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治人物鼓荡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狂躁运动，终于可以由思想家接手过来，放到书斋里，装入大脑中，反复推敲，冷静批评，为其做历史的定位。于是，不论是激荡人心的社会主义，或是面目不清的资本主义，不论是自由、民主、平等一类的政治理念，或是革命、造反、改良一类的行动方式，都经由思想家的过滤，去掉涂画在上面的意识形态杂质，还其反映一定社会内含的学术概念、分析社会的学理工具之本来面目。这样，使我们免除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想到某个政治概念，心理就发热、行为就冲动，就要打倒、就要批臭、就要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可笑与幼稚。思想家所做的这种工作，正是一种洗涤狂热，使我们返之于冷静和理智的工作。
德裔英籍的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是从事这项工作中声望卓著的一位。还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他便以自己对人类社会时代变迁的洞彻性观察，对二十世纪进行富有社会理论色彩的总结与分析。从而，写下了篇幅不大，但脍炙人口、极富启发的《欧洲革命之反思》（汉译名为《新欧洲四论——寄到华沙的信）。从书名上可以看出，他的这本书是仿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伯克《法国大革命之反思》而作的。两本书的基本意图是相同的：都是要对一场以高尚的名义展开的、规模浩大的社会震荡，进行根坻上的批评。在一片赞扬声中，对人们进行精神镇静，使人们能够较为平静地对待社会的大运动，不至于再发生此类情况时，盲目地卷入其中，以至于还在不明所以之时，便丧失掉一切。两部书所作的时间，也都是在一场社会剧烈的震动刚刚结束之时。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者或批评者可以保有一种亲临现场的优势，以历史亲证者的身份，为后来者提供一份宝贵的理智运作记录。不致于使我们这样的历史遗产继承者，对历史有一种无法克服的隔岸观火感、或隔鞋搔痒感。为我们具备起码的社会理智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条件。当然，比较而言，达伦道夫的洗涤狂热，更具有一种切近性。这不单是指他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在说话，更主要是指他对一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我们生活的当下才宣告结束的社会动荡，有一种时事之外和一般人身经历之上的独到评论，满足了我们必有的切肤痛感后去痛定思痛的现实要求。
经他的提点，我们觉悟到，在二十世纪中鼓舞了大多数人的神圣观念，导致的却是与我们的想象完全相反的封闭社会与人身奴役。那些越是令人激动的观念、越是使人狂热的“革命”，越使我们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失败与绝望境地。在这个意义上说，越狂热便越可怕。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或许可以算是一个注解。对于人类来讲，没有比彻底解放和自做主人更令人激动的了。但是，越高的许诺越难兑现。越崇高的事做起来越容易陷入卑劣。一种对人而言不得不崇高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充满了强制和镇压的社会。传统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单一所有制形式、僵硬的计划模式、崇高至极的典范推广运动、以及对多元的断然拒斥，所导致的社会悲剧，已为我们耳熟能详。狂热已使我们偿付了高昂的社会生活代价。
说到这里，您也许马上会把达伦道夫视做一个反社会主义竭斯底里的人物。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的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比社会主义来得优越。也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取代社会主义。其实，只要是一种体系化的东西，就意味着封闭和奴役。因而，他呼唤一个可以使人类正常生活的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狂热和盲目的冲动降到了最低点。暴力和强控成为社会生活的多余。人们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和平地交往、以非暴力的方式改变政府的制度，形成真正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人们也可以让供应与需求两股力量自由地发挥作用，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当然，人们还可以根据分工或趣味以及其他理由，建立有益于保卫公民权益的多元并存的自主团体，使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公民社会与有组织化地运用权力的政府良性互动。唯有如此，社会才可能提供给人民以真实的权利与自由。无疑，这比任何专门激动人心的乌托邦，要值得期望得多。达伦道夫的这一陈述，比起一些以八十年代的社会变局来论证某一主义的大失败、或某一主义的大胜利的论调，不知要高出多少。这是一个持真正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理论家才会有的平情之论，也是一个洗去了狂热、保持了冷峻理智的理论家独有的思想优势。
从当代史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亲近感来说，达伦道夫的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人，应该说更有一种历史启示录的意义。在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以种种使人狂热的政治理念，激动人心，搅扰社会。民主、市场、公民社会一类的现代理念，离我们远去。因而，秩序、进步、安宁也就与我们疏远。我们忙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盯着“社会主义的草”、强调“狠斗私字一闪念”、以为“穷得光荣”。结果，不但社会生活乱糟糟，而且，个人的起码尊严与自由也得不到保障。扫除了狂热的阴霾，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才醒悟狂热与激情本身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理智的思考与冷静的筹划，才能给我们显示出一条真正民主、社会发达与自由、安宁、和谐的进路来。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史，不能不说是对达伦道夫论点的一个佐证。而他在书中对中国表示的期望，也证明了一个自由思想家的先见之明。
（《新欧洲四论——寄到华沙的信》，拉尔夫·达伦道夫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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