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之先生走了，在SARA肆虐中华的当口。
他身体素弱。刚考上燕京，就像当时所有营养太差但思虑过深的青年一样，在结核的肆虐下吐血。之后前习不改，依旧苦学苦读，终于，孱弱的肺经不住过量的用脑──他走了。
直到1980年，在获得平反的前右派们一个个成为抢眼的明星时，知道李慎之的中国读者还相当有限，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动笔。他谨守着的角色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副院长，是一名中共的意识形态官员──这个岗位，据他自己解释，是按照党的需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为新政权而奋斗的年代，他是豁出了性命去宣传、奋斗的；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本着执政党党员的党性克尽职守（那个年头唯一可看的大小《参考》都是他的成果）；到了邓小平时代，他褪去了青年人的激情与轻信，带着成熟的智睿和深深的忧虑，依旧以专家身份，在决策的最高层帮闲。
他依旧没有动笔，无论是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还是“清污”、“反自由化”等闹剧之后。直到后来读了他对王若水的悼念文字，我们才知道，这位博闻强记、思路清晰、下笔干净利落、还曾是几代领袖爱将的才子，那一阵其实已经快要摆脱掉他“先进工作者”，一贯“模范”，“很有党性”的身段，把该讲的讲出来……但还是顺从积习，选择了沉默。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心中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
但人还在，心未死，观察与思维无法停止；终于，到了1999年，在他亲历了新领袖极度夸饰、花钱如流水、只有极权者才爱玩和完得起的五十年庆典后，《风雨苍黄五十年》问世。以历次庆典目击者和国家磨难亲历人的身份，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李慎之痛斥当道“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痛斥“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不知后悔”，痛惜对难得的历史机遇“视若无睹，轻轻放过”；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政治改革的步子却依旧不肯迈出。
文章一出，全国大哗、世界大哗。外边的人为中共体制内又出一个异端叫好；里边的人，曾经和他一样自豪过、热爱过、疯狂过、被摧折过、痛惜过、继而依旧怀着无法扑灭的对“自己的党”热切期待着的同志与同胞，则感到深深的鼓舞与震撼。党史、国史千秩万卷，不曾有谁把大家心头的憋闷与愤恨说的如此令人折服，如此简洁、明澈、痛快淋漓。
那一年，他76岁。或许痛惜为党业浪掷过多心力？或许已经感到来日无多？他开始甩去绊羁，以独立的身份，发表独立的见解，“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2）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
没有人知道他被打成右派而遭受的磨难，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再次“犯严重错误”面对的煎熬，在他奋笔疾书的最后几个年头，李慎之无暇顾及这些“遗闻逸事”。他要以他做革命战士和“党的宠儿”的历练，说出中国最深刻的疾患，和刻不容缓的救治。
他先向“封建”这个被说成中国一切不幸之渊源的冤大头开刀。中共元老李维汉弥留之际特意求见邓小平，提出文革悲剧源于“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得到有改革意愿的邓的首肯。这里的封建，谁都知道，指的是“无人能制约毛泽东”。
把绝对权力归于封建，李慎之不同意。他辩称秦始皇称帝之前的封建时代，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为灿烂博大的时期。造成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乃至后退的，不是封建，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上的专制与极权。
他举出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以皇帝老子‘予一人富有万方’的威严，在计划经济和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实施“权力通吃”。
不仅制度，更在于精神；不仅领袖，更在“子民”。而国运前景之可悲，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在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里，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他痛切告戒有志学子：滥用“封建”这个词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
概念廓清的同时，他历数专制与极权如何给“新中国”带来的灾难。细察他的著作，李慎之从来不用“某人”或者“众所周知的原因”等等小小的躲闪来保护自己，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是秉笔直书。他感叹“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他痛惜任何革新的萌芽，“皆因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
怎么办？他以曾经革命、并靠革命取得了政权的胜利者的身份坚决否定革命。中国不能不变，但只能缓变、渐变、和平演变。大家觉醒，戳破谎言，争取“说真话”，并“从小处着手”做，在实现制度民主化过程中，完成子民公民化。
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他走了，这位大声喊出并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正是我们此刻想对他说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4/2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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