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危机中的崛起

——关于女性个人话语批评的反批评

  在中国,身为女权主义者并且敢于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寥寥无几,哪怕“女权主义”已逐渐被“女性主义”这样一个温和的字眼所取代。由于数千年的被压制和数十年的被忽略,女性问题在中国至今成不了“问题”。奇怪的是,这样的社会却孕育了几位真正的女性写作者:陈染、林白、海男、赵玫,经由她们发展壮大的女性个人话语是90年代中国小说界的奇葩,一时之间令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男性写作者和他们所操持的话语黯然失色。

  女性个人话语指的是以女性的个人立场关注女性的个体生存的文学话语,它的形成对于竭力要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桎梏的中国小说的意义常常被导入一个误区:许多述评文章都称之为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叛力量,包括林白自己在《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一文中也说:“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之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其实仔细察看一下,不难发现“男性话语霸权”只不过是些虚幻的一触即破的泡沫,真正的覆盖物从来都是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话语。翻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剔去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成分,它们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要为这种话语划分性别,那么毋宁说它是一种雌雄莫辨的阴阳人话语,惟其被意识形态硬壳磨去了性别,它才显得阴阳怪气,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残暴专制的父亲,由此虚构出“男性话语霸权”这样一个假命题。

  阴阳人话语的大行其道自有种种原因,最根本上的一点就是日常意识形态对个体生命的剥夺。没有个体,何谈性别?实存的非个体成了精神上的被阉割者,被阉割的人只能生产被阉割的文学,于是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面对一个文本,读者无从分辨叙事人是一个还是一群——每一句话都戴着“我们”的可疑面具;是男性还是女性——曾有多少人把这当作对女性写作者的褒奖:“大气,看不出是女人写的。”又有多少女性被类似的褒奖欺骗着向一个子虚乌有的男性话语的标准看齐,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也就在这个巨大的骗局中渐渐遗忘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被压制在话语系统最底层的女性也许不是最早的觉醒者,却无疑是最成功的反抗(意识形态话语)者和践行(个人话语)者。窒息着中国小说的意识形态硬壳上的第一个透气孔便是由上述几位女作家率先捅破的。随着“女性私写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随着女性个人话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中国小说界终于可以宣告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话语——再不是“借鉴他人”的。并且不管他们愿不愿承认,作为先驱者的女性个人话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作为同盟军的男性个人话语。正是屡屡被男性指责为封闭、狭隘、自恋的女性才能够较之男性葆有更为完整的原生的自我,并在坚守个体原生态的立场上充分壮大堪称怪异的艺术感觉,最终发展出从意识形态覆盖下崭露头角的女性个人话语。

  女性话语并非男性话语的对立物,相反,这二者面对着共同的剥夺者:意识形态话语,并因此而统一在个人话语的阵营里。个人话语对意识形态强权的彻底摒弃就体现在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探讨表达个体差异的多种可能,作为众多可能之一种的女性话语也只有在这个阵营里才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意义,即成为一种具备女性特征和女性意识的个体表达。惟此才能避免“女性”成为另一类型的意识形态,才能避免女性在找回性别之后又坠入另一个“类”的泥淖中。若是仅凭字面意义把它当作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叛,非但定位错误,甚至还会落入意识形态话语的圈套之中:将那些以女性话语书写的文本指责为“玩弄男性”的自白书。

  于是女性个人话语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既要以一种有别于男性的立场和方式表达个体差异,又要承受来自意识形态语境的指责和非难——这往往是以某种价值批评的面目出现,包括道德的(“玩弄男性”的反道德)、群体的(“自恋”的脱离群体)、种族延续的(爱与死相联的非生殖目的),等等。于是也就可以发现,女性个人话语与女性个体生存的困境是如此的契合,以至于要考察女性个人话语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女性个体的生存境况。

  话语最有效的功能之一即是揭示生存真相。本文以上述四位女作家的四个长篇——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坦言》——作为考察女性个人话语的切入点,从中也足可窥出女性个体生存的各个界面。在这多棱镜般的生存界面上,最为触目惊心的便是女性个体生命所遭受的深切的精神裂伤,她们的裂伤比起男性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体验,从而构成为许多男性所忽略的女性生存困境。

