声与他自己的女儿完全一致。当一位法官或警察将一名“闹事者”咣当一声关进监狱时,他应该看见有一个孩子在睡梦中流出的眼泪。

  历史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易子而食”、“卖儿卖女”、“弃婴溺婴” 之国,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通过媒体我还知道,1999年11月10日,澳大利亚移民局继15(?)个国家之后,与中国民政部门又达成了“弃婴领养协议”,中国民政部门要求每个国外的领养人赞助“福利院”4800余澳元。有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仅仅被国外领养的中国婴儿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4000余是女婴。最近广东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北省通山县浩路乡雨山村小学的“现代溺婴”惨案:这所学校10年来一直要求学生每周三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上山砍柴,向学校交烧柴。1999年5 月5 日,6 个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县教委、民政局、保险公司等有关单位出资,每个死难学生家属获得3000元的安葬费、2000 元的保险费,外加大米150 公斤。这就是生命的价格。我又想起据有中国特色的训练孩子表演的“杂技”艺术,而在更多的国家,那种艺术更多是驯兽表演。

  这种“审美”是否太病态了呢?如果我是一名观众,我将在那些幼小的变型的躯体面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罪。

  我想,正是如此蔑视生命、不尊重人和把儿童作为工具(意识形态工具、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发财治富的工具)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那个80% 的狂热。因为漠视生命,所以“热爱战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不怕牺牲”。因为疯狂自私,所以“热爱别人战争”,所以“不怕别人牺牲”。这就是80% 背后如此平常如此残酷的灵魂。

  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象公牛一样撕打在一处的父亲们握手言和,所有的象野鸭一样叫喊助威或向胜利的公牛嗲声嗲气的母亲们微微有些脸红。那一天,80%的人对“以打为美”、对“拳脚工夫”都困惑不解,所有的人们——如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说的——“一致同意:从此,人类结束战争”。如果个体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那么一切战争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动物(柏克),那么一切武打精神都是反人类的,至少是反文明的。我永远也理解不了热爱战争的人,就象我永远不能理解“打审美”的“文学理论”。人类的心灵是如此的不同,在80%的 “群情激愤”中,我能否拥有“少数人的权利”?在一大堆愤怒的群众和一个孤弱无助的孩子之间,我宁愿作一个“极少数人”。我唯一的力量或反抗方式是我的“ 软弱”——我以此意识到自己与野生动物的不同;以此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计算机时代而不是义和团时代;以此才略有勇气直面人生地平线上如星星般刚刚睁开的纯真的眼睛。

  把刚刚出生的孩子放到一个严重污染(心灵的与物质的)而打成一片(喊打声和枪炮声)的世界,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