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蕴涵的年份。
这一年，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非常之多。
以百年为历史单元，开辟中国现代化新状态的戊戌变法，走过了百年历程。现代大学的官式确立，也悠悠一个世纪。以五十年为时间落差，象征中国现代乌托邦社会运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忽忽进入史册已半个世纪。这些与我们中国人当今处境密切相关的事件，在1998年，都钩起我们曾经沉睡的记忆，促使我们思考。
当然，这是由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缘故。当代人理解的历史总是“当代”的。那些以“还原”历史而对历史进行的拼贴，究竟因为远离当代人生活而缺乏活力。
当然，落实到我们的实际遭际上，这也是由于上述历史事件与我们当下正在进行之中的社会变革，具有的紧密关联性所致。当代人理解历史，也总是“切己自反”的。
因此，要说1998年更值得我们聚精会神地去思考的事件，还是恰恰于20年前蹒跚起步的改革开放。而对于这一思考来说，启动改革开放思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则又成为思考的实际起点。
从今天的视野看，“真理标准”讨论的学术水准，并不是很高的。与其说那场牵动了中国人思绪的讨论，是一次学术活动，不如说它是一次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前奏、或思想演练。因而，再思这场“讨论”，即联系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性反思，我们必须觉悟到这一反思的定位，既不在它的理论原创意义上──因为真理标准简直就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哲学话题，并且几乎难于进入现代哲学的视阈；同时，也不在它的学术检讨的深度开掘意义上──因为哪怕就是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精致讨论文章，在这场讨论中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文章作品中，也未曾发现。从理论上讲，这场讨论，完全是对于西方古典哲学论述、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的反刍。
但是，这场讨论又确实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在。
这一意义，简直就在讨论的话题上直接体现了出来。讨论中对真理标准自身的哲学学理检讨，之不如对标准的实践性的极端强调，已经启迪我们，这场讨论，原本不是要在哲学上创造出什么新理论，而是试图为新的社会政治实践清扫地盘。
改革开放的20年进程，证实了这一点。
站在离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起始点已有20年的今天，我们对于这场讨论的社会历史意义，可以有一个比之于讨论当时，更为理智和宏观的审视。从理智上说，我们早已经不必为检讨这一讨论“群情激动”；从视野上论，我们在20年延展开来的变化社会内蕴审度上，则形成了政治思维之外的经济观念、文化意欲、学理视差。与讨论进行时拉开的20年距离，构成了我们反思的开阔空间和论域。
正是这种机缘，我们策划、组织了一次传媒行动。由《粤港信息日报》支持，我们邀约对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感兴趣、同时又愿意对这一讨论所蕴涵的社会历史义蕴，进行基于自己专业学术立场的思考的学者，来从各个方面对这场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吻合的准理论行动，加以分析、论道。
这一意图，决定了各位作者所写文字的切入视角，既不是完全理论的，也不是完全实际的。这与当初真理标准讨论时的情状是内在一致的。在理论与实践的边缘上，也可以说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交叉点上，对这场讨论进行再检讨，是最适宜的。这样，既可以再现这场讨论的历史义蕴，又可以深思这场讨论的实际影响与当下意义。
因此，作者们的文章，总体上讲都是对这一讨论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同时检讨。围绕的中心是，这场讨论促成了中国人告别经学时代，走向现代社会。告别经学时代，即告别一个社会治理者以某种教条主义的态式压制思想自由、以一付掌握了经典权威的姿态统治社会、以全知全能的控制方式约束社会生活的时代。走向现代社会，即走向一个统一权力受到有效约制，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得到充分尊重，每个公民都可以以“权变”的方式在各种生活遭遇中自主地抉择的时代。中间，则有三类文字：一是直接讨论那场“讨论”的。这对于经学思维的“破块”，不无启发作用。二是从这场讨论所具有的政经蕴涵上，进行的再思。从小农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变，从集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迁移，从人治状态向法治社会的迈进，从集中控制向宽松自由的转化，是这类论述的主旨。三是从各种具体的社会领域视野对真理标准讨论20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艺术问题的变化，进行的描述与解析，旨在揭示变化社会各个方面20年来的渐变状况。最后，则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一些对本书所言所道可资理解的回忆、访谈、座谈纪要及20年理论讨论大事记。
从文章来源上讲，本书大部分文章是在《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改革开放20周年专刊“与真理同行”所发表的作品基础上，经作者再次修订、扩充后，编辑而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文章则是编者考虑到“与真理同行”组稿时的仓促，另外约写的。该专栏曾在国内读书界引起广泛反响。现编辑成书正式出版，以利读者进一步的阅读与收藏。
当初，“与真理同行”专栏得以按策划者意图实施、刊布，一方面，要感谢《粤港信息日报》有关领导的大胆支持与大力部署。同时，则要对完善策划、以及组稿、编辑的有心人士，表达我们的谢意：袁伟时教授是其中应当特别提出来的一位。他从约稿到出版，费心费力，令人感动。当时准备加盟报社的魏甫华硕士，也贡献甚大。何清涟、陈少明诸位四处为之联络，自当铭记。念及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乃是学人应尽之责，我们对应约参与到我们策划的这次讨论中的各位学人，就不见外致谢了。
本书所收文章，大都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穿透力，以及较为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与未来走向的人们，相信会在本书中得到启发。
当然，对于我们所论的话题，反思将会是不间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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