  性别与自我的分裂。这一分裂的实质是传统(对女性角色的规定)与现代(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冲突对女性个体生命的撕裂。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以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凸现出女性生存中最为坚固的枷锁:爱的重负。这重负来自谶言般的族训“爱是永恒的忍耐”,忍耐、牺牲的血脉和坚强、独立的意志从两边撕扯着女性,无论作出何种选择,爱情和幸福总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而问题的深刻症结在于,传统把忍耐和牺牲视作女性理所当然的天性,女性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规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爱的十字架,自己把自己放置在被撕裂的困境中。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以一种合乎传统的道德和情感自律艰难地维护其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撕裂的体验甚至达到了郁结于胸无以排遣的地步。可见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深入血液的东西,女性作为个人与作为女人的分裂已经内化为自我与性别的分裂,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性别与外界的分裂。陈染的《私人生活》关注的已不再是性别与自我的分裂,相反,性别与自我在她这里是高度一致的:女性的世界就是自我的世界,女性即意味着私人与个体,意味着理解与爱;外部世界则是男性的,男性即意味着强权、专制和侵犯性(实际上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男性)。倪拗拗自小就经历了以父亲和t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世界的骚扰与剥夺,所以致力于寻觅具备和她一样的女性气质的伴侣,母亲与禾自不必说,尹楠也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但当他身上的男性气质胜过了女性气质时,她的选择就必然是离开他。性别与自我的同一使得女性的自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随着母亲与禾也先后离去,倪拗拗虽然再也无法从他人处即外界获得对女性的认同,却仍有一个强大的足以抵御外界骚扰与剥夺的内心世界,返回自身便意味着得以固守她的女性气质,因此性别与外界的分裂也就是自我与外界的分裂,是个体生命与意识形态强权的对立(亦即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共时态形式)。但是这个“残缺的时代”不容许异己的存在,企图用一个恶毒的称谓“精神病人”来抹杀自我的合法性;事实上,正是时代的残缺给敏感的个体生命留下了无法抚平的精神裂伤。就本土而言,这一对立几乎是导致一切生存裂伤的根源。

  性别与抗争的分裂。置身于现世的个体生命要越过沉沦的深渊,就必须不断地抗争,但如果抗争是以遗忘性别为代价的,那么作为对性别尤其敏感的女性,她将何以又何处安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在一位女性成长的心理过程中表达出这一忧虑:幼年的林多米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表现在她的自恋情结上,少女林多米在反抗剥夺中因一念之差而失足也遗忘了自己的性别,青年时期刻意逃避她的性别却处处发现女性在现实生存中的劣势,成年后终于想要找回性别于是奋不顾身地投入爱情之中,却再一次地以现实的失败和倍受性别之苦(包括流产)告终;而林多米一再害怕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也隐含了对性别失落的恐惧。严峻的现世生存对性别意识的磨灭,女性是深有体会的;但在生存抗争中的性别失落却是一个相对隐蔽的问题,也曾经是女权运动的痼疾——在中国风行半个世纪的男女平等也不过是停留在这一阶段。“一个人的战争”就是女性个体生成的战争:既要同磨灭个体和性别的现世生存战斗,又要同生存抗争中的性别失落战斗。这场战争也便因此而负有双重的任务:颠覆和建设。

  性别与爱情的分裂。对于一个不受传统束缚也未经意识形态污染的个体生命,爱不再是重负,而是轻飘的生命赖以维系的引线甚至是赖以飞升的翅膀。但实存中的爱情对于女性远非如此一清二白,海男的《坦言》敞开了女性个体对爱情既渴望又恐惧的两难困境。关于模特征丽的四个爱情故事展示出的却是一个美丽的女性生命在窒息个体的爱情中死去的过程,爱情的另一方总是试图占有、剥夺女性个体生命的一切,包括肉体、情感、思想及社会对她的承认,在这种剥夺式的爱情中女性便成了另一性别的附庸。为了逃避这种被占有、被剥夺,征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但与死亡相比,活着必须承受更加痛苦无依的生命:在征丽丰富的爱情经历中却没有一位男性能够给予她足够的爱。情感的贫困几乎是女性的天敌,但这本应成为优势的性别特征却反过来成了女性的威胁,成了女性最为致命的痛处。于是对女性个体来说,实存中的爱情非但不能够成为生命的引线或翅膀,反而加重了生命的无根状态和破碎状态,爱情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剥夺,爱情与性别的裂伤便成了女性个体生命最深处的隐痛。痛苦深入到生命的最深处为女性彻底看清自身的困境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爱情这一最后的安身之处的丧失,再也无路可退的女性就势必要开始考虑反抗和颠覆的可行性了。

