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李立三,尤其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许多研究也比较客观,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总觉得仍有某种偏颇、缺失与不尽人意之处。如老是走不出苏联斯大林时期发明的“路线斗争”模子——既然大家都肯定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并习惯上称“路线错误”,那么就想当然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确立另一个“正确路线”及其代表。这种习惯意识不仅为过去岁月的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造成了李立三政治生涯的坎坷和悲剧;而且在批判了个人崇拜的今天,无形中仍然在抬高子虚乌有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仍然在矮化李立三和夸大其错误。所以关于李立三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这一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没有什么疑问。但是这一结论既不表明李立三个人没有错误和责任,也不表明这条“错误路线”推行之时,必然还有另一条“正确路线”及其代表在并行和抵制。遗憾的是,这后一种想当然却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具体说,就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教育,给人们形成的认识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始终坚定地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不断地抵制乃至反对“立三路线”。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过质疑,90年代有学者甚至认为该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应为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2]仔细浏览和分析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其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学术界却很少有人将这一研究成果应用或引申到“立三路线” 问题的研究上。换句话也就是说,人们一直在孤立地研究这两个问题,尽管各自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观点已完全改变,但与二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之关系等的观点和立场却依然照旧。所以1999年初,当原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主要以苏联学者А•М•格里哥里耶夫著作提供的论据,批评“长期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总是把毛泽东作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加以描述。而毛泽东本人,也总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对李立三大批特批”的现象时,[3]立即就遭到了据说还是李思慎好友的张培林的抨击,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4]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实际不仅苏联学者,而且已有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月-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一个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5]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亦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我们即使从已经多方修改的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时期的著作来看,不仅没有或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特定概念,也没有或找不到任何字句包涵了这层意思(只有诸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样一些概念和意思,它们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本是两码事,而且也不是毛泽东首创;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甚至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方针)。[1-2]相反,学者们却举出了大量的毛泽东没有脱离所谓“城市中心论”思想束缚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前述张培林是怎样为毛泽东辩护,极力求证这一时期毛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和怀疑抵制“立三路线”,并说别人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这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领导创造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4]稍微查一查和想一想,就可知悉这段论证的原文引述和论证逻辑很成问题。一是在这段论述中“明确指出”后面有两段话都用了引号,似乎是说这是毛泽东的原话。但一查才知作者此处实际上是很不忠实于原文的“意摘”,“毛选”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没有这两段原话,而且根本就没有“以乡村为中心”的字样;其中只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几个字与原文相符,可其中的“最”字还是编入“毛选”时加的。[6]而论据错了,“前提”错了,后面根据这错误的论据和“前提”的推论也就不成立了。二是后面的“推论”跳跃性很大:即使假定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已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但也只是作者开始所说的“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可作者笔锋一转,作为“前提”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立即就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已成现实——变成了“正是在”“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如何如何……

  接着,张文又逐一分析了李思慎所持的当时毛泽东并不比李立三高明和正确的五个依据。但他除了几乎每一条依据都无法否认或无奈地承认“这是事实”、“确实如此”外,拿不出任何第一手资料加以否定,只能出具第二手的诸如史沫特莱后来记载的朱德的回忆乃至美国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1967年所著《毛泽东》的没有确切出处的有关论述资料。张氏自己也承认,“朱德是当事人之一,似有不够客观的嫌疑”,故说就引了美国教授的论述来避嫌,似乎说洋人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张氏难道不知道,美国教授又不是历史见证人,没史实支持的史家之个人观点怎么能拿来作证据?

  当然,这里所举个案有些极端,但却比较典型和颇具代表性。国内政坛乃至学术界,在阐述毛泽东与“立三路线”关系时的贯常思维,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演绎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是真正不合历史实际的。

  特别是,笔者个人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自然路径”,而不是“预定战略”。就像后来工农红军是被迫北上抗日的悲壮,而不是以往失实的名曰“伟大战略转移”的高调一样。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曾有不少先在农村建立较稳固根据地的先例(或叫大本营、老巢等,毛泽东不就说共产党人也是被蒋介石“逼上梁山”的吗)。因为中国的历史环境与欧洲不同,城市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统治者统治力量最坚固的地方(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城堡建在乡村)。所以中国农民要革命要造反,其“自然路径”只能先在农村积聚力量,“占山为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然后才能去取州府、捣龙庭……这都是些历史常识。与历史上不同的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指导,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这种自然进程曾被中断,在力量尚不具备的时候就去攻打大城市,导致损失惨重。而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一后果是不能由某一个人来负责的。因为当时全党全军是一致的——从循“自然路径”,到改变路径遵“城市中心论”,最后再回复到“自然路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人事先“预定”过,都是历史的客观进程。如除朱毛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外,其他互不统属的几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比较封闭、隔离状态中斗争的海南琼崖革命根据地,大体都经历了与之相似的客观历史进程。[7]以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此在文字上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从而才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比较系统化的理论或思想。很显然,这个理论或思想中也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已有学者作过研究,周恩来、邓小平等不少中共领袖,都曾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出过探索和实践。[8-9]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立三路线”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二者在时间上不是一种并行关系,而是一种有先有后的完全替代关系。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李立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过有一个新的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估。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对李立三个人的评估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平和的。可一旦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兴起,人们将功劳、成就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在突显其一贯英明、正确的同时,也突显和夸大了他人的失误,甚至视为蓄谋反动或故意破坏。因为苏联30-40年代有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斯大林英明正确,从而导致李立三在苏联遭受15年的批判、审查乃至开除党籍和坐牢,九死一生;40年代中共党内尚无个人崇拜,故特将李立三请回国并以非党员身份被选举为中央委员;5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个人崇拜的苗头,故毛泽东自己就带头将李立三视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之一,不过这时尚无造神运动,李立三还能正常工作与生活;60年代中期,大规模造神运动爆发,对李立三这样的“死老虎”就是灭顶之灾,从而结束了他的坎坷人生。回顾历史,我们能否稍微像宽容、谅解毛泽东晚年错误那样,进一步去公正评价和理解李立三和“立三路线”?

  注引:

  [1]贾蔚昌:《再论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兼评十年来的讨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范龙堂:《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形成的再认识》,《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02年第2期。

  [3]李思慎:《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4]张培林:《胜利之路为毛泽东作证——与<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一文作者商榷》,《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5]祝彦:《评陈独秀与“立三路线”的分歧与争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7]唐若玲:《土地革命时期琼崖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8]刘焱:《周恩来也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先驱》,《南开学报》,1994年第1期。

  [9]黄林毅:《邓小平在广西领导革命斗争期间对“城市中心论”的抵制和斗争》,《桂海论丛》,1996年第4期。

  骆晓会(1954—) ,男,湖南宁远人,株洲师专历史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和中苏中俄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