  话语与生存的互动关系使得女性个人话语必须面对与女性个体生存相对应的困境。这其中属自身固有因而也较易澄清的便是传统审美与现代意识的冲突。这在赵玫的写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她在女性个人话语群体中是一个过渡者,是一个已经具备现代意识又深受并且难以摆脱传统审美观束缚的写作者,在她的小说的结构上和叙述中随处可见传统的审美观如和谐的影响,于是冲突不仅存在在于小说所叙之事,形式上的和谐与内容中的撕裂构成了更大面积的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在表达中远比在生存中隐蔽得多,甚至是以文本的艺术张力的面目出现的,在无形中遮掩了这一冲突对拓展女性个人话语的思想视野的制约性。所以话语除了要为生存去蔽,还必须为自身去蔽,这又离不开生存中的个体觉醒,话语敞开生存真相(话语真相亦是生存真相之一种)并使之进入公众(包括男性和女性)视野,反过来,生存中的觉醒也增强、壮大了话语的清算和批判力量。由这一隐蔽冲突也可看出女性个人话语在强调女性立场的同时仍需坚持“我在”立场,亦即现代(“我”)暨本土(“在”)立场,传统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撕裂只有在本土语境下才具有对女性个体生死攸关的意义,才可能构成女性个人话语的极为重要的表达内容。

  既然女性个人话语所持的立场是“我在”,那它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就是不言自明的,但由于后者在多篇批评文章中均打着“外部世界”的幌子,例如有篇批评文章问陈染“是否应该在自我的精神家园与既无奈又精彩的外部世界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此类质问在对女性个人话语的批评中带有普遍性),这就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尤其在本土语境,“外部世界”几乎就等同于“社会”,因而具有难以抵挡的道义力量。可是,如何界定“自我的精神家园”和“既无奈又精彩的外部世界”?难道在现世生存中还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封闭、丝毫不受外界影响的自我吗?难道现世中的个体还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最私人化的感觉和思维领域,无不若隐若现地显出意识形态的影子吗?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并非过于封闭的自我,而恰恰是缺乏独立的自我。现实中纷乱交织的各种话语的改写力量之强大,使得身处其中几乎就意味着被改写;文学也同样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强权下失去了曾被它视若生命的个体性——文学与艺术本来就应该是个体与外界的张力的产物,所谓“愤怒出诗人”即是其直白的宣告——因此文学的当务之急是找回并且守住“自我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诚惶诚恐于“既无奈又精彩的外部世界”。而且守住自我并不意味着与外界“脱轨”,恰恰相反,“我”于“在”中生成,个人话语也必须在意识形态语境中生成,但这一生成不是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而是从灾难最深处诞生的反叛力量,批判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个人话语天生的使命。弄清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刚才的质问,如果其所谓的“保持一定的张力”不是指二者的同流合污,那就根本是一句废话。

  女性个人话语的自恋姿态(以林白为最)则是女性返回自身的直接后果之一。私人性经验是对意识形态话语中无名无姓无差别(当然也无性别)的公共叙事的颠覆,以个人的感性经验进行的书写也使之对生存真相的探讨更为切身。在这种私人叙事之中,女性个人话语从各个角度凝视自身,恰似揽镜自照,细细咀嚼身体的每一寸感受,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感。从源起上看,自恋隐含着个体与外界的张力,但这种张力是否足够形成对外界——意识形态的批判?浅表化的理解是,身体的感受是原始的、鲜活的、真实的、较少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因而天然就是刺入意识形态外壳的锐利武器;而女性身体特有的敏锐感受使她们能够很容易地获得一种区别于男性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尤其在表达生命的原初体验(如性爱、死亡)时更以独特怪异见长,形成私人叙事的重要标识。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解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如前所述,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体生命的侵蚀甚至已经进入到最为私人化的感性经验中,那么用于私人叙事的感性经验就必须是经过清洗的感性经验,是包含了精神因素的身体性之“思”,才能避免向身体本能的倒退,才能建立起足够的精神张力,锤炼成真正锐利的批判的武器。这种经过思的清洗的自恋姿态才有可能抵御生存和话语中的性别失落。女作家们天生与众不同的艺术感觉使她们很自然地就捕捉到了感性经验并将它用于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但缺乏了思的批判却往往要落入被对方反批判的尴尬处境。

  海男的《我的情人们》不幸就落入了这种尴尬之中。这个长篇采用了一种更为本能的生命表达,却因此给了意识形态批评(主要是道德批评)以发难的口实。诚然个体生命表达天生就是反意识形态反道德的,而且道德发难之辞不值一驳,但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究竟个人话语要对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对抗进而形成批判的力量,还是反倒成了现成的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对象?既然女性个人话语是在感知着女性个体生存的困境中生成壮大起来的,女性个体生存的精神裂伤就应在被日常意识形态话语所麻木了的、遮蔽了的甚至湮没了的感性经验中获取形式的强力。如前所述,找回个体与外界的张力恰是个人话语的立身之本,既然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封闭、丝毫不受外界影响的自我,女性个人话语就更得自觉地与外界进行更彻底的对抗,而这种更彻底的对抗仅仅通过身体性的本能表达显然无法完成。这种身体性的本能当然不应仅仅是原始的本能,而是深具自我与生命的彻底性的本能,是在女性个体生存的深隐结构之中的深在真实的本能,那么就要找到被传统意识形态所忽略、扭曲、抹杀、湮没处发起真正的女性个体生命本能的突围(思—批判),才是可以公然嘲笑、讽刺、批判并超越所有价值、道德体系的本能,然后这种独具深刻的真实性的本能世界才可望在生存的层面上获得艺术的合法性。

  当女性个人话语的思—批判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它在反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遭受来自意识形态语境的反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这些指责与非难多是误解或曲解,却也暴露出女性个人话语内在的困惑。诸如女性个人话语对某些读者的“难以卒读”——曾经有人专门撰文批评海男的“毫无节制的写作”,但她的小说之所以难读,并非因为太过个人化,而是个人化得不够,所以不能很好地抓住读者。艺术的个人化就意味着形式的专制,在很大程度上艺术的感染力来自形式,所以艺术需要用形式的专制来对抗意识形态的专制,以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抵销意识形态对个体生命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异化,以形式的专制的“暴力”主动地捍卫个体性的正当;艺术的生命力也来自形式,个人话语就是要在意识形态话语重重包围的境况下充分扩张、放大,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才有资格与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对抗。而无论是专制,还是扩张、放大,无不需要“思”的支撑。这思不是精神的冥想,而是与肉身体验须臾不可分的“我在的思”,是个体置身于生存之中对生存困境的体察,对生存结构的穿透,对生命本质的领悟,也包括对女性个人话语的准确把握。缺乏了这些素质,不会思的个体就无法揭开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遮蔽,个人话语也无从获得从内容到形式的强力,更谈不上从灾难最深重处的突围,进而形成对抗直到颠覆。

  缺乏富于穿透力的思是女性个人话语普遍存在的隐患。女作家们常常是凭着艺术的本能触摸到女性生存中的深隐问题,却鲜有具备穿透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多重遮蔽、将女性问题尖锐化的能力——思。仍以《我的情人们》为例,看看这个关于女性个体的爱欲裂伤的寓言是如何触摸到“性与死”问题的表层之后又轻轻滑开:拥有众多情人的苏修一样在爱情的丛林里迷惘、挣扎、燃烧,在苏修的生命中,激情的性爱总是笼罩着忧伤、焦灼、甚至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奇异的爱与死的交汇点上,女性话语触摸到了生成女性个体的关键。在传统暨意识形态语境中,爱欲只有成为生殖、繁衍的代名词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因为类的生存总是力图采取最经济即合乎自然律令的方式(如蚁群“社会”,但这个“社会”指的是组织化、秩序化,而非人化社会)来延续种族,所以必然带有反人(个体)化的特点,在这个被异化的过程中既没有个体的存在也没有性别的存在,尤其女性更是被等同于生殖的容器。把性与死相联,是对为种族繁衍而牺牲女性个体的性自主权(包括自由选择和自由体验)的反抗,是将“生殖容器”还原为女性个体爱欲的本质上的转换。个体生命的本性就是趋死的,但这是相对于类的生的趋死,是在反异化即反意识形态化中成人(个体)后的趋死,也惟有个体人才能赋予死亡以意义。但在小说里,已透出一线希望之光的女性个人话语却从“性与死”轻轻松松地滑向了“用爱情填补心灵的空白”,思的缺失使话语也同生存一样陷入了贫困之中。

  一个人说他(她)能够说的,话语的另一有效功能便是体现思的方式和程度。由女性个人话语所体现的女性之思是真正成熟的个体之思的可贵萌芽。惟有学会思并善于思,女性个人话语才能生成足以与意识形态覆盖相对抗的“浑身是刺”的硬壳,才能进行女性个人的自我的拯救,甚至推动男性个体的自我拯救。任何单向的性别解放都是虚假的,性别解放必须切实地落到个体解放上才是可行的。因此最后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女性个人话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有在与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对照和反抗之中才能找到。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生存困境是由传统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女性个人话语才能够在清算传统中生成,在批判意识形态话语中壮大。

  (此作原载《滇池》